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学院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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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学院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概述

西南民族学院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概述2011-08-16

西南民族学院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概述①
秦和平

［摘要］在1956-1957年民族大调查中，西南民族学院成为四川各调查组的联络站及协调处，民族研究所领导及教师积极参与，分赴甘孜、阿坝、凉山及贵州等地，对藏、彝、羌、苗、侗等族开展调查。这些民族调查资料，为中国发展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制定相关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提供了决策依据和资料借鉴。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西南民族学院民调工作组在民族大调查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民族调查；民族政策；民族理论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3—0001—08

作者简介：秦和平，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史。四川成都 610041

20世纪50年代，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我国民族工作者对部分少数民族、主要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开展了全面的、深入的、细致的社会调查②，基本了解了各民族的政治状况、社会组织、所有制结构、经济发展及风俗习惯等，为中国发展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制定相关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提供了决策依据和资料借鉴。
这些民族社会调查，成为了由政府组织的民族社会调查的“绝唱”③。在这次民族大调查中，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前身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教师及部分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积极参与者，还是重要协调者，甚至组织者，值得纪念。

一、民族研究室创立与早期社会调查
（一）民族研究室（院）的创立
1950年，西部民族地区先后得到解放，根据《共同纲领》的要求，在民族地区建立各级政权，逐步区域自治，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等。要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党的领导，还需要大量的干部、主要是新型的民族干部来贯彻党的方针及政策。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接触、争取及团结民族上层（时称“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进入政府或政协等担任职务，为人民服务，达到教育及改造的目的。与此同时，在上层人士的允许或引导下，各地党工委派人进入基层社会，开展卫生、教育及农畜等工作，接触基层民族群众，物色及锻炼积极分子，选拔及培养新型的民族干部，发展农牧民党团员等。

要培养民族干部，需要建设学校，开展系统教育。1950年底，邓小平等考虑在各民族地区创办干部学校，从基层中选拔学员，接受短期训练；在成都及昆明建立民族院校，教育并轮训各族干部，发展党团员，锻炼提高，把他们培养成为新型的民族干部，进入基层社会，担任领导，逐步成长，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
在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及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关怀下，经过数月的紧张筹建，1951年6月，西南民族学院举办开学典礼，正式行课。为表支持与鼓励，邓小平特题词祝贺：“各兄弟民族团结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周围，建设一个独立强盛繁荣幸福的新中国。”[1](P378)西南民族学院开学之后，邓小平随时指示，促进工作，惠以关怀。
尽管处于草创阶级，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的王维舟等非常重视民族的调查研究等工作，除教务处、总务处外，还建立了民族研究室④，由夏康农副院长领导，负责开展社会调查，深刻认识少数民族，广泛搜集资料及文物，认真整理，撰写教材或参考资料，服务教学，为培养民族干部贡献力量；深入研究民族问题，思考对策或建议，提供给有关部门决策参考或工作借鉴等。

