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清浊：夷族迁徙与“关索之谜”
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续集》载：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水，约获百余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复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着故青衣，亦不辩何制，云：‘关将军差来采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取。’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水头漂二千余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处，大石如三间屋者，堆积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及官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旧州寺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惟开元寺玄宗真容阁去本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像，无一存者。”
“武宗之元年公元”当指会昌元年(841年)，这个故事的背景当在“会昌灭佛”时期。故事中中所提到的那场洪水，也确实发生过，为此戎州(今四川宜宾)在僰道县的州治和县治还迁到了岷江北岸。而需要注意的是，最初传播“关将军索木”信息的人是个夷人。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戎州》记载：
“戎州，南溪中......梁武帝大同十年，使先铁讨定夷獠，乃立戎州，即以铁为刺史。后遂不改。”
可见，戎州最初的设立，实为抵御“夷獠”，所以此地本应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酉阳杂俎续集》中传播或制造“关将军索木”谣言的夷人，应当就是所谓的“夷獠”。问题是，为何“夷獠”会传播或制造这个谣言。
戎州属于蜀地，但据说蜀地的“獠”是从外地迁徙过来的。《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载：
“蜀土无獠，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
这里说的是成汉政权“引僚入蜀”的历史事件。
据史料记载：自东晋咸康年间(338年)开始，成汉与东晋展开对峙，双方争夺的目标不仅是土地，还有劳动力，因此，成汉政权在李寿统治时时期掠夺或劝诱了大批的僚人入蜀，以充实因战争而荒芜的城镇。据统计，成汉时入蜀的僚人约有十余万户，五十八万人之多。梁李膺《益州记》曾写道,“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北尽为僚居”， 表明这些僚人大部分是从牂牁而来。
《说文》云:“沅水出牂牁东北,流入江。”可知， 牂牁本为沅水之源，而沅水是流经古荆州的，它沿武陵郡的镡成(今洪江市)、沅陵(今沅陵市)、临沅(今常德市)，最后注入洞庭湖。也就是说，僚人的聚居地牂牁与荆州武陵郡之间的水路交通是非常便利的。
而且，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异俗篇》载：
“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獠子。”
这就说明，至少在三国魏晋时期，荆州地区就应该居住过大量的“夷獠”，如结合“引僚入蜀”的历史事件就能够得出结论：唐代戎州的僚人至少有一部分应该是从古荆州迁徙而来。
这就解释了为何唐代戎州的夷獠会制造或传播“关将军索木”的传闻，即：“关将军”就是他们的神。要知道，虽然唐德宗曾将关羽列为武庙配享，但对关公文化的传播来讲终究影响力不大。唐代的戎州虽然在三国时代曾为蜀地，但蜀地的关公文化实际形成时间较晚，要到五代时期才初见端倪。因此，唐代中期戎州的关公文化只能是原荆州的少数民族传播过来的。
《说文》曰：“獠，猎也”。据现代学者研究，“僚”实际为这些少数民族人民的自称，意思为“我们、人们” ，而“獠”是中原王朝对他们的蔑称。请记住这个名为“僚”的部族，因为到了宋代，这个部族中古老相传的关公信仰将因两场战争而传播到中原内地，从此，关公文化才真正开始在北方发展。
戎州还有一个地方，名叫“关索岩”，此地至今尚存，是关公文化在戎州久已盛行的例证。因为，关索曾是关公“团队”中，最“神秘”的一位角色，他的来源也与荆州少数民族的迁徙有关。
根据清代的《关氏家谱》所载：关索，字维之，为关羽的第三子，“己亥之乱奔川，请兵报仇，建兴二年从武侯征孟获为先锋”。不过，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却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记述，元朝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刻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卷下“诸葛七擒孟获”中仅有“关索诈败”四字，在清代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八十七回“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中，才对他有稍为详细的描写：
