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间世》到《宇宙风》
作者：刘绪源
东方评论-东方网 2009年3月11日 10:04
一
林语堂创办《论语》刚满一年，就辞去主编，改由他从生活书店请来的陶亢德任主编，他只作主要撰稿人。1934年4月，他与陶亢德依托良友图书公司，办起了另一本新的半月刊《人间世》。《人间世》出至第二年末停刊。停刊前三个月，林、陶等人另办了一个自己发行的半月刊《宇宙风》（1935年9月）。此后不到一年，林举家赴美（1936年8月），虽仍不断给《宇宙风》寄稿，但他的编刊生涯，就此彻底结束了。正像施蛰存作为赫赫有名的《现代》杂志主编，其实一共也就编了两年略多些；林语堂辉煌显赫的编辑生涯，充其量也不足四年。但他们都在短暂的时间里，搅动起连续不断而又令人难忘的文坛风波，调动了当时最重要的作家，编发了大量重要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编辑队伍中，这两位都可说是灵光乍现的大手笔。
对于林语堂这三本半月刊，历来的评价，似乎是一本不如一本。这可能是依据他与鲁迅关系的逐渐恶化，抑或他与左翼文坛的愈益对立，而很少真正从文学实绩上，从编辑实践上，从他对于文学与市场的协调关系的开拓上，给以公正评价。本文很想翻一翻这个案。
先看万平近先生的《林语堂评传》：“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尽管自始至终打着不涉及党派政治的中间旗号，但刊物的具体内容并不全然与政治无关。《论语》在创刊头一二年，发表了不少政论性杂文。……《人间世》、《宇宙风》创刊后，嘲讽时政的文章已少见，攻击左翼文学的文章增多，尽管刊物仍打着中间旗号，在《人间世》、《宇宙风》发表作品的作家仍然兼容并包，但林语堂与论语派主要人物已不再是中间状态，而是向国民党政府倾斜了。”（2008年上海远东版修订本81－82页）
再看陈平原主编的论文集《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中，杜玲玲的《小品文的危机与生机——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为中心》的评价：“从《论语》到《人间世》再到《宇宙风》，作者的阵容越来越小，议题也越来越集中，趣味越来越狭隘。越是想畅谈人生、兼顾宇宙与苍蝇，越是辞不达意、只顾苍蝇；越是想表出''''性灵''''、''''不拘格套''''，越容易流于做作、拘谨、千篇一律。林语堂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宇宙风》创刊时……想通过杂志的通俗形式，来贴近现实、贴近人生，试图回到当初《论语》较为开放、较为尖锐的状态，结果未遂。”（2006年安徽教育版467页）
这是出于两代学人手笔的两种较为典型的评价，前者着重于政治倾向，后者着重于文学倾向，可惜都不合这三种刊物的实际。
笔者以为，林语堂创办这三本刊物，走的是一条上坡路，思路一本比一本开阔，格局一本比一本大。其中最不成功的恰恰倒是《论语》——这不是从一时的“轰动效应”，或从刊物里部分文章中抽取的政治因素出发，而是从刊物的实际质量出发。好在林语堂始终有一种开放的思路，从不躺在已有成绩上不思进取，在有了几年的编刊实践，经过几番艰难摸索后，至《宇宙风》风行，其实已经找到了一条既面向作家又面向读者市场的通衢大道。当然，这里应该还有陶亢德的一份功劳。
当初《论语》打出的是“幽默”的旗号，而在《人间世》的刊名下标出的是“小品文半月刊”，在《宇宙风》刊名下标出的已是“散文半月刊”了（自50期起还一度改为“散文十日刊”，足见其稿源之富）。这三种旗号的变化，其实是一个思路的渐变，这是新文学起步以后，白话散文正式与市场接轨的一段重要历程，也是林语堂留给今日文坛的一份精神财富。
二