（二）早期的社会调查
1950年冬季，夏康农教授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负责人到云南各地慰问民族群众⑤，联络民族及宗教上层等，开展调查，撰写了相关的调查报告。李志纯教授作为该分团成员还深入到盈江等地景颇村寨，向山官头人及基层群众介绍、毛主席及新中国，宣传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积极慰问并开展调查，搜集资料，撰写材料，反映问题，为有关部门开展民族工作的决策提供资料。⑥[2]
通过实地调查，李志纯教授了解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撰写出《景颇族（山头族）情况》，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51年9月，中央统战部电告中共川西区委，要求迅速将李志纯关于景颇族情况的调查资料，航空快送北京，作为开展对景颇族工作决策时的参考资料⑦。
在返回途中，李志纯还搜集了诸如《傈僳族调查报告》（张征东）、《福贡设治区调查报告》及《贡山设治区调查报告》等珍贵资料。依据这些资料，他还草拟了“傈僳族综合情况”初稿（未完），以认识当时民族研究领域中薄弱地带——怒江傈僳、怒江独龙等族聚居区。
尽管这次调查是在西南民族学院成立前，却为之后民族研究室开展调查提供方法、经验、内容及资料，带动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二、50年代初民族研究室开展的社会调查
（一）对阿坝地区社会调查。
1952年5月，李志纯、吴从众、欧潮泉、李家瑞、吴逸云、罗运达、杨元芳等随同中共川西北民族访问团，前往原茂县专区（后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展调查，搜集资料，并协助访问团及地方政府开展工作。
根据工作的要求，这些同志兵分两路：吴从众、欧潮泉随中央政府卫生工作队进入若尔盖、阿坝等牧区（俗称草地，当时尚未解放）配合相关工作开展调查。李志纯、李家瑞和吴逸云跟随解放军投入解放黑水战役中，分析情况，拍摄照片，绘制地图，搜集并及时反馈信息以用于战斗。之后，李志纯、李家瑞两人北上松藩，转道平武，对聚居白马等地的民族群众（今白马藏人）开展调查，撰写《白马路风俗》、《白马路材料》等，并搜集民族民间文物等等。
待阿坝全境解放，环境稍微安定后，李志纯、李家瑞及吴逸云再次到茂县，继续深入实地，开展调查，从茂县向西，来到理县、小金（懋功）、大金（绥靖）、绰斯甲、刷金寺等地，进至党坝、松岗及卓克基等地，翻越雪山，穿过原始森林，再次进入黑水等地，采访干部、群众、头人及宗教人士等，广泛搜集，实地调查，撰写了《绰斯甲地区社会情况的初步调查》、《嘉戎卫生情况》、《卓克基政治情况》、《索（梭）磨经济资料》、《汶川藏羌风俗调查》及《嘉戎宗教、生活、文教卫生材料》等资料。
这次调查历时一年多时间，到1953年6月相关老师才返回。返校后，李志纯、吴从众、李家瑞等老师，齐心协力，将搜集的部分资料加以整理，形成《羌族情况》、《草地藏族情况》及《嘉绒藏族情况》等重要的参考书籍，并油印成册，有效解决了当时相关教学资料奇缺的问题。

（二）对大小凉山彝区的调查
1950年，解放军进到入西昌、昭觉等地，摧毁国民党政权，建立人民政府。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相关工作难以开展，直到1953年初，彝区腹心区尚属政治的空白地带，党和政府力量未深入基层，奴隶制社会形态仍然存在。是年，根据中央指示，由四川省委牵头，联合西康、云南两省省委召开彝区工作会，成立凉山工委，搭建班子，派兵深入，实现军事占领，建立了各级政权，延伸到基层，开展工作，逐步废除奴隶制度。
根据会议的布置，成都军区情报处联络我校，邀请专家开展调查，编制资料，作为资讯，为以后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应军区的要求，民族研究所李家瑞、吴从众和欧朝泉参与了该项工作，深入峨边、昭觉等彝族聚居区，实地调查。从现存的部分资料看，他们搜集及整理的调查资料有《美姑边要及昭觉点滴材料、美姑家支分布地区》、《昭觉美姑地区的生活习俗和卫生情况》、《关于三河口挖黑地区彝族社会政治情况的调查报告》、《昭觉县约必脚村阿硕营盘约必脚村暨卫生情况调查》、《峨边县小凉山田举（海格家）各阶层户口调查表》等。
这些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成为以后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影响到措施的草拟及政策的制定等，也为1956年后由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开展的彝区大规模、全范围的社会调查作了前期准备。
需要指出的是，西南民族学院老师的这些彝区调查资料是提供给成都军区情报处，可能会用于军事行动，被列有密级，故学界多不知晓。今将其披露，旨在说明当时西南民族学院开展彝区调查的特殊作用和重要意义。

（三）搜集口述资料，拟撰写民族志
西南民族学院创办后，广泛招收西南地区各民族青年学生。而民族类教材及参考书非常缺乏，影响同学认识及学习民族知识与民族政策。为此，研究室李志纯等老师抓紧时间，将阿坝各地搜集的资料，整理油印成讲义，及时地运用到教学中，尽管如此，这些资料也只涉及四川羌区及部分藏区，无法概括彝、苗、傈僳等民族。基于此，研究室又将李志纯先前作为中央访问团成员访问莲山、盈江等地景颇族所获得的调查资料加以整理、充实内容，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参考资料第1种”，内部印刷，散发给师生，用于教学。
当时，西南民族学院教学任务繁重，师资紧张，一时难以抽出人员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室老师便以“两条腿”走路方式，搜集并整理资料：一、搜集报刊杂志的相关报道、通俗读物等，汇集成册，随时印刷，随时散发。二、利用学员来自不同省区不同族群的特殊条件，搜集口述资料，略加整理，编入“西南少数民族情况参考资料号”，作为讲义，及时散发。据不完全统计，该参考资料有20多种，如《云南聂素（彝）族情况》、《西康亚拉（彝）族简况》、《西南木里民族情况》、《贵州麻江龙山乡尧家情况》及《贵州革兜族情况》等。其范围包括云贵川多个民族地区，涉及民族有彝、苗、佤、布依等族。
尽管这些资料均系西南民族学院部分民族学生的口述资料，较为单薄，也不全面，但有效解决了当时教学资料、尤其是民族志资料奇缺的困难，满足了教研工作的要求，被誉为“及时雨”。当然，部分学生的口述资料，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及民族关系等，同时也为编撰新中国民族志搜集了大量资料，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需要指出的是，这批资料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开展的首批民族群众口述史资料，弥足珍贵！

