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一、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关键词：民族政策、发展、和谐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新闻内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发表《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回顾了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50年来西藏广泛深刻的历史巨变。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介绍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新疆的发展与进步。9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的民族政策及其成就。白皮书指出，新中国6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开辟了一条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光明大道。

　　少数民族发展与中国社会和谐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必须面对两大问题：一是“三农”问题,二是民族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也包括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农耕文化的归宿。“三农”问题是中国的长期问题。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归宿，当然也包括其社会地位和自然资源权益。现代化要构建民族国家，要整合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包括民族语言和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的“命根子”，所以民族问题也会是中国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三农”和少数民族对中国同等重要。我们不知道没有农民的中国还是不是中国，但我们知道，没有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中国肯定不再是中国。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虽然有10多个，但大家心目中的古代中国却是有着众多少数民族的汉、唐、元、清，而不是与此相反的明代和南宋。《中国民族报》2009年1月23日)

　　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是什么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如果说新疆的稳定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落后，那么，为什么在经济更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现在低得多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的社会比较安定，民族关系比较和谐?显然，贫穷不一定就必然会造成社会动乱和民族矛盾，贫穷与民族矛盾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我们相信，西方敌对势力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可以对新疆局势产生冲击，但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领导下的新疆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新疆社会的稳定除了受西方敌对势力、“三股势力”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存在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应是新疆社会内部的原因。

　　塔什库尔干之所以是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主要原因不是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高，也不是当地政府比其他地区政府发挥了更大更好的作用，而是传统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这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基本的安全、温饱、公平、博爱的保障。这才是当地几十年来维持着安定和谐的道德社会的主要原因。(《中国民族报》2009年1月23日)

　　从族群视角评价民族政策需要两个准则

　　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如果以族群的文化主体性和潜在的政治主体性来把握现行的民族政策，可能要用两个概念去衡量，一是满足族群的发展需求;二是把握选择的概念。前者所指的“发展”，不是现代化语境下的“发展”概念，这里所指的“发展”，其含义是在不违背当地族群传承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愿、对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不构成威胁的条件下，遵循当地人的意愿实施的发展计划。后者则是确立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概念。“选择”要求在评定民族政策的过程中，要把握所制定政策与具体族群所持的价值观和目标维度的相适性。这里所说的价值观，指的是一个具体族群对于自身的定位系统，他们所持有的族群价值取向、发展的趋向性以及他们自身对于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的自我评价。与此同时，把这种自我评价置于国家的整体语境里，对族群的社会发展目标进行有效地评定与解释。这两者的协调就构成了对民族政策的评价准则。(《中国民族报》2009年2月13日)

　　制度化的民族优惠政策应符合少数民族的实际需求

　　何群(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

　　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制度性安排，会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层面影响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制度环境与社会效应而言，过去政府在帮助鄂伦春族发展方面，多注重于促进其从传统狩猎文化向现代化、从“落后”向“先进”转变，注重于其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缺乏对其传统文化特点的了解和政策上的因势利导。与之相关，把民族身份与社会资本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对少数民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从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繁荣的角度出发，应该及时考察制度、政策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不断地调整、完善相关政策。(《中国民族报》2009年7月3日)

　　发展，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主题

　　青觉(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一个国家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新的矛盾和问题多发的过程，具体反映到民族问题上就是民族意识的暂时强化。对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根据民族意识趋强的新形势，发挥新中国已经确立起来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优势，引导各族人民正确看待、理解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实现各民族利益的共赢、共享。通过民族理论创新和民族政策优化，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处，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民族报》2009年9月11日)

　　关于民族自治的历史考察与理论思考

　　朱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近现代产生的民族政治设想或设计，民族自治源于帝国统治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矛盾，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但并非是民族平等的体现。从本质上说，这种“以族划界，各自为政”的民族自治容易导致民族关系的疏远乃至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不适合用以处理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条件下的民族关系。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的理性观念，应以保证国家主权统一建设和促进公民社会建设为前提，实行各民族团结共治而不是各民族分别自治。在中国，也应以此观念来认识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研究》2009年第6期)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