正如我们早已说过的，《论语》甫一上市即现畅销趋势，这与林语堂打出的“ 幽默”旗号大有关系。但幽默是喜剧性的一种，是一个不太宽泛的美学范畴，要一个刊物的作品全都囿于此，实在是不明智的。即使范围再加宽一些，比如，以喜剧性、悲剧性，或优美、壮美，来为一本刊物定调，结果也不会更佳。刊物是要一期期出下去的，整本整本的“优美”难免不看得人起腻。所以，有经验的杂志和副刊的主持者，都爱强调一个“杂”字，就是为了避免色调单一和强使作者向自己靠拢。而这时的林语堂，所依凭的是聪明和运气，外加一股莽撞的锐气，编辑经验则几乎没有。他的“幽默”歪打正着，与鸳蝴派创下的笑话传统合于一体，致使销路大好；而同时，又要求作者们都来幽上一默，这就在事实上犯了编文学刊物的大忌。如从文学与市场的关系着眼，那么，他其实是要作家们和他一样，直接面对市场，不断提供合乎购买者需要的产品，以保持销路的上升。许多作家的勉为其难，强作笑颜（比如俞平伯），病根就出在这位主编大人身上。
林语堂未必看不到问题所在。在《论语》第39期上，有他的一篇《〈论语文选〉序》，虽然还是正面自唱赞歌，细读，却不难看出他矛盾复杂的心理：
幽默本非易事，办幽默刊物更难。《论语》佳稿源源而来，惊为吾所意料不到。然每期四万字，虽大约篇篇可读，究非篇篇值得重读。外间批评《论语》，期望殊殷，到底幽默是否成功，似乎又应撷其英华，通盘估量。《论语》创办至此一年又半矣，倘此一年半中有幽默成功之作品三四十篇，已符吾最奢之奢望。……
一年半中，《论语》一共有多少篇呢？试看创刊号，有大标题的文章是 17篇（其中有的一篇中就含11则短文），如加上9篇补白，那就是26篇。我们以每期20篇计，那一年半也应有七八百篇。这样，三四十篇，就是二十分之一都不到，一期里还不定能选出一篇来。这恐怕就是《论语》质量的真实写照。此文中，还插入这样一句：“文之为物，本难划定鸿沟，佳思之来，顺其自然，不应强之入我版套。此盖性灵派文人所不为也。”这里，是不是也暗含了他对于自己编辑思想的反思？
此文写于1934年4月，离鲁迅提出的小心“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的告诫，又有一年了。聪明如林语堂，面对刊物实际，恐怕还是“心有戚戚焉”的。
所以，也就在当月，他另起炉灶的《人间世》开张了，那旗号已不再是“幽默”，而是“小品文”了。
林语堂是正规的西方教育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他当然不愿与“礼拜六” 派混为一谈。但既已尝到了畅销的甜头，这一端他也是不愿放弃的——不然何必再办新刊物？那么，作为散文刊物，既要摆脱“俗”的泥沼，往“雅”的一面靠，就难免要走鲁迅的或周作人的路子。按鲁迅所说的增强讽刺性战斗性，他不愿，也不敢，当时白色恐怖加剧（他与鲁迅的共同战友杨杏佛十个月前刚被暗杀），左翼刊物举步维艰、三日两头停刊的事他也是亲眼目睹的。周作人的路子则本与他相距未远，《论语》除了幽默还同时提倡小品，从幽默刊物转到小品文刊物，对于他正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这样一转，天地顿时开阔起来，作者们不必再学着他的笔调硬作幽默状了；鸳蝴派的陷阱也可跳出来了；此前，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与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钞》都已出版，新文学与晚明小品的关系一时成为文坛最热门的话题，周作人的影响如日中天，此时出版小品刊物，其畅销程度，说不定还可更甚于前。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这就是《人间世》一开张就以《知堂五十自寿诗》打头的缘由。从这时起，知堂小品就成了新刊物的旗帜。
林语堂在《人间世》的《发刊词》中写道：
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创作小说，即有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扶波助澜，使其愈增畅盛。……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林语堂想要继承发扬的正是五四新文学传统，而在已有的成功基础上的“扶波助澜，使其愈增畅盛”，则不妨理解为把精英层的白话散文的成就引向民间，引向畅销。《人间世》事实上所做的也正是这一工作。这里当然有商业上的考虑（即这篇《发刊词》起首的语调，严格说也暗含商业广告的意味），但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上，这不能不说是重要的一步。此前，精英层归精英层（刊物有《语丝》《新月》等，并一些重要的副刊），市民读者则更倾向于鸳蝴派的杂志和副刊（如《礼拜六》《红玫瑰》及《快活林》等），《论语》的畅销打破了这一界限，但畅销的内因恰恰是迁就了鸳蝴派的而不是新文学的趣味。现在，《人间世》重又昂昂然打出了新文学的旗号。
