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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中国第一政治地标“大修”

墙缝逼仄且长，一道白色雕花券门委身于此，孤独躲藏在东安福胡同11号西侧最深处。它曾承压过一座回民唤礼楼的重量，而今孑然伫立，随着11号所在民房的拆迁几近尾声，骨架空露愈显突兀。爬上残破的民房墙头由券门中北望，西长安街在眼前喧嚣穿过，国旗迎风招展于新华门，红色照壁上毛泽东所书的“为人民服务”大字，就在前方。

长安街政治史1949-2009

这是一条普通居民越来越少的街道，因为住处的特殊，这些居民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就会被动员起来，他们被反复强调，要有“红墙意识”。而他们生活的北京，像是依附在身旁的这条街道生长起来的城市。

因为这是长安街

地图上的北京，是个一横（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不断加长，和圈圈（环线）上再套圈圈的演变史。空中俯瞰，北京像一口锅，天安门和它身后的故宫为最低点，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在长安街内缓缓蠕动，出了二环，它才猛然变高，到了三环边上，北京才出现摩天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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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政治地标“大修”

(凤凰周刊 新浪博客 2009-04-20 17:51:20)

标签：长安街 杂谈          分类：文章选读

　　□ 记者 胡佳恒 郑东阳


　　墙缝逼仄且长，一道白色雕花券门委身于此，孤独躲藏在东安福胡同11号西侧最深处。它曾承压过一座回民唤礼楼的重量，而今孑然伫立，随着11号所在民房的拆迁几近尾声，骨架空露愈显突兀。爬上残破的民房墙头由券门中北望，西长安街在眼前喧嚣穿过，国旗迎风招展于新华门，红色照壁上毛泽东所书的“为人民服务”大字，就在前方。
　　这是一片位于新华门正对面的胡同。始建于袁世凯当政时期的灰色大花墙，将它与西长安街隔绝开来。《西长安街（新华门段）道路拓宽及特殊用地项目拆迁公告》张贴在小巷面壁上，其所涉及9条胡同的700余户居民，要求在4月6日中午12时前迁出，他们现时居所脚下的4万平方米，会赶在国庆一甲子的盛大阅兵前夕，成为长安街的一部分。而这次据称长安街10年来的首次大修将历时5个月，于8月30日完工。
　　现在它只有30米见宽，离北京市领导要求“百米赛跑选手要跑10秒”的宽度相去甚远。“过去游行队伍走到那（此次拆迁地东侧，即国家大剧院西侧），横的牌子‘咔’的一下就立过去了，得扛着跑到西单，不然影响后面队伍行进。”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回忆说。赵曾任建国50周年全面整治长安街及其延长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1960年代，他还曾参与天安门群众游行工作的组织。
　　双栅栏胡同1号院紧邻大花墙身后，与长安街仅一墙之隔。笔直的过道当中横跨一幢青灰色清代砖门，屋檐黄草丛生，门上方粉刷有空心白字口号——“保卫毛主席”。院内居民说，这里是中央警卫局家属院的所在。
　　史大娘一家1970年代搬进双栅胡同时就被吹风，这里是大红线以内，不出3年难免拆迁。岂料忍受脚下地铁列车呼啸穿行，以致居室摇摆的日子一晃也快30年了。而地铁路线上方，正是长安街“变窄”的地方。
　　知情人向本刊透露，建国50周年时，北京规划设计部门即有迁走此处胡同居民，展宽路面的规划。零八奥运会前设想重提，北京市领导的意见是暂时不动，到建国60周年时再动工，振奋一下。
　　该处胡同所在辖区的西城区政府披露的信息称，长安街新华门段道路拓宽作为国庆60周年庆典的市重点工程，早在今年1月中旬开始，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西城分局就先后完成了报批报审手续，测绘部门随即开始测绘定桩。不足两个月时间，拆迁公告即于3月6日悄然上墙。高悬的拆迁标语下，街道干部穿梭于胡同弄堂。中南海周边社区居民所特有的“红墙意识”，成为他们动迁时挂在嘴边的宣讲素材。