　　李俊清(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制度变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对民族地区政府职能转变和路径变迁选择的分析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方面，普遍存在着诱致性因素不足或一些诱致性因素产生严重负效应的问题，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如果在目标设定、内容和措施选择失当的情况下，则会引发政府与市场错位的问题。因此，民族地区制度变迁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选择恰当的变迁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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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启福

　　

二、新中国60年，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发展进步
关键词：民族理论、创新、发展

　　新闻内存：2009年，新中国完成一个甲子的转换。年轻的共和国和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一起，见证了60年的沧桑巨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前民族理论研究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龚学增(中央党校教授)：

　　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以及民族工作实践的正确性，绝不意味着回避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尤其是贫富差距、民生等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使得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不断增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人权问题，加紧遏制中国;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我周边国家在政治上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在内的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多;在上述情况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境内外的分裂势力更加有恃无恐，空前活跃。

　　从民族问题的角度进行反思，笔者认为，党和国家在民族问题基本政策乃至一些具体政策上不存在大的问题，政策是好政策，关键是尚未完全落实到位，尤其是彻底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少数民族群众身上还有一定差距。另外，民族政策的落实，民族工作的到位，不能仅仅依靠民族工作部门，这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工程。只要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问题，只要各族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还有得不到保障的地方，就会成为各种敌对势力利用的口实，就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事件发生的诱因。(《中国民族报》2009年9月4日)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内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各族民众和政府官员也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代际更替。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西部地区如西藏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矛盾和新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科学精神，通过实地调查来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关系走向，倾听基层民众的心声，同时虚心借鉴我国历史和其他国家在民族关系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不唯上，不唯书，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这是我们当前开展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须坚持的原则立场。(《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忽视民族问题的基本特性，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对发展阶段的激进判断，造成对民族问题长期性、复杂性的简化认识，甚至忽视。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的成就持久造福社会、惠及民众更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维护社会稳定是对执政能力更重要的考验。维护稳定只能建立在消弭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基础之上，稳定来源于及时发现问题、正确处理问题，而不是以“敏感”或“稳定”为由掩饰、压制问题，无所作为。因此，履行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就必须不断解决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问题解决得越及时，就越能有效地防止事态扩大和影响稳定，就越能有效地防止问题被境内外一些势力利用，酿成严重破坏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民族研究》2009年第6期)在实践和开放中发展进步

　　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全球化的世界同步而进。同一个世界的民族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有很多共同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讲规律的，为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民族理论研究也向来重视民族问题的规律。因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表现形态，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的升降趋势，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和民族过程的关系，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基本倾向等，也在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中不断得到研究和讨论。而这些问题在传统的民族理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民族理论研究中，大多是未曾得到讨论或讨论较少的问题。(《中国民族报》2009年10月10日)

代启福

　　

三、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界已成为国际学界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民族学、人类学

　　新闻内存：被誉为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界“奥林匹克大会”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于7月27日至31日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43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的主题，开展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会议就人类发展路径的选择、文化多样性保护等重大问题发表了《昆明宣言》，这是中国用人类学的语言，向世界阐释中国倡导科学发展、和谐世界、坚持民族平等和多元文化的理念。

　　中国人类学如何拥有正确方向和光辉未来

　　格勒(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代中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正处在从传统的手工业和农牧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形势要求中国人类学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当前中国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现象以及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做出科学的调查和论证，使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激励中国人民，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精神武器。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有正确的方向和光辉的未来。(《中国民族报》2009年2月20日)

　　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民族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在旧中国，中国的民族学界主要依托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民族学人类学课程。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又成为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一支，曾为新中国开展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作出卓越贡献，并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族学界经过30年的努力已初步自立门户，在学术上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初现端倪。(《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关怀

