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现代性思潮
——一个研究五四精神的新视角
郑师渠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原北平师范大学旧址——教学行政区小灰砖楼 沈继光/摄
五四前后既是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的时期，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化进行反省的时期。二者的互动，为后人开辟了思想解放愈益开阔的视野。国人既借助西方的思想来批判固有的传统文化，又在反省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转而服膺马克思主义，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应该继承五四的精神，既要勇于向西方学习，同时又要避免简单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其中包含了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思想贡献。若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就可能反不及时人的完整了。
现在再回头看“五四”，我们会发现，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我们以前主要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固然是对的；但对于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显然有所忽略。事实上，忽略了后者，我们对于前者的理解与把握也难以真正到位。
现代思潮的两个取向
欧战前后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马克思主义认为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腐朽，主张制度变革、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其善果。然而更多的西方人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反省自己的文明。为什么西方文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最好的，却会发生这样可怕的战争呢？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在西方一直是交叉进行的。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19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陷于机械论，相信理性主义能够解决自然界和人类的一切问题，而漠视人类的精神家园，从而将理性主义推到了极致。然而，欧战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欧人创深痛巨，引发了“理性危机”，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也因之兴起。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自19世纪末以来，许多西方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反对“机械的人生观”，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风靡一时，是此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不仅反映了欧人对西方文化的反省，而且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反省现代性思潮都影响到了中国。只讲其一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不够的。后者的视角是我们进一步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很重要的切入点。尽管新文化运动不主张中国走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但是整个新文化运动不可能脱离这个思潮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很多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其最初奋起，多借助强调意志自由、敢于奋进的生命哲学的合理内核，就反映了这一点。
需要再认识的蔡元培
从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来看，我们对蔡元培这个人物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蔡元培的夙愿是通过教育培养中国新人，发展中国新文化。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应当是重在发展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因而他紧紧抓住了出任北大校长这个机遇来施展自己的抱负。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和陈独秀的合作，使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相衔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因之得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格局。在他领导下，北京大学不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且成为了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示范区，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周策纵先生评价说，蔡元培把北大改造成一所新大学，其作用和《新青年》是一样的。所以，光说北京大学是策源地是不够的，实际上蔡元培按照科学、民主的思想把北大建成了一个新文化的示范区，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成了引导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座“灯塔”。
现在大家都在肯定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著名主张，但有两点却被忽略了。一是他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之所以为大，不在别的，恰恰就在于体现“思想自由之通则”。这较之现在人人都在津津乐道的一种说法：“大学不是大楼之谓也，而是大师之谓也”，实在是远为深刻。对于大学来说，大师固然比大楼重要；但是，大师仍然不足最终彰显大学之所以为大。在蔡元培看来，大学的精神根本乃在于“思想自由之通则”，这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深长思之吗？二是不应将蔡元培提出这个主张的意义，仅仅限于学术与学校之内。这一主张的提出，实际上是将新文化运动主张的思想解放，提升到了一个应有和更高的境界。同时，也正是因为蔡元培具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境界与心胸，所以他超越陈独秀、胡适，能够兼容反省现代性的合理内核，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文化视野。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独具个性，其中重要一点，正在于借重反省现代性的某些观点，对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明显偏激倾向，进行积极的劝导。比如，他反对简单否定传统文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批评极端功利主义、“科学万能” 论；他反对简单取消宗教和漠视人类的情感与信仰，强调科学与美育并重，重视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教育等等。在一次纪念会议上，他讲道，现代社会必须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必须把科学知识和道德教育衔接起来。如果不能将二者相衔接，社会无法安宁，人类无法进步。正因为蔡元培主张对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观点的兼容并包，所以五四后，他的角色便由原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保护人，转换成了新文化运动积极的引导者了。
服膺马克思主义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是彰显反省现代性思潮的主要力量，但是后人评判他们时往往采取简单抹杀的态度，长期以来把梁启超等人对西方的反省和批评说成倒退。梁启超到欧洲考察，感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注意到了柏格森生命哲学在西方的风行。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迷信“科学万能 ”和追求物质至上的观念，把早期西方的许多可贵的精神遗产摧毁了。人变得没有信仰，精神家园一片荒芜。人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只追求物质利益，最终导致了欧战惨剧的发生。战后欧洲人开始反省，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柏格森等人提出了反省现代性。回国以后，梁启超对于中国问题有了新的思考。他不仅没有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且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应该正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调理前进过程中的一些偏颇。这个观点的引进使新文化运动变得更加深刻，内涵更加丰富。
蔡元培和梁启超的观点在很多问题上恰恰是一致的，这说明新文化运动和梁启超等人本来就是一体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一个颇为流行的看法是：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不仅梁启超、蔡元培这样，甚至李大钊也讲过“西方是动的文明，中国是静的文明”，动的文明重物质，静的文明重精神。他们的思想为何如此相似呢？事实上，西方是物质文明，中国是精神文明，这个观点恰恰是欧洲人在反省自己文明的过程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欧洲18、19世纪以来只注重物质文明和科学发展，而精神没落了，因此堕入到物质文明。不少西方人认为遥远的东方文明保存不少精神财富，是值得借鉴的。这些西方的思想也影响到了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等中国的学者。
他们主张应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这样考虑问题的路径，不能说没有它的合理性。李大钊、陈独秀也并非简单的一声炮响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是有一个过程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们先接受了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看到了西方人对自身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这是促使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思想铺垫。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身上，反省现代性和“以俄为师”是相衔接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上述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两个取向，才能看出“五四”前后国人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
五四前后既是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的时期，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化进行反省的时期。二者的互动，为后人开辟了思想解放愈益开阔的视野。国人既借助西方的思想来批判固有的传统文化，又在反省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转而服膺马克思主义，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应该继承五四的精神，既要勇于向西方学习，同时又要避免简单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其中包含了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思想贡献。若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就可能反不及时人的完整了。
（本报记者吕莎／采访整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4-16 10:5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