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陶立璠】《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序

2015年9月，有幸参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组，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考察那里的民间叙事长歌传承。这次来去匆匆，没来得及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但雾渡河镇文化站站长张定虎先生的介绍就让我震惊。雾渡河镇是湖北省第一个“民歌之乡”，这里蕴藏着丰厚的民歌文化遗产。现有民歌传承人1400多人，已收集到山歌、田歌、灯歌、儿歌、小调、号子、风俗歌等 7大门类2300多首。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雾渡河地区还流传着多部民间叙事长歌，已收集到的多达90多部，而且其中的60多部已收录出版。就凭这些数据和所进行的工作，足可证明“民歌之乡”实至名归。
考察雾渡河之后，我们又匆匆赶到咸宁。据说那里也蕴藏和传承着大量的民间叙事长歌。以往学界所指的汉族叙事长歌就有咸宁久负盛名的《钟九闹漕》和《双合莲》。这次到咸宁，也是走马观花。据咸宁市文联介绍，经几代民间文艺工作者收集、整理的叙事长歌有80多部，已出版30余部。这不禁使我想起多年前在湖北襄阳南漳地区采风的经历。那里有一种民间歌唱形式阳锣鼓和阴锣鼓。阳锣鼓相当于湖北地区普遍流行的“薅草锣鼓”，土家族叫“打溜子”。是在生产季节，配合农事活动，在田家地头敲锣打鼓唱山歌，借以调节劳动节奏；阴锣鼓则是在丧葬仪式上演唱的。主要内容是孝歌一类的作品，偶尔也唱叙事长歌。这两种锣鼓歌已经结集为《荆山阳锣鼓》和《荆山阴锣鼓》，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也曾为两部歌集写过序。从地缘上看，湖北宜昌夷陵的雾渡河、襄阳的南漳以及神农架林区相距很近，且都是荆楚文化的腹地，文化积淀十分深厚。这一地区流传着大量的民歌和叙事长歌。这和至今这里的民间还保存歌唱风俗不无关联。雾渡河1400多民歌传承人就是很好的证明。如果没有民间歌唱的生态环境，没有众多歌手的传承活动，也许许多优美的民歌和民间叙事长歌早就失传了。
很久以来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没有民间叙事长歌（叙事长诗），至少汉族地区是如此。这大概和研究者们的研究局限于汉族文献记载，而忽视了民间传承的现实有关。因为就文本记录而言，文献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很有限的。从《诗经》和汉代乐府民歌中寻找，几乎找不到称得起长诗的作品。中国文学史上，汉族民间长篇叙事诗作品非常少。先秦时期收入《诗经》的《氓》，汉代乐府中的《陌上桑》，汉末建安时期的《孔雀东南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辞》被认为是世传长诗，已经文献记载中的佼佼者。《木兰辞》全诗60多行，《孔雀东南飞》350多行，这已经是文献记载的属于民间长诗作品。但是当我们放眼全国，特别是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那里居住的汉族）的口头传承时，会发现大量的民间叙事长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是世界著名三大英雄史诗。这些史诗少则10多万行，多则50多万行。其他少数民族的叙事长歌，有的民族比如傣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赫哲族等民族民间传承的叙事长歌，一个民族就保存有上百部之多。已经采集、整理出版的就有几十部。有的还改编拍摄成电影，广为传颂。如今在湖北的雾渡河、咸宁地区发现几十部民间叙事长歌，无疑填补了中国汉族民间叙事长歌短缺的空白，意义非常巨大。事实证明不止少数民族，一些地区的汉族也是擅长口头传唱叙事长歌的民族。特别是荆楚地区民间叙事长歌的蕴藏更是令人惊奇。
民间叙事长歌的传承既是文学现象，又是风俗文化的组成部分。摆在我面前《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第二卷和第三卷，共收入长歌56部（首）。其中有久负盛名的《黑暗传》、《盘古传》、《地母传》等。这些作品和道教有染，属于神话演绎之类。是否是神话创世史诗，学者们曾进行过热烈地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对叙事长歌的内容定性，研究者们十分重视，但对民间歌手的演唱并不显得那么重要。作为文学和历史知识系统，歌手们通过演唱，传达出某种人文信息就已经足够了，不必追究太深。大家感兴趣的是雾渡河民间歌手们在演唱中所表达的生活情趣和愿景。