（四）南下云贵搜集资料
1955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制定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部分民族地区将通过民主改革等途径实施对生产资料的改造及社会形态的转变，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0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各省，表明社会改造即将开始。
为清楚地认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少数民族的前进情况，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以及拟开展改革的条件等，暨为学校教学研究工作再搜集资料，1955年，李志纯、李家瑞等老师先后到云南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开展调查，搜集资料。之后，他们分为两路：李家瑞、杨元芳从澜沧进至刚解放的西盟，深入大马撒、岳宋等佤寨开展调查，购买文物等，并拍摄相片，为西南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搜集藏（展）品。李志纯、欧潮泉等转道红河、文山等地，调查彝、苗、壮及布依等族社会。之后，他们再转道贵州，东进凯里、台江等地，调查苗、侗等族。
同年底，他们一返回成都，便积极展开工作，包括整理相关资料，并计划撰写研究报告，编写讲义，充实史志等，然而此工作却因全国范围的民族大调查工作的到来而搁浅了，他们又投身到了彝区、藏区的社会调查中。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资料一直未被整理，至今仍尘封在资料室书柜中。

三、参加1956年民族大调查

（一）民族大调查由来及发展⑧[3]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从立法及监督等方面开展相关工作。1955年春，时任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召见张苏、刘格平等人，提出作好人大民委工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在此之前，要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先有情况，后有政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人大民委首先抓调查研究，组织人员，深入实地，认识社会，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6月，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组织调查组，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地区，以潞西县（今芒市）为重点，历时数月调查景颇族聚居的东山、西山33个寨831户人家的生产及生活等情况⑨。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人大民委与云南省委共同制定关于德宏傣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的方案，得到中央批准，并付诸实施⑩[4，5]。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成功，加快了民主改革在四川等省藏、彝族地区推广的步伐。要开展改革，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定政策则要求对相关各族的社会结构、政治及经济等有正确地判断，因而促进了民族调查的全面摊开。“1956年春，彭真同志找张苏、刘格平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他说，最近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说：‘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也准备进行民主改革了，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搞清楚，以便采取相应政策……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这几种社会形态都还有，这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是研究社会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宝贵资料。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面貌将会迅速变化，因此，现在要赶快组织调查，要“抢救”，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社会历史状况如实记录下来……。’”[6]
彭真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后，确定该项民族调查应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先对边疆少数民族、即将开展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以及与汉族区别大的少数民族开展调查，然后再调查其他少数民族。

于是，由彭真同志主持，刘格平、刘春及费孝通等负责的民族社会大调查由此启动。按照计划，这次调查抽调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及经济学等工作者、干部及大学生等200余人，分为西藏、四川、云南等8个组，调查20个处在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或封建制等不同阶段的少数民族，搜集并整理了约1500万字的资料。
1958年，民族大调查工作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持，西南民族学院由民族研究所等负责具体实施。此次调查的区域新增甘肃、青海、宁夏、辽宁等8个省（组），连同先前8个组（省），共16个组，范围扩大；参与人员增加数百人，接近千人。到1964年，调查工作基本结束，搜集了超过2000万字的调查资料及大量文献、文物等，连同第一期调查资料，共整理印刷相关资料340余种，2900万余字。这次调查基本上摸清了我国民族的社会情况及发展的不同阶段，促成了之后各族简史丛书、语言简志丛书以及各民族地区概况等的编纂；也为我国政府制定民族政策、充实及发展民族理论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二）积极参加民族大调查
四川是我国藏、彝及羌等民族的聚居区，也是民主改革的主要开展区。1956年，全国范围民族大调查准备时，四川首列其中，地位重要，参加者及调查地区仅次云南，位居第二，其中凉山彝区是调查点最多的州级地区。
西南民族学院直隶中央民委（今国家民委），是西南地区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藏、彝、羌等民族地区是民族调查的重点区域，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自然而然成为各调查组的落脚点及联系地。全国人大民委领导考虑到西南民族学院的特殊地位和民族研究所在调查方面的传统及价值，因而将四川各民族地区的调查组织及协商等事务交与西南民族学院负责，委以重任。其中夏康农负责凉山彝族调查组，成员有李志纯、玉文华及罗运达等，其中，李志纯、玉文华承担昭觉彝区调查工作；罗运达等深入木里调查藏族社会，李绍明（我校毕业生）担任学术秘书。刘忠良副院长负责四川藏区调查工作，成员有张全昌、苏克等老师。稍后，陈泛舟、徐铭两位老师也参与藏区调查。吴泽霖先生被全国人大民委借调到贵州，主持苗族调查事宜；欧潮泉、李家瑞参加羌区的调查工作。原民族研究所教师吴从众考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生，参加西藏的调查，深入墨脱、波密及错拉等地的社会调查。

