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衣努

　　

鄂温克族实现定居7年 最后的狩猎部落酋长归山

2010年04月28日 16:07　来源：新文化报

　　




　　今年4月4日，位于大兴安岭西北坡的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气温还在零下十摄氏度左右。

　　沿着上山的路，个把钟头就到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猎民点。几个灰色的帐篷埋在深山老林里，狭小的帐篷内陈设简单，一位满脸沧桑的老人坐在火炉旁，一条大黄狗依偎在她的身旁。这个老人就是被外界称为“最后女酋长”的玛利亚索，今年82岁。

　　“敖鲁古雅”为鄂温克语“杨树林茂盛的地方”之意。300年前，一支鄂温克人从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森林出发，赶着驯鹿，迁徙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大兴安岭密林中。因为这支在大兴安岭北坡靠狩猎为生的鄂温克人使用驯鹿驮运物品，所以被称为使鹿鄂温克。到了现在，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仅有230多人。

2003年，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整体搬迁到了根河市郊的新定居点。房子是新翻修的，按北欧饲养驯鹿的萨米人的房屋风格设计，两户一栋小楼，每家都是楼上楼下，免费居住。  
　　而年长的玛利亚索却一直不喜欢到定居点生活，她不习惯房子里没火。她说：“我在大森林里出生，从小到大我都非常适应山林里的生活，我喜欢和驯鹿在一起，跟大山在一起。”她告别了山下的生活，重新回到了狩猎点。

　　在敖鲁古雅乡，像玛利亚索这样的猎民点还有6个。猎民点的地点不固定，因为驯鹿的主要食物是苔藓，所以他们的猎民点也是不断在搬迁，尤其是现在的苔藓越来越少，猎民搬家也越来越频繁。

　　在距离玛利亚索猎民点50多公里的地方，36岁的鄂温克猎民布冬霞放养了40多头驯鹿。布冬霞的父母以前都是猎民，她从小就在山上长大。定居后，她的两个哥哥已经不愿意在山上放养驯鹿，而她却留了下来。

　　布冬霞觉得在山上的日子并不寂寞，她和丈夫有一台电视机，装了卫星接收器，靠太阳能发电，有时能看到电视节目，还有一个影碟机，可以看电影。“最重要的是，在山上可以和驯鹿在一起，每头驯鹿都有名字，像家人一样。”这个最年轻的在山上放养驯鹿的鄂温克女人说。

　　与布冬霞同岁的索荣花想法却完全不同，她不愿意再到山上生活了。索荣花在定居点开了一个旅游工艺品小店。索荣花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叫阿丽娜，儿子3岁，叫阿诺尔多索，出生那年，儿子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中的第236个。

　　索荣花是玛利亚索的侄女，她说外面的人都管她姑姑叫“使鹿鄂温克最后一个女酋长”。对于“女酋长”这个称谓，玛利亚索的同胞并不完全认同。

　　根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古香莲也是从小在定居点长大的鄂温克人，她说“酋长”是外界炒作的概念，玛利亚索德高望重，但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不可接近。

　　在另一个老猎民点生活的巴拉杰伊，她家的墙上挂着儿子维佳的油画，维佳也在山上和她一起放养驯鹿。巴拉杰伊老人的大女儿柳芭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第一个女大学生，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出版社，由于不适应城市生活回到了森林，但她也已经同样不适应森林寂寞的生活，由于一次意外，在42岁结束了生命。巴拉杰伊家里没有挂柳芭的画，老人觉得看着女儿的画伤心。

　　2003年，媒体曾以大量篇幅报道“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走出大山实现定居”。七年过去了，关于这次移民得失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息。古香莲说，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和驯鹿密不可分，驯鹿文化不能消失，他们要让驯鹿文化一直保存下去。(李洪亮)

文章来源：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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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衣努

　　               

鄂温克民族纯正血统仅剩60多人 30年后或将消失

                     

2008年11月05日 14:47 来源：广州日报

    国人对鄂温克狩猎民族的记忆来自小学课本，而鄂温克人对自己的记忆则来自口口相传的历史。这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少数民族。历史上，鄂温克猎民先祖几度迁徙。他们的一生都离不开酒、驯鹿、猎枪和原始森林。这些都被融进了民族的血液。

　　但2003年以后，一切都被改变。那一年，鄂温克人以生态移民的方式进入根河市郊的新定居点，驯鹿也开始了人工圈养的实验。从此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分成了两半。

　　一半随玛丽亚·索等老一辈留在了山上，而另一半则淹没在根河的现代世界里。

　　如今，由于各种原因，鄂温克民族的人数正在不断减少，纯正血统的只有60多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驯鹿只剩600多头。随着融入现代社会的步伐不断加快，鄂温克的年轻一代已经逐渐遗忘了本民族的语言，或许在不远的某一天，他们的生存方式也不复存在。

　　酒

　　10月6日，敖鲁古雅下了今年以来的第三场雪。重症监护病房里，何协满身挂着各种塑料袋，鼻子还插着氧气，他被胞弟捅了四刀，幸运的是抢救及时。80多岁的母亲，有着鄂温克“最后的酋长”之称的玛丽亚·索呆呆地坐在阿龙山猎民点的帐篷里，目光呆滞，神情沮丧。

