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艾滋病防治，我们能履行多少承诺？
张之绿
自从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艾滋的话题便不再与中国无关;当近十多年来艾滋病以惊人的速度在民族地区传播时，艾滋的话题也不再与少数民族无关。
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以下的事实可能是陌生而令人惊讶的，但它却是真实而不容忽视的——只占我国总人口8%的少数民族，在艾滋病感染者中的比例却高达36%，少数民族已成为受艾滋病伤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而云南、新疆、广西以及四川、贵州等民族聚居地区则成为艾滋病高流行区和重点监控区。艾滋病，甚至使某些民族村寨出现门户萧疏的景象，使某些民族的繁衍发展受到挑战。
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在今天——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来重申民族地区艾滋病防治的意义。
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承诺是容易的，而履行是困难的，尤其是对于艾滋病感染者这一“边缘群体”，“履行承诺”不仅考验爱心、耐心、责任心，也考验政府的智慧。
民族地区之所以成为艾滋病高发区，固然与其地处边疆而毒品泛滥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也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贫困、文化素质低下有着内在关联，有的甚至某种程度上与民族个性、风俗相关，如四川凉山彝族重人际信任、实行父母包办婚姻等，都大大加速了艾滋病在彝区亲朋好友间的传播。地域性、民族性的交织，使民族地区的艾滋病防治较城市而言更为艰巨复杂，也更考验着政府的防治之道、管理之道。
近年来，有关部门不断组织专家就民族地区的艾滋病传播与防治展开调研。在所有的调查分析中，不可回避的首要议题就是预防艾滋的宣传教育问题。而这，恰恰是当前民族地区的薄弱环节。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只使用本民族语言，汉语文能力差，不能通过主流媒体了解艾滋病知识;有的民族地区电视、广播普及率低，即便懂汉语也很难掌握相关知识;而在中小学校中，针对青少年的这方面教育也是缺位的。
尽管这几年民族工作部门开始有意识地制作少数民族语言的艾滋防治宣传手册和招贴画，如云南将傣文、景颇文、哈尼文、苗文、佤文等6种少数民族语言编印的艾滋病宣教资料向德宏、西双版纳等艾滋病重灾区免费发放，但是，与城市里有计划、有组织、多渠道的宣教活动相比，这种单一的、不定时的资料发放无疑是欠缺力度的。
当然，也有的民族地区在摸索符合自身民族特点的防艾宣教方式，如四川凉山编排彝语艾滋题材戏剧《噩梦初醒的山寨》，在彝区巡演;宁夏回族地区宗教人士在主麻日讲演“卧尔兹”时融入防艾知识;四川阿坝羌族运用释比文化的方式讲解防艾知识……这些运用文化或宗教的手段来进行宣传教育的方式，或多或少起到了破除蒙昧、树立新风的作用。只是，这些非日常性的活动对于艾滋人口快速增长的民族地区来说，仍显得太少。
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缺乏组织性、系统性和计划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的是政府对艾滋病防治的责任意识不强。有些地方政府把艾滋病防治仅视为公共卫生问题，而没有上升为一个关乎民族地区经济、政治乃至民生、人口的社会问题，因此无论是资金投入、人员配备、组织建设上都难以与当地艾滋病疫情监测、宣传干预、治疗关怀的形势相匹配，使得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趋势加大。
鉴于民族地区艾滋病防治的严峻形势，有专家提出，对艾滋病高发地区，应实行行政领导问责制，将防艾工作纳入政府的目标考核体系并实行一票否决，督促当地政府履行职责。同时，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逐年加大防艾经费投入，在艾滋病高发地区按人口比例配备防艾人员编制、增设治疗点，摸索符合当地地域和民族特点的防艾宣教模式，从而建立一套保障有序的防艾体制。而这些，都有赖于政府切实地担起责任，履行承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族地区的艾滋病防治，仍然任重道远。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