只是，林语堂凭着他孩童般的莽撞和专注（当然也可能是出于商业广告上的精明盘算），又把五四后的新文学说“小”了，“小品文”成了“唯一的成功”，而小品又是“以闲适为格调”，这样，本刊“专为登载”这种闲适格调的小品似乎就成了发扬五四新文学的最伟大的举措。这都为他后来的遭受攻击埋下了伏笔。
但无论如何，在《人间世》上，幽默不再是那张用以限定长短身高的魔鬼的床，它成为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东西，作家的手脚放开了，矫揉造作的文章明显减少了。刊物设立了各种栏目，有“读书随笔”“译丛”“杂俎”“书评”“随感录”“今人志”以及“小品文选”和“诗”等，以后又增设“特写”“山水”“思想”“一夕话”和“西洋杂志文”，颇显琳琅满目。创刊号上的作者，就有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废名、丰子恺、朱光潜、庐隐、傅东华、陈子展、简又文、阿英、徐懋庸、刘大杰、李青崖、全增嘏、许訏、鹤西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而因为作者呈开放式，不立门户，大量吸收来稿，以后刊物中的内容便更其丰富。第一期中，蔡元培拿出的是《我所受旧教育之回忆》，周作人是他的名文《厂甸》，朱光潜是《诗之显与晦》，丰子恺是《文言画》，都是当行的重头戏，还有李青崖的《俄国的写真》，和全增嘏近似于后来“ 特写”栏的《现代作家工作实录》，集中在一起，分量甚为可观。以后，也许是受到左翼的批评吧，写底层农村的散文也有所增加，像第7期上薛脩的《还乡日记》，第19期臧克家的《老哥哥》等，都是既有生活又很耐读的。
可是从创刊号的作品看，似与过去《语丝》等文人刊物并无多大区别（何况还少了时政性的杂感、评议），为什么这就能够畅销呢？我以为，一方面是它挟《论语》之余威，刊物中仍还有“幽默”的余味，而林语堂本身也已成为一种畅销元素；更重要的是，编辑在这里做了很多工作，有内容形式上的整合调理，也包括近乎“炒作”的宣传和安排。如周作人的两首诗，本来题为《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并没有“自寿”的意思，但林语堂看到了，马上加了“五秩自寿诗”的题目，作为第一期的打头稿，配了知堂的照片和手迹，同时请沈尹默、刘半农再加上自己各步原韵唱和，也在同期刊出；这还不算，又广泛寄发蔡元培、胡适等各界名流，以在下面几期形成一个唱和的热潮，这不能不说很有编辑眼光和宣传意识。只是物极必反，此事引起了左翼的反感，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此外，如何把刊物办得合于读者口胃，也使这位主编颇费思量。在第四期上有林语堂一篇《说〈小品文半月刊〉》，他比较了周刊、半月刊、月刊、季刊的不同，认为：“周刊太重眼前，季刊太重万世。周刊文字，多半过旬不堪入目……总不如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此文最后道：
今人所办月刊，又犯繁重艰涩之弊，亦是染上戴大眼镜穿厚棉鞋阔步高谈毛病。半月刊文约四万，正好得一夕顽闲阅看两小时。阅后卷被而卧，明日起来，仍旧办公抄账，做校长出通告，自觉精神百倍，犹如赴酒楼小酌者，昨晚新笋炒扁豆滋味犹在齿颊间。
文字很是优美，谈的也是深有体会的话。但读者如还记得当年《礼拜六》创刊号上王钝根的文章，就会发现，二者何其相似乃尔。这也说明，林语堂对于新散文的走向市场，正与当年通俗刊物主持者一样用心用力。
然而，林语堂的努力，同时遭致两方面的不满，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其二则是被他树为旗帜的周作人。
