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衣努

不是三十年……是半开放

郑也夫

      大家好。天则所先后几次邀请我参加这个会，我很高兴参加，也早就答应了。昨天中午我给会议秘书打了个电话，要求把会议日程给我发过来，我看后一惊，安排了我的发言，这是此前没有告诉过我的，而且给我出了题目。我一想现在天则的朋友正忙，别打扰他们了，我也愿意发言，愿意为会议出点力。但是，命题作文我不喜欢写，自己就赶紧琢磨一个发言题目。


    我觉得这个会议的议题非常好：市场化三十年。因为这一段到处都是改革开放30年的论坛，改革开放30年的讨论，我自己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七个字特别别扭，甚至讨厌这七个字。所以就由此说起。昨天晚上拟了一个发言提纲，题目叫做“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不是开放，是半开放”。


    从我讨厌这七个字说起。首先我觉得“改革”这个字眼已经成了套话，成了八股，现在“改革”这个字眼非常容易让我联想起文化后期的一个字眼“革命”。1966年6月开张的运动，不管我们以为它是不是革命，毕竟从表面上看靠谱，具有改变现状，改变现存秩序的特征，这确实是革命的内涵之一。到1968、1969年之后，先前种种行径，不可以再搞了，遭到禁止了。但是与此同时，“革命”的字眼甚嚣尘上。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不满现状，就是革现状的命。不革命是什么，就是拒绝变革现状。反革命是什么？就是反对变革现状。到了1968、1969年的时候，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革命体现在宣传中就是：现在的形势很好；认同现状、不想变革现状的是革命者；说现在的形势不好，要变革现状，就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官方告诉你的“革命”和“革命”这个字眼的本意已经完全背离了。


    我们感觉和体会一下“改革”这个字眼。我们现在还在改革？我大不以为然。但是与此同时，改革这个字眼甚嚣尘上，极为时髦，一番又一番，一出又一出的讨论会在伺候着。现在还有改革吗？我很表怀疑。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觉得这七个字很像一个咒语，当你一张嘴说这七个字的时候，就进入了官方话语霸权的笼罩之下。毫无疑问改革不可能由草民发动，它是自下而上的，从字眼本身就可以看出这个意思，而中国的改革当然是1978年开张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七个字该怎么理解？如果把话说充分一些，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其意思是1978年搞了一场改革，现在过了三十年，纪念一番，我没有异议。我也觉得1978年开始的改革很伟大，改变了中国，改变了我自己，我拥护改革。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七个字还可以做别样的理解，可以把前面四个字看作定语。我们说话的时候很多“的”字省掉了，“我的家”说成“我家”，“血色的黄昏”说成“血色黄昏”。如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的30年”。而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所以，我的题目的前一半：“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间片断”，改革开放非常好，是上面启动的。如果叫改革开放三十年，意思似乎是不仅由上层启动，而且三十年一直进行。可惜我不承认一直进行。我认为有几个阶段发生了改革，推动了一桩或几桩事情。是不是贯穿了三十年？没有的事。在今天我更看不见有改革的举措，看不见有强烈的改革愿望。我看不到。

