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较少民族：
如何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 文字统筹整理 牛锐
前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近1.1亿人。其中，人口在10万以下的民族有22个，总人口63万，主要聚居在西部和边疆地区的70个县(旗、市)、209个乡(镇)、587个行政村，其中有13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这些民族政治上得到了翻身解放，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人口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聚居地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各方面力量都薄弱等原因，这些民族至今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面临诸多困难。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复函，明确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对人口较少民族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照顾，促使其加快发展。2005年5月18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由国家民委会同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研究制定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
1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重视下，在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和有关省区的推动下，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进展顺利，发展健康，成效明显。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需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嘉宾：
赵学义 中国民族报社顾问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杨圣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院长、教授
良警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关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副教授
菅志翔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副教授
概况：对人口较少民族调查的缘起与实施
马戎：在进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之前，费孝通先生跟我们谈过这件事，那是2000年举办第五届全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时候。他的感触来自他进行的两次调查，一次是对鄂伦春族的调查，一次是对赫哲族的调查。在调查中这些民族表示，由于本民族人口非常少，所以存在许多实际困难，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解决。
费先生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关注主要是出于两个因素的考虑。一是这些民族人口少，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层次比较低，比如赫哲族就只有几个乡，鄂伦春族有一个自治旗，遇到利益分配问题时，没有话语权。我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被识别为单一民族，但在省和自治区一级，由于这些民族人口少，没有代表人物，声音小，他们的权益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需要关注。另一个因素在于这些民族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但这些文化在文化海洋中是很容易被吞噬的。比如，在内蒙古，鄂伦春文化很有可能被蒙古族文化所淹没。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不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淹没，这是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之一。
2000年，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五届全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厦门举办。在这次研讨班上，有达斡尔族和鄂伦春族学者提出了救人还是救文化的问题。他们说，少数民族如果完全现代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就没了;如果保留狩猎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那就不能实现少数民族个体的现代化。对此，费先生提出，既要实现现代化，也要保留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要救人，没有人就没有文化。据此我理解，费先生关于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思想和他去鄂伦春、赫哲族地区的实地调查以及他与这些民族学者的对话有关。
费先生的考虑是，按人口划分，我国人口在10万以下的民族有22个，这22个民族的总人口只有60多万。解决这60多万人的问题，就意味着解决了22个民族的问题。这项工作投入不用很大，效果却很明显。
1999年夏天，时任国家民委主任的李德洙去无锡看望费先生。在问到费先生国家民委应该主要抓哪些方面的工作时，费先生说，可以考虑一下人口较少民族问题。这些民族人数不多，只有60多万，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不一定很多，但在整个民族格局的维护方面，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却有很大作用。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化等面临着濒危的困境，相比较而言，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民族的文化还是很强势的。
2000年开始的调查，我们主要考虑的还是首先要解决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问题，实现生活的小康，首先要让人吃饱穿暖。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能进一步发展。至于这些民族的发展中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还需要在调查之后进行归纳总结。我们开展调查时有一个大的提纲，设计了一些调查的核心内容，其中主要偏重于生存、发展、消费、教育等，并没有过多关注文化。
调查分为两个阶段，一期完成了对10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调查，二期完成了对其余1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调查。调查完成后，课题组形成了一个总报告和22个分报告。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我发现，人口较少民族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最基础的有两个，一个是教育，另一个是医疗。于是我们就提出，中央能不能把这22个民族“包”下来，包括这些民族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让他们能吃饱穿暖，能上学，能健康地活着。最初计划在5年时间里，能使人口较少民族面貌有个大的改观。
为什么一期调查只选了10个民族?因为当时我们看到的一些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有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并不是最贫穷、最困难的。
现在来看，当初的思路是对的。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少，在政府机构中缺乏代表人物。在多民族聚居地区，人口较少民族是弱势群体。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引起了自上而下各级部门对人口较少民族的重视，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它作为一个基础的调研，对问题的归纳效果也是好的。
问题：正视少数民族之间的竞争