“忽有关公第三子关索军求见，自云：‘自荆州失陷，养病鲍家庄，每欲赴川见先帝报仇，以创痕未复，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听得东吴仇人皆已诛戮，径来四川见帝，恰在途中遇见南征之兵，特来投见。’ 孔明闻之，嗟讶不已;一面遣人申报朝廷，就令关索为前部先锋，一同征南。”
后人钟眉曾批注曰：“此遇亦巧。”
1967年，上海市嘉定县出土了一批明朝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和传奇刻本，其中发现有《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说唱本。简述如下：
1.《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下刻白文“全集”;插图有“刘备关张同结义”、“胡氏生关儿”、“先生引关索学道”、“索童得水打强人”、“索童拜别师父下山”、“员外引索童见外公”、“关索杀退二强人”、“十二强人投关索”、“关索别外公去寻父”、“收太行山二强人”、“关索射包(鲍)王”、“关索问包丰包义”、“三娘问父要捉关索”、“关索大战鲍三娘”、“关索娶鲍三娘”。
2.《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下刻白文“后集”。插图有“廉康太子要娶妻”、“关索杀廉康”、“关索收芦塘寨主”、“军师与关公圆梦”、“姚赛盗马夜走”、“张飞杀姚赛”、“关索认父”、“关公引公索见先主”、“关索战廉旬”、“姜维用计借马”、“魏国请先主赴宴”、“先主二人去赴宴”、“关索舞剑杀吕高”。
3.《新编足本花关索下西川传续集》：书后刻白文“续集”。插图有“关索与张琳舞剑”、“关索扭断张琳头”、“先主入荆州作宴席”、“关公父子守荆州”、“先主阆州被围”、“姜维靖关家父子救阆州”、“关索入阆州捉王志”、“关索巴州捉吕凯”、“众官商议战周霸”、“关索离阆州”、“关索先主入西川”、“关索入西川捉周仓”、“关索下西川”。
4.《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下刻白文“别集”。插图有“汉王收得成都府”、“关索共刘丰出外”、“关公战陆逊”、“刘王得梦见关张”、“刘王诏关索回朝”、“先生救关索病”、“关索引兵征吴”、“关索战颜昭”、“曾宵败关索”、“关索入水取刀”、“关索杀旗曾宵”、“关索杀将祭父”、“先主归天关索死”。
这些说唱本的出现能够证明，关索至少在明朝中叶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其实早在宋代，“关索”已经是当时有诸多草莽豪杰喜用的绰号了，如：
《茶香室丛钞》卷十二宋范公 《过庭录》曰：
“忠宣守信阳时，汉上有巨贼曰罗堑，拥众直压郡界。忠宣集群僚谋守御，皆懦怯无敢当者。有酒吏秦生请行，独以数十骑直对敌垒。贼副小关索者，领十余骑饮马河侧，秦射中关索心而死。”
《北盟会编》卷一百二十：
“建炎三年，攻充出兵杜张用，岳飞、桑仲、马皋、李宝等皆率兵城南以捣用，用勒兵拒战，赛关索李宝被擒。”
又卷二百一十一引《林泉记》曰：
“刘光世命王德斩邵谭、喜关索......于饶州。”
岳珂《金陀粹编》卷七十二：
“王贵等自伪齐回军至北塔，李成率......贾关索......等并兵来，绝贵归路，以马军迎击，贼兵尽败。”
《金史》卷十八《突合速传》：
“宋兵救太原......擒其将.....张关索。”
薛季宣《浪语集》卷三十三《先大夫行状笺》：
“讨积年名贼......朱关索等，皆获之。”
另外，《梦粱录》卷六载诸色艺人名，有“角觝张关索，女占赛关索”;《武林旧事》卷六载诸色艺人名也有“角觝张关索、赛关索、严关索、小关索”;还有《水浒传》中的“病关索”杨雄，在中宋龚圣的《三十六人像赞》中被称为“赛关索”杨雄，其赞曰：
“关氏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可全。”
如此多的“好汉”都取关索之名为绰号，至少说明在宋代“关索”已成为武人的一种标志，而既然武人争相以他的名字显耀自己的本领，“关索”其人之英勇，当可想而知。
其实，关索的名气还不止于此。在云、贵、川、蒙一代，多有以关索为名的地名，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的“关索岭”条载：
“在云南征江县西北十里，山阜高数百丈，险峻难渡，若关隘然，牵绳而过;在云南罗次县西南二十里，接禄丰县界，旧置哨;在云南寻甸县易龙驿东五里，名小关索岭，上有关，旁立一石，标汉诸葛南征时驻此。《汉志》小关索岭，岭路盘曲，人行其上，如之字。”
在贵州镇宁县西关岭县东，势极高峻，周围百余里，滇黔通道也，上有关索庙，明胡宝庙记云：
“以关索为忠义子，然忠义子无名索者，三国蜀志关羽传，惟次子兴随丞相亮征南中有功，所谓关索者，或即其人也。”
云、贵地区的 “关索岭”、“关索庙”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录，如明李文凤《月山丛谈》：
“云南平夷过曲靖、晋宁，过江川，皆有关索岭，上各有庙。”
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四：