鲁迅和左翼的不满比较好理解，那主要是对他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反感，认为刊物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倾向，会导致文学远离社会现实。对这一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对他的过火批判，暴露了中共党内的“中间派最危险”等极左思想（据知还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发现了这一问题，如1935年8月11日萧三《给左联的信》，就曾出面阻止对林语堂的旷日持久的批判）；另一方面，林语堂虽强调“寄沉痛于悠闲”，但他确有多面性，一旦沉浸于闲适情调，也常会悠然自得，忘却今夕何夕，这也时常体现在刊物中。所以，左翼对他的批判也不是全无意义。如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就是专门为与《人间世》唱对台戏而创办的杂志，此中提倡的科学小品、“社会生活实录”等散文样式，后来都被《宇宙风》悄悄地吸收去了。
周作人对《人间世》的不满，可能很出乎林语堂的意外，但其实也不难理解。前文已经说过，周作人的思想和文章，并不适合畅销，他的小品“貌似闲适”，却蕴藏着深刻的不满，这与林语堂的“真闲适”，在本质上并非一路；而且他的注意力远不止于小品，当初的提倡“美文”，也主要是想打破白话散文体裁过于单一的现状，是从新文学发展的总体着眼的，他的格局要比林语堂大得多；现在，那么多人跟在他后面大谈晚明，《人间世》上到处是模仿他风格写的小品，但徒具形似，那真的内核是根本学不成的，他看了比谁都别扭。所以，他被祭为“闲适派” 小品散文的主帅，而又遭致左翼的强势围攻，委实无异“拉郎配”，叫他哭笑不得。于是，1935年1月（正是《人间世》办得最热火的时候），他公开表示：“ 我不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散文一集〉选编感想》）这可看作是一通辞去“主帅”的声明。
此处再补充一条不大被注意的材料，即金性尧散文集《风土小记》中的一篇《忆若英》。若英即新文学家阿英，在《人间世》推动小品散文大热的时候，阿英也曾热心收藏并提倡晚明小品。但金性尧事后回顾道：
若英在其学问的努力方面，无论文艺理论，通俗文学，晚清史料，剧本等等，深浅是另一回事，但都有其特色。不过于晚明小品方面，依我的管窥，恐要算成就最少了。其实，那时提倡晚明文学的人，除知堂先生等一二人确有其心得外，其余的用忠恕一点说法，或者都是为了应付生计吧。
这话有点刻薄，其实是中肯的，因当时事实如此。林语堂能算在“知堂先生等一二人”里吗？恐怕还不能。我相信，在周作人公开发表声明之后，他应该会意识到这一点。
这一切，对于林语堂后来停办“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改出“散文半月刊”《宇宙风》，肯定是有影响的。而外界只知道他与良友公司关系协调不好，难以畅满己意，遂改出独立门户的新刊物了。
三
《宇宙风》创刊的时候，虽也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但比之于林语堂的前两本半月刊，则简直可算“低调入市”。《论语》问世，是“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人间世》开张，因有《知堂五十自寿诗》，马上引起广泛的应和与攻击，那接连不断的论战几乎一直延续到它的停刊（鲁迅的《杂谈小品文》即写于1935年的12月2日）。但这本新杂志没有这些引发轰动的招数，林语堂甚至不列名主编，而只与陶亢德并列为“编辑”，第一期上照例会有的《且说本刊》，他也说得相当平实：
《宇宙风》之刊行，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幽默也好，小品也好，不拘定裁；议论则主通俗清新，记述则取夹叙夹议，希望办成一合于现代文化贴切人生的刊物。