马戎：我在这些年的调查中发现，西藏农村的藏族、南疆的维吾尔族的民生问题可能比人口较少民族的民生问题更严重。不是中央不重视，而是政策没有很好地执行到位。从真正解决问题、建设和谐社会的层面看，下一步的政策和思路应该有所调整，不能再以人口多少来安排享受帮扶政策的次序。
如果还是坚持以前的做法，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在云南，政府特别强调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帮扶，当遇到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时候，政府对受灾群众的补贴、帮扶就分出了等次：人口较少民族是第一个等次，其他少数民族是第二等次，汉族是第三等次。同一个村子里遭受同样自然灾害的村民，因族别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这体现了政府对人口较少民族、少数民族的特殊关怀，但在客观上也催生了民族隔阂。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照谁最困难、谁最需要的原则来确定国家扶持的次序，这样效果可能更好。钱应该花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化解民族隔阂。
良警宇：这个问题在甘肃也存在。与同为甘肃世居民族的东乡族相比，撒拉族的起步相对是比较高的。撒拉族居住在河谷地区，发展农业经济的自然条件比较好。但是在东乡，真的是一片片黄土地，一道道沟。东乡族不在人口较少民族之列，因此享受不到人口较少民族政策扶持。我们在谈发展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为了发展，还是为了提高一个民族的生活水平、改善民族关系，恐怕都不能以人口规模为原则，而是应该考虑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杨圣敏：乌鲁木齐有29万流动人口。有户口的人生活基本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没有户口的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就比较差了。
马戎：拉萨的情况也是如此。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参与者中并没有当地百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有一位藏族学生，他的父母就生活在拉萨。“3·14”事件发生时，他的父母和其他藏族市民是一起救助受到侵害的汉族群众的。在拉萨，有户口的少数民族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遇到问题的主要是从农村来的藏族群众，他们不会讲汉语，在打工过程中遇到过被解雇、劳动报酬未兑现等问题。当前，南疆和西藏农村的脱贫问题、少数民族城市贫民问题和流民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展开调查。国家应该强调对弱势群体、弱势公民的帮扶。
赵学义：过去国家的五年计划基本上都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的出台，这说明我们开始重视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但是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只是简单地把发改委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套用在少数民族身上，没有考虑到全国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比如，《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中只是提出要建多少座图书馆，其中外文书籍要有多少本，少数民族群众的阅读率要达到多少，这些都是数字上的，不涉及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应该将民族关系问题考虑进去。要将和谐的民族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而不能只注重经济发展数字。
马戎：新疆现在存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新疆的大项目，比如煤、油、气田开采，都是由国企去完成的，效益都很好。但是这些项目的实施如果不考虑当地居民受益的问题，对当地就业没有贡献，而且还占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就会损害当地居民的利益，对民族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现在一些国企的发展不考虑资源补偿，不考虑资金返还，不考虑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甚至与当地社区缺乏人际往来。一些国企有能力在当地建立医院、学校，如果在服务本企业职工的时候也能为当地百姓提供便利，这就是双赢的事情。然而，对于这些事情很多企业是不考虑的，他们既没有与地方分利的机制，也没有培训当地职工、解决当地就业问题的动力，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国家来协调了。
赵学义：杨老师，您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那边还有项目吗?
杨圣敏：塔县是个农牧县，那里海拔有三四千米，山都是秃的，农牧业发展不起来;矿藏比较少，而且不好开采;由于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旅游业也很难发展。当地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就是国家投资建设的一个水库，用于发电。那里吸收了一批少数民族群众当工人，国家还给当地拨了一些钱，配备了一些设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因此当地开展了一些包括修公路、建学校、发展电视广播在内的建设。
2000年，我们集中精力，花了很长时间深入、细致地做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当时，我们对塔吉克族的调查就做了500户，作为对比，又对500户柯尔克孜族家庭做了调查，还对当地的1000多户维吾尔族家庭做了调查。调查报告写得比较细，最细致的部分还是关于塔吉克族的调查。塔吉克族人口都集中在塔县，问题也比较集中。
2000年的时候，塔县人均年收入只有400多元。政府非常努力，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办法实现更大的发展。有一段时期，塔县大力发展农业，把草场开垦出来种粮食，但是那里高寒缺水，农作物不能很好地生长。后来，又退耕还草发展牧业，但是草场已经被破坏了，加之超载放牧，畜牧业也发展不了了。当时，塔县医疗水平得到一定提升，农牧业产值也有所提高，但是人口数量较50年前翻了一番，人均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的提升。政府每年都给塔县拨救济款，给当地群众发粮食、衣物，大家都说“共产党好”。
赵学义：新疆其他人口较少民族呢?
杨圣敏：生活在城市中的塔塔尔族生活条件比较好，知识分子比较多。新疆的俄罗斯族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居住比较分散。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族相似，受教育水平比后者高一些。塔吉克族和塔塔尔族的问题比较多，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调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对于我们认识民族问题还是有帮助的。其实，民族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创立的民族政策能够解决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我国的民族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是为了在少数民族与汉族竞争时，扶持少数民族。实际上，少数民族之间在发展机会、发展空间上也有一个竞争的问题。
我们在新疆等民族自治地方做调查的时候发现，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与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竞争时，会遇到很多问题，包括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发展机会等问题。在政治权利方面，人口较少民族如果在政府机构没有代表人物或者代表人物较少的话，特别是在比较高的层面比如自治区一级没有代表人物，他们的问题就反映不上去，这会特别明显地影响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空间的扩大、经济利益的实现和文化发展机会的获得。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竞争。国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把针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制定得细一点儿。
赵学义：塔县几十年来发展比较慢，除了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有关，是否和你说的这些问题也有关系?