“云、贵间有关索岭，有祠庙极灵，云明初征云南至此，见一古庙，庙中石炉插铁箭一镢，其上曰：‘汉将关索至此，云南平。’遂建关索庙，今香火甚盛。”
《图书集成》职方典安顺府永宁州条：
“关岭在州城西三十里，上有汉关索庙，旧志：‘索，汉寿亭侯子，从武侯南征有功，土人祀之。’”
清陈鼎《黔游记》：
“霸陵桥即关索桥。水从西北万山来，亦合盘江而趋粤西以入海。关索岭为默山险峻第一。……山半有关壮缪祠，即龙泉寺，中有马跳泉，甘碧可饮，相传壮缪少子索用枪刺出者。……西巅即顺忠王索祠。铁枪一杆，重百余斤，以镇山门。”
此外，云、贵地区另有“关索饮马池”多处;贵州盘江上有一座桥，相传也是关索所筑，故取名为“关索桥”;云南永平县东五里处，有一个周围二里的寨子，据说也是关索所建，故名“关索寨”;四川成都也有“关索寨”，广元还有“关索城”，内蒙通辽市和贵州关岭县辖下也都有“关索镇”。
在云南玉溪市为澄江县阳宗区的小屯村，还有一种古老的傩戏，名为“关索戏”。其表演特点是不设舞台，不化妆，也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戴上面具(脸壳)，穿上服装，拿上道具即可出场表演。行当有生、旦、净三行，而且多以净行为主，角色以面具和服饰相区别。演出时无弦索伴奏，全用鼓点(也不正规)。一般情况是由小军或马童先上场，道说情况以后，即开始各种各样的翻滚动作以吸引观众，继而生角上，在表演中说说唱唱，唱唱打打，没有固定程式(也可能是继承不全)，演员可以自由发挥。
“关索戏”一般在春节演出。演出期间，有一套成规仪式贯串始终。如演出前先要祭药王、练武;正月初一日起开始按日举行“出巡”、“踩村”、“踩街”、“踩家”仪式，然后才能演出;每次演出开头第一个节目必演《点将》，当日演出结束后要辞神，正月十六日全部演出结束后要举行装戏箱、送关公的仪式。目前，“关索戏”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与端公戏、梓潼戏、香通同为云南仅存的四种傩戏之一。但很奇怪的是，小屯村的关索戏名为关索戏，但实际上演的都是关羽的戏，并没有关索的剧目。
如此多的地名、庙宇、曲艺、戏剧似乎交织出了一种独特的“关索文化”。这就很容易令人感到困惑，因为一个完全虚构出来人物，似乎不可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实际上，“关索”就是关羽。
《清一统志》载：
“疑帅与率通，因讹帅为索耳，或曰蛮呼父为索，或曰是岭以关锁黔滇名。”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曾引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说：
“汉寿县，前汉属武陵郡，本名索，……后人因‘关汉寿’之称，或谓‘关索’”。
顾颉刚写道：
“关索一名之由来，几成不解之谜。今得周说，砉然解也。”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王古鲁曾去日本访书，发现了几种古本《三国志》小说。为此，王古鲁写了一篇《小说琐证.关索》，考证《三国演义》中关索故事的演化 。周绍良也曾写过一篇《关索考》 ，附记中说明参考了王古鲁在日本的《阅书札记》。周绍良关于《三国演义》中关索故事的演化，与王古鲁的考证基本一致，但他引用了更多西南地方志里与关索有关的地名记载，如关索岭、关索城、关索寨、关索饮马池等等。
王、周的考证均未引用周寿昌之说，但周绍良引了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的说法：
“西南夷谓爷为索。关索寨即关爷寨，皆尊称也。”
古人的称呼中多以封邑或官职所在地为名、姓，如商鞅、姜尚，刘备也曾被人称为刘豫州，关羽封邑“汉寿”即为“索县”，所以他被人称为“关索”，其实是很正常的事。而且，“索”也确实是某些西南少数民族对“公”、“爷”的称呼，比如今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保靖县夯沙乡境内的雷公山(现为吕洞山)，在苗语中即为“格索”(Gheulsob)。也就是说，“关索岭”就是“关爷岭”、“关索岩”就是“关公岩”，这种地名在中国就有很多了，今天在长治市、南阳市、河源市、晋城市、济源市都有“关爷岭”，在青岛也有“关公岩”。
宋代以降，关公文化开始在北方汉地盛行。也许在初期，北方人还知道关索就是关羽，所以有那么多的武将与草莽豪杰都以以关索为绰号，龚圣的《三十六人像赞》说赛关索杨雄时也用了“关氏之雄”、“能持义勇”之词，而后人就不了解其中缘故了，所以大多姑妄言之。再加上民间艺人对于关公故事所作的加工创造，关羽、关索遂被剥离为两个人，并被演义成了父子，又经元杂剧、小说、评书、说唱本等文学艺术的渲染，关索的故事就逐渐多了起来，而人们对“关索”的误会也就越来越深了。
戎州等地的关公文化无疑都是由原荆州的少数民族通过迁徙而传播过来的。这些少数民族和汉人一样也是关公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对于关公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自古以来，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信仰知之甚少，对其风俗习惯的描述也多为臆测，所以“关索之迷”才会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