    为什么要咬文嚼字地说出上述这些呢？是因为我认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是稀罕的东西。是因为我认为上层的改革愿望，改革动力不是时时存在，只在稀少的时刻存在。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统治阶层中的多数人有改革的愿望，我认为在30年当中只有1978年时出现了这种状况。甚至再往前推，我认为60年来，即从1949年到今天，我只见到一次——统治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有改革愿望，我只在1978年看到了，只此一回。朱学勤说发生了两次改革。虽然1978年、1992年确实是被中间的时段分割成了两块，他这么说有他的道理。但是我认为那还是一次改革。我认为1992年的时候是我们改革的总设计师觉得改革搁浅了，他在垂老之年里还想尽他最后的力量使他的政治理念不被搁浅，不要中缀，让它实现。我认为还是一次。所以我要说，改革是稀罕的东西，大家不要以为改革是稀松平常的东西，呼之即来，没这个事。
    1978年改革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不改革就亡党，这是我们领导阶层充分意识到的事情。亡党亡国常常放在一起说，但是我不认为会有亡国的事情。20世纪六七十年代，殖民时代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面临的就是亡党的事情，因为执政党把国家搞的那么糟糕，那么多人吃不上饭了。如果亡党怎么样呢？统治阶层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有了改革。那么，他们一定享有一个共识了，为什么有共识，哪里来的？毛泽东造就的。毛泽东自1956年开始一意孤行，背离了他的全体同僚。讲权术，三百年无出其右，同僚们要么跟他走，要么下台或者一边凉快去，他可以驱赶所有不赞同他的主张的同僚跟着他走。除了马屁精和野心家没有人从内心支持他的主张。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甚至林彪，没有一个认同他的治国方针。越来越多的新近披露的史料证明，副统帅是不支持文化革命的。那么为什么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发言支持毛泽东呢？这是党史上的一个费解的谜。我的看法是，林彪其实就是第二个高岗。他们都是讨厌白区的人做接班人。林彪并不是不赞成刘少奇的主张和政策，而是看不惯这样一个白区出来的、没有带过兵的人这么嚣张，对老大这么不恭敬，大有接班的势头。如果1965年毛泽东突然过世，刘少奇接得成班吗？我猜想接不成。一个靠着枪杆子获得政权的执政党，半数以上是军人出身的元老们很难让一个没带过兵的人当头领。所以林彪支持毛反对刘，未必说明他在政见上认同毛泽东。我从一个极端来论证，林彪都不支持毛泽东，由此推论，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元老是支持毛泽东的路线的。在毛泽东离世前，他已经将党内95％以上的人造就成他自己的潜在的反对派。他走了，元老们就开始共商一件大事，告别毛泽东的路线。在历史上我找不到第二个大独裁者死后，下属们空前团结，要背离他的路线和政策，我找不到。斯大林也没到这个份上，只有毛泽东做到了。这是非常稀有的局面，他走后元老们同心协力，同心同德：掉头。

    他们在改革上是什么认识呢？不是什么高深的认识。我认为他们的改革就是要回到1956年，甚至更早。包产到户，明清就是这么干的，秦汉就是这么干的，城市搞民营经济，以前就有，只是规模不同而已。这不是大的革新，是什么？是保守主义，是回头有路可寻的，前人就是这么走的，只是毛泽东的乌托邦在跟常识决裂。


    总而言之，我觉得他们有共同的动力，有共同的认识，回到1956年，不是革新，是复旧。拥有如此多的共同的东西，以后的改革过程中，还屡屡发生分歧，“秘书长”要不断换马。现在这样的稀有的时刻过去了，统治阶层再不会享有这么多认同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期盼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桩可持续的事情能？
    有些朋友会说，市场经济的改革一旦启动，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持续很长时间才能发育成型，怎么是一个或几个时段呢？不错，这样庞大的事情，启动了就有后续的问题要解决。但解决后续问题，并不意味着主动改革。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改革中国社会，应该也必然有多个改革选项。邓小平开启了其中最要紧的一个选项，在一个时段中发轫，在另一个时段督促，终于不可逆转。除此还有很多选项呢。顺应历史的领导者，毫无疑问应该开启新的改革选项。垄断部门，医疗、教育、新闻出版，早就问题严重，积重难返。僵死的户籍导致的城乡二元，使得两亿农民工实为城镇人却享受不到城镇人应有的诸种权利。凡此种种，几乎都没有提到改革日程。所以我说，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
    下面说开放，什么是开放？我真没有看到过权威的解释。其实我对改革开放的这个字眼没有兴趣，不关心这个事情，只是对天则所高朋满座、高谈阔论感兴趣。开放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外资准进，外国人准进，中国人可以出国，私人可以办企业。还有，农村人可以进城，但是没有城市户口，在择业、薪酬、劳保、医疗、低保、信贷、子女入学等诸方面享受不到城市人的权利，农村人的准进只能叫半合法。言论也开放了一些，像我现在说这些话，毛泽东时代肯定枪毙，确实开放了很多，但是也不是完全开放了，奥运期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媒体管束是非常严格的，我是体育迷，经常写体育评论，强烈感受到这种管束。关于奥运我写了20篇，第一篇和最后一篇都被枪毙了。第一篇谈的是奥运名称，Olympic Games直译过来就是“奥林匹克游戏”，而不是运动会，是和战争、生产有别的一个游戏。我在文章中说：你尽可以叫运动会，但必须明白创立者的宗旨是游戏。这就不行了，大概是觉得我矮化了奥运。就这样一篇文章没有一家报刊敢用。所以说，我们的开放其实是半开放，别以为是开放。