杨圣敏：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塔吉克族有自己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但是我国没有塔吉克语学校，塔吉克族学生入学只能学维吾尔语。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与塔吉克语不是一回事儿。有的塔吉克族群众跟我们抱怨：为什么要让我们学习维吾尔语?让我们直接学习汉语就好了。但这在新疆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它违反了新疆当地的政策。
再说塔塔尔族。塔塔尔族对新疆的贡献是很大的，新疆的现代教育就是塔塔尔族建立起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时候，有一位自治区副主席就是塔塔尔族。过去，在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有一座很有特色的塔塔尔寺，寺里的伊玛目一直由塔塔尔族担任。新中国成立后，寺里的伊玛目换成了维吾尔族。2000年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当地正要把这座塔塔尔寺改建成具有维吾尔族风格的清真寺。此举遭到了塔塔尔族的反对，一是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考虑，塔塔尔寺自19世纪末建成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二是从民族的角度考虑，塔塔尔寺是由塔塔尔族人士捐建的，寺名就叫“塔塔尔寺”，虽然镌刻着寺名的石碑早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几经周折，塔塔尔寺还是被改建了。
成绩：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
为当地带来的变化
菅志翔：我在2000年参与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时，做的是保安族的调查。2008年、2009年，我去青海做口述史调查时，又亲身感受到了撒拉族的变化。循化当地居民对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这个项目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在循化实行的是区域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虽是戴着扶持撒拉族的“帽子”下来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是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全县人民共享。比如，循化孟达乡为了梯级开发水电，对一个村进行了整体搬迁。我们看到移民村建设得非常漂亮，都是两层小楼。在循化，汉族、藏族、回族等各民族都从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中受益。
良警宇：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感受也是比较深的。2000年，我参加的是对撒拉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调查。撒拉族历史上有经商的传统，撒拉族商人在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是非常活跃的。2000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贷款做生意的意识了，当时有村民跟我说：“如果借给我钱的话，最好是无息贷款。我们村的人都想拿到无息贷款。”
撒拉族体质很好，头脑灵活，农业是他们的主业，但他们不是靠主业生存的，而是靠长途贩运、掘金这些副业。从循化到西宁的一条经商线路，几乎被撒拉族垄断了。在西宁，可以看到许多撒拉族餐馆。但是出了青海，就很少有人知道撒拉族这个民族了。在调查中，有一位撒拉族村民告诉我，在北京也有很多撒拉族餐馆，但是这些餐馆都是以新疆餐馆的面目出现的。2009年我去上海调查青海“拉面经济”，发现在上海开拉面馆的青海人中，来自化隆和循化的人是最多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家族经营，只要有一个人在上海开起拉面馆，他的家人就会跟着过来。很多撒拉族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外出打工了。他们出去打工不是为生计所迫，而是因为有很好的生计。他们跟着长辈能够很容易找到生存的途径，或者说，撒拉族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传统。
我感受比较深的还有妇女地位的提升问题。10年前，撒拉族女性还是非常保守的。2000年我在撒拉族地区做调查时，撒拉族女性的社会地位还非常低，她们是不见外人的，就连和我这样的女性见面都很少说话。撒拉族妇女只管做饭，当地的农活也主要靠妇女做。有一个撒拉族女孩曾经对我说：“良老师，你带我走吧，我去给你们家当保姆。这里实在太苦了。”当时那里的孩子受教育水平不高，特别是女孩子，因为男女不同校，而且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也很大。10年后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
