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梁祝》的相关材料
4.戏剧梁祝的社会影响
国内:
故事传唱千年,各个剧种编演不衰,20世纪五十年代袁雪芬与范瑞娟主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全国。粤剧《梁祝》也有不少的版本,其中以20世纪八十年代杨子静参照川、赣、越、粤等剧本改编的版本最为脍炙人口。剧中“十八相送”、“楼台会”和“山伯临终”均是粤剧经典折子,尤其是“山伯临终”,更成为陈笑风的风腔代表作,至今传唱不衰。编剧杨子静熟知音律,著作等身,改编此剧,不论是板腔转接,遣词用典,还是口鼓韵白,无不妥帖雅净,流丽酣畅,达至雅俗共赏的高妙之境。
(1)由梁祝衍生的化蝶传统
梁祝“祷墓化蝶”是中国人在“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观照下,谱写出的一首美妙的生命之歌,是自然与人格心灵冥和的最高审美境界。
封建婚姻的基本原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但这在梁祝之间是不见踪影的,经过同窗三年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的爱是在彼此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萌发出来的。他们的爱情是以爱者和被爱者的互恋为基础的,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羁绊,没有门当户对的思想阻挠,有的只是人格上的平等与心灵上的相通。他们的爱是两个人心灵的契合,没有以权、钱、才、貌作为取舍条件,他们摒弃了封建时代的种种婚恋畸形,表现了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追求。梁祝的爱情在遭受家庭的重重阻挠后,他们没有放弃,而是以死、以鲜活的生命作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他们死后,人们也没有放弃,人们让他们化成了美丽的蝴蝶,永远双宿双飞,自由自在地流连于万花丛中,随心所欲地飞舞于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蝴蝶翩然而舞,是造化的代表,是自由、放达的象征。梁祝三年在外求学,相对远离了压抑的社会、远离了家庭、远离了那沉重的封建婚姻制度,在追求知识、追求进步的书院,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由地恋爱。梁祝死后化蝶,他们的身体虽死,但他们的精魂却没灭,而是化成了可以自由飞舞的蝴蝶。这是人们给他们创造的自由,它激起了历代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和自由恋爱的憧憬,也蕴藏了人们对自由的恋爱环境、自由的婚姻制度和未来自由的生活的理想。我们民间文化中的悲剧和悲观是无缘的,它总保持着理想主义精神,周恩来总理就曾指出:“我们的《梁祝》就超过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它那个悲剧没有理想”。1《梁祝》的理想正主要表现为“化蝶”,它不是天真文人的浪漫幻想,而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对两性关系的深邃体悟和求索的诗意表达,昭示人们:人类社会只有男女比翼齐飞,才会更完美。蝴蝶是有生命的,但是它本没有人的那种情感,也没有人所具有的思想和意识。但在《梁祝》中,在化蝶的最后情节,故事的创造者用十分大胆的想象力,将死与活很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赋予蝴蝶人的思想感情。
(2)多种文艺样式搬演梁祝传说
《梁祝》不仅渗透到了我们的心中,还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对我们的日常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梁祝故事的传播是多种形态并存的:散文体的口头故事;韵文体的歌谣、俗曲、宝卷;戏曲曲艺的表演;年画剪纸、雕塑等样式的播布,交相辉映,还有不少专业的作家、艺术家参与其间,进行着梁祝故事的改编和再创作,出现了讲述梁祝传说的电影、话剧、歌剧、舞剧、小提琴协奏曲、通俗小说、连环画……各种文艺样式都曾对梁祝故事的传播和发育成长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各种文艺样式之间的交融和互动频繁地发生,盘根错节、难分难解。由其改编的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已成为享誉世界艺苑的杰作,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梁祝》已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古典戏曲,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喜爱。”21954年6月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看了戏曲影片《梁祝》后说:“影片好极了!”“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串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3日本著名音乐家1987年听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后称:“这支曲子是很神圣的。”上述评述表明:《梁祝》这个传说已在它的传承过程中渗透到了文化生活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化蝶情节成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代表,蝴蝶也凭借梁祝故事的出名而更著称于世。现在,当我们一看到蝴蝶,便马上会联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俗传大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蝴蝶自此成为情人恩爱的象征,成了美丽纯真、贞洁爱情的化身。蝴蝶的这个涵义也成为广大诗人笔下所习见的典故:如唐代李商隐《青陵台》“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宋代钱惟演《柳絮》“陆凯传情梅暗落,韩凭遗恨蝶争飞”;清代纳兰性德《减字木兰花》“若解相思,定与韩凭共一枝”。直到现在人们还不断地在运用这个意象。比如民国时有“鸳鸯蝴蝶派小说”之称,流行歌曲这样唱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以双蝶为装饰品十分流行,还有很多影视作品运用这个典故,使剧情更富诗意和感染力,等等。蝴蝶这种美丽的小动物就这样不但飞进中国古代文人的梦里,其精神流淌在古人的笔下,还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
(3)梁祝故事的“原型”意义
