冯骥才:“非遗后”时代我们做什么？
冯骥才:“非遗后”时代我们做什么？
时间：2011年11月18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
我想讲讲此次展览与活动的初衷。
这次，既是对十年木版年画普查与抢救的总结，又是一个新时期工作的肇始。为什么是一个新时期呢？
十年前在朱仙镇，也是一次国际性年画的研讨会上，我们中国民协把木版年画普查作为龙头项目，开启了历史上空前的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地毯式普查。那也是个寒冷的初冬，在中原腹地我们燃起了一代文化人对自己的文明炽烈的激情。
由是而下，整整十年。
这十年，不仅我们完成了木版年画这一项中国重大文化与艺术遗产的全面的普查、记录与整理，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还协助政府，将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存，一项项整理好，送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进入文化部国家非遗名录的有1200多项。如果再加上各省市和县级名录，至少有四五千项。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非遗，都进入了政府保护的视野。
那么，在基本完成了非遗工作之后，我们就大功告成了，不再管它何去何从了吗？
当然不是。应该说，我们进入了“非遗后”的时代，即完成了非遗认定之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政府方面的责任是很明确的。凡是被认定为非遗的都是国家财富，都在政府保护职责范围之内。政府保护的依据是今年全国人大颁布的《非遗法》。
那么专家学者知识界做什么呢？我提出四个方面的工作，供大家思考。一、科学保护；二、广泛传播；三、利用弘扬；四、学术研究。
一、科学保护。政府虽是遗产保护的责任人，但政府怎么知道保护什么和怎么保护呢？这便需要我们提供具体的保护范围、标准和方法。没有具体的保护范围、标准和方法，保护工作就会陷入茫然乃至落空。这便是“科学保护”根本意义之所在，我们要帮助政府做好这些事。
二、广泛传播。遗产的最高价值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生命。在社会转型期，如何使这些重要而美丽的遗产得到广泛的共识并共享，乃是我们的重要工作。
三、利用弘扬。这个工作便是怎样将遗产中的精华与当代生活和文化融合起来。延续历史脉络，充实当代文化。历史文明是一个文化大国之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之本。我们利用与弘扬的终极目的主要是精神性和文化性的。
四、学术研究。最后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专业上来，就是学术研究。
必须强调，非遗是个时代性的新概念。在这个领域里，理论大大落后于实践，落后于田野。比如，我们所说的“非遗”，并不等同于“民间文化”。再比如年画调查，过去的调查基本是“艺术调查”，但作为非遗就远远不是“艺术调查”了，而是“文化调查”，甚至还要包括历史学与人类学调查。理论与学术的建设是逼到我们面前的工作，没有理论便会陷入盲目或乱无头绪。
民间文化其本质是生活文化，它的创造具有原始性、本源性，并有感而发，一任自然。在社会转型中，对民间文化的传承既要原真地记录，又要选择地传承。我的理念是“生活创造，文化剖析；民间创造，精英挑选”。这些想法，提供给大家在论坛中思考。
上述这些话，都在表明一个新的时代——“非遗后”时代的到来。
我们是从“非遗前”时代走进“非遗后”时代的。我们要带着往日的责任与激情，在新的时期努力使传统中华文明发出更大的魅力与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