　　阿龙山深处玛丽亚·索的猎民点离呼伦贝尔根河市的鄂温克新村大约300公里，这是鄂温克最后五个猎民点中最大的一个。这里生活着三家人，一家是80多岁玛丽亚·索，一家是70多岁的老猎人安道和儿子毛谢，另一家是有着艺术家之称的维佳和姐姐柳霞。

　　惹祸的是酒，玛丽亚·索此生最痛恨的东西，因为酒，几个子女已经先她而去。

　　没人知道鄂温克猎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滴酒不沾的玛丽亚·索老人说，过去只有在过节或来客人的时候，大家才喝酒，而现在好多人一年到头就没有清醒的时候。

　　在如今的阿龙山上，除了躺在医院的何协，最贪杯的要数维佳和柳霞姐弟。

　　上过中央民族大学的维佳被称为猎民点上的艺术家。据说，任何人来猎民点，你可以不带任何东西，但必须得带酒，不然，维佳就会不高兴。另外，维佳喝酒爱吃独食。在通常情况下，猎民点都是有酒一起喝，但在没酒的日子里，维佳也通常会醉醺醺，“他一般是上午出去，然后下午满脸通红地回来”，没人知道他把酒藏在何处了。喝高了的维佳经常会动用暴力，受害者当然是柳霞。

　　同样贪杯的还有姐姐柳霞。为了防止她偷酒喝，维佳经常把酒藏起来，但柳霞找酒的技术很高，有一个从哈尔滨来猎民点上研究动物的小伙子，爬上树把酒藏起来，等他想喝的时候去找，柳霞早已把树锯断喝掉酒了。

　　柳霞的丈夫在上个世纪90年代死于车祸。她经常自言自语地念叨儿子雨果的名字，因为她每天喝酒又无力抚养，雨果被寄养在无锡的一个私立学校。

　　酒赐予了鄂温克民族力量与勇气，但过量的饮酒却在侵蚀这个民族的骨髓和灵魂，一份研究数据显示，实现定居40年，因酗酒而导致直接死亡共14人，因酗酒后失控发生的冻死、烧死、自杀、他杀、失踪、溺水共47人，两者相加即因酗酒而直接、间接死亡共61人，年均死亡1.5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而目前猎民的总数才230多人。

　　猎枪

　　猎枪被收的原因据说还是因为酒。据说，一个猎民酒后携枪闯入了当地森林管护站索要白酒，遭到拒绝后，他就操起猎枪要打死工作人员。

　　猎枪是鄂温克人的命根，没了猎枪也就失去了一切。

　　收枪的时候，玛丽亚·索急坏了。在所有被收的枪中，“毛主席送我的枪也被要求上交。”在玛丽亚·索看来，狩猎是鄂温克人的民族习惯，猎民没有枪就不再是猎民了。可警察告诉她，民族习惯也要遵守法律，如果枪支管理条例后面有括号说鄂温克猎民除外，他们就还给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尽管算不上是个好猎人，但维佳喜欢猎枪，就像喜欢画笔一样，那年的冬天，政府派了由警察组成的收枪工作组，其他的猎民都把枪交了出来，维佳背着自己喜爱的猎枪翻山越岭，跟警察捉迷藏。后来被警察堵到悬崖边，他也没有放弃，抱着枪闭眼跳了下去，幸好有一棵大树挂住了他，才没有摔坏，继续逃。最后跑到了一个猎民点，看到了在那守候着他的警察。

　　何协躺在医院的时候，玛丽亚·索下过一趟山，主要目的当然是看儿子，但除此之外，老人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要回在奥运期间暂时上交的枪。这一次，老人领回的是一把小口径步枪，而且整个猎民点只有一把。

　　“过去，打猎、放驯鹿的地方挺大的，方圆上千里，一直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境内都去过。不管多远的路，我们都牵着驯鹿走。那时，到处都有猂、鹿、灰鼠子。现在不一样了，到处都有人，到处都有偷猎的人。”玛丽亚·索说。

　　驯鹿

　　在敖鲁古雅，玛丽亚·索不仅是鄂温克人的形象大使和精神领袖，也是鄂温克当中“最有钱有势”的人。现如今，玛丽亚·索的鹿群已从结婚时的十多头，增至现在的300多头，这几乎是整个鄂温克民族鹿群数量的一半，如果按照每头鹿5000~6000元计算，玛丽亚·索是个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

　　过去，鄂温克猎民养驯鹿只是作为运输工具，但近年来，鄂温克人的驯鹿遭遇到生存危机，整个鹿群的数量从高峰时期的1000头降到现在的600多头。按照鄂温克人的话说，没有了猎枪，他们还可以喝酒，但没有了驯鹿，他们就一无所有了。

　　鄂温克人的驯鹿是半野生的，平时放养，每隔三五天找回来喂喂盐，才能听话。驯鹿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找苔藓吃，只有玛丽亚·索最清楚。但现在，她老了。

