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流
据蒙古族民间故事的一些类型和母题看，与印、藏民间故事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反映在几百年来藏传佛教及其佛经的传播和深入人心，从许多一般传统故事和寓言故事中都可找到这种来自佛经故事的痕迹。如蒙古族普遍流传的《两兄弟》故事中的恶兄（极少为弟）弄瞎弟弟的眼睛、弃之荒野以便他独享富贵的类型故事，与《贤愚因缘经》卷九《善事太子入海品》的主要母题基本相同。源于佛经《弃老国缘)的类型故事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阿拉善、科尔沁草原、甘肃、青海蒙古族聚居区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均有流传。巴拉根仓故事中的《上天赴宴》这样的类型故事，与《杂宝藏经)卷十《婆罗门妇欲害姑缘》基本相同。还有关于动物报恩和装神弄鬼作假证故事(即佛本生故事中的《箴言本生》、《奸商本生》类似故事)等等在民间亦普遍流传。 蒙古族寓言故事有不少作品亦脱胎于佛经故事，而且与印度《五卷书》中的不少故事相同。 如《兔子处死兽狮王》、《和睦的四个动物》、《青蛙搬家》、《大象和老鼠》、《披虎皮的毛驴》等等蒙古族寓言故事均可在佛教经卷和《五卷书》中找到同类型的故事。由于有的研究者不了解蒙古高原佛教流传的和文化交流的细枝末节，故得出了这些寓言故事出自《五卷书》蒙译文的影响和流传的结论，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
其实蒙古族流传较广的一般传统故事、寓言故事中的印、藏民间故审痕迹，不是来自《五卷书》的流传，而是通过《甘珠尔》、《丹珠尔》及其他有关佛教文学作品的蒙译或注释把印、藏的一些故事介绍给僧俗群众传播开以后留下痕迹的《甘珠尔》、《丹珠尔》的蒙译工作早在元代已经开始。阿拉坦执政以后，继元代零散佛经的翻译，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在精通蒙藏文化的席勒图固什(1550一1620年)、贡噶斡节儿等高僧、大翻译家的努力下完成了《甘珠尔》蒙译的巨大工程，1720年，审校汇编为一百零八卷刻印出版。《丹珠尔》的续译是奉乾隆皇帝之命由章嘉呼图克图、大固什·阿旺丹培等二百名喇嘛学者历时八年完成，汇编为二百二十五卷于1749年刻印。
在涉及佛经故事方面的介述注释中，以《苏布喜地》(即《萨迦格言》)和《育民甘露》的蒙译及诠释引人注目。十三世纪初，西藏高僧萨班·贡噶坚赞的训谕诗《萨迦格言》问世不久即被咒僧索诺木嘎拉用八思巴文字蒙译。对这本诗集的译解诠释，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前半叶就不断有蒙古高僧之译注本问世。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的译本《苏布喜地》及其注释本《如意钥匙》是流传较广的本子，他在注释本中，对格言所涉及的佛经故事均作了叙述解释。195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文《苏布喜地》就是以上译和注二者合一的本子。《育民甘露》据传为三世纪印度佛学家龙树所著，约十世 纪左右译为藏文，收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乌珠穆沁的罗桑丹金译为蒙文，存于蒙文《丹珠尔》第二百一十一卷中。对《育民甘露》的注释有发现于喀尔喀的佚名作者的《宝贝修饰》，其他如大固什·阿旺丹培的注释本，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的注释本·《如意修饰》，1779年在察哈尔木刻出版)均引录了不少故事。这些引自佛经的故事，说到底是佛经引用古印度民间故事宣传佛经教义的生动教材，而古印度著名寓言童话集《五卷书》也是以讲故事的形式来教训那些皇族和官员子弟如何应用"统治术"和"获利术"的活教材，所以说佛经故事和《五卷书》都是吸取古印度的民间故事为其所用，因此，同类故事在两种卷册中出现极其自然，毫不奇怪。