特别是那些脍炙人口的长歌，如《大舜孝亲》、《朱买臣休妻》、《刘伶醉酒》、《毛驴拐媳妇》等，演唱充满了幽默和智慧。和这一地区的叙事长歌相比，雾渡河的民间短歌更有生活气息。大众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苗大雁、张定虎、王子林编选的《雾山歌海》（前集、续集）。前集中的锣鼓歌和丧鼓歌收录有号子、花歌、扬歌、采茶歌、古人名歌、交情歌、风俗歌等各类体裁的作品。其中有些就是叙事长歌。这种在劳作中演唱锣鼓歌和在丧葬仪式上演唱丧鼓歌，被称为“打家业”。据苗大雁在《雾山歌海·后记》中介绍，在雾渡河地区“每村每组，都有几班‘四人班子’、‘六人班子’、‘八人班子’，男人们大多会敲鼓撞锣。”这些所谓的班子，由歌手们自由组合，“打家业”时各显其能。而这恰恰是雾渡河叙事长歌产生的土壤。许多歌手就是在这种气氛浓郁的演唱现场，耳濡目染，壮大成长，并形成雾渡河历久不衰歌唱生态。
民间叙事长歌的产生和传承不是偶然的。它取决于民间的歌唱传统和在这一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出色的歌手。钟敬文先生在谈到《刘三姐传说》时称“刘三姐是歌圩之女儿”。刘三姐之所以被称为歌仙，首要的条件是壮族有传统的歌圩（壮族的歌会和歌节）活动和对唱空间。在歌圩上，青年男女可以自由对歌，谈情说爱。以歌代言，以歌代答成为生活的必需。小小的雾渡河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歌唱的风俗，节日集会、薅草锄田，婚嫁迎娶、人死归天都少不了歌手的身影。目前那里还有1400多名出色的歌手。其中传唱200首以上的有30多人；能唱两个套歌或两部长歌以上的有300多人。这些歌手熟练地掌握了民间歌唱技巧（包括音律、格律），具有即兴编唱的能力。历史故事、文学名著以及身边发生的事物，他们都可以出口成章，演绎出生动感人的故事。如果歌手没有民歌的素养，没有独特的创作能力，是不会创作出民间叙事长歌的。雾渡河的肥田沃土养育了那里的民众，而浓郁的歌唱生态，成就了众多的歌手。《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的采录者和编选者，怀着对民间歌手的敬畏之情，穷蒐细研，将散落在民间的珍珠采集回来，编成项链；将口传心授的作品写定为文本流传于世，功德无量。编选者的态度是认真的。在编订过程中，尽量保持民间原有的演唱风格，对文字修饰和韵律不刻意雕琢。每一长歌的末尾注明流传地区（村落）和演唱者，并对演唱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作了交代。遗憾的是对每部作品的源流、变异介绍不够。特别是手抄本与歌手的关系认定比较模糊，这影响到读者的阅读和解读。目前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民间文学是很重要的领域，也是最难保护的领域。许多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作品，很难找到它的传承人，变成只有项目没有传承人。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牛郎织女传说》、《白蛇传》均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讲述人却很难确定。希望这种现象不要在雾渡河出现。雾渡河政府文化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如为歌手建立档案。除了建档之外，还应该对著名歌手记录他们的口述史。歌手讲述自己从事歌唱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雾渡河民歌和民间叙事长歌的传承谱系，会使保护工作更加具有自觉性和科学性。
《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就要出版，希望这些长歌还能活在歌手的传唱中。保护歌手，保护雾渡河民间歌唱的生态环境，是比出版工作更重要的事情。读民间叙事长歌文本，是一种享受；如果有机会我更愿听到锣鼓歌、丧鼓歌的歌声和看到演唱时的环境。
感谢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鄢维新先生，在咸宁“民间叙事长歌论坛”与会期间，他邀我为《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作序。多年来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民间文学情有独钟，所以愉快的答应了。这对我无疑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于是写了如上的话。是为序。

                                        2017年元月于五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