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徐徐

筚路蓝缕  开启来学

——中国汉民族研究述评

李远龙

(云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生)

    汉族，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民族，汉民族研究领域广袤，意蕴丰富，向来被史家所看好。本世纪20--40年代，21部《中国民族史》中就对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50--70年代，大陆以范文澜为首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研究、民族概念问题的讨论，台湾以李亦园等领头的汉人社区研究，成果辉煌，影响至深至远；80年代至今，汉民族的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是闽台惠东人的研究，其次是客家学的兴起，其三是以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为首倡的四次汉民族学术讨论会的召开，①所有这些，都把汉民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自此，论文、专著层出不穷。在众多煌煌巨著中，执牛耳者要数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28年)、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台湾，1958年)以及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的《汉民族发展史}(1992年)。他们或以汉民族单一民族为线索，或辅之以周边各族，对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及特征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三部扛鼎巨著赫然屹立于汉民族研究之林。为汉民族研究铺平了路基，本文拟就此三部巨著对汉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述评。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写就于1928年，分别于1928年及l934年初版和再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内延史，以汉族为主干，详细论述了汉族对内融合事迹，指出：中国民族“以汉族为主体，凡满族中之肃慎、扶馀、高丽、百济、渤海、女真、满洲，蒙族中之獯鬻撇、狄、匈奴、蒙古、鞑靼、瓦刺，满蒙混血族中之山戎、乌桓、鲜卑、吐谷浑、柔然、奚、契丹，回族中之丁零、月氏、乌孙、高车、铁勒、突厥、回纥、沙陀，藏族中之戎、氐、羌、吐蕃、党项，苗族中之九黎、三苗、荆满、百越、西南夷、南诏与后世民族中无所归属之东夷，皆全部或一大部分融合于汉族血统中，为中国民族组成之主要分子。”②外延史论述了以汉族为主体，辅之以满、蒙、回等族向外发展之事迹。向南，秦领象郡，汉领交趾，吴领交州、唐领安南都护府；向北，汉领朝鲜郡内四郡；向西，蒙古大帝国建立钦察、察合台、窝阔台及伊利四大汗国；向东。郑成功开辟台湾，叶莱开辟新加坡，美洲华侨建设横贯大西洋及太平洋之大铁路，日本、南洋群岛受汉族影响之开发，等等。全篇以《中国民族史》为题，自太古至民国，将中国民族史分为汉族胚胎时代，汉族蜕化时代、汉族休养时代……交替上升，直至清代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歪打正着的成了我们第一本中国的汉民族专史。”③王先生“注重民族之混合及发展事迹，”④将汉族同周边民族的融合分为同化、逆同化、横同化及逆被同化。同化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其著者有：

杂居。一为征服外族后，置其地为郡县，徙汉民戍守，如秦始皇取南越地，置南海、桂林、象郡后，徙民50万戍之；二为移夕卜族于他处，当汉族统治者征服少数民族过后，为防止其重新集结，死灰复燃，有意识地将其一部或主要部分迁往中原内地，使其日渐被汉族同化，如汉武帝灭闽越后，徙其部于江淮间，清乾嘉苗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一部分苗民被强迫迁往北京门头沟。

    杂婚。一是将王室、贵族之女以和亲形式下嫁给周边各族，“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结之以财赁、质之以世子，甚至摄之以武力”⑤通过和亲达到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为同化周边民族开了先河；二是历代汉族王室妃嫔媵嫱中杂有许多少数民族女子，连最不为汉人认同的古代瑶族，也有人充作王妃⑥，她们在与华夏互为同化过程中起了不少积极作用。