　　10月6日一大早，乡里的兽医古革军要上来给驯鹿打针，但几百头鹿中被找回的不过三十来头。

　　古革军是鄂温克和俄罗斯混血儿，帅气而爽朗，早些年，古革军上过内蒙古农业学院，学的是兽医。毕业后回到生他养他的敖鲁古雅，专门给驯鹿看病。鄂温克人驯鹿的生存状况没人比他更清楚。

　　“套子、熊害、塑料垃圾，每一样都能要鹿的命，每年的损失都上百”，古革军说，而在这些原因中，最让古革军担心的是套子，“鹿一中套，脚就废了，它也就活不长了”。古革军说，鄂温克人很少哭泣，但每每看到

　　这样的场景，他们都会暗自流泪。

　　除了这些不正常的死亡，还有一点让古革军格外担心，“现在人都搬到了山下，一些鹿也跟着下去了，但鹿毕竟是半野生的，适应不了山下的生活，现在一头鹿才5000多元，而在山下养一头鹿一年得花上万元”。

　　原始森林

　　“化冻的冰河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为山林的孩子引导回家路，我也是山林的孩子，于是心中就有了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森林，母亲的河，岸上有我父亲的桦皮船，森林里有我母亲的驯鹿……”

　　这是维佳和鄂温克人对山林的共同记忆，2003年搬到山下后，这种记忆在慢慢消失。

　　敖鲁古雅民族乡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庄会宝说，当初之所以要整体搬迁是因为近年来鄂温克民族乡水害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林间可猎物锐减，猎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到了2002年，根河当地市政府决定，对鄂温克猎民实施生态移民，将鄂温克民族乡迁至根河市西郊约2公里处。随后，配有现代生活设施的62户新住宅和占地1.68万平方米的8间标准化鹿舍建成并投入使用。

　　这是让许多当地人嫉妒不已的优厚待遇，猎民却不这么看。抗拒最厉害的要数玛丽亚·索。

　　搬迁的时候，全乡231名鄂温克人都按了手印。玛丽亚·索没有按。有人说老人是舍不得鹿，其实她是舍不得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鄂温克人搬进了建在大山外的猎民新村，过着和现代人无异的生活。但玛丽亚·索一直拒绝，在她的世界里，茫茫的原始森林才是鄂温克人的归属，年轻人的鄂温克人也一样，但他们对山下的花花世界充满迷恋。

　　搬迁后，问题也随之而来，驯鹿圈养实验遇到了难题。驯鹿喜欢吃一种叫“恩靠”的地衣，新定居点没有这种植物，驯鹿的日子不好过，很多死去了。维佳说：“驯鹿根本就离不开林子，这个事小孩儿都知道!驯鹿离人群越远越好。”

　　鄂温克的未来

　　最近，猎民点最大的喜悦就是柳霞和毛谢同时有了爱情。柳霞的男友是别人介绍的，姓马，是一直在敖鲁古雅打工的黑龙江人。毛谢是猎民点上最勤劳朴实的人，女友大他4岁，据说一来山上就相中了他。

　　猎民点的“艺术家”维佳却仍旧孤身一人。在这点上，苦恼的不止他一个。按照当地官方说法，鄂温克猎民当中应婚未婚的人数过多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历史上，老一辈鄂温克猎民同外族结婚现象十分稀少。而1957年实现定居后，与外族通婚面开始逐步扩大，到80年代后期，鄂温克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数量已大大超过与本民族的结婚数量。据2006年8月的调查，1965年在敖鲁古雅定居之后至2005年40年间，与外族通婚共114人，其中男47人，女67人。

　　同其他民族通婚面不断扩大，从社会学、人口学角度看，无疑是一种社会现实，但20~30年后，纯正血统的使鹿鄂温克人可能基本不存在。

　　在山上每隔个把月就会上来一些人，玛丽亚·索从来不问，她是鄂温克最后一个不懂汉话的人。熟悉她的人说，老人经常会莫名悲伤。“我们没有文字，历史和文化只能口口相传，她的语言我能懂100%，但故事我最多只知道20%”，维佳说。

　　在鄂温克，许多小孩一生下来，就住在山下了，然后在山下上学、长大，他们当中的很多已经听不懂鄂温克语，更不知道鄂温克的历史故事。对于年轻的鄂温克人来说，大人们需要烈酒，他们需要可口可乐。

　　人类学学者郝时远多年研究鄂温克的生存现状，他认为：“毫无疑问，生态环境恶化是实行生态移民的原因”，“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改善和提高这一群体生活水平的负责精神”。但他不得不承认，鄂温克“自身传承的传统生产方式与外界提供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因为他们离不开驯鹿，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依托于驯鹿业。”

　　“走出大山是必然的，但还需要一些时间，也许20年，或更长一点，经过一代人，就可以完成自然而然的过渡，而这种过渡是不需要伤筋动骨的。”他说。

　　关于鄂温克

　　在中国，鄂温克族分为“通古斯”、“索伦”、“雅库特”三个支系。走进大森林的这部分鄂温克人被称为“雅库特”，或者直接称作使鹿鄂温克。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使用驯鹿的民族，虽然人数较少，却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驯鹿文化(又称狩猎文化)。

　　(廖杰华)

文章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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