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学术
日期：2008-07-06 作者：俞可平 来源：文汇报
■俞可平
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迎接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更加积极地进行文化创新，更加充分地吸取人类文明一切合理的成果。这是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1998 年我主编了国内第一套《全球化论丛》，距今已经10年整。这10年是中国与世界天翻地覆的10年，而促使这种巨大变迁的根本动因之一，便是全球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特征。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全球化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领域。在推动国内学术界的全球化研究方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功勋卓著。在过去的10年中，社科文献出版社既译介了大量国外学者的全球化研究文献，又出版了众多中国学者的全球化专著论文。经过不懈的努力，社科文献的“全球化”系列，不仅形成为该社的一个品牌产品，也成为中国学界全球化研究水准的一杆标尺。
出版社决定进一步整合旗下的各种全球化翻译作品，推出新的《全球化译丛》，谢寿光社长又嘱我再为译丛做一个总的序言。作为国内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始作俑者之一，我责无旁贷。其实，我已经为各种全球化译丛或论丛写过好几篇序言。适应当时国内全球化研究现状的需要，在那些序言中我反复地表达的意思是：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个人类历史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既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和“资本主义化”，它是一种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害怕与否，它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唯有深入研究全球化的规律，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掌握全球化的主动权。现在，上述这些观点几成共识，毋须再强调。尤其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不仅深度介入全球化进程，而且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化赢家之一。
那么，在这里再说点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造成深刻的冲击。换言之，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和学术现象，正在重塑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学术研究，改变我们的思维所赖以参照的坐标系，要求我们同时具有民族性和全球性的双向思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展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的中国学术，并使之走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魅力和实力。
长期以来，建立在领土疆界之上的民族国家一直是我们进行想像和分析的基本依托和主要坐标，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无情地撼动民族国家的传统疆域。毫无疑问，在可见的将来，民族国家仍将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仍将是基本的政治身份标识。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受到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全球化是一种穿越国界的过程，全球性是人类对民族性的一种超越。它既要求我们进行民族的思考，也要求我们学会全球的分析。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进行比较分析的主要坐标，但全球社会也同样应当是比较研究的基本参照。
因此，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必须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既使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扎根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同时又不背离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和普遍原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具有超越国家的普遍性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我们的学术研究应当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应当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认识到，中国的学术智慧是全人类学术智慧的重要内容。
全球化要求我们特别重视前瞻性思维和理论创新。习惯于背逆性思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言必称三王，行必提尧舜，理想的时代必定在古代。即使欲对传统有所突破，也要“托古改制”。带着沉重的怀古情结来观察和评判现实，一看到或听到新的观点和理论，往往不是冷静的分析，而是根据既定的标准进行指摘和抵触，这是我们的传统思维定式。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伸，是对传统的超越，无情地摧毁了过去的各种理想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过去的和现存的每一种社会生活模式都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它迫使人们进行前瞻性的思考，把理想模式建立在未来，而不再是过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
全球化要求我们在进行纵向思维的同时，特别重视横向的比较思维。纵向思维使我们能够学习历史的经验，但片面的纵向思维容易把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历史经验中，总是拿自己过去的经验与现实进行比较，觉得自己现在是如何之好或如何之坏，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对现实的虚假满足或极度憎恶，不是夜郎自大，就是自暴自弃。前者使人看不到自己与别人事实上存在的差距，后者则使人看不到自己身上具有的优势和长处。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跨国性，它迫使人们更多地进行横向的思维，即跳出自己狭隘的历史经验，将自己的经验与别人的经验加以比较，虚心向其他先进者学习，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既不夜郎自大，沾沾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又不妄自菲薄，看到与先进者的差距而垂头丧气。
全球化要求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进行综合的思考。简单的两分法思维方式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其特征是把两种事物截然地对立起来，似乎有你无我，有我无他。首先不问观点是否正确，事物本身是否对人民有益，而是一上来就问姓“资”还是姓“社”，姓“中”还是姓“西”，是“马”还是“非马”。全球化既不是单纯的同质化，也不是简单的碎裂化，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既是民族化，又是世界化；既是分散，又是整合。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的“对立统一”，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却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其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既不符合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更会给现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全球化正在摧毁目的论和宿命论的现实基础，要求我们进行过程性的思维。一切宗教和神学的哲学基础都是目的论和宿命论，它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假定一切事物、一切行动都有其终极目的，人们无法超越预先设定的最终目的。一切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归根结蒂也是由这种宿命论和目的论派生出来的，它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在封闭的环境中长时期的静止不变。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必须对外部世界开放，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全球化不是一种目标，甚至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它迫使民族国家不断地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进行创新，使改革和创新也变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
总之，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生活，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正如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不等于 “东方化”一样。我们正在全力振兴中华文化，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复兴。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迎接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更加积极地进行文化创新，更加充分地吸取人类文明一切合理的成果。这是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本文原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化译丛》“总序”，内容略有改动，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