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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与文学历史节点的延伸


欧阳友权　《文艺争鸣》 2005年第04期



媒介是人的延伸,也是催动文学延伸的技术引擎。人类的文学史可以说是媒介演进、载体延伸的传播史,文学存在方式的每一次变迁都与一定的媒介载体和传播技术的进步相关联。在数字媒体出现之前,人类的文学经历了“口头说唱文学”和“书写印刷文学”两个历史阶段,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互联网的出现,把人类的文学延伸到第三个历史节点——“网络文学”阶段,由此形成了媒介传播技术螺旋中的文学“三部曲”:口头说唱文学、写印刷文学、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不只是“文学”和“网络中的文学”,而且是人类文学发展的第三种形态,是数字媒介延伸的一个新的文学历史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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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诞生之前,远古初民的表意符号主要有两种:一是具有坚固广延性的物质实体,如石、骨、泥陶等,二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或辅之以肢体语言)。前者创造了原始洞穴壁画(如被称作“史前艺术宫殿”的法国拉斯科洞、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艺术(如半坡、大汶口、仰韶等遗址出土的陶器);后者有远古留存下来的神话、传说、民族史诗、民间歌谣等口头说唱文学。这种说唱文学是人类文学发展的初级形态,以临场发声和口耳相传为基本存在方式和传承形式。“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①“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王维《渭川田家》),便是民间口耳相传的常态;“杭育,杭育”的宣泄式呐喊,“前呼‘邪乎’,后亦应之”的劳动号子,是远古口头说唱文学的创作方式。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我国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20个世纪80年代在神农架发现的汉族史诗《黑暗传》,以及被历代文明典籍记载下来的古代神话传说等,是这种文学的代表。
口头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基本媒介是声音,所依托的叙事载体是“躯体叙事”,所依赖的技术手段是“记忆技术”。生命常态的表现性是远古口头说唱文学的基本特征,即所谓“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创作者用率性率真的自由表达直逼自我心旌,宣泄感性欲望,或交流生活经验,调整劳动节奏。另外,口头文学属于民间文学,常常由劳动者集体创作,并且因歌(诗)、乐、舞“三位一体”而被后人称之为“火塘艺术”——氏族中人围坐在篝火边,群歌群舞,饮酒作乐,甚至带上各种面具庆贺丰收、祈望吉祥,表达某种图腾崇拜和宗教理念。这种始于人性本原的生命吟唱是文学之根,其对人的生存形态和精神诉求的表达成为后世文学之母。于是,口头说唱文学厘定了文学表情、表意的艺术逻各斯原点,奠定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性、审美性、生命表征性存在的基础,故此它成为人类文学赋型的“史性”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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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印刷文学是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它使用的技术媒介从声音转变为文字符号,所依托的载体从躯体表达走向外在的工具操作——早期的刻刀、兽骨、金属、竹简、木牍,后来的笔墨纸砚、印刷机器等。文字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二个重大的里程碑,因为它开创了“道缘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刘勰)的历史,中国古代就有仓颉造字“惊天地,泣鬼神”的传说。麦克卢汉曾举例说,希腊人用字母造字,使口头传播从此有了更灵活的工具,而文字传播反过来开发了口头传播的潜力,两者可以共同创造文化,“口头形态和书面形态的相互作用将产生丰富的文化成果”②。
与声音相比,文字传播媒介有自己独到的优势。首先,文字克服了声音传播转瞬即逝、难以存留的弊端,使人类文化积累不再局限于人脑的有限记忆,因为单靠口头传播的短期信息贮存难以构筑人类文明的大厦。其次,文字代表“能指”与“所指”约定俗成的概念,它能使一切不在场的事物得到观念的表征,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制造“踪迹”,敞亮口头传播对人类表达欲求的遮蔽。如德里达所言:写作犹如在无边的沙漠中跋涉,在这依稀可辨的“踪迹”中,可以追溯作者远去的身影,寻找文本的“意义链”,让书写与言语形成互补关系,他说:“书写是说话的记录保存的形式,说话是书写的补充形式,书写与说话都是思想的意义表达形式,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③另外,文字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套体外化符号系统,开启了人类利用体外化媒介作为符号表征载体的历史进程,从此为人类文化演进形态的媒介载体装备了技术螺旋的引擎。
书写文学所依赖的技术大抵有三种:镌刻技术、书写技术和印刷技术。古代苏美尔人在泥板上刻写楔形文字,我国古代甲骨文和钟鼎文的出现,都是以镌刻技术和铸造工具的发展为条件的,它们都离不开先进的制造工艺。我国古人在竹简、木牍、缣帛上的书(刻)写,古埃及人在草纸上书写,也是以书写工具以及相关的制作技术为前提的。中国在公元105年发明了印刷术,从唐代以前的雕板印刷到北宋时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再到15世纪40年代德国工匠谷登堡(Gutenberg)在中国活字印刷和油墨技术的基础上创造的金铅活字排版印刷,1450年成功研制出印刷机,终于一步步使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可能。20世纪80年代,被称作“当代毕升”和“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的我国科学家王选发明了“精密汉字照排系统”,再一次把汉语文学的印刷术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技术水平。
基于印刷技术的现代书写文学开启了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化工业”,催生了长篇巨制的文学文体(如长篇小说、长篇叙事诗等)和卷轶浩繁的书面阅读文学。由于文字书写与实在世界之间的转换隐含了意味深长的距离,使文字表达的间接性、抽象性、体味性为文本表征和阐释保留了悠远的审美空间,另一方面,文字书写的延时性和稳固性,又可以使书面表达中的思想审理和价值重建成为文化命名,这就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话语意识形态保留了意义空间。正是因为书写和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使文学写作日渐走上专业分工和“精英书写”之途,导致其走向成熟、老道、精致和纯美的同时,也走向自律和保守的历史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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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印刷文学的终点正是网络文学的起点。就在纸介书写文学日渐式微、文学经典和精英写作走向边缘化的文化转型期,网络文学犹如文明时空飘来的一只仙鹤,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历史节拍,悄然浮出了文学历史的地平线,形成了文学发展的第三种形态。
从媒介学上看,文学在20世纪末向数字化载体延伸,既是书写印刷文学的宿命,也是“E媒”技术螺旋的必然结果;前者基于旧媒介之短,后者源于新媒介之长。千百年来,文字媒介的精英书写,印刷技术的物质承载,书面赋型的线性阅读,在技艺表达的层面上把文学的“语言审美”推向巅峰,却又在表征生命形态的感性生存审美及其意义模式上造成艺术遮蔽,并从媒介的话语局限走向载体的传播阻隔。这时候,正如波斯特看到的:“在信息方式下,一套新的‘语言-实践’冲击了印刷文字语境下各种面对面的原有‘语言-实践’形式。”④文字书写的媒介隐退与数字技术传播的媒介置换,使文学的表征模式尚处在旧媒介的解构途中便达成了对新媒介的实际接纳,于是,“信息方式下的媒介领域,通过消费主体的语言建构,扩展了非自由的范围,同时又对中心主体的一切原有模式进行解构,这就为话语打开了一条通向新的自由空间的道路”⑤。如果说计算机的出现为文学朝向数字媒介转型提供了操作的工具,互联网的出现则为文学的交互式传播构筑了开放式平台——诞生于1969年的英特网迅速眷顾了文学疲惫的身影,备受消费时代冷落和大众文化挤压的文学从此有了一个崭新的发展空间。数字媒介的便捷、网络世界的兼容与文学的自由本性一拍即合,使得文学走进网络或网络接纳文学都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于是,网络文学之成为人类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并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形态而得到历史的确证,便毋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