　　拆掉这片胡同后，长安街复兴门至建国门路段五上五下双向十车道的构想将成为现实。本港《大公报》的报道称，长安街大修拓宽路面，提高长安街路面的抗碾压能力，目的是适应重型武器装备对路面的要求。1999年国庆50周年大阅兵结束后，长安街路面就因为抗碾压能力较薄弱，重型武器装备导致路面受损。而国庆60周年庆典相关的武器装备水平将比10年前有大幅度提升，对路面的要求也更严格。
　　据大陆媒体报道，此次使用的橡胶温拌沥青，是一种可降噪和耐高温的路面材料，造价昂贵，能解决以往公交车站附近路面毁损较严重的问题。
　　史大娘的街坊还有头戴白帽的回民，一位面红发白的回民老人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老家在何方，只能猜测家族先人是于清代跟随额赖玛特和卓家族一同前来。
　　乾隆二十四年，清统一新疆的进程中发生大小和卓叛乱。叛乱平定后，参与平叛的香妃借由政治通婚进京，因特殊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她没有住进皇宫，而是居于南海南岸、正对瀛台的宝月楼。平叛有功的香妃所属额赖玛特和卓家族成员及随从，同时被安置在宝月楼的南侧，称为“回回营”，乾隆下旨在此兴建礼拜寺，即唤礼楼。
　　袁世凯1916年称帝时期，曾将中南海更名新华宫，因传统宫城须开南门作为正门，于是他下令将宝月楼前的红墙拆除一段，从此宝月楼面向长安街改称新华门。
　　几经变迁，昔日的回回营已变成东安福胡同与西安福胡同，唤礼楼的钟声早已消散，庭院中远眺，只有高大的西单长话大楼，在暮色中不辞疲惫地报时，将东方红乐曲传扬在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之上。临长安街的胡同口，史曾和她的街坊们端坐在小板凳上，亲眼目睹1984年邓小平阅兵与1999年江泽民阅兵的盛况。她原指望今年依然能在胡同口观赏大阅兵的滚滚洪流，不过这次是看不上了。
　　在拆迁声中，一拨又一拨的背包客游荡至此，希冀用手中的镜头，留下眼前西长安街上最后一片临街胡同的身影，以及明代官员上朝入宫休整拴马的拴马环、胡同人家珍藏的清代皇宫琉璃大瓦、日伪时期设立的家庭邮筒。
　　这条改革开放后分别以北京亚运会、香港回归与国庆50周年名义而大修的长街，更加宽阔了。
　　长安街生长史
　　1949年10月1日下午，当梁思成走上天安门往下观望时，一个完全未曾想象过的景象忽然呈现在眼前，“一片红色的海洋！群众的力量在我眼前具体化、形象化了”。惊叹之余，他又出现一个大问号：“这乱哄哄的四亿五千万的人群，共产党又将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力量呢？社会主义又怎样改造法呢？”梁在195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袒露了当时心境，文章的标题是《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
　　作为建筑家的梁思成对共产党的好感始于1948年12月18日的那个晚上。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载，当晚一名解放军干部通过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与梁思成见面，告诉他迫不得已要攻城时，为避免破坏文物建筑，要梁思成在地图上注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句话马上涌上了梁的心头，也就是自那时起，他“一见倾心”。
　　但蜜月总是短暂。1949年以后的长安街生长史，一直交织着梁思成的复杂目光、忧虑神色，以及潸然的泪。

详情请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12期 总第325期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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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政治史 1949-2009

(凤凰周刊 新浪博客 2009-04-20 17:48:01)

