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交通与文学生产
李德辉
若把文化视阈上的“交通”内涵规定为广狭二义，以狭义的交通指人和物的运输，广义的交通指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据此二义，即可提出许多有趣的新问题。我们即以交通涵此二义，探讨唐代交通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交通与唐人行旅文学。宋人严羽指出：“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他所提到的四类唐人好诗都与交通行旅有关，实深可注意。唐人行旅诗都作于水陆交通路线上。唐朝以两京为中心，构筑了七条骨干驿道，东通扬楚，西到甘凉，北达黄河外岸军城，东北至幽州，西至兴元，南至荆州。这些道路上产生的唐诗，内容各具特色。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幽蓟皆唐边陲重地，战略地位突出，从中原内地通往上述边州道路上的文人，不是出使边塞就是赴任边镇，其行旅诗自以这些内容为主。然而中晚唐，又涌现出大批的客游边幕者，多是些奔走名场的落魄士人，他们的诗作，除了人们常说的异域风光、边塞豪情之外，更多的是“塞游”失败后的沉重与苍凉，诗情迥异于盛唐格调。黔滇、湘中、岭南，地方僻远，条件艰苦，因此成为官员流贬的重地。唐人在这些道路上创作的行旅诗，情辞分外的悲凉怨切。运河开通后，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水系互相沟通，走水路虽然迂曲缓慢，但无鞍马劳顿之苦，故文人往往乐于取水路，唐人有“家山去城远，日月在船多”的感叹，可见江河行旅也常使得诗人诗情涌动，从而促进唐诗的繁荣。
其次是唐代馆驿与文学的关系。馆驿本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所，可在唐代却和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李商隐《筹笔驿》，就都是馆驿诗的名篇。诗人至驿站休憩，旅途的艰危、异乡的羁思、世事的沧桑、宦途的失意，便纷至沓来，形诸笔墨。到了青云驿，元稹不禁“悔为青云意”，蒋吉则自伤流落，叹息“风尘犹满衣”。到了棣华驿，雍裕之、杨虞卿不约而同都想起兄弟，雍裕之有《宿棣华馆闻雁》诗，杨虞卿则梦见了兄弟并题诗一首。要充分认识和了解唐代诗人和他们在旅途中的文学创作，馆驿实在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馆驿还促进了唐人创作方式的变化和诗作的宣播、声名的传扬。适应行旅生活流动不居的特点，唐人灵活运用各种创作方式叙事抒怀，题壁、题名、联句、送别、寄和……诗作沿着驿路寄来寄去，诗名也随之播到宦游之地。中、睿宗朝，宋之问、沈佺期等诗人相继南迁岭表，其诗名不久以后也远播到江岭之间。元和年间，白居易和元稹先后在四川、湖北、江西、杭越一带迁谪为官，诗歌也随之宣播到这些地区。穆、敬宗朝，令狐楚为宣武节度使，镇汴州，和苏州刺史白居易常有文字往还，新诗写成，常寄到苏州，随即出现了“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的现象，诗名竟盖过了官名。中晚唐，京洛、洪潭、并汴、荆夔、荆潭等邻镇间的道路，都曾经出现过上述篇章传播的现象，甚至吴与蜀、西北与东南、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城市之间，跨越千山万水，僚友之间也常飞函相示、酬寄不断，久而久之，唱和成集。邻镇交通与隔区唱和，因此又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
三是南北交通与唐代南方地域文学的发展。愈是偏僻落后的地区，交通的发展对该地文学发展的作用就愈大，唐代湖南、江西、黔中、岭南、闽中就是这样的地方。这些地区的文学创作，可依创作主体的不同为分三类，一为北方刺史僚佐的作品，二为本地作家的乡土文学，三为从该地过境者的创作。第一、三部分的作者都是北人，可见整个唐代，南方文学建设的担当者仍不得不由北方人充当。没有大量北人的南来，这里的文学将更落后。
南方在唐代的落后程度令人吃惊，因此通过命官、遣使、迁贬、置幕等手段使北人南来，就成为带动南方文学发展的首要条件。分析唐南方州郡刺史与僚佐的身份可知，凡是升官或平调的刺史，大都史书无传，声望低下，记载不清。左降官则正好相反，十之七八皆显要名流，记载颇多，被贬前皆处于政治文化的中心，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和政治背景，能代表先进文化。他们和幕僚、贬官共同组成南来的北方文人群体，互相唱和援引，把北方的文风、士风带到南方，促进当地文学的发展。
四是交通与唐人行记的发展。晋唐间，随着交通的开启，出现了一种新的纪实性文体——行记，专门记述晋唐古人在国内域外的旅行经见。先唐行记的作者多是僧人，文风简古。唐代行记的作者却有更加明确的写作意识，无论是奉诏使蕃还是贬谪游幕，往往著成传记以存行实。外国传志的作者也有更高的艺术追求，不仅靠撰写传记来指导实际生活，而且意欲通过它来宣播异域文化，弘扬国威，一书在手，可具览遐方异俗，很多人都把行记当做文学作品来写，将诗赋骈文的那套手笔搬到行记的创作上来，行记的功能遂由原来的专主叙事而逐渐转变为叙议结合，既能备载信息、提供咨询，又可抒情发感。功能扩大了，容量增加了，面貌也随之而有所变化。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4-7 14:2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