尽管波斯文的巴列维译本《五卷书》通过阿拉伯文、梵文的翻译逐渐传到世界许多地区，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蒙古族接触《五卷书》中的某些故事，却不是通过上述译文，而是通过佛经的蒙译及有关佛教文学作品的蒙文抄本的宣讲而流传开来的。在这些卷集刻印、甚至蒙译手抄本出现之前，一些精通蒙、藏语文的高僧早巳来往于蒙、藏地区和寺庙间，将学习、吸取来的喇嘛教文化在大漠南北口授言传，进而把这些经卷，典籍蒙译成手抄本在僧俗中传播，至这些卷集最后刻印作为正式佛典巨帙教化扩散，其影响面更为深广了。据此，佛教文化宣传、普及到僧俗群中的历史，远者不说，仅从十六世纪以来的数百年间可说一直受到这种佛教文化的熏染，未曾中断，故类以《五卷书》及佛经故事的内蒙古族故事的出现，其来源并非《五卷书》而是与佛教文化的传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研究考察，《五卷书》的蒙译本迄今尚未在蒙古地区发现，说明从未译成蒙文。因而认为蒙古族某些寓言故事是通过《五卷书》蒙文译本流传、影响的结 果就不太符合实际了。这可能是以往学者未弄清此点，卒至错误推断以讹传讹所致。蒙古国波，好尔劳在《论蒙古民间故事》一书中云："1920年居住在科市多省的俄国人阿，布鲁达科夫曾在西蒙古发现《五卷书》的17篇故事的手抄本，把它送给了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符氏在详细研究此材料后认定是脱胎自《五卷书》，并于1921年出版了这一结论的《蒙古民间故事)，他的这一推断在蒙古文学研究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波·好尔劳也据此在他的著作中同意了这一看法，策·达木丁苏荣在深入研究蒙、藏文化关系时，将这些故事与《育民甘露》的一些注释本作了详细对照后，发现全部出自这些注释本，因而否定了这种说法，并将25篇故事刊入《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一书中。有的研究者据1959年季羡林先生的汉译本《五卷书》中的86个故事(包括主干故事)与广泛流传的蒙古民间故事和佛经故事加以对照后，发现民间和佛经中有33则故事与《五卷书》的故事类型同。《五卷书》其余53则故事，民间既没有流传，佛经中也无形迹可寻，说明佛经在引用古印度民间故事时，只吸收了33则与《五卷书》相类似的故事，民间流传的也只是这33则故事。因为民间的这些故事不是来自《五卷书》而是直接从佛经故事借用、生发，所以《五卷书》其余53则故事在蒙古地区也不见其踪迹了。 另外，尚有许多故事，如佛经中的《牛和狐狸》、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五卷书》却无此类型故事。从以上几方面加以对照推断，更进一步证明了蒙古族某些寓言故事源于佛教经卷的事实。
二、变异
佛经故事向民间传播，并不是原封不动，只字不易的搬套。喇嘛僧侣们在宣讲或注释佛经故事时，首先结合蒙古族地区的生活特点和人们的欣赏趣味作了初步的世俗化的传播工作。如《宝贝修饰》在解释叙述佛经《佛说鳖猕猴经》的故事时就作了许多改编和增添：(1)乌龟夫妇恩爱相处，私下订立了不许远离的协议；(2)公龟烦闷，至野外觅食而断水干渴，濒临死亡，被相识的猴子背送水中救活，还将乌龟请至家里盛情款待三日；(3)公龟回家，母龟怀疑公龟有外遇，吵闹不休，公龟解释不听，愈闹愈凶，以至惊动龟族纷纷前来劝解，但无效果。公龟发火，将母龟捶打一顿，母龟躺倒装病装死，说心疼病发作，只有吃猴心方能治好；(4)乌龟要猴心给老婆治病时，猴子回答说："因为猴心可作药治病，大凡猴族出门不带心，把它挂在树梢上，难道大夫开药方时没有说起这事?"(5)猴子把乌龟骗回来爬到树上，乌龟在树下催要猴心，猴子让乌龟拾起头，张开嘴接心，结果一泡屎落进乌龟嘴里；(6)乌龟要不到猴心，又到猴子住的山上一连喊了三天，猴子出山 洞踩乌龟的脖子把它训斥一番让它滚蛋。以上情节为佛经中所无，完全是注释者的全新改编。
民间的《乌龟和猴子》删去龟婆这一人物及其有关情节，去掉篇末述说戒律的结语，把谋害朋友的恶行全部集中于一只乌龟。猴子领回乌龟除让吃屎外，又增添了猴子识破乌龟进一步加害于它的阴谋，把乌龟戏耍一阵后远去，乌龟终于饿死。
