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与中国学的源流及性质
崔玉军
最近三十年来，国外的中国研究引起了中国大陆学界的持续关注，多种著述相继问世，成绩斐然。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如我们所常常看到的，大陆学界对如何称谓“国外的中国研究”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国外中国研究到底是“汉学”（Sinology）呢，还是中国学（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或ChinaStudies）呢，还是两者皆可？既然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何以会有两种称谓？这种混乱是否表明国外中国研究这一学科（或领域）在历史渊源上的复杂性？是否表明国内学界对这一学科（或领域）的性质在理解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混乱？
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始于16世纪末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士是汉学诞生初期的主要力量，正是他们使中国第一次成为中国之外的一种知识对象。传教士本来无意于此，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政经制度以及宗教习俗中国知识的介绍，他们的书札信函以及交回欧洲的在华传教报告，很快引起了欧洲众多思想家的关注。对于这些欧洲思想家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但是他们批判欧洲社会的参照物，而且来自中国的异质文明也成为他们自我认识的难得的镜子。在这种背景下，欧洲本土一些思想家开始潜心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这些以中国知识为对象的学者后来被称为汉学家。1814年巴黎的法兰西学院首次设立汉学讲座，这一举动被看作是作为学科的汉学正式成立的标志。经过几代汉学家的努力，汉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简单来说，汉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古代时期的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知识范畴，而其研究方法则是西方学术中的“古典学”相类似的人文科学方法。雷慕莎、沙畹等成为标志性的汉学家。
如果说近代之前来华的传教士在促进汉学的诞生和发展方面有首创之功，那么鸦片战争之后来华的传教士则不仅将传统汉学推向极致，而且还促成了中国学的胎动。 19世纪初期传教士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来华传教。与他们同时来华的，还有欧美等国的外交官、商人、冒险家等等。他们编撰中文字典，翻译中国文献，撰写中国概况，介绍中国历史文化，汉学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开始创办学校，出版中英文报刊，襄助中外交涉，日渐卷入中外政治事务。我们从卫三畏、裨治文的身上不难看出他们传教士－汉学家－中国通多重身份的角色转变。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分化：在一些传教士（外交官）继续赞美中国文明的同时，另外一些则变为严厉的批评，认为传统价值观念和制度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封闭和停滞，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理性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经过西方力量对中国本土社会冲击并形成有效的回应之后，才能进入现代社会。这是后来备受批评的“冲击－回应”范式的逻辑源头。
鸦片战争之后，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呈现出一些与传统汉学不同的特点，“冲击－回应”范式仅为其一。这一时期及此后的中国研究还突破了此前单纯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而是以史学为中心，借用了当时流行的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科学化和多学科整合的特征；另外，汉学家的研究取向也发生变化，不再局限于中国古代文献，而是越来越关注中国当代问题，现实性和功利性特征日渐明显，与传统汉学风气大为不同。这种不同于传统汉学的研究旨趣，后来被称为中国学。显然，中国学源自传统汉学，尽管都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两者的研究方法、内容及性质却有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学是在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前者有着更为复杂的学术背景和历史脉络。首先，在华传教士汉学家中有很多（如宓亨利）在回国后研究兴趣就发生了转变，成为美国第一代中国学家；其次，20世纪前后，欧美高校相继建立汉学讲座，聘请在华传教士、外交官或汉学家担任教授之职，但在其开端时期，美国汉学长期受到欧洲汉学的影响，主要汉学家均来自欧洲或亚洲，实际上就是欧洲汉学的海外分店。很快，随着西方尤其美国对远东特别是中国事务的日渐卷入，使学生们（如赖德烈）不再满足于中国古典知识的学习，而是转向更为实际的中国政治、外交与边疆研究。中国动荡不安的近现代社会与频繁的中外交涉，也为中国学家的诞生提供了充分的学术市场。二战期间亚洲战场的经历为他们提供了实地了解中国的经验，大批的军人汉学家（如费正清）成为日后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20世纪中期之后，冷战及中美交恶使中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关注，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在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大力推动针对中国、日本和苏联等国的全面研究。中国成为重点研究对象，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研究提供巨额资助。中国学家担负起向政府和公众解释中国现实的任务，而决策层则将其研究成果作为制订对话政策和亚洲战略的依据之一。60年代之后，中国学在美国得到迅速的发展，而美国则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研究中国的重镇，以致于直到现在国外中国学仍然等同于“美国”中国学。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系列的国际政局变动，如中美复交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中断了三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重新得到恢复。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学者进入中国研究界，汉学与中国学进入了更全面、迅速的发展，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已经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展开，而且中国学研究早已超越了当年费正清时代服务于冷战实践的对策性研究阶段，汉学与中国学的界限也呈现出模糊化的趋势。从原来的汉学到现在的汉学与中国学两条路向并驾齐驱，从原来的欧洲到美国再到中国周边地区，国外的中国研究的在方法和空间层面的发展，是中国多种（重）面相日益国际化的进程。学术乃是天下之公器，但这里的天下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中国”的天下（China），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universe）了。
尽管国外的中国研究历史悠久，但直到最近三十年才引起大陆学界学者的群体关注。中国是国外的中国研究关联最密切者，但却是一个长期的缺席者。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学界对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性质存在着诸般误解。汉学家或中国学家的研究对象当然与中国本土学者并无二致，但他们的问题意识却从来都是自己的，不但受到世界学术发展内在线索的影响，而且也受制于当时国际形势的起伏跌宕，因而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中国本土学者的科学研究是在民族国家学术范围之内的运作，而外国人研究中国则跨越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学科范围，与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建构和目的不是一回事。它们在学术性质上的差异就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正是因为汉学家或中国学家异质文化的学术背景，才使得他们的研究具有了相当多元的解释能力。如果说“他们”的中国研究把中国作为参照物而提高自我认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对我们的研究也拿来，作为我们的二次自我认识的参照物？因此，与其说国外中国研究是中国学术的海外延伸，倒不如说这是促进和提高我们自我认识的又一重要资源。
汉学和中国学是在不同的历史和学术脉络中成长发展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的区分，更应该深入到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中去。深入到学者的内心世界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审慎地了解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线路，才能更全面更客观地研究国外学者和国外中国研究，而不至于指鹿为马。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6-26 14:3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