　　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人类学在中国的肇始与当时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对国家强盛的殷切愿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务实的态度恰恰反映在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身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许多国际组织开始介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政府对于合理的介入基本上持肯定态度。正是这种介入，使得应用人类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许多发展计划和项目都明确提出需要人类学家的参与，由此中国的人类学逐步进入了它的起步阶段。(《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中国田野”具有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源

　　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田野工作围绕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努力探索符合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十分注重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中蕴含的传统智慧、地方知识和乡土文化，尤其关注文化认同、濒危语言、民间信仰、族际关系、自治权利、消除贫困、社会和谐等问题。这些研究取向及其宗旨，立足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立足于保护和传承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共同理念，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应该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人的发展”这一追求。(《中国民族报》2009年7月31日)

　　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这个根基与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历，包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这也是千百年经验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一直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色，那就是追求描述的简明，与研究对象深切互动，还有经世致用的应用研究。这些特点是中国学术的特色，也是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当然，西方在发展中印证的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例如人权、环保、平等、博爱等，也跟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加入到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里面来。中国与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一定是相互影响的。只是由于近现代社会惯性，中国人妄自菲薄、引喻失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心态太重，这些应该在学术交流中慢慢纠正。(《中国民族报》2009年8月7日)

代启福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建设和谐社会

　　关键词：多元一体、中华民族

　　新闻内存：大地回春，时运清明。己丑年(2009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4月4日上午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前隆重举行，一万多名来自海内外的中华儿女汇聚一堂，共同缅怀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等与海内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参加了公祭典礼。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共同历史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多层级的动态的“凝聚”过程，不仅其主导地位(“凝聚核心”)在各族群之间存在动态转移，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变化，这里既有因某个核心的崛起而出现的不断扩大范围的“凝聚”，也有因核心地位的丧失而出现的由外及内的“分解”。

　　中国在建设现代的公民国家的进程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从看重“血缘”、“族”身份，强调各族差异的旧传统过渡到树立平等对待国家领土上所有公民的新理念。(《中国民族报》2009年2月6日)

　　认同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历史选择

　　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全球化使地球越来越小，使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便捷。面对世界这一巨大变化，中国各民族如何面对国际社会?在与国际社会交往过程中，谁能代表中国?是人口众多的汉族吗?不是。是少数民族吗?也不是。因此，无论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应该认同中华民族。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真正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全面认同，不仅仅是文化和学术上的认同，不仅仅是空喊几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口号，而是必须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的匹配，即实现“美美与共”。(《中国民族报》2009年2月6日)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创民族复兴大业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我们在当代构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下，要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历史演变的复杂性。近些年来，炎黄文化成为我国学术研究和媒体宣传的热点，“炎黄子孙”在许多汉族人的观念里似乎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我们必须面对如何划定中华民族民族认同范畴的问题，即“炎黄子孙”的称呼是否适用于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今天我们使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作为“中国人”的代名词是否合适?对此，要积极开展相关的学术性讨论，引导大家客观、理性地理解各个民族类似的祭祀活动，客观、理性地组织本民族的类似活动。与此同时，各族干部和知识分子需要共同探讨在当前社会发展和国家建构的形势下，应当如何进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文化建设和认同建设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现代公民权和传统文化两者之间找到和设计一个契合点，消除一切可能的离心力，推动各族民众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建设与发展。要坚持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思路来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今后的发展道路，使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和谐社会，在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3日)

　　中华民族的多元祭祖

　　杨培德(贵州省苗学会执行会长)：

　　炎帝、黄帝是华夏汉族的人文始祖，他们只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还包括其他55个民族的人文始祖，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人文始祖群。有始祖就有子孙，所以56个民族都分别称自己是某某始祖的子孙，汉族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苗族称自己是蚩尤子孙，等等。现在一些媒体的报道宣传和文艺作品中出现的倾向应该引起大家关注，特别是应该引起民族事务主管部门的重视，那就是将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唯一人文始祖，把炎黄子孙等同于中华民族的全体，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这种倾向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国家安全。(《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3日)

