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颠覆“文学是人学”
杨泽文
2008年10月28日 更多电子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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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仅仅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人类的精神生态学；对文学史的书写，也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
在文学界，正是由于对“文学是人学”这个著名命题长期狭窄的理解，才严重局限了创作与批评的视野，以至于在作家和批评家的心目中，人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和地球的中心，其结果是我们的文学只关注“人”而缺少关注“自然”。鲁枢元因此提出“要走出，也要回归”。“走出”是走出文艺学与生态学的分离和对立；“回归”是文学艺术走进生态学领域，走进自然，回归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唯如此，当代文学艺术才能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出奉献。
在文学批评领域，鲁枢元是“生态批评”的积极倡导者，并一直思考的是如何让文学主动接受一种生态观念，让生态批评能够面对整个文学现象。在他看来，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和王蒙，全都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阐释与权衡。而这一文学批评范式的转移与嬗变，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不然以人为中心的日益萎顿的文学将无法获得新生。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大胆提出将“生态批评”纳入到文学批评之中，必然会改变文学批评的传统范式，自然少不了要在文学界引发争议与恐慌。毕竟这就意味着要对已有定论的许多文学作品进行生态角度的“文学重审”，其结果会出现“减值”与“增值”的现象。如此一来，整个文学史就必须重新书写，这种“无奈”与“无情”，显然会让许多人惊愕乃至抵触。
然而，惊愕也好，抵触也罢，最终还得接受。毕竟用生态学的观点审视和探讨文学艺术现象与规律，这表明我们是在醒悟，是在真正选择更有希望的前行之路。要知道，人类在近300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犯下的最严重错误，就是过度的掠夺而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以致酿成了如今全球性的生态恶化与环境灾难。我们不是总说人类在发展、在进步，然而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人连呼吸、饮水、行路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行为都难以得到保障，甚至人类赖以生活的唯一家园——地球生态系统也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生态危机已经蔓延到人类社会的文化领域、道德领域和精神领域。也正因如此，生态学终将要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它将要“颠覆”的是300年来支配人类社会突飞猛进、为所欲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颠覆”同时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和文明范式的转换，即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转换和衍变。而在这一伟大变迁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学应该在挽救生态危机和弘扬生态文明这两个方面，承担起应有的重任。
优秀的批评家既是历史的评判者，也是现实的参与者，更是未来的预言者。创作与批评如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文学批评在给予作品以实事求是地评判的同时，更应开阔创作者的视野，乃至做到可能的点拨与积极的导向。作者在进行文学生态批评研究的过程中，特别就“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内涵作出了与时俱进的解读。即文学不仅仅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人类的精神生态学；对文学史的书写，也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而生态批评，决不应当只是研究生态题材的文艺创作，而应当把生态学的视野投注到一切文艺现象上，运用生态学的世界观去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一切文学艺术的既有法则，生态批评的空间才会得到真正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