相比之下，“幽默”仅审美范畴之一种，“小品”只散文体裁之一端，取来作新刊宣传的亮点，当然尖新耸听，易懂易记，要长期囿于此，使能持久发展，就实在不是一件好办的事了。林语堂已经吃过这苦头了，也悟出编辑散文刊物的三昧，这次是真的学乖了。而“畅谈人生”“言必近情”“不拘定裁”，显然要比“幽默”“小品”更合于五四新文学传统，更抓住了这一传统的精神实质。具体地说，也更合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艺术”，合于知堂所一贯强调的“常识”，合于“语丝”同人的“说自己的话”。尤其是后面那句“办成一合于现代文化贴切人生的刊物”，可真是说到周作人心里去了。林语堂这些年有心尾随周，但提倡幽默，提倡小品，他都表示并非一路，公然撇清，这一次，看来是找不到反对理由了。果然，翻翻《宇宙风》第一年目录，就能看到每期都有周作人文章（有时一期连发二稿），这种倾力支持，是很感人的。而同样倾力支持的，还有郁达夫、丰子恺、老舍，乃至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但这样一来，虽或人才济济，质量高则高矣，却俨然一本纯文学散文刊物了，是否仍能像《论语》一样畅销？向来的经验，似乎是，高层次的文人学者满意了，市场便不看好，反之亦然；过去如此，现在仍如此。低调入市的《宇宙风》，销路又当如何？
——还是一如既往地好！
陶亢德在1936年9月写过一篇《本刊一年》，其中说到了一年来的几个数字：发表文章与漫画五百余篇，新老作者共二百余人，另有二千多投稿者（指未能刊用者）；长期订户有四千多，每期零售一万五千余本。这样，当年每期即可销近二万本，这已是极可观的印数了。而据周劭《午夜高楼?前言》（1999年上海古籍版）中说，当初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曾在《申报》上登巨幅广告，请上海会计师徐永祚审计，证明《生活》每期销量十二万份，为中国期刊第一名；销量其次的是《东方杂志》，八万份；其三就是《宇宙风》，四万五千份。这一材料尚有疑点，待考。但周劭（黎庵）本是《宇宙风》编辑人员，对于刊物销量应不致记错。而那时销行顺畅的《良友》画刊，据知也就是四万份的印量。
由于刊物“不拘定裁”，作者都能按自己最拿手的方式说自己的话，遂使《宇宙风》愈益丰贍可读。编者则在保证畅销上做出了巨大努力：林、陶二人办过多种刊物，在广告与发行上自有一套，又能保证每期提前两三天出刊（当时其他杂志多做不到准时出版），作者稿费每千字五到十元（这在当时是高得惊人的），售价则尽可能限定在五分以下（对订户率先实现了这一低定价），这都促进了杂志的正常运转。在组稿上，编者更是煞费苦心。郭沫若是遭国民党通缉的要犯，但《宇宙风》硬是做到让他每期连载回忆文，先是《海外十年》，再是《北伐途次》，前半年只能用“郭鼎堂”的名字，半年后就改用了真名。老舍先是连载他的创作谈《老牛破车》，一年后，自第25期至48期，逐期连载他的力作《骆驼祥子》，他在给编者的信里说：“这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是给行家看的。”从他早先的迎合编者暨市场口味凑些浮薄的笑话，到现在郑重地呈上自己最好的作品，这也是自《论语》到《宇宙风》的编辑方针演变的一个缩影。虽然这是散文刊物，但其实，小说、诗歌、批评、报告文学，只要真正好的，都可以登。第 14期上的《请看今日之沈阳》，第17期上的《伪国通信》，都如实地揭示了东北敌占区的黑暗。鲁迅逝世时，刊物发了蔡元培的《记鲁迅先生轶事》等文。鲁迅去世一周年时，又发了宋庆龄的《促鲁迅先生就医信》和许广平的《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第50期），这都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文献。而全国各地乃至欧美各国（包括法西斯控制下的柏林）的即时来稿，也为刊物大大增色。《宇宙风》每半年出一精装合订本（每册定价一元五，预订只售一元），一册在手，堪称精彩纷呈。
总之，林语堂终于找到了一条编辑高质量畅销散文刊物的秘诀，那就是：让作家面对自己，写出各自最好的作品；让编辑来统一调理、配制、吆喝……让编辑面向市场。作家们直接与市场交往（就像《论语》时期那样）对创作无益，而编辑则兼了半个经纪人角色。
后来中国文坛的杂志和副刊，大多是按着林语堂摸索出的路子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