以上二作加以比较，尽管《宝贝修饰》对佛经故事的解释有了极其浓厚的生活化、世俗化成分，总的来说没有篡改原来佛经教义的主旨，而民间则不然，除了扬弃轻视、歪曲妇女的思想和情节外，进一步突出乌龟的恶行和猴子的聪颖机智，乌龟一命呜呼的结局，就是劳动人民对忘恩负义行为深恶痛绝的明解表态。从这一故事的源流变异的具体发展途径看，宣传宗教教义的故事最终变为完全世俗化、生活化、民族化的口述故事 时，劳动人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又不可否认那些喇嘛僧侣们将佛经故事推向民间所起的桥梁作用。为说明问题，试以青海流传的《莫尔根章京的故事》之三为例。
该故事的主要情节出自佛经《奸商本生》，《如意钥匙》在解释《萨迦格言》第五章"辨识恶行"第149诗段时以《老实人和聪明人》为题叙述了这段故事。《奸商本生》讲了大智和小智(菩萨转世)共同经商赚了钱，大智坚持拿双份，小智得一份，两人争执不下，求树神裁决，大智求父藏树洞装神促裁，指定大智得双份，菩萨用稻草点火塞进树洞，大智父被烧爬出树洞，真相大白。可是《老实人和聪明人》在解释、叙 述这段本生故事时发生如下变化：古人在野外埋下大量金银， 由吹雨打地皮被剥蚀，有的银两露出地面被老实人和聪明人发现，二人想偷运回去，又伯村人生疑，便移至一棵树下埋藏。聪明人暗地独自取走金银，诬陷老实人偷走，老实人坚决否认，说是聪明人所为，双方争持不下，状告可汗处，可汗无法断案，求树神裁决。聪明人求父藏树洞装神证明老实人偷走，可汗带大臣至树前，树洞内果然传出老实人偷走的话语，汗不信，烧树洞，逼出装神的老人，阴谋被揭穿。《奸商本生》主要是宣传佛法无边及转世菩萨的高深道行和睿智，即奸商无论怎样狡猾都逃不过他的慧眼。《老实人和聪明人》中出现了偷的行为，从而由道德品质问题涉及到一种违法行为，菩萨身分改由汗皇代替，实际由佛的教化转变成为一桩世俗间的公案故事，离佛的教义就比较远了。在《五卷书》和印度民间故事中早已有之，罗氏是否熟悉运用了这类故事，不详，但《老实人和聪明人》故事被民间吸收、生发创造，其推断是可以成立的。民间流传的《莫尔根章京的故事》情节如下：一旗长带仆从进山打猎至一新婚夫妇家歇息，见新妇十分貌美，顿生邪念，他以打猎为名与此家常来往，一次支开新妇男人，趁机强奸了她，以后新妇不从，又胁迫至山洞蹂躏，新妇无脸见人，碰死在山洞，男人状告至另一旗的莫尔根章京处，章京询问，旗长诬陷仆从所为，并提出山神可以作证。过数日，章京带一干人等去山洞求种仲裁，但找不见旗长。章京向山神祷告，洞内传出了仆从作案的话语。章京认为山洞尽出怪事，为除邪祟，燃柴草烧山洞，旗长从洞内爬出，案情澄清，旗长被处死。从以上内容看，除故事的人物身份及案情与上述故事不同外，其装神弄鬼作假证和破案的手段是一致的，即解决矛盾的主要情节完全相同。这个故事根据劳动人民的生活体验，把《老实人和聪明人》故事的偶然性事件(发现银子)改编成阶级社会中层出不穷的必然性事件，即统治者迫害无卒百姓的罪恶事件，这就提炼出了一则强烈反映现实生活、主题以想具有积极意义的故事，这一质的飞跃和别开生面故事的出现，归根结底与劳动人民的创造分不开，同时与上述具有教育意义故事的长期传播和熏染分不开。
劳动人民之所以要借用一部分其他故事的母题，又改变某一母题组成新故事，其目的是浇胸中块垒，表达对生活的认识和信念，故在交流传播中，那些富有民族气息的奶香味必然渗透其中，所以有的故事从人物情节到主题内涵等均会产生变异。
从以上各例可得出如下结论：蒙古族民间故事受印、藏故事，特别是佛经故事的影响极深，而这种影响的中间环节就是喇嘛僧侣们的讲经及各处注释佛经故事编著的流传，而喇嘛们的俗讲及各族人民间的交流传播又是十六世纪以来普遍存在的故事的传统现象。蒙古族群众在继承本民族善于讲唱形象生动的故事的传统基础上，吸收流传于世的印、藏故事，又有着自己的独特创造，这些变异创造，使许多故事从人物形象和生活环境的描绘、情节的构成、表述风格及主题显示的变化上均出现了推断陈出新，别具一格的新面目，这种吸收创造兴起于佛教鼎盛时期，至佛教在蒙古高原逐步衰微没落，这种创造力的影响仍然在蒙古族群众中渗透扩散，继续保持其生命力。
来源：
http://www.mgwhw.com/letters/10/2005092604.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