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城市史研究不能过于物化”——“重新思考中国城市：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都市研究”学术会议综述作者: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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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有生命的，也有出生到死亡的过程。”昨日，旅居美国的城市史研究华人学者王笛教授在“重新思考中国城市：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都市研究”学术会议上，针对当今中国城镇化的过度开发如此警告道。这是由哈佛燕京学社、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史研究中心合办的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等地的近二十位学者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围绕中国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决定一个城市品位和地位的绝不仅仅是规模的大小和居民数量的多少”
以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史【主要著作有《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等】而闻名学界的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教授王笛，引述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两部关于城市文明的里程碑式作品——《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1938）和《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 1961）指出，“决定一个城市品位和地位的绝不仅仅是规模的大小和居民数量的多少，事实上，它更和文化内涵及精神品格息患相关。古代城市特点是乡村文化传统仍延续在城市空间中，城市在接合村庄、城堡、教堂、市场的同时，还继续依托了村庄的道德基础，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协作。”
但是从晚清开始的被动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将乡土中国强行拉扯进城市化的进程。王笛通过其对成都在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过程的研究指出，现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与乡村社会隔离开来，彻底遗弃了城市的文化灵魂。在他看来，资本对城市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郊区，二是破坏老城区。到郊区去可以避开束缚和限制，或者就是彻底破坏老的城市结构，芒福德说“新的经济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城市的破坏和换新，就是拆和建，城市这个容器破坏得越快，越是短命，资本就流动周转得越快” 。
曾经长期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华东师大历史系姜进教授对王笛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城市的作用似乎很有限，主要动力来自民族国家的自觉和工业化的冲动，也就是国家精英发出的、深入人心的富国强兵动员令。“城市和城市居民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似乎并没有独立的重要性，也似乎没有产生独特的、具有革命性的城市意识形态或政治纲领。住在城市里的精英们所代言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即使他们具有某种模糊的城市意识，仍然会以民族国家的话语表达出来。”姜进继而指出，中国现代转型中，城市这个变量十分微弱，没有能够与富国强兵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结果是，传统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为新的国家所承袭，国家主导着工业化进程，而西方意义上典型的城市及其代表的自由贸易和民主精神在定义中国现代性方面的作用十分微弱。极端地说，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没有城市化的现代化。”
古今中西之变中的城市
华东师大冯筱才教授则从中西比较的视野试图发掘出中国城市和欧洲城市气质和治理方式的差异，他认为，城市人群（如商人）的政治特质差异，是造成中国的“城市”与欧美城市根本不同的原因。“西方城市的起源从希腊或罗马的自治市或城邦开始，在欧洲大陆，城市商人自治，是得到国王授权的，或是领取合法执照的。”冯筱才介绍说，商人如何自我管理，如何收税，如何发展公共事务，都是商人委员会自行决定。他们也负责向国王交纳一定费用，国王与自治市之间的关系，便是这种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上海的公共租界，多少便带有一点‘自治市’的性质。”