还有，曾在民族研究所工作的龚荫、孙代生、车谦等老师也参加了当时的民族调查工作。其中龚荫除对武定、禄劝彝族社会开展调查外，还参加德宏阿昌族社会的调查工作。孙代生参加凉山彝族的调查工作，其搜集整理的资料，除已内部印刷外，还有《关于彝族迁徙的传说——访问牛牛坝彝族老人综合情况汇报》、《帝国主义在凉山地区的罪恶活动》、《解放以来凉山民族卫生工作》、《凉山彝族自治州十年来救济工作情况》、《凉山彝族自治州十年来优抚工作情况》等等。
尽管，民族研究所领导及各教师积极参加甚至负责藏、彝、苗等族的调查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后来还是受到了社会形势等的影响。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个别老师因所谓“历史问题”而受冷遇，参与调查者有所减少。1957年夏季，反“右派”运动广泛开展，多数知识分子（主要是文科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被划成“右派”，打入另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西南民族学院部分知识分子甚至领导干部也难以幸免，当时某负责人将反“右派”运动推到了极致，数名老师受到打击，如吴泽霖、李志纯等被打成“右派”[7]，杨元芳不仅成为“右派”，还被判处劳教，李安宅、玉文华等有燕大等教会学校背景的学者被“冷”处理，罗运达、苏克、欧潮泉及吴从众等相继离开成都，到外地工作。打击严重的还有，刘忠良副院长作为“右倾分子”而被排挤，相关调查工作因无人主持而难以继续进行，剩下那几位老师也孤掌难鸣，难有作为！
于是，民族研究所一度甚为红火的调查工作因此停止，曾享有盛誉的科研团队迅速淡出学术圈，光辉的调查业绩被尘封，故今翻阅50年代后期的调查资料（黑皮书），很难寻觅民族研究所的名称。人亡事废，岂不痛哉！

四、小结
深入实地、开展社会调查是民族学者的起码要求，是认识、分析某民族社会的必由之路，是研究民族及民族问题的基石，亦是其职责之所在。在这方面，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良好的学术传承。
早在建校之前，夏康农、李志纯等老师就参与民族调查，广泛搜集资料，深入认识民族社会，曾为党政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资料。建校之后，民族研究所老师主动到川、滇、黔各民族地区，深入调查，搜集资料及文物，编撰讲义，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培养出了一大批新型民族干部，推进了民族地区相关工作的开展；同时积极筹建民族学博物馆，直观而形象地展示各族的悠久历史及多彩文化，开展爱国主义及民族团结的教育。

在这期间，民族研究所教师们物色对象，广泛采访，搜集部分学生的口述资料，既服务教学，亦为撰写新型的民族志准备资料，构思体例，开拓之功难以磨灭！可惜的是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无一部完整的某族民族志，后辈学者还需努力。

在1956-1957年民族大调查中，西南民族学院成为四川各调查组的联络站及协调处，民族研究所领导及教师积极参与，分赴甘孜、阿坝、凉山及贵州等地，对藏、彝、羌、苗、侗等族开展调查，其后，受某些特殊因素的制约，尽管民族研究所的民族调查工作难以为继，但无损于民族研究所在民族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与做出的巨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政策落实，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再次激发了民族研究所同仁的工作热情，如曾文琼、杨光甸等老师，重新接上断落的学术链条，多次深入民族地区，开展调查，搜集资料，提出对策等等。关于这段历史，另文再叙。

附：部分民族调查工作照片李家瑞摄
图11953年5月，于黑水石碉楼藏民楼顶（右1为民院第1期学员帅士荣，时任黑水工作队长，1955年黑水叛乱时牺牲；右2为吴逸云同志，右3为李家瑞同志）

