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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民歌 中国人永恒的记忆

陕北民歌 中国人永恒的记忆

                               陕北民歌 中国人永恒的记忆
                                                   添加日期:2010-3-12  作者:王建瓴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不无感叹地写道:“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的,只要我们能走进陕北,能有幸走近陕北民歌,在细细领略它的无穷魅力时,就不难发现:那不正是我们一直向往并固守的精神高地和民族之韵吗?

  陕北民歌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在北起毛乌素沙漠、南至金锁关,东起黄河、西至宁夏平原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抒发着自己的冲天豪气,宣泄着自己的情感世界。通过山曲、酸曲、秧歌曲、小调、道情、信天游、二人台、碗碗腔、陕北说书、劳动号子等多种形式,用自己全部的精神、思想、情操、甚至生命,向世人尽情展示着陕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和人文价值。在这里,黄土高原广袤、雄浑中透出几分苍凉的自然环境,峁梁起伏、沟壑纵横的视觉效果,通过艺术思维的折射,赋予陕北民歌独特的地缘基因,那高亢粗犷、悠扬质朴、热情奔放的一首首陕北民歌,不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吗?

  陕北人就像陕北民歌的一个个音符,无论是牛耕的犁沟,还是农闲的炕头;无论是节日的街巷,还是商贾的路途,都会被陕北人谱写成一行行、一曲曲如醉如痴的民歌乐章。“阳坡的糜子背洼的谷,黄土地里笑来黄土地里哭”,你看那田野里、路畔上、院落里,那做工、放牧、赶牲灵的;那洗衣、挑水、纳鞋底的,竞相用民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劳作中、酒席上,甚至叫卖、哭悼,都有词有曲,令人荡气回肠,情不自禁。清末钦差、光绪帝的老师王端芬在巡视三边后写的《七笔勾》中,将三边描绘成“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之地。且不论老先生有无偏见,正是受封建礼教影响较小的客观现实,才使陕北人的天性、野性、人性得以张扬,才会涌现出赫连勃勃、李继迁、李自成、韩世忠这样的民族精英,才会孕育出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精品。

  陕北民歌是用老镢头镌刻在黄土高坡上的音乐巨著,是望陕北的百科全书。“信天游好像没梁的斗,甚会想唱甚会有”,现今流行的两万多首陕北民歌中,有言情的、叙事的,也有诉苦的、明理的,大都是口头传唱文学。陕北民歌在流行、演绎过程中,客观上陶冶了陕北人淳朴、善良、刚毅、豁达的个性,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像陕北民歌手中的杰出代表,《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作者、黄河船夫李思命(佳县人),《赶牲灵》的作者、脚夫张天恩(吴堡人),《三十里铺》的作者、木匠常永昌(绥德人)等,他们可以不识字、不识谱,但他们不能没有生活,不能没有民歌。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受苦人和像他们一样用心感受生活、用生命拥抱艺术的人,才将黄河船夫的伟大、脚夫的艰辛、爱情悲剧的伤感,定格成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精美民歌,并插上音乐的翅膀,从陕北的土旮旯、山圪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应该说,党中央进驻陕北,将陕北民歌引向了辉煌;而对陕北民歌的推陈出新,则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序幕。早在1938年,音乐家吕骥就在延安成立了民歌研究会,鲁艺师生则成为民歌采风的主力军,他们深入绥德、米脂及周边陕北文化的核心区域,将《移民歌》(《东方红》原名)等一大批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洋溢着浓郁黄河魂和黄土情的陕北民歌介绍给世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为发展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汲取陕北民歌的丰富营养,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一系列新民歌、新秧歌剧的创新。从《东方红》、《南泥湾》、《拥军秧歌》,到《生产大合唱》等等。诗人公木、李季借鉴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分别创作的《十里盐湾》、《王贵与李香香》,更开了民歌体新叙事诗之先河。特别是1943年由鲁艺王大化、李波、路由等以陕北秧歌剧形式创作的讴歌火热大生产的《兄妹开荒》,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新秧歌剧”,它和相继问世的《夫妻识字》、《白毛女》等优秀剧目一起,标志着中国革命文艺由衍生走向成熟。随之而起的新秧歌运动,较好地实现了群众文化艺术性与群众性的统一。那最能宣泄情感、表达时代激情的陕北大秧歌和陕北民歌一起,伴着解放大军的进军步伐,来了一次全国大普及。

  综观世界文明史,像陕北民歌这样普及且对社会发生深刻影响的,虽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确是世界少有,中国仅有。如果论陕北民歌的广泛影响,在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用“陕北民歌唱红了天、哭恸了地、唱出了一个新天地”来概括。

  陕北民歌“唱红了天”,说的就是《东方红》。由于《东方红》吼出了时代的心声,更道出了“谋生存”这一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所以一俟唱出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传唱全国,风靡天下,不但作为时代的最强音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而且作为人类送上太空的第一首乐曲(1971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将《东方红》乐曲唱响宇宙)而彪炳史册。“哭恸了地”是指现行的《哀乐》。1942年,鲁艺的刘炽、张鲁在米脂县常石畔村吹手(唢呐艺人)常峁儿处采风获得唢呐曲牌《粉红莲》,由于此曲音韵深沉宽广、音色凄楚哀怨中凸显坚毅刚强,体现着一种生生不息的自强信念,很快就被改编成多种民乐演奏的哀乐。1943年边区军民恭迎成吉思汗灵位时,被正式当作哀乐使用。1956年刘炽在《上甘岭》电影中将此曲处理成管弦乐队演奏的追悼音乐,并定格成现今通用的《哀乐》。“唱出一个新天地”是指《翻身道情》。《翻身道情》最初是1943年由王岚、林农编剧,刘炽编曲的秧歌剧《减租会》中的一段唱腔,是在以清涧为中心区域流行的陕北道情基础上改创而成的。1945年中共“七大”庆祝晚会上首次以独唱歌曲出演,后由安波重新配词、刘炽修改定名。《翻身道情》鲜明的政治色彩将陕北民歌无与伦比的震撼力、感染力、影响力演绎到了极致,“大家团结闹翻身”成了引领那个时代的共识。

  为什么中国人用陕北民歌来表达自己民族的大喜大悲?就是因为陕北民歌能始终代表中华先进文化之前进方向。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本是一首土生土长的陕北酸曲———《你叫妹妹不放心》,抗日战争时期,陕北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尽匹夫之责,奋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将此曲改编成抗日歌曲:“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咋顾不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马调》。1942年佳县农民李有源有感于解放区的新生活,又将此歌改为颂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从《东方红》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陕北民歌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

  陕北民歌始终和着时代主旋律、始终与民族命运相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品质,终使陕北民歌这一陕北的民粹,成为陕西之名片、中华文化之瑰宝、世界文艺之经典,成为中国人永恒的记忆。

     文章来源:福客民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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