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的中国考古
吴长青
东方早报 2009-2-8 5:02:31
核心提示：柴尔德等人译著的逐渐增多，充其量只是学科内理论建设的问题，但目前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考古学自筑“围城”，自我隔绝。
柴尔德等人译著的逐渐增多，充其量只是学科内理论建设的问题，但目前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考古学自筑“围城”，自我隔绝。
《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
[英]戈登·柴尔德著
方堃杨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7月第一版
240页，30.00元
柴尔德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
前不久，上海三联出版了考古学系列译著（如《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等）。其中，作者柴尔德对于考古材料的解读和描述、对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运用，给了我们异样的启示。而更让我们愕然的是，陈淳先生在序言里的这段描述：“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的范例采纳了欧洲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今天，我们仍然用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作为我们分析的主要概念，以传播迁移论来建立区域文化的关系和年代序列。对照柴尔德的思想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借鉴和引入欧洲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的过程中，缺失了许多重要的内容，即使仍被我们一些学者奉为圭臬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和柴尔德的论著作一比较，我们发觉也只是掌握了其概念，并没有注意到在操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柴尔德（1892－1957）这个名字，学考古的人都不陌生。这位被誉为“远远超越其时代的考古学家” 的著名英国考古学家，其理论相对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以及八十年代倡导的后过程考古学而言，显得有些过时了，但其精髓部分如考古学文化、文化传播论，仍是我们中国今天考古工作的基础。而引领今天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夏鼐（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苏秉琦（提出中国六大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等考古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无不受柴尔德启发和影响。大胆地讲，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并没有超越柴尔德那个时代多少。这一点是与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柴尔德等人译著的逐渐增多，充其量只是学科内理论建设的问题，但目前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考古学自筑“围城”，自我隔绝。
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及其特殊性
考古学在中国来讲算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外来的学科。从上世纪初引入中国，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简单地讲，这是一门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科学。它不同于文献研究，而是希望“透物见人”甚至伸入到隐藏于物背后的思想意识观念等等。考古学属于人文学科，与历史学、民族学、文献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息息相关。但这些年考古学的发展，却似乎逐渐走向“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一条严谨的纯科学之路，好像凭空围了一堵墙：城内城外，各自言说，各自为战，也各自苦恼。
看看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工作：观察、划分人类文化层；确定遗迹的早晚关系；根据遗物（如陶器）的纹饰、质地、器形等特征对其进行分类、排比；命名某某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上代表着“一群人”）；建立考古文化谱系。这些成果将最终体现于考古报告中。
从田野发掘到室内整理，再到形诸笔端的考古报告，俨然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和操作模式，这也是考古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基础所在。但当随便翻开一本我们近年的成果总结即考古报告，会发现其主体部分仍是满眼的专业术语及图表数据。面对这样一种近乎枯燥晦涩的“报告语言”，即使有专业背景的人，除非要查找材料，否则也是很少去碰它的。一些其他学科的人将考古报告视若“天书”，不知道怎么找材料，更妄谈读材料和用材料。可见这本“物质”文献，和传统的历史文献如二十四史等相比，其可读性实在难以相提并论。这点与整理报告的人（多是完全受过考古科班训练的）有关系，也与学科的要求和发展有关系。
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客观而完整地公布材料，尽量避免主观上的“偏见”认识，具体的阐释和消化留给作研究时需要这批材料的人。这几乎成为考古界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渐渐变成一个传统，且代代相传。但实际上，从野外调查到实地发掘，再到室内整理，尽管有一套具体的几成惯例的方法，但人类活动遗迹的异常复杂性和考古第一线工作者们发掘水平的不平衡性，有时候让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客观准确，很有可能忽略掉一些我们认为不重要却很有价值的信息。何况，这些年配合国家基础建设而进行的大量的被动的考古发掘，考古报告的产出数量、速度是提升了，材料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却要打不少折扣。而古已有之且从未停止的盗掘现象更是将实物材料推出考古视野外，有些材料的考古信息将因此而彻底丢失，如最近成为热点的“清华简”，作为现代考古史上发现数量最多的战国竹简之一，且能对夏商周断代史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竟然没有相关的考古信息，这不得不让人深感痛惜；而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因多年的盗掘而导致无“古”可考。可见，盗掘现象已经让一部分地下出土材料重归“金石学”研究的范畴，这对于考古学而言，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