　　打破正统中国文化观的蔽障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可以说，主次和文野二分的正统中国文化观，是限制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根本蔽障，也是阻碍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价值的蔽障。数千载的中原王朝正史体系所确立下来的这种正统中国文化观，在西方现代性的知识语境中得到了变相再生产的契机。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主次和文野二分的正统中国文化观凝固在一代又一代人重复的正史讲述模式中，从小学的历史和语文课堂起，就开始了对个体知识再生产的模塑。只有当西方现代性的讲述和传承遇到自身知识合法性的危机，后现代批判打破了延续千年的正统历史观和文化观，现代中国知识讲述中的王朝正史观念才有可能被最终打破。(《中国民族报》2009年7月17日)

　　“中华民族”入宪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

　　常安(西北政法大学讲师)：

　　宪法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还是这个政治共同体在国际关系中基本政治立场的展现。中华民族认同仅仅隐含于宪法文本是不够的，还应该得到更为明确的彰显。面对分裂势力打出的各种旗号，我们除了要在政治上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在历史、文化上揭露分裂分子歪曲本民族历史的真面目外，更需要在法律尤其是宪法文本的层面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巩固中国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成员的意识。(《中国民族报》2009年11月20日)

代启福

　　

五、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关键词：民族文化、生态文明

　　新闻内存：6月12日至13日，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与全国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7月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将从11个方面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保护生态环境依然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

　　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生物多样性所支撑的生态环境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创造多样文化的基础。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传统智慧，对这些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升华和利用，不仅有益于文化多样性的传承，而且有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也是完善西部地区生态政策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中国在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与倡导和谐世界的进程中，提出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所昭示的结论是：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平衡的自然基础，文化多样性是维护民族和谐的社会基础。(《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24日)

　　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冷思考

　　郭孟秀(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保护文化多样性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前提和保证，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动力与资源，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我们应将其视为人类发展不可缺失的主题，而不是一场运动。如果在保护过程中缺乏理性的思考与科学方法，缺乏对文化本质的深刻理解，仅凭热情与冲动，就很难实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甚至可能导致新的不和谐因素产生，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民族报》2009年5月1日)

　　民族文化保护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陈学礼(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本来据有的空间被一点点地蚕食，民族文化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是任其自生自灭，是创造一个彻底远离现代的环境来保护民族文化，还是把民族文化产业化，让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大潮中磨炼自己的生命力?冷静思考这些观点会发现，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应对民族文化面临的处境，比仅仅思考民族文化的出路在哪里更加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工作理念和建设策略，为民族文化保护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中国民族报》2009年6月12日)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前提

　　杨福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民族性就是要突出每个民族的特点和个性，以人为本，科学地确定民族地区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充分发挥各地优势，走各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一方面，要有一种理性的“文化自觉”，不要盲目地趋同和赶时髦，要冷静地看待自己文化的利弊，学习异文化的长处和优点，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来保护、发展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各民族也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创新。富有时代精神的创新，是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充满生命力、活力和魅力的重要因素，每个时代都应该有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中国民族报》2009年6月26 日)

　　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赵智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社会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系统化的结果，是对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的继承和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已越来越凸显。如果没有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就会大打折扣;如果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搞得好，就会在源头上带动和促进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既是我国的地理环境使然，也与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民族报》2009年8月7日)

　　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应注重实现双赢

　　张建新(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近代以来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在传统发展观的支配下，创造出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实现了社会繁荣。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牧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牧民的货币收入也有所增长。然而，在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刺激之下，人类的欲望极大地膨胀，对自然的过度掠取直接导致草场沙化、退化，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加剧，贫困人口和生态难民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如今，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观念，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抛弃传统发展模式，转而采取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民族报》200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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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新形势下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关键词：民族团结、民族感情

　　新闻内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于9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强调，做好民族工作，在新形势下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对维护和发展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9月29日，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表彰了近年来各条战线上涌现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向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习，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主体民族”的提法不会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