图21953年元月，李志纯和李家瑞同志在汶川至小金(懋功)巴朗山雪山顶上

图31952年初，李家瑞、吴逸云等同志与茂县三龙乡羌族群众合影
图41957年，李家瑞等人与彝族民兵基干队在昭觉县则普拉打合影（前排右1为李家瑞）

图51952年12月，茂县专区成立阿坝藏族自治区，夏康农等人前往祝贺（前排左1为吴逸云，右3为李志纯，右4为夏康农）

图61953年2月，民院小金藏族（懋功嘉戎）同学杨少富毕业后在家乡参加工作，当了工作模范，与我室（所）前往访问同志合影

图71953年，吴逸云等带病翻越大金与小金间雪山合影（左1为吴逸云，左2为李家瑞）

图81953年，李志纯到松潘藏族村寨调查（右下角为李志纯同志）

图91954年4月，李家瑞进峨边海洛家途中经过的藤绳桥

本文的撰写得到李家瑞、杨元芳两位老师的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
①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由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民族研究所发展而来，因本文内容限制，故文中多用研究室或研究所。
② 这些社会调查以云南、广西、西藏、四川及贵州等省区为多，其中就省而言，云南的种类及数量最多，就单独民族地区而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最多。而且由这次调查引出对各少数民族简史、语言简志、民族地区概况等的撰写或创作。
③ 在此之前，虽不乏学者深入部分民族地区，开展调查，但比较零碎，涉及面窄；之后，有关部门曾组织人员对民族地区开展调查，但难以组织如此规模、如此深度，且不计得失的社会调查。具体情况，参见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相关部分，以及王铭铭的论述。
④ 最初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只有李志纯、杨元芳两人，1951年底，李家瑞、吴从众、欧潮泉和吴逸云加入，有了6位老师。不久，罗运达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此。1953年，因院系调整，吴泽霖离开清华大学，玉文华和陈宗祥离开华西大学，先后来到我校，力量得到充实，但研究室人数不多，仅有9人。稍后，李安宅等人加入，研究室得到发展。由于吴先生创建民族博物馆，要抽出数人常年管理，人员又显得不足。1957年后，受反右运动的冲击，吴泽霖、李志纯等老师受到错误处罚，离开了工作岗位，部分老师又调离，敝所人员又大为减少，仅强勉维持博物馆的运作而已。
⑤ 当时中央民族访问团出访各地，除代表中央政府联络、慰问各族群众外，还兼有重要的调查任务。如《中央访问团关于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提纲》中规定，需要调查的有：一、关于各民族一般情况的调查，（一）民族分布，（二）经济，（三）政治，（四）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二、关于民族叛乱、民族政策的调查等。参见云南省民委编《云南民族工作参考资料》第2辑，1952年。
⑥ 关于李志纯访问盈江及莲山部分景颇族村寨的资料，参见云南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民族情况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上册）相关部分。
⑦ 1952年6月，我校研究室将该资料《景颇族（山头族）情况》作为“西南少数民族资料汇编初稿（1）”印刷出来，用于教学科研工作。
⑧ 这部分内容主要依据底润昆、张正明《彭真同志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httpcpcpeoplecomcn）而撰写。
⑨ 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编：《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州）潞西县景颇族社会调查》，1956年3月。
⑩ 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编：《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州）傣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文化汇编》，1956年3月。关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文件等，参见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及秦和平编《云南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巴蜀书社出版，2011年）。
当时，全国人大民委将部分调查资料加以印刷，内部发行，因这些资料封面书名等均系红字，俗称“红皮书”。1958年以后的部分调查资料，封面标题是黑字，俗称“黑皮书”。
罗运达等对木里藏族社会的调查资料，后经李绍明、李锦等进整理，于200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填补了过去对木里藏区社会的认识空白。
其后，张全昌调到四川省民委，苏克到中央民族学院。
关于吴泽霖先生被定为“极右”的罪名，错误处理等情形，见赵培中主编《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13-14页。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6
[2]云南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民族情况汇集》（上册）[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3]底润昆,张正明彭真同志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999851000019809365html
[4]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5]秦和平编云南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M]巴蜀书社2010
[6]本书编辑组缅怀彭真[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赵培中主编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C]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3-14
民族学刊-2011-3期收稿日期：2011-04-10 责任编辑王珏注：本站转载时因为操作问题省略图片。我们转的《民族学刊》的文章得到杂志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