除了学科自身的内容要求外，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其特殊性。在美国，考古学属于人类学学科，而在中国，考古学则一直附庸于历史学（如我们的考古专业也多设于历史系）。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轫于宋代鼎盛于清代的金石学的影响，最早吕大临讲的“考古”，是指用出土发现（主要是出土的文字资料）“证经补史”；上世纪的“罗王之学”所谓的“地下地上相结合”、“二重证据法”，在方法上仍是承袭宋代金石学。甚至有人认为，“金石学就是考古学的前身”。另一方面，与考古学引入中国时的学术背景也很有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风靡中国史学界的“疑古思潮”以摧枯拉朽之势破坏了旧有的史学体系，但疑古思潮的代表们却无力重新构建，也就是只“破”未“立”。这个时候人们自然把眼光盯向地下出土之文物，如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辩〉的》一文中说道：“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李玄伯更为明确：“直遗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设以科学的方法严密的去发掘，所得的结果必能与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这种是聚讼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无疑，这时刚被引入中国的考古学充当了重建史学框架的“救世主”。而后来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殷墟发掘（1928－1937年），起初也是带着这样的目的进行的。有人说，如果当时的史语所把这次发掘定在别处而不是殷墟，今天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无论怎样，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为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确定了一系列技术、方法体系，同时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夏鼐等精英人才，当然，这些人也影响甚至主宰了中国考古学后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考古学目前的困境
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考古学一边已自成体系地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一边又不忘重建古史的使命。考古学者们仍然要从报告中汲取有用的物质资料去研究历史，去弥补历史的空白，去证明历史的记载，甚至可以去矫正文献在某些方面的不当描述。但由于过重过多的田野和室内整理工作，很多人不可能花大量时间去阅读和消化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包括考古资料），所以，学考古的人文献功底一般相对薄弱一些；而其他学科哪怕历史学科的人又很难读懂晦涩却有着原典作用的考古报告（“物质”文献），换言之，不能有效地利用考古新发现新材料（除了古文字材料运用较多一点外，其他就较少了）。于是，由于围城内考古材料的丰富性，里面的人不愿意出来，似乎自得其乐着；外面的人眼巴巴地看着里面有好东西、好材料，却无计可施，攻不进去。就这样，大家各做各的学问，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围城，但这无疑与重建古史的伟大使命是相悖的。
而在超越柴尔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畴的过程考古学乃至后过程考古学等发达的洋理论面前，我们的学者又务实得近乎保守。以至于，美籍华裔的张光直、美国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等考古学家在各自论著中提到：中国的考古学在1949年到1980年代几乎是孤立于国际考古学界的。
这让我们突然发现，在我们本土内，天书般的考古报告使得考古学被动地排斥着其他学科，“不许”其他人靠近；对于外界，中国考古学又主动地拒绝着那些我们认为玄妙的洋理论，三联书店出版的纪念张光直先生的文集《四海为家》中就隐约地提到这些情况。如此看来，中国考古学正走向一条“孤独”的道路。当我们在城内津津乐道着我们的所获时，城外的人却如坠雾里。而实际上，即使考古学内，史前考古、夏商周三代考古以及汉唐宋元考古，这三段也是有区别的。其中，史前考古属于考古学的天下，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文献可依，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更为纯粹一些，不必被文献牵着鼻子走，所以学旧石器新石器考古的人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考古学更正宗，他们对于洋理论的接受和理解更多一些。三代及汉唐以后，属于历史时期的考古，考古学证史的作用主要体现于此段（史前考古主要是补史，且补的是以万年计的整个人类历史）。但同是有文字有文献的时期，三代考古又稍许特别一些。因时间的久远，该时期的考古遗存保存的较好，遗留下来的人类遗存仍然很复杂，所以田野考古工作的难度不次于史前遗址，而把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即夏人、商人、周人）纠缠在一起时，问题则变得更为复杂了。汉唐以后，复杂的遗址不多，以单纯的墓葬或城址或窑址为主，考古学文化的意义已渐被弱化了。
中国考古学的曙光所在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脑海里自然会浮现这样一些问题：洋理论如何在中国被有效运用？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接合点在哪儿？考古学文化这个定义，是否只重于描述、总结而难以解释更多的现象，它对于史前、三代及汉唐以后的考古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被我们奉行几十年的考古学基础方法即地层学和类型学，在被借鉴时只是掌握了其概念吗？在如今区系类型框架也就是考古学文化谱系被广泛确立后，中国考古学下一步的路在何方？重建古史的使命何时能完成？中国现在真的已经完全走出疑古时代了吗？……以上这些恐怕是我们当前有关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要思考。
所幸，近些年来，这样的思考正在被逐步重视起来。首先，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西方考古理论方面的译著已不断增多，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包括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达柯《理论考古学》等；又如上述柴尔德系列译著，包括《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欧洲文明的曙光》等。而中外联合发掘也在国内一些地方逐步展开，如中澳共同合作的有关中国青铜时代早期铜和盐的开发及伊洛河区域聚落形态的研究项目，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河南洹河流域、山东日照两城、内蒙赤峰等地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这样的中外合作对于促进双方文化交流以及洋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精确使用，有些问题得以重新认识，如石器的微痕分析，使得人们之前对于旧石器简单的分类即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产生质疑。最后，一些桥梁性的论著（其作者多是有中国的学术背景，然后到国外深造，所谓“中西合璧”的人才）开始出现，如李峰的《西周的灭亡》，将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含铭文和文献资料）融于一体，也是考古学上所重视的时（历史学）空（地理学）概念的有机结合。该论著中所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我们将来学习和努力的方向之一。
末了，我们希望的是，不仅要多学科来共同研究（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来更能尝试多学科的合作调查、发掘（这种传统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显然，参与者专业背景不同，对于发现材料的敏感度和重视度自然有别，所以这种第一线的合作更利于材料的客观再现，也尽可能保持其完整性。而为了方便其他学科对于考古材料的使用，考古学家也有必要对考古报告进行再消化、再转化，或曰“二级开发”。
幸运的是，当下这个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没有了大师，没有了所谓的“学术权威”，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百家争鸣”的时代真正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