　　朱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民族研究中心博士)：

　　“主体民族”作为一个有明确内涵的学术术语，在说明不同民族人口数量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上，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是一个可以加以限定使用的学术概念。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们更多地是从民族人口结构的角度来定义和使用“主体民族”概念，并没有在政治、法律和社会层面把民族人为地区分“等次”和“优劣”的倾向。从这点来看，对于区分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会影响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顾虑，是多余的。“汉族是主体民族”的提法非但不会助长大汉族主义情绪和思想，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其自觉发挥凝聚和团结各民族的作用，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民族报》2009年8月21日)

　　民族团结，我们敬畏来自基层的力量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我们在民族团结教育上可能有一个误区，总觉得民族团结的概念是从上面、从外部给人们灌输的。实际上，民族团结就是真实发生在百姓自己身上或身边的事，民族团结的精神就是从群众中来，然后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次，最后还是要与百姓的生活结合起来，成为百姓自己的东西的。现在一说民族团结，就要讲形式，搞什么“周”、“月”，教科书一本本地出，从概念到概念，总像是要上课。但实际上，民族团结最大、最丰富的教科书就是生活本身，各族群众谁不渴望祥和、宁静的生活，但他们说的话里却未必有“民族团结”这个词汇。

　　我们要敬畏这种来自民间、来自基层的力量，不仅仅是敬，更应该是畏。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经过艺术提炼，再回到群众中去，我想，这才能真正达到宣传民族团结的效果。(《中国民族报》2009年11月10日)

　　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人类学民族学大有可为

　　陈刚(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

　　今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在昆明召开。这次大会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展示了在以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里，人类学民族学仍有其用武之地，且领域非常广阔，实用价值非常大。会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倡导和谐世界、共同繁荣与文化多样性，这与我国实行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完全一致。时代给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中国有必要在高等院校普及人类学民族学基础课程，让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来讲授人类的起源和迁移、人类身体和文化异同的成因、如何理解和欣赏异文化、中国的民族与民族政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等课程，让广大学生认识和理解异文化，尊重其他民族与文化，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规律，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而不同的特征。只有这样，民族团结教育才会有丰富的内容，才能够避免口号式的说教，才能使国外敌对势力的阴谋破产。(《中国民族报》2009年12月4日)

　　现代化不是汉化，更不是民族同化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中华文化不仅包括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边疆各族的传统文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也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边疆各族文化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商品化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之间无疑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来进行调整和解决的。回到戈登的“同化”公式，在中国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应当被视为A(汉文化)+B(其他群体文化)+C(西方现代文化)=CA+B(带有汉文化和中华其他群体特色的现代文化)。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汉族是这些进程的推动者和现代器物的使用者，就把一些实质上应属于现代化内容的发展视为主流群体的“民族同化”和“汉化”，那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和形式化了。假如从“反对同化”这个观点出发，进而排斥这一进程，那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肯定是不利的。(《中国民族报》2009年12月11日)

　　要重视民族感情

　　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代社会普同性的增长并没有将人们的特异性排挤出去，民族感情还是一个广泛的存在。民族感情深藏在琐事之中，事情虽小，却是关系到民族团结的大问题，切不可忽视。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往往比无视差异更有利于团结，互谅互让、尊重对方亦是对每个民族的要求。

　　汉族民众在民族方面的意识较淡，因而常常以己度人或强加于人。这种心态是不自觉的，论其性质也不能说有多么严重，但其危害则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给少数民族的直接感觉是对自己存在的漠视。我们固然应该给予少数民族充分的信任，但这不等于我们已经实现民族融合了，民族之间没有差异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民族人口多少的不同，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民族心理上是有较大不同的。

　　反过来说，同是民族心理感情，少数民族也应充分理解汉族和自己之间的不同。应该认识到，除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汉族同胞的不当言行都是无意的，他们的过失或不当只是忽视了“一家人”中的差异，与对少数民族的有意歧视和压迫是根本不同的，过于敏感同样不利于民族团结。(《中国民族报》2009年12月11日)

代启福

　　

