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史学
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史学
常建华
2008年11月25日08:1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史学异军突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史研究的面貌。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探讨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区域社会为重点，吸收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种理论方法，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质。30年来，中国社会史学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呈现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发展前景。
异军突起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史研究，首先强调的是对于狭义社会生活的研究。马克思所概括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提出生产方式发展史模式，构建了宏观社会历史的理论模式，成为历史研究的“骨架”。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论断给了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人的生活可以指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广义的社会生活，也可以指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列的狭义的社会生活；二是与生产方式并存的应该还有生活方式，它同样可分为广义的生活方式和狭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制约着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历史研究重在生产方式研究，对生活方式的探讨则相对缺乏。但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让史学家们认识到，历史研究除了重视“骨架”，还需要补充作为“血肉”的社会生活以及生活方式的内容。于是，社会史学应运而生，并且迅速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研究领域。
立足于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进行研究，社会史学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关于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重视“问题”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初兴时，人们往往从研究对象上界定社会史，一般认为社会史是专门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并立。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史是通史，是综合史，属于整体史。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史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出现的，或表述为新史学、新范式、新视角，其中以“视角”一词的使用较为普遍，强调社会史的革新意义。视角或范式说在90年代中期以后影响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学者们开始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不断引入新概念、提出新问题，对“国家与社会”、“化内与化外”、“礼仪教化”、“国家认同”、“文化创造”、“女性声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社会史学理论上探讨的不断深入，不仅使社会史研究日益深化，也使历史学更为丰富生动，呈现出新的气象。
硕果累累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学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收获了大量学术成果。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与成果积累，一些对社会史进行整体思考的著作，如《中国社会史概论》、《中国社会史论》、《中国社会通史》等相继出版。在众多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中，以下几个方面引人注目。
区域社会史研究生机勃勃。宏观社会形态史往往忽略历史的地理空间因素，而社会史学者大多认为区域是认识历史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区域史研究更具可操作性与实际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强调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中古史领域，敦煌学一枝独秀，在区域社会文化的研究中独领风骚。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生机勃勃：华南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特色标新立异，华北研究老树新花挑战传统，江南研究继往开来寻求新的突破，徽学研究从商人到宗族再到徽文化不断出新，两湖地区近年来研究成果突出。东北、西北、西南的区域史研究伴随着国家开发与现代化建设不断加强，又与民族史、边疆史结合，自成特色。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社会史研究普遍受到重视，其中几大直辖市、古都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日益深入。乡村社会史在加强“三农”问题研究的刺激下持续进行。受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影响，研究村落社区成为新的学术风气。
社会生活史研究成果丰硕。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一系列断代社会生活史，论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婚姻史研究虽然开展较早，但以往的研究相对集中在礼法方面的论述上，缺乏对社会实态的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史研究改变了这种状况。家庭史的研究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并有突破性进展。家族、宗族的研究成果厚重，理论突破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社会风尚与民间信仰是进入民众生活世界与观念形态的重要领域，也是实践历史人类学的好场所，在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民间宗教信仰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民俗与风尚方面也有高水平的专著问世。另外，像灾荒、救济与慈善事业的历史研究也受到普遍关注。
社会史与文化史融合已成趋势。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到改革开放之前，以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为标志的宏观社会史特别重视社会经济研究，对于文化生活则有所忽视。改革开放后，社会文化研究兴起，预示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心从社会经济史向社会文化史转移，由过分重视经济变为经济与文化并重，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进而发现文化的能动作用，将文化作为独立形态进行研究。近年来的“新文化史”，因其关注民众，重视下层历史，将人的观念、心态、情感纳入研究视野，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可以说，当历史研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就会别开生面。社会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的学术潮流。
跨学科研究催生出众多学术成果。开展跨学科研究，加强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已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目前影响社会史最大的应该算人类学了，甚至可以说社会史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社会史重在研究社会生活，与历史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一些学者从习俗进入社会，重视民众观念，文献研究结合田野调查，历史人类学应运而生。此外，多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引人瞩目。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属于新的学术领域，虽然起步较晚、研究者较少，但研究起点很高，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探讨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这类从某一侧面强化整体历史研究的题目在增加。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著作。地理学与社会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新发展起来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往往包含着社会内容，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发生了“社会转向”。
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丰硕，展现出社会史研究的魅力与前途。这些成就的取得，同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力支持有关。现在，社会史学已经成为我国专门的学术领域或曰学科。经过学术争鸣，形成了中国社会史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学者们对学科对象、规范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学科建设颇具规模。中国社会史的教学、研究已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高校历史学以及社会学专业都开设了中国社会史方面的课程，出版了有关教材。若干大学成立了中国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室。今后，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史学只要继续保持开拓创新的意识，应当会有更长足的进步。
学术理念更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学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学术理念的更新，而学术理念的更新与多元学术视野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更新观念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仍是社会史学者努力的目标。只有不断培养新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进行学术创新。
以人为本的学术关怀。关注生命，把人的活动放在历史舞台的中央，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使研究长盛不衰。心态史、医疗社会史以及礼俗研究、日常生活研究、民间信仰与社会风尚研究之所以受到欢迎，就在于它们贴近民众。社会史学应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人文关怀，这是社会史学的魅力所在。
多元而又高度整合的研究取向。中国史学有对“大历史”的偏好。从社会生活切入以反映时代变迁，通过日常生活的研究来展示人类社会的演变，这是社会史对于书写“大历史”的独特贡献。因此，社会史学在重视社会下层、强调社会文化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经济与国家，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不但要重视个案研究，也要提倡综合研究，努力开辟社会史学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