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卷之思
达尔文的中国式变脸
■冯聿峰（本报书评人）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1月19日
进化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政治学语境中发生的，基本上被从原有的科学或者说博物学传统中剥离了。这是达尔文在中国最为深刻的一次变脸，也是日后其继续中国式变脸之旅的基础。……《中国与达尔文》在严复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当然也就是达尔文在中国的不断变脸之路。
《中国与达尔文》，[美]浦嘉珉著，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45.00元
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头绪之众多、过程之繁复、结局之莫测，令人着迷。我一直认为，进化思潮是这一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主题词。因此，对我而言，《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有一个性感的名字。阅读之前，对它的内容有过想当然的猜测和遐想，以致读过之后，第一感觉竟是这个书名有“名不副实”之嫌。从书的内容来看，更为贴切的名字应该是“中国与达尔文主义”或者“中国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是进化思潮———也即一般所称的“达尔文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政治思想的影响。而这些通常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关联在一起的东西，有多少真正出自达尔文，达尔文的学说又在多大程度上为它们提供了“科学基础”，实在是大为可疑的。因此，我忍不住猜，作者把书命名为此，可能有着吸引眼球的考量。众所周知，达尔文从未到过中国，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学术与中国并无实质上的瓜葛，因而“中国与达尔文”这个名字或许被认为更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要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主题和旨趣，有必要谈谈其渊源。
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混乱之后，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对西方世界而言，既是巨大的震撼，也是不小的困惑。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要回应这一历史的斯芬克司之谜，梳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变迁的脉络，找出这一历史巨变之后潜藏的思想根源，定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因而，为中国20世纪早期混乱的思想纷争清理出一条可以理解的线索，是西方汉学界20世纪中后期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以费正清、史华兹为代表的哈佛汉学传统，之所以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巨大影响，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有直接的关联，特别是史华兹。
对于观念史的信奉者而言，人类的思想世界，并不是一大堆相互冲突、相互混同的观点的随意堆砌，而是有内在的演进轨迹。在这一点上，史华兹也不例外。在他看来，从20世纪初期一派各种主义混战的纷乱局面，到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最终成为统领中国人走上独立自强之路的精神内核，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合理的逻辑链条。这种信念强烈地体现在他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两本重量级作品中。有趣的是，其中之一———《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在中国鼎鼎大名、影响甚巨，相较之下，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另一本———《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要逊色许多。后者是史华兹对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系统分析，主要论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变脸”———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讲，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化”和“本土化”，以及其何以获胜。前者则是一个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现实如何影响知识精英选择、阅读并改造西方的思想。乍一看，前者与后者并无直接的关联，但只要注意到二者各自关注的对象及所处的历史位置，事情就显得意味深长了。从19世纪末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相对独立的一段时期，就思想运动的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终结，而严复则站在这个历史的开端。因此，《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应当说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在上述信念支撑下的推进。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达尔文》完完全全继承了史华兹的衣钵。不仅仅因为这本书的蓝本是作者在史华兹指导之下写成的博士论文，而且，依笔者愚见，这本书恰好与《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可以说，史华兹指出了方向，而《中国与达尔文》则沿着这个方向在严复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当然也就是达尔文在中国的不断变脸之路。作者认为，达尔文主义自严复以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早期的各种政治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儒家思想、改良主义等等，最终为中国通向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
作者对原材料的收集和大量评论令人敬畏，但坦率地说，我认为作者所做出的努力完全是一种冒险。我倒不是想否认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关联程度有多高。换句话说，观念史家的信条，什么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合理的，而在何种程度上它可能会沦为一种过分主观的臆断，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毕竟，思想之间的传承与生物之间的血缘纽带并非同一件事情。我们能够轻易地为某种或某个生物确定一条家族谱系———我不希望生物学家因此跟我争论说我在贬低他们工作的难度和创造性，但在思想的传承中，说“某某思想”与“某某主义”之间有联系，很容易，但要理清这种联系，并给出一个确定的判断，难也乎哉！笔者再次愚见，要如此，学问功力尚属其次，勇气也许才是第一位的。
关于这本书的主题、内容和结论，我准备就此打住。喜欢这一领域的读者，自然能在阅读的过程中收获自己想要的东西，无须我多罗唣。这里，我想从另外的角度，谈谈这本书的优点。
首先，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个历史事实（这应该也得之于《严复与西方》）：进化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政治学语境中发生的，基本上被从原有的科学或者说博物学传统中剥离了。这是达尔文在中国最为深刻的一次变脸，也是日后其继续中国式变脸之旅的基础。此次变脸在中国影响之强劲，殊为令人赞叹，至今仍绵绵不绝。相当部分的中国人，对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论的理解，仍旧停留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甚而“弱肉强食”的层面上，足见其威力。讲中国科学史，讲达尔文在中国的传播，马君武之流不过边缘人物（此人率先翻译并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其名字也因此被人与“达尔文”并列），属于可以忽略不计之列；而不提严复，后果可能就严重了。但问题是，严复何曾有过要给中国人科学普及一把真正意义上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念头？
谈及达尔文的变脸，有先生曾说，无论“学者们和伪学者们、政治家和政客、战争狂人和和平主义者、种族歧视主义者与泛爱主义者”，都能从达尔文学说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这实在是一个精彩的论断。当然，这也是《中国与达尔文》的第二个值得喝彩之处，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达尔文只有一个，但他在中国的脸谱千千万万、形形色色。可以肯定，达尔文没有师从齐天大圣学过七十二般变化，也没有练过传说中神奇的易容术。因此，这些脸谱并非来自达尔文，而是那些想要它的人。当一个名词被彻底从它原有的语境中分离出来之后，它就蜕化为一个标签、一个符号。多数人真正关心的不会是一个符号究竟是什么东西，而不过是这个符号能不能为自己带来迷人的色彩或者让人膜拜的光环。
最后——请原谅我的喋喋不休，依我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国内学术界不可谓不热闹，不过，也许是由于某些先天的缺陷，这一领域国内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似乎都差强人意。不仅鲜见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而且对很多重要主题的研究也都异常苍白。一本两三年前出版的、据称是“系统地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文集，竟然没有收入一篇以进化思潮为主题的文章。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尴尬的。就此而论，《中国与达尔文》更显现出它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尽管它的作者是一名美国人，而且它已经面世了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