菅志翔：这10年间的变化非常大。现在，撒拉族家庭中是男主外，女主内。男的挣钱养家，女的种地、照顾老人和孩子，整理家务。在撒拉族拉面馆里，一般都由妻子负责收钱。应该说，现在撒拉族妇女地位比较高。撒拉族家庭是很讲“家道”的，男孩子要有本事挣钱，女孩子要有本事操持家务、照顾老人，这是一种社会风气。
这两年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看到，撒拉族群众都住在非常漂亮的房子里，庭院收拾得一尘不染。以前去撒拉族家里做调查时，都是由男人负责接待，现在不一样了。见到我们来访，经常是家里的婆婆、儿媳妇、孙媳妇和我们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
良警宇：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那时做调查太难了，几乎接触不到当地女性。如果我想找一位撒拉族女性做访谈，她们会躲开。我很不理解，都是女性，为什么会这样?那时男性也不怎么见我们。
马戎：这是开放的结果。
赵学义：可以把这10年前后的变化结合起来，做个对比研究。
良警宇：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恰逢循化在搞“村村通”工程。当地政府提出先连通网络，理由是自己是后发展的地区，理应站在更高的起点上。结果，循化率先通了网络，而且在“通电话”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座机阶段，直接进入了手机时代。可以说，循化的发展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
展望：从多个角度关注和促进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
2009年6月2日，新华社记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中山乡赛岗村拍摄的德昂族聊天群众。据报道，当地的德昂族群众99%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资料图片
赵学义：费老曾经提出过一个大的文化概念，但是在做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时，我们关注的是温饱问题，所以没能顾得上文化方面的问题，今后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应该因族制宜，比如针对还处在贫困线的少数民族和已经走上富裕道路的少数民族，就应该制定不同的政策，包括文化政策。
马戎：10年前，我们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界定很简单，就是依据人口。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把人口较少民族分成若干类。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旧很贫困的。对此，我们要继续做好扶贫、解决温饱的工作。另一类是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由于人口较少，其文化在其他民族的文化海洋中面临被淹没危险的。对此，我们应该解决其文化保存、延续问题。有了这样的分类，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做一些工作，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要该扶贫的扶贫，该保护文化的保护文化，该发展双语教学的发展双语教学。应针对不同民族设计不同的项目。
文化的保护是与教育相关的，脱贫也是与教育相关的。比如，在大学里开设撒拉语、保安语专业课程，通过专业的录音、录像来保存撒拉语、保安语的音像资料，实现这些语言的传承，并将其作为研究项目延续下来，建立撒拉族、保安族语言文化馆。此外，要实现语言的发展还是需要语言教育。比如，像塔吉克这样的民族，如果塔县的塔吉克族群众要求很明确，其实可以让他们不学维吾尔语，而是学习汉语和塔吉克语。
赵学义：这也符合民族政策。
马戎：让塔吉克族学生学习塔吉克语文课程，对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交往是有好处的。塔吉克族学生应该学习塔吉克语、汉语，到了中学阶段再学习英语。塔县西北与塔吉克斯坦接壤，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部与巴基斯坦相连，这些地方生活着数百万塔吉克人，生活在塔县的塔吉克族面对着境外很大的塔吉克人群体。
关凯：2000年以后，“人口较少民族”成为一个术语。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应该说是这些年来民族工作的一个亮点，可以做一些后续工作，总结一下成果。
刚才马老师说，要对这些民族重新做社会分类。把这22个民族统称为“人口较少民族”，实际上背后是有一个分类的，分类标准是人口数量。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覆盖的范围有所扩大，这就体现出这项扶持政策考虑的维度不单单是人口了。这是不是说明这一战略发生了一些迁移?人口较少民族社会与经济发展调查结束后的10年间，出现了一些新的要素，相关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也应该向前推进，以使其具有和当年一样的指导性。人口较少民族已经进入民族工作体系了，它与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干部培养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能在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方面引进一些新的理念?更新一些方法?