    更名。多以少数民族将领有功于中原王朝，因而赐以国姓，如“高丽人李怀玉立功于唐，代宗赐名正己；沙陀酋长朱邪赤心立功于唐，懿宗赐名国昌”⑦等等。

    改姓。一为改汉姓，如羯人石勒本名汲桑，作乱时以石为姓，勒为名。二为赐国姓，如今李、赵氏之所以众者，许多为唐、宋时帝王赐以少数民族之国姓也。

养子。外族人为汉人养子，不胜枚举，仅晋王李克用一人就有不少，这批人及其后代无疑化为汉族。

其它如易服色，变更语言文字，尊重道德伦理等，以北魏孝文帝为最。
……
    纵览全篇，不难看出《中国民族史》是一部脉络清晰、条理分明的汉民族史。然她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全书以汉民族发展史为框架，各周边少数民族(甚至南诏、大理、拓跋、鲜卑及蒙、满)隶属于其内，围绕汉民族而发展，认为历史上出现后又消亡之民族“皆全部或一大部分融合于汉族血统中”，历史上出现的国家要么为“汉族一统之大国家”，要么就是“汉族创立之国家”⑧就同化而言，认为汉族融合少数民族称为同化，少数民族互相融合叫横同化，少数民族政权强迫汉人同化为逆同化，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中，习其言语、仿其行动则是逆同化，⑨处处都流露出其只对汉族作名份上认同的观点，这种论万世则一系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显然是不符合今天之民族平等、民族大团结之愿望的，且全书轻论述、重图表，详略不当，大部分篇目以表论史，自难免有其牵强之处。

不管怎样，《中国民族史》应算作汉民族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出乎作者的本意，她歪打正看地成了第一部汉民族史。

汉民族研究的第二座里程碑要数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她于1968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首次刊行。其著者吴主惠出身于台湾云林，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任教于该校及东洋大学，是当时“民族学权威、文学博士”，且“民族观念极强，求学旅日四十年，宣扬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后用日文写成《汉民族的研究》一书，经蔡茂丰翻译出版传至大陆，国人方得窥其“全”貌。

《汉民族的研究》以汉民族的概念、起源、本质、构成、基础、个性及海外活动为文章的其本架构，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汉民族的发展历史。

就名称而言,吴先生认为“汉民族是华夏族的现代名称，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古代名称”，“汉民族并不是汉代的民族，而是在汉代第一次构成中国主流民族的通称”；中国之所以有唐人、宋人、明人，而无唐族、宋族、明族之称，是因为这些朝代的主流民族都在实现‘汉代的世界’之最终意识的结果，故无需因朝代改变而有新民族名称的必要。不论是什么朝代，总认为是汉民族的汉代，汉民族的唐代……[10]作者自有其高见，但由今人眼光视之，这种中国朝代等同于汉民族的朝代、汉民族几乎穷尽中国民族的观点显然是具有其历史性局限的。朝代的名称只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象征符号。并不能代表境内各民族，汉民族之所以形成于有汉一代，恐怕要算后人的附会，绝非汉朝统治者的本意。

关于汉民族的起源，作者批驳了长期以来讹讹相传的“西原说”及新疆、蒙古、甘肃、印度、中南半岛等“边境说”，认为“汉民族的起源系以黄色人种的华夏为种族界限，而以黄帝为华夏族的代表人物，并断定其出现地域为黄土地带的黄河”[11]纠正了汉族(人种)西来说等种种谬误。

吴先生认为，汉民族的构成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即华夏族、东夷族、荆吴族及百越族，以血缘、地缘、家缘及文化为主要构成方式，构成理念是先法治后德【】人治而后三民主义，基本上疏通了汉民族的构成脉络，为后世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第五章中，作者还详细论述了汉民族的心理认识基础，对“天”、“道’’等哲学基础的思维，对“仁”、“孝”、“崇祖”等道德基础的界定，对“民族”、“国家”及“团体’’等社会基础的认识，以及对“欲望”、“劳动”、“分配”、“消费”等经济基础的剖析，指出重农抑商的传统民族经济心理，将全民族的心理认同分成哲学、道德、社会及经济几大方面来详细论证，娓娓道来，游刃而有余。

汉民族的个性特征包罗万象，历来史家莫衷一是，《汉民族的研究》以其独特的方式概括了其个性特征，归纳起来为“三性”、“三主义”，即“乐天性”、“忍从性”、“夸张性”、“传统主义”、“形式主义”及“实用主义”。当然，快怏大族，孰能穷其优劣?“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虚心理，“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安分守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不胜枚举。

通览全书，美不胜收，赵造曾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该书“引证详尽，立论精辟，确为研究民族学者之重要参考”[12]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或有些许不足，那就是，作者虽从民族学的角度对汉民族进行论证，然而久居国外，很难考之以实证，大多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或以反证批驳“西来说”人手，佐以已证，这虽能让史家操作时能知“彼”，但却几乎犯了不知“己”之大忌，因此，《汉民族的研究》虽是汉民族研究中之鸿篇巨制，却失之偏颇，要使学术臻于完美，结合国内“国人看国人”的眼光，则可谓周而全矣!