标签：长安街 杂谈          分类：文章选读

　　□ 主笔 黄章晋 记者 郑东阳 胡佳恒


　　这是一条普通居民越来越少的街道，因为住处的特殊，这些居民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就会被动员起来，他们被反复强调，要有“红墙意识”。而他们生活的北京，像是依附在身旁的这条街道生长起来的城市。长安街从天安门广场延伸出去分支出去，在这个城市一圈一圈扩散编织成环、成网，最后，覆盖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连接起每条街道。
　　每天，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北京，汇集到长安街上，在宽阔的长安街，在巨大的广场，在周围巍峨耸立的建筑物脚下，在卑微渺小之感油然而生之时，领略那种夙愿以偿的微微晕眩。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实只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这条街道上那些标志性的建筑物，人们从小就牢牢印在脑海里。这里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麦加。
　　这个国家的每一天，是从第一缕阳光打在长安街正南的天安门广场开始。每个黎明，都有上万来自各地的人们提前守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每天傍晚，人们会在广场渐渐聚齐，等候太阳与国旗一同降下。
　　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会突然有种与“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国家”的象征物，曾经是长安街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曾在上面向亿万子民挥手，现在，“国家”的象征，是长安街南面广场上飘扬的国旗。
　　每个从这里回到家乡的人们，带给亲友的，除了烤鸭、果脯之外，一定是政治。那绝不仅是因为碰到了几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亲自见证过所有重大事件，而确实更因为，自1949年起的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都是历史现场，而这条街道上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的变迁，都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
　　天然要成为神州第一街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
　　天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会有这样的用途，但确实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在天安门城楼上更合适检阅人民。
　　革命善于将旧时代的躯壳注入全新的灵魂，将之点化赋予全新的生命。新政权还在中国西北一角的延安摇篮之时，就将嘉岭山上祈求风调雨顺的宝塔，变成神圣纯洁的中国革命的象征。若追溯中国革命的源头——苏维埃政权，则有克里姆林宫的洋葱头上加上巨大的红星后，旧皇权的象征变为世界红色革命中心的神奇。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对长安街未来政治功能的一次预演。当时，国家领导人即考虑到，需要有场地供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游行。旧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作为一个整体的北京旧城轮廓就必然会被拆除。
　　虽然梁思成也用上了革命的理论：皇宫等虽然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使用，但却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造的，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旧的剥削阶级享用的东西，现在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理应保留。
　　但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考虑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将来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譬如，若行政中心在市中心，将来必然会导致拥堵以及城区功能单一的问题，虽然梁的担心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这些原本就无足轻重。
　　在长安街的宽度问题上，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当时的苏联专家，多是从人的角度着眼，强调长安街若太宽，非但行人跨越不便，而且从比例上看，周边的建筑物体量的协调性也成问题。苏联专家甚至举了莫斯科红场的例子——它甚至没有今天的长安街宽。
　　然而，当时的革命领袖，相信自己寻找到拯救中国社会的终极真理，有这种自信，才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豪迈，有了这种豪情，无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遗迹层叠的城市，还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国家，都是一张可以用橡皮擦抹去旧痕重新作画的白纸。
　　所以，长安街最终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中心地段几乎没有树荫，行人无法横越，无处停歇，压倒一切的是政治逻辑。没有宽阔的“神州第一街”，不足以显示威仪和神圣。
　　作为一种范式和逻辑，长安街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今天城市的改造。不少城市新区的中心，壮丽雄伟的行政中心对面，大多是一条至少双向八车道甚至十车道的大街，空阔无人。
　　当然，如果与唐代长安城中150米宽的朱雀大街相比，无论是1950年初次讨论规划时，拟议中100米宽的长安街，还是今天最宽处达120米的长安街，都还稍显逊色。
　　长安街改造，天安门城楼被红色粉饰一新后保留下来，它的正南面被拆出一片巨大的广场，瓮城内并不宽阔且有牌楼隔断的长安街被拆成一条宽阔通畅的大道，长安街遂具“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而“十大建筑”的落成，才让长安街成为今日的长安街。虽然当时在规划中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最终苦于资金匮乏，不得不缩小了馆厅的实际面积，但之后套在外面的巨大门框，仍使之在远观之时有着非凡的气势。
　　长安街沿线的政治建筑，确立了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方式，它成为一种政治建筑范本，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推广，凡有人聚集之处，必有广场，旁边必有一庄严的行政建筑，门楣上必像天安门城楼一样，悬挂着国家的标识。
　　人民定时聚集在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分支广场，同时聆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同时表达喜悦，同时表达愤怒，人民与领袖同呼吸共声气，由此来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
　　今天辉煌壮丽的长安街，虽然是60年来一次次改造的结果，但这条伟大的街道在梁思成、陈占祥还没有提交其报告之前，甚至在新政权还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之前，已出现在新政权领导人心中。
　　北京市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面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神州第一街》，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深知，这一系列伟大的决定和规划设计的大手笔，只能出自那些具有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胸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手。”
　　天安门上太阳升
　　记录开国大典那一庄严时刻的影像资料，由于当时种种条件不足，构图多未尽如人意。1952年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最终弥补了这一缺憾。油画中，毛泽东独居最中央的位置，党的其他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紧密排列于左右，远景则是红旗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
　　为求恢弘气势，董拿掉了草图中的一根柱子。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毛泽东本人也被油画的气象折服，情不自禁赞叹：“是大国，是中国！”