菅志翔：人口较少民族政策使22个民族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这些民族讨论比较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对待本民族的文化、语言、宗教和特殊的文化符号，如何使民族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实现长远的发展，实际上是需要国家介入的。
马戎：上世纪50年代，国家帮助一些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创制了文字，这些新创制的文字在使用十几二十年之后，基本上全部废弃了。现在有些人主张为撒拉族创制本民族文字，本意不是为了应用，而是单纯地为了有本民族的文字，证明撒拉族是一个民族。
菅志翔：我在做撒拉族调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撒拉族大哥，他比我大两岁，是当地中学的教师，给我当翻译。他的叔爷爷能讲一口地道的撒拉语，但是老人讲的一些词汇翻译不明白。这位翻译的孩子讲的撒拉语又有变化，有时候这位翻译连自己孩子讲的撒拉语都听不懂。撒拉语的变化非常大，它的语法结构基本上已经汉语化了。按照现在的人口规模看，像撒拉族这样的民族，其语言可能在两三代人以后就基本上没有人使用了。现在，少数民族很关心本民族语言的地位问题，关心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把本民族语言保护下来。
马戎：人口较少民族受外界影响更明显。
菅志翔：撒拉族现在比较有危机感，现代社会对他们的冲击很大。从文化角度来讲，一方面撒拉族要摆脱限制他们发展的东西，另一方面需要鼓励、帮助他们继承和发展撒拉族优秀传统文化。
杨圣敏：应该协调发展。发展速度不宜太快。
菅志翔：刚才谈到的文化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所牵涉的社会心理反应相对少一些。在改变民族史、民族文化话语的表述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进步。比如，撒拉族在讲述撒拉族族源和撒拉族发展过程时，很强调撒拉族与藏族的关系，称藏族是自己的舅舅。
马戎：撒拉族到了青藏高原没有高原反应，因为他们和藏族有血缘关系。
菅志翔：我国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有大量筑路工人是撒拉族。据传，撒鲁尔在元代从中亚东返中国的时候只有40个人，这些人都是男性，他们和当地的藏族妇女通婚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撒拉族。撒拉族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现在很多撒拉族女性还是懂藏语的。过去，撒拉族主要也是和藏族做生意。
马戎：这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就是有一部分人和当地的妇女通婚后形成一个新的群体，今天我们把他识别成一个民族了。这在世界民族发展历史中，是很普遍的。
菅志翔：但是在我国传统的民族史、民族文化的描述中，撒拉族就是撒拉族，很少讲撒拉族与藏族、汉族、回族等民族的关系。保安族也是这样，现在保安族的历史表述和文化表述就是一个困局。事实上，保安族历史、文化的形成，都是民族交融的结果。
马戎：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华大地上，一个群体脱离原来的群体进行迁徙，与当地的群体融合，变成一个有特点的新群体，这是民族融合和迁移现象中“融而未合”、“分而未离”的结果。
菅志翔：台湾学者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说，北方游牧民族的现状实际上是和2000多年来与中原的互动有密切关系的。二者是彼此塑造的，没有对方就没有自己。我国民族史在建构过程中，却把这种联系割断了。
马戎：在我国传统的民族史表述中，各民族既不迁移，彼此也不通婚，从古至今都没什么大的变化。
菅志翔：我觉得从22个人口较少民族入手，可以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民族史的建构问题。
赵学义：对人口较少民族历史演进过程的还原，可以使他们找到自己的“原形”。他们的文化又往往介于两个大民族或者其他几个民族之间。
杨圣敏：人口较少民族变化快，但是因为人口少，所以好调查。
菅志翔：在文化方面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人口相对较多的民族与人口较少民族之间的问题。我国现在的民族政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漏洞，就是缺乏一套社会工作体系，从文化、就业、心理各个方面系统地帮扶这些人。这一体系的建立应该从具体的群体入手。比如，对吸毒问题的社会干预，实际上需要大量社会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在解决人口较少民族遇到的一些问题时，可能也需要他们的介入。以鄂伦春族为例，鄂伦春族传统社会现在受到了特别大的冲击，面临着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等问题。这样的民族的发展问题，首先是民族的心理健康和文化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办法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必须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建立一套针对少数民族的、考虑到少数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社会工作体系。
关凯：在2000年对人口较少民族的调查中，我们对于这些民族的文化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这是我们以后需要注意的问题。应该深入挖掘历史上用文化政策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这对国家是很有意义的。
马戎：中央和各部委的工作还是要做细，要到基层调查，看政策的执行是否到位，资金的使用是否合理，该直接干预的还是要直接干预。在解决很多问题时，中央不能完全委托地方政府。
关凯：还应该发挥少数民族社区真正有影响力的年轻人的作用。民族工作一定要和青年工作结合在一起。
菅志翔：我在做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保安族从事金属制品加工的能力极强，目前主要是加工一些废铁、开一些小作坊。如果有很好的渠道，是可以把这些人引入现代社会结构中去的。保安族青壮年完全能适应现代工业生产。在汽车修理厂，保安族修理工可以把一辆汽车拆卸之后重新组装起来。由此我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在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在发展工商业的过程中，应考虑如何使少数民族更好地参与其中。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让民族地区的工商企业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比如，如果一家央企在民族地区开办工厂，就必须明确规定招聘当地少数民族员工的最低比例、解聘当地少数民族员工的条件。应该把社会责任变成一种制度化的安排。
赵学义：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就是把少数民族往现代社会引。
菅志翔：每个民族进入现代体系的路径与他们所擅长的东西是有关联的。不能笼统地说，通过一种渐进教育就可以把少数民族培养成与全国一致的现代市场的劳动力。这是有难度的。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撒拉族的经商能力非常强，保安族在制造业方面很有天赋。在推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民族地区的发展不等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现在应该更关注少数民族的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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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10-6-4 08:56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