从内在关系看,内容决定形式,梁祝的内容、主题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又都是从原型生发出来的,不能违背或偏离原型中所蕴涵的主题。从原型生发出的不同文本受不同环境的影响,表现出偶然性,但在这种表面的偶然性背后则隐藏着艺术规律的必然性。梁祝故事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是一个简短的故事,更多的表现为原型性质的叙事而缺乏独特的情节性,因此也就并未获得独立的主题意义,而是与其它许多类似的故事分享一个文化意蕴。这里的“地裂”的原型,亦可以看作是原型母体。“`母体’就是文学的叙述代码”(侯传文《 (佛本生经)与故事文学母体》 )。所谓代码,包括信息和符号两个冈素,也就是母体的内容和形式。母体不仅是一种语句结构,它必须与特定的内容相结合;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具体语境中的话语,具有超越具体对象的可转换性。根据这个定义中代码与故事结合的程度,就可将母体分为显型母体、隐型母体和原型母体三大类。只有完全超越于具体故事之上的、具有普遍涵盖性和再创造性的母体才是原型母体。在第一阶段叙事出现中的“地裂” ,作为一个原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它既有人类原始思维与情感的心理基础,又有相应的神话来源,并且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故事中。例如《华山畿》、《古今乐录》载其本事:“ (宋)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对“棺裂”、“地裂”这一原型的神话来源追溯,实际反映了一种天、地、人合一的哲学观点。既然天地与人是一个整体,那么人的情感当然也可以感天动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今天只是一种比喻,而在古代则是一种认真的信仰。延伸来看,共工怒触不周山绝地维,干将莫邪舍身铸剑,乃至后来的《窦娥冤》六月飞雪,都带有这一信仰的因素,而在不同故事中有不同的表现。由于这个信仰具有在不同情境之间的可转换性,又可表达不同的主题,所以把它看作母体也是有理由的。这个母体,可以认为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其一般性结构是无生命物(虽然在中国传统中可能认为是生命的)如山、石、天象等因感应而发生异变。“化蝶”也有相应的神话来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女娲化为精卫填海,缧祖化蚕、望帝化为杜鹃等神话,这些神话故事当中就已经蕴含着精魂不死和化生的原型;而《庄子·齐物论》“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此之谓物化”一段,可以说是化为蝴蝶这一构思的事实渊源。这个原型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举不胜举,并且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超越了民族文学的范围,在各民族神话传说都有其表现。与梁祝时期相近的《孔雀东南飞》中就以“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这以系列的形象象征情侣的精魂,而坟头“连理树”这一形象又可在更早的《韩凭夫妇》中找到。往后,则“比翼鸟”、“连理枝”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象征,从神话范畴进而发展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仅是一个词,它本身又从精魂不死这个原初意义所指发生迁移,固定在爱情忠贞不渝的意义上,因此具有叙事能力,符合母体作为“最小叙事单元”的特点。所以说,梁祝中的“化蝶”成分也是一个原型母体,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它在中国文化中的浓缩的指义功能。而且,由于它是一个跨文化的母体,更可从比较中获得对不同文化更深的认识。古希腊神话中就有好些类似的故事,如自恋的Narcissus化为水仙,被Aollo误伤的Hyacinth化为风信子等(这两个植物的名称叶就来自他们的名字)。这一类变化并不一定包含忠贞爱情的意蕴,有时还相反,比如河神之女因躲避Apol-lo的追求而化为柳树:有时是其他情感,比如母子化为大、小熊星座;即使反映的是爱情,也与中国传统中的看法截然不同。
如果停留在第一阶段“地裂”原型的意义上,梁祝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志怪故事,只有在第二阶段中与另一个原型“化蝶”结合起来,才升华了原有的主题,将这个故事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地位,获得了文化民俗意义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并长期流传下来,从此成为一个固定、有机的结合:而此后的发展,也都要从这个类型,一类是广义的不自觉的语言陷阱,这种陷阱就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广袤的语言世界,也就是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L.Whorf)从空汽油桶中所看到的世界③ [6];另一类是狭义的人为的语言陷阱,这种陷阱是某些领域部分(比如广告)决策人特意设计的,意在吸引目标人入彀。
国外:
粤剧在世界各地传播,不但加强和促进了自身的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对当地的异族异国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被迫流亡美国期间,曾在三藩市中国人聚居的唐人街看到中国人演出粤剧,他感到很惊奇,觉得中国戏曲完全不同于欧洲莎士比亚的戏剧。于是他悉心研究包括粤剧在内的中国戏曲的表演方法,将中国戏曲的艺术表现手法注入到他的理论和实践当中。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明确将粤剧表演作为国家一种民族艺术加以保护和弘扬,国家有什么重大喜庆和活动都邀请粤剧团体参加演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地方政府也允许粤剧融入到他们的文化生活和活动中去,不但一些华族后裔学习粤剧,而且一些白人、黑人也学唱、学演粤剧,甚至连州、市政府高级官员和也经常到华人社团去视察、观摩粤剧演出和接见演员,有的还请入皇宫演出和讲授。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典、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许多大学的非华人学者—包括田仲一成教授、马克林教授、金文京教授、丹尼尔.弗格森(中文名孙旦礼)教授等也专门研究粤剧并有专著出版。除了香港有华人、英人用英语演绎粤剧之外,新加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还有华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印度人、越南人、马来人分别用英语、法语、德语、印度语、越南语、马来语演绎粤剧。
粤剧在海外没有像在中国内地那样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影响,传统艺术得到较多的承传和保存,尤其历史资料留存在各国的市政图书馆和大学的图书馆较多。粤剧在海外传播,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