七、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新疆、民族关系、社会稳定

　　新闻内存：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事件共造成184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人民群众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由于我国政府采取快速果断的措施，暴乱很快得以平息，社会秩序得到较快恢复。乌鲁木齐筹资亿元用于抚恤伤者和亡者家属，并对死者身份进行DNA辨认，最大程度安抚了受害者家属。

　　“7·5”事件对新疆的旅游业、农业等均带来严重影响，国家相关部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提振市场信心，刺激新疆经济，使其尽快摆脱“7·5”事件阴影。

　　“7·5”事件改变不了新疆民族团结的大局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学院教授)：

　　要保持新疆的长治久安， 一是要进一步加快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发展，缩小民族地区与经济比较发达的汉族地区的发展差距，切实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二是要在医疗、防灾、救济等基本民生方面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和困难，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在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建立一个体现国家对全民关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民族和谐的基础，也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另外，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就是要大力加强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切实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和交往，在各族群众中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宗教观念、国家观念和公民观念，夯实民族团结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中国民族报》2009年7月17日)

　　“7·5”事件使各族人民更加珍惜民族团结的局面

　　厉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疆“7·5”事件是由“三股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犯罪事件，其目的是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它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场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违背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也违背国家利益，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强烈谴责。“7·5”事件不会从整体上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大局构成影响，它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三股势力”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险恶用心和罪恶实质，使各族人民更加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央视网2009年7月23日)

　　新疆各族人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

　　冯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新疆绝不仅仅是哪一个民族的新疆。她是我国56个兄弟民族的新疆，是中华民族的新疆。在新疆的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很多次分裂活动、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活动。而站在第一线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反对侵略的，从来就是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各族人民群众始终是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主力军和铜墙铁壁。

　　伊斯兰教是以追求和平为根本宗旨的宗教，主张热爱祖国，主张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反对民族分裂，反对滥杀无辜。“世维会”不过是打着信仰伊斯兰教的幌子蒙骗世人而已，这些犯罪分子哪里有什么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呢?哪里曾将《古兰经》作为其“最高律令”呢?他们从根本上已违背了《古兰经》的教导，亵渎了伊斯兰教的精神，背叛了伊斯兰教信仰，背叛了维吾尔民族，背叛了祖国。对于这一小撮犯罪分子，我们要做的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国法，所以要拿起国家法律的武器，对他们毫不留情地进行坚决的打击;因为他们违背了教法，所以要引导各族穆斯林群众运用伊斯兰教法对之进行深入的揭露与批判。广大群众要与他们划清界限，紧密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周围，全身心地投入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法律尊严和社会安定的事业中去，又好又快地建设新疆、发展新疆、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新疆。(《中国民族报》2009年8月7日)

　　边疆民族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应对

　　徐黎丽(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余潇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边疆民族地区非传统安全主要问题涉及到边疆民族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只有针对边疆民族地区非传统安全的特点，从边疆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心理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文明认同入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理论上，要综合不同学科开展“边安学”的研究，并把“边安学”的建构作为中国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使之成为既符合国际话语，又符合中国特色的理论平台，为多民族国家治边、安边和固边提供时代的理论与现实服务。在实践上，要通过理论范式的应用、体制模式的完善以及危机应对机制的构建，形成边疆非传统安全维护的有效治理体系，并通过一代代人族际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培养，最终造就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国人”的认同意识，创建边疆和谐稳定的局面。(《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

　　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新特点及对策

　　陈星博(国家行政学院博士)：

　　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是将政治秩序和政治结构统一起来的人才，是当地的政治精英。少数民族干部参与意识、管理意识、权利意识、动员意识等都在不断地增长，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性和民族体系的连续性，应该充分信任、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精英是民族地区社会结构中的中间富裕阶层。他们一般在社会上有较好的人缘，是社会下层群体大力效仿的榜样，对少数民族群众中社会下层群体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有缓解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可能性。而且，民族地区的中间富裕阶层大多对社会持有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态度，在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如对民族与宗教矛盾，基本上不会有过分激烈的情绪或举动，因此对各种社会矛盾具有缓解和缓冲的作用。(《学习时报》2009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