详情请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12期 总第325期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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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长安街

(凤凰周刊 新浪博客 2009-04-20 17:32:07)

标签：长安街 杂谈          分类：文章选读

　　□ 主笔 黄章晋 记者 郑东阳 胡佳恒


　　地图上的北京，是个一横（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不断加长，和圈圈（环线）上再套圈圈的演变史。
　　空中俯瞰，北京像一口锅，天安门和它身后的故宫为最低点，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在长安街内缓缓蠕动，出了二环，它才猛然变高，到了三环边上，北京才出现摩天大楼。
　　宽阔的长安街，像条钢铁和水泥铸就的大江，它东连CBD商圈，西接国家各部委大院，将整个城市拦腰截成南北两半。
　　长安街的走向，使北京穿越市区的东西向干道多，去掉环线不算，则几无勾连南北的干道。整座北京城南贫北富的差距在这条大江两岸格外明显。
　　北京举办1990年亚运会成功后，为连接城市中心和亚运村，在二环钟鼓楼桥引出鼓楼外大街，向北至三环后改名为北辰路。这条成为北京中轴线延伸的大道路，终于使北京在离长安街颇远的北面，有了一条南北向的干道。
　　北京申奥成功后，中轴线再次向北延长，成为奥林匹克公园的轴线。东边建造了国家体育场“鸟巢”，西边则是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两个建筑一圆一方，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思想。
　　由于正对故宫，中轴线不可能向南延伸与长安街相连。而长安街上既不允许出现立交桥，也不允许出现敞开的隧道，北京地图上也许永远不会有一条穿越市中心的南北干道。
　　每一幢建筑都需国务院审批
　　先北后南，先西后东，是长安街沿线新建筑1949年以降，在时间轴上渐次出场的章法，也是今日北京格局塑造的开始。
　　建国初期规划部门还没把握长安街该多宽多长，但因新政权办公场所紧张，亟需修建一批办公楼。新历史开端的目光扫视漫漫长安街，投向了东长安街路南与崇文门内大街西侧这一地块。  
　　1951年，新中国政府在长安街上第一批5层以下的砖混楼，在当年列强军队划出的兵营和国民党兴建的飞机场上相继落成。由于规划建设仓促，以现今的长安街路面标准打量，它们与对面的北京饭店距离较近，路面没有那么宽。   
　　真正的布局开始于1953年之后。为在街道宽度上保留更多的余地，北京市委决定长安街上安排建筑时先由道路北侧开始，所以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以及未建成而中途下马的西单百货大楼都建在长安街北侧。
　　随着时间的延伸，不同历史时期所修建筑，其强烈的时代特征，都凝结在长安街上：“中而古”形式的中国古典风格的皇家建筑群，较多分布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中而新”的建筑具有中国建筑传统风貌，建设年代贯穿195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位置稍微外移；“西而新”形式的新建筑，在1995年后有所增加，而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建设颇多，这些建筑就相对集中在两端。  
　　北京的“体例”是西主内，东主外。长安街今日建筑的风格，是其最好阐释。
　　西长安街总长2935米，其中街道北侧建筑界面占76%。由于这些建筑多诞生于改革开放前，西长安街的沿线建筑秩序感强，平面比较方整，建筑立面宽度多为100米，间隔10至40米，街道北侧尤其如此。
　　东长安街总长度2766米，其中街道北侧建筑界面占64%，较之西长安街的整齐划一，面貌形成较晚的东长安街，沿街建筑则各有特色，建筑立面宽度参差不齐，从60米到数百米不等，建筑平面也颇为纷陈多态。
　　长安街是唯一一条国家级的街道，故长安街上新建任何一座建筑，都要走一条特殊的高规格审批程序，要严格遵循符合长安街的章法。