可以说《汉民族的研究》是《中国民族史》的继承与发展，它基本奠定了汉民族研究的理论架构，当之无愧地成了汉民族研究的第二座里程碑!

如果说，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是歪打正着的一部汉民族史，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是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的话，那么，真正系统、全面、名副其实的第一部汉民族史应推徐杰舜教授的《汉民族发展史》!在中国，尤其是在大陆，拨乱反正后，沉寂十余年的学术界犹如枯木逢春!学术氛围异常浓烈，学术活动十分频繁，民族研究工作也生机勃发，然而几十年来(至1989年)，大陆尚无一本全面、系统的中国民族史专著[13]，更由于民族学被误导为“少数民族学”，汉民族研究民族学几乎成为一个学术空白。针对这一不合理现象，徐杰舜教授于1980年开始对汉民族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历经2000多个日日夜夜，写成了《汉民族发展史》，“从而结束了世界上最大民族没有民族史的状况。”[14]《汉民族发展史》开了系统、全面的汉民族史研究之先河!全书论述周详。她分为绪论、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及文化六大篇章，基本上“对汉民族起源形成发展和文化作了较系统的论述。”[15]徐教授一反过去民族史的传统写作方式，按汉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进行编写，使人一览便能窥其全貌，汉民族的二主源、三支源，夏商周楚越及华夏汉民族的形成，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在民族大融合时期的互动，汉民族文化的鼎盛一一唐文化的异峰突起，宋元明清汉民族自我意识的加强……历历在目。

第二，徐教授纵览群书，博采杂收，批判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所引书目除页下注外，仅1900年以后就达319种。论文533篇，既承认、肯定并吸收前人的成果，同时又对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夏商周三族，王雷、谢维扬等认为只是部落组织，而非民族，但徐教授认为，虽然先秦文献中从未出现过民族一词，今之民族即相当于古之“氏”或“族”，先秦文献中大量“氏”、“族”的出现，即表明夏商周是以民族形式而出现，并非只是部落组织。对此，周谷城曾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所谓古之氏族，即同一血统、同一地方聚族而居的族众。这样的族众，单举姓可以表明之；单举氏也可以表明之，兼举姓与氏更可以表明之；有时单举国名仍可以表明之，盖古之一国往往即是一族也。”[16]徐教授从部族的定义，民族的界定说明了夏商周三族的存在。关于汉民族的确定，学术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经徐教授考证，认为“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等形成华夏民族的时期大约是春秋时代。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加强了她的历史稳定性，到汉代才成为定型民族，并以汉的国家名称作为民族名称，到魏晋时，汉族这个名称才最后确立下来。”[17]酊这就解决了学术界历年来的争端，为汉民族的形成定了性。

第三，克服了以往史家治民族史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汉民族发展史》虽是一部汉民族史，但作者在肯定汉族主体地位的同时，也承认并精当地论述了汉民族与各周边少数民族水乳交融的历史。例如，就唐诗而言，书中写道：“(它)之所以能取得登峰造极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少数民族传统的北方文风与汉民族文学传统的南方文风互相融合的结果。”[18]充分肯定了少数民族的作用，把唐文化看成是民族大同化的产物和民族大融合的结晶!实际上，不仅是汉民族的文化如此，就连汉民族本身也是历史上许多民族不断融会的结果，它并非一单质民族，只不过是各民族复合体的代名词罢了![19]它是“同化了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又南移同化了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发展壮大的”[20]，它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吸收了别族的优点，而成为怏怏大族。书中还用大量篇幅论述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宋元明清之际民族大同化，凡此等等，各民族水乳交融史不胜枚举!

第四；对汉民族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质作了精彩论述。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是本书的最大的特点。作为史学家，此为基本素质，古人尚能“君举必书”更何况当今之人!徐教授在书中特别是在有关民族性格篇目中列举了汉民族勤俭、诚实等九大个性特征。在恰如其分地讴歌汉民族美德之同时，毫不隐讳地描绘了汉民族。不为物先，不为物后”保守主义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主义思想及。偷书不为偷”的虚荣心理，民族性格维妙维俏，令人忍俊不禁。