在冯筱才看来，中国的城市，却与此大不相同。在传统时代，中国的城市，本来就是官府驻扎用来治理地方的行政办公场所，无论是收税，还是举办科举考试，或祭拜神灵，都是与官方权力表现有关。商贩的存在，是辅助性的，为了解决驻屯兵士与官员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需求。“当然，在一些繁华的工商城镇，商人自己确实有一些自治机制，如会馆。但市集的管理，仍会与官府发生一定关联，甚至官府会介入市场管理。即使进入民国以后，作为行政驻地的‘城市’，其管理也向来都是官府的特权，与商人无涉。”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晚清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更多的象征着一个中国城市空间模仿欧洲城市的过程，这种模仿并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城市的全部特征，而是在中西建筑文化和城市理念的互动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天津等这样的中国都市。来自将传统与现代生活结合得较好的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巫仁恕指出，晚明以来城居被视为文雅与高贵，而乡居则被看成鄙鲁与庸俗。“不过当乱世时上述的城乡地位也会发生倒转，虽然只是一时短暂的现象。此外晚明因商品经济发达而崛起的小市镇，即使已有相当的规模，但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仍是属于乡村的一部分。由此看来，传统中国人对城市的主观认知具有一种浮动性。”
上海史研究的得与失
自然，作为一场在上海这座最具现代内涵的中国城市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海史毫无悬念地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上海作为一座城市的文化个性和文明特质，及其在历史中的变迁也成为学者们极感兴趣的讨论焦点。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周武教授曾经主编过《海外上海学》一书，根据他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英文上海学著作有230余种，论文256篇，以上海为研究对象或主要以上海为研究对象的英文博士论文达323篇。据其介绍，上海史研究已经形成极其繁荣的景观，研究触角触及上海这座城市的每一根毛细血管，研究城市空间，则由城区、社区、街区延伸到弄堂、街道、广场；研究城市社群，则从道台、市长、警察、闻人、大亨、商人、资本家、职员、工人、报人、编辑、记者、文人、画家、艺人一直到妓女、乞丐、流氓、混血儿；研究公共空间，则从茶楼、酒吧、咖啡馆、公园到浴室、旅馆、相亲角；研究娱乐文化，则从戏院、电影院到跑马厅、百乐门、遛狗场、舞池；研究器物文化，则从自行车、照相机、电报、唱片到上水下水；研究卫生，则从公厕、马桶一直到粪便处理等。这种大到宏观城市发展，小到声色犬马和吃喝拉撒的无所不包的上海史研究课题，反而让周武担忧这种过于“物化”的城市史研究，最终会把“城市的生命”给弄丢了，甚至“见物不见人”。
华东师大青年学者阮清华的上海史研究以1950、1960年代上海人口构成的变迁作为关注对象。据其研究，建国初期上海原有人口约500万，其中约有100万到1960年代初被清理出上海，而新进入上海的人口以及新生的人口将近300万；1959年上海周边十县划入上海，上海人口因此突破1000万大关。至此，1949年以前的上海原有人口在整个上海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足一半。当时他们被以各种名义发动的疏散人口运动从上海疏散出去，包括动员难民返乡、收容改造游民、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动员职工家属回乡生产、动员市民去江西“志愿垦荒”、动员失业工人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动员企业及员工内迁、强制遣送劳改犯去外地参加劳动等。在阮清华看来，这对于上海的城市文化的变迁会形成巨大的影响，“我们不仅要考虑谁的城市，也要考虑城市文化是由谁创造和传承，是谁的文化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时期上海文化的异同。”
所有的城市史研究最终都是为了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的脉络与灵魂。上海，从1990年代浦东开发以来，就一直是中国重新想象城市生活的模板，这二十年来，上海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但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上海文化尚需要得到同等的广泛认同。作为上海学者的许纪霖教授，对上海是“爱之深，责之切”，他对上海文化里的“计划经济惯性”评论说：“上海之所以在1992年之后能够迅速崛起，与这一独家的文化底色有密切关系。然而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还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封闭保守。这一计划经济传统不仅成为这座城市挥之不去的体制惯性，也深刻渗透到不少上海人的心理深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属于事业单位，虽然近十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将大批传媒、出版社、剧团和作家赶向市场，但他们中有不少依然像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断不了奶，习惯于向体制内部争取补贴资助等，文化市场的发育与活跃度不及北京。一些文化人惧怕竞争，循规蹈矩，一种典型的‘事业单位人’心态。”
据了解，这次“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都市研究”学术会议是哈佛燕京学社、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与华东师大上海史研究中心三个机构近些年合办的系列活动的延续，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将在华东师大进行为期一周的第二届都市研究高级研修班活动，来自北美、欧洲及中国港澳台、大陆等地的二十名青年学者，将在哈佛裴宜理教授、耶鲁萧凤霞教授、上海交大陈映芳教授等知名学者的传授之中，以及相互间的学术切磋中，领略都市比较研究的精妙之处。
《东方早报》 日期：2013年6月17日 版次：A32 作者：田波澜
链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3-06/17/content_78040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