　　据大陆媒体报道，进入长安街沿线建筑序列，项目首先须在本系统内提出立项申请，经由各层次考核，然后交由该系统主管部委审批。接下来进入北京市规委流程，首先审议申请项目是否符合长安街整体规划，经项目筛选后，再由专家组进行论证（内容包括建筑风格、楼层高度等），论证通过后，交建筑设计单位进行建筑设计，方案会由专家组论证修改，直至达到进入长安街沿线建筑序列的标准。
　　走完这一流程后，方案将上报给北京市政府审批。再接下来，还要上报国务院作最终批复。整个过程少则几年，多则10余年。  
　　永恒的象征是怎样炼成的？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前方是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右边是人民大会堂，左边是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间是雄伟壮观的广场。”即便是从未来过北京的中国人，也会对这些频繁出现在教科书、邮票上的建筑的布局耳熟能详。  
　　当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热情地拥进天安门广场，仰脸向居高临下的领导者发出欢呼，这的确是令人陶醉的时刻。尤其是对那些走过30年枪林弹雨，最后终于登上天安门的政治家而言，俯瞰着古老而新生的北京，他们比任何人更兴奋。  
　　他们要让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由封建统治的中心变成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还可以纪念先烈、瞻仰毛泽东等领袖，回味1949年毛向世界宣布新政权诞生的那一刻。  
　　旧政权的躯壳经过一番改造变成新政权的象征，需要一番拆建、正名、象征等多种方式诠释。为了让这些政治地标式的建筑能成为“永恒的象征”，每个细节都经过仔细的雕琢。  
　　从1949年10月1日起，毛泽东巨幅画像就一直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正中门洞的上方，“伟大的领袖”从此以洞察一切的眼光无时不在地关注着他的国家和其后的发展。  
　　1950年，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辛莽应胡乔木之邀来到中南海，接受画毛泽东巨幅画像的任务。但画像画完挂出来后，一些群众不满意：“毛主席有一只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似‘目无群众’。毛主席目光是雪亮的，对各种阴谋都了若指掌。”  
　　于是，王国栋以毛的半侧面、双眼平视照为摹本新绘制的画像挂了出来。他注重对毛的眉宇和眼神的表现，力求在描绘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表现出他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层面。”  
　　1992年初，王国栋退休，葛小光接任。邓小平南方谈话要求摆脱历史的负重感，大踏步前进。葛小光要用自己的画笔通过对毛眼神的细微刻画，力求表现出伟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襟，并力图通过这双眼睛，在领袖与人民、历史与现在甚至未来间，架起一座桥梁。  
　　天安门上的红灯笼也十分讲究。1949年的开国大典，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两名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的日本人肖野、森茂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设计。张灯结彩是中国人喜庆的传统形式，两个日本人认为悬挂宫灯可以体现民族风格，又能充分显示节日气氛，他们在天安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宫灯。   
　　1994年，这8盏红色宫灯完成其历史使命，为新型的宫灯所代替。“退役”的灯笼中，东二与西二两个灯笼被1380万元天价拍卖。   
　　详情请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12期 总第325期 封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