    为什么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是半开放？道理很简单，有利于上层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是稀有的。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忽然发现一个改变现状的思路符合上层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的。只有毛泽东可以在特定的时空中造就这样的情形。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很简单，两个字：动力。高层一同有了动力和共识，是稀罕的事情，可遇不可求。
    那么今天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我是个迷恋智力游戏的人，不像很多人对经世济民的事情这么认真，因为我知道经世济民需要外部条件，不是想通了就能实现的。但我也在有意无意的想这个事：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我想动力就是维权运动，我觉得今后三十年可以改变中国面貌的就是维权运动。维权运动将为中国的法律注入生命。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一纸空文，为什么？这是中国法律的出身决定的。国外的法律都是利益受到伤害的相关群体经过奋斗推动建立的。不执行？不可能的。人家既然能够建立起相关的法律，就能够让它执行。我们的法律是怎么来的？是高层人士觉得要和世界接轨，咱们的法律中没有这个条款不行啊，比如居住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不行，太丢面子，加进去吧。我们的法律建立的时候，各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容易被伤害的群体，都不在场。因此大家都没有这个法律意识，无论是侵犯别人利益的人，还是被侵犯利益的人。于是，该侵犯的还在侵犯——一直就是这样嘛，法律什么时候干预过，我怎么不知道。该被侵犯的人还被侵犯，他们不懂得这是他们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如此出身的法律，只有靠日后的维权运动为它注入生命。
    最后说一点我们社会学的事情。2004年一个叫布罗维 (Michel Burawoy) 的人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保卫公共社会学”。他将社会学划分为四类：理论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从事学科内部批评的），政策社会学（卖给政府或公司的），公共社会学。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诉诸媒体，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评论社会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加入地方活动，加入社会运动。
    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就是一个公共社会学家。我天性喜欢议论公共事务，喜欢抨击不公正，好骂人，当然对象不是私敌，骂人多痛快。看了布罗维的演讲很受鼓舞，他帮我正名，这是很正义的事，而且登堂入室，进入了学科。我多年来一直为报纸写社会评论。现在也介入了一点维权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大家要加入维权，帮助被侵权的人或弱者维权，不要从理念出发，要从人们切身利益出发。从理念出发，比如民主、自由，一方面管理者觉得高来高去非当务之急可以不理睬，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心存畏惧。从切身利益出发，管理者不理睬有不近情理之嫌，且能赢得民众关注。久而久之，便可以导致一种健康社会生活必须的对话，一种法律框架内的博弈。我加入维权是这样一件小事。我在北京自然水域游泳近40余年，也冬泳过两年。有一天忽然下令北京的自然水域都不让游了。我们这些游泳爱好者们要求，至少保留一个水域，选择一个不是国家级公园的水域，比如玉渊潭公园。我先是连篇累牍，在《新京报》发了多篇文章为“野泳”辩护，这是本市众多人多年的生活习惯，要尊重人们的各种习俗，划分区域，各得其所。但不管你的文章多年雄辩，无济于事。我们只好寻求第二个手段。我和冬泳协会的副主席一同发起一个3000人签名的给北京市的书记和市长公开信，又是石沉大海。前一阵我看到报上说，奥运期间游行限定在几个公园中，就准备去申请游行。我对冬泳的一些老同志说，我去申请，黑锅我背，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发动游行的人，我要是真的申请下来，没有人游行怎么办？我自己认识的冬泳的人太少，是发动不来的，于是作罢。后来听说奥运期间在北京申请游行的二三十人在申请的时候就被拘留了，我最初还庆幸自己没去。和我的朋友陈子明说了此事。陈说：去了就赚了，你是大学教授，不会抓你，他们抓的都是农民工；你去了他们会劝你，答应向上级汇报，对促进这时情的解决会有很大帮助。听了专业人士的话，我明白我太业余了，同时也明白了维权的事情是需要有点社会地位的人出场。我理当介入。也希望更多的有一定地位的同仁介入到维权运动中来。让我们一同谱写历史。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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