对于共同的语言。徐教授认为汉语是一门古今相承的古老语言，迄今至少有10，000年以上的历史了。[21]它的基本语音古今相承，基本词汇古今相承，基本语法也是古今相承。其次，汉语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成语、俗语、歇后语、对联、谜语、无不来自于现实生活。汉语的最大特点是汉字对中华民族的内聚作用。它发韧早,具有各民族都能使用的公用性，有别于少数民族文字的稳定性、简明性及兼有“节奏美”、“线性美”、能猜读的形声性。所以“尽管方言林立、复杂”、由于文字的通用。“无论讲什么方言的人，只要将其方言写成汉字”。在交漉上就没有什么障碍”了。也正因如此，方维系了整个汉民族的生存，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

对于共同的地域。《汉民族发展史》指出，黄河和长江是汉民族的摇篮。在人与地域的关系上，汉民族自古就有着两条独具特色的纽带关系——“编户齐民”制与行政区划制，“编户齐民”使得特定的人与特定的地域维系在一起，构成人们亘古不变的乡土情结；行政区划则是一种宏观调控，上层建筑通过它的调适，将乡、里、屯，州、郡、县或省、县及现今的省(区)，州、县环环相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于共同的经济生活，徐教授认为，汉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就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拥有共同的商品经济市场及中央集权制下的经济联系性，从而使汉民族形成不可分割的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性。

对于共同的心理素质。徐教授从儒、道、佛思想及宗法思想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细微的描述。儒、道、佛杂揉，构成了汉民族共同的心理长城，封建宗法思想也在汉族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徐教授认为，“在西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家族和宗族是汉民族社会的基本结构模式，这样，宗法思想积淀到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中后，给汉民族的共同心理主要打上了同胞观念、乡土观念、正统观念和家长观念的烙印。”[22]

关于民族融合，学术界不乏仁智之见，徐教授自有其创新，他主张应称之为民族“溶合”更为确切。他认为，各民族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若丧失本民族特性而变成其它民族，无疑应称之为“民族同化”,但有的民族，不是丧失本民族特征变成另一民族，而是形成一个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的新民族，这种现象，则应称之为”民族溶合”，这种非甲又非乙的新民族，在本质上仍是民族共同体，好比两水相“溶”一样，只是量的积累，并末发生质的变化；反之，民族消亡，民族共同体发生质的变化，才是“民族融合”[23]。这不仅于汉民族研究是一种创新之见，同时，也有利于民族理论的完善。

除此之外，《汉民族发展史》还对汉民族的琴棋书画、吃穿住用、礼仪、节日、戏曲、武术、医药、工艺等进行细微论述，应有尽有，可以说，徐教授对汉民族史史料的占有是百科全书式的占有，是百余年来第一人!可以说近几十年内，有关汉民族之研究，无人能出其右!

试问,汉民族研究专著自1900年至今近一个世纪，为何几成空白?1992年《汉民族发展史》的问世，才算是开了先河!近百年来，与其说汉民族史研究是对徐教授的虚位以待·倒不如说,徐教授用自己的勤勉与执著争得了一席之地，为此，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徐教授不愧为汉民族史研究之开山巨匠!

《汉民族发展史》不愧为开山之作，l995年8月，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以“中国第一部汉族史问世”的醒目标题，报道了这一喜讯，说她“是一部全方位审视汉民族的史书”，她的出版发行。结束了世界上最大民族没有民族史的状况。[24]

至此，汉民族研究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自《中国民族史》后意识的大觉醒，到《汉民族的研究》理论架构的雏形初具，最后到《汉民族发展史》的完善，到本世纪末，算是基本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值此，我们满心喜悦，把这来之不易的累累硕果捧献给即将来临的21世纪!


洼释：
①、③参阅徐杰舜《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载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汉民族研究信息快递》第3期
②、⑧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序，北平文化学社1934年板
④，同②，凡例
⑤林超民《中国古代的和亲》，载罗秉英《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第43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   
⑥参阅《明史·列传第一》
⑦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序论
⑨木芹教授认为“秦汉以后，同化与融合并行”，见罗秉英《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
[10]、[11]吴主惠《汉民族的研究》第2，3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l982年版
[12]吴主惠《汉民族的研究》赵造读后记
[13]李远龙《高屋建瓴各领风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96年第4期
[14]、[15]1995年8月9日《人民l3报》海外版
[16]周谷城《中国政治史》第11页
[17]、[18]、[22]、[23]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第264、336、437、19页
[19]、[20]参阅吴主惠《汉民族的研究》第5、228、17～21页
[21]参阅王力《汉语史稿》下册，第596页，中华书局，1980年
[24]新华社北京1995年8月8日电l995年8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l995年8月12目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