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来自海岱留驻京华为诗歌付出一腔深情

踏遍苍洱走马新疆为国风倾注半生精血

陶阳先生千古

                  刘锡诚 马昌仪敬挽  2013年5月31日

           （诗人、民间文学家、神话学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民间文学论坛》主编、中国神话学会原副会长陶阳先生于2013年5月29日晚8时在北京病逝）

马知遥

悼念。默哀。

笛威辛亢

先生千古。
默哀。

英古阿格

致敬！
哀悼！

宁锐

陶阳先生千古！

张多

先生驾鹤，默哀！！

穆昭阳

默哀，正在看先生当年做 的《泰山民间故事大观》

silver

陶阳老师一路走好……

silver

　　1.1 人物简介

　　陶阳，原名李伯海，1926年生，山东省泰安市北集坡镇赵庄人。1948年参加革命，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5年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神话与史诗研究。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国家文化部艺术局群众文化处负责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研究部主任，《民间文学论坛》主编。离职休养后，仍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三套集成总编委，职称：研究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获得者。

　　1.2 创作成就

　　一生著作甚丰，其主要代表作有《泰山民间故事大观》、与夫人牟钟秀合著《中国创世神话》、《中国神话》、诗集《泰山的传说》、《段赤城》、《扶桑风情》以及《中国民间故事大观》等，其生平传略被收入《中国作家词典》、《世界名人录》、《中华成功者》等辞书。因工于书画，其传略还被收入《当代著名书画家精品集》、《国际现代书画名家精品润格》、《当代书画名人名作博览》等。

　　1.3 创作经历

　　陶阳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文艺专家，然而他的出身却是山东省泰山脚下一个寻常百姓人家。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的小泮河、大汶河、黑龙潭水养育滋润着他，使他由一个童年时代提着小桶、在渔夫渔网留下的泥沙与杂草里捡拾小鱼小虾的儿童，一跃而成为在中国民间这座常常被人不屑一顾，但却是取之不尽、淘之不竭的天然金矿中不断挖掘出珍宝的文学巨匠。那么，陶阳是怎样走上民间文学之路的呢?这要从他济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说起。1953年，陶阳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助教。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跟苏联专家学习了西方哲学史，跟肖前教授学习了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还听了哲学系其他一些著名教授的课，经过一个时期的刻苦准备，准备向学生们开课。当时文学研究所设在北大，工作中，陶阳认识了贾芝同志，当时他和钟敬文教授创办《民间文学论坛》杂志需要编辑。这时，陶阳多年来想从事文学专业的心又复活了。他想改行，但哲学系不放，几经求告，终获同意。1955年，陶阳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此与中国民间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他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赴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调查采风3个月，与白族杨亮才合编了《白族民歌集》。此书于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至1966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新疆文联、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成立了柯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工作组，又成立了《玛纳斯》调查采录组，并指定陶阳和新疆文联的刘发俊为组长，以阿图什为驻点，分赴柯族聚居区的4个县补充调查采录，集体翻译了居素普·玛玛依的唱本6部，工作尚未完成，“文革”来了，民研会里的造反派们立逼陶阳等回京，十几位同志两年的日夜辛勤劳动从此付诸东流，译文未能付印，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仅就陶阳个人来说，当年他骑马驰骋奔走了3个县，几乎丧命戈壁，后来，他写了《史诗(玛纳斯)的调查采录方法》，参加了中国·芬兰史诗研究会。还写了《史诗玛纳斯歌手神授之谜》。1980年，该会为了总结搜集整理的经验，更好地贯彻“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方针，领导指派陶阳和两位青年赴泰山调查采录。由于泰安文化局的支持和帮助，虽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收获很大。陶阳回京后，即编辑出版了《泰山民间故事大观》。

　　1983年，机关派陶阳去日本访学。在日本，指导陶阳学习的有东京大学教授、著名神话学家大林太良，庆应大学教授、著名神话学家伊藤清司等10多位著名学者和教授。在日本，陶阳作了两次学术报告，一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二是《泰山石敢当民俗信仰》，两报告均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发表。没想到日本朋友对泰山女神和石敢当很感兴趣。此外陶阳还写了一本《扶桑风情》抒情诗集。1987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陶阳任书记处书记、研究部主任、《民间文学论坛》主编、中国神话学会副主席等职。这期间，与夫人牟钟秀合著了《中国创世神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神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中国民间故事大观》，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诗集《泰山的传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段赤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生活中的陶阳，兴趣和爱好非常广泛，他自称这叫在“创作与研究之间荡了一辈子秋千”。他的另一爱好是诗、书、画，且皆有所成，他自认为这些爱好影响了他学术的专一，影响了他的成就。但我个人认为，文学家应是杂家，因为触类可以旁通，这也许恰恰正是陶阳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此，我想劝陶老先生一句：人生有限，学海无涯。一个人一生中要干想干的事情很多，但只要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地把一件事干好，就无愧于心了。

　　(来源：百度百科 文/郭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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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善而好学的老人

　　约好去拜访陶老。当我们到陶老住处找楼梯口时，“这边、这边”——一边一位身体健壮，穿着朴素的老人站在楼门口向我们招手，赶快走过去向陶老介绍自己并问好，“我看到你们了，怕你们找不到，快进来，快进来。”陶老就住在一楼，房间不大，客厅几乎被书柜和书装饰的满满的。陶老带我们进了他的书房，还是书架和书的海洋，除了几张沙发和一张茶几，看到的全是书柜和里面一层层的书，墙上挂满了陶老的书法和画，整个屋内书香气四溢，一下子让人感觉进入了一个高雅的世界。陶老招呼我们坐下，给我们沏了茶，然后坐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笑眯眯的看着我们，眼里充满了慈善。“我现在正在上老年大学，学习大篆、书法、绘画，过去没有时间学，这些东西好啊，既是文化又是艺术，外国很少有。”陶老看我们在看墙上的书画笑着对我们说。回过神来我们向陶老说明我们的来意：“想听听陶老对现代化进程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挑战和影响，以及民间文化艺术创新、发展继承和人才培养等问题的看法。”“知道你们要来，也做了些准备，我就给你们谈点我对中国民间文学的一些看法吧。”陶老笑着说。我们赶快拿出了纸和笔。

　　中国民间文学是一种精神财富

　　“我首先想说的是：思想道德教育对我们很重要，哪里获得教育的材料呢?我们的文化里。中华民族文化特别丰富，有文化的汪洋大海，这是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少有的，我们的民族历史悠久，五千年的文明史，积累了大量的文化、文字和文物，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贝啊!”陶老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听说过新疆的“玛纳斯”吗?知不知道我们的三大史诗?”陶老笑着问我们。我们不好意思的摇摇头。“这些很珍贵那，很了不起，但过去太不重视了，好多都丢失了。我们民间的三大史诗是：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江格尔》还有柯尔克孜族的《玛玛依》，这些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而且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我在六四、六五、六六年做过调查，可惜后来文化大革命，没做下去。这些史诗都是英雄史诗，是当时的民族反对外族侵略而形成的，它们里面讲的都是英雄故事，古时候那些游牧民族的基层组织是部落，他们老因草原利益而打架，所以部落里就需要英雄，有了英雄，整个部落的腰板也就硬了，所以当时的人们崇拜英雄，以口头的形式歌颂英雄，这样就形成了史诗，这些很珍贵，很了不起，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每个民族都有英雄史诗，但好多丢失了。”“我们年轻一代对这些知道的太少了”我们惭愧的对陶老说。

　　“这些史诗都是民间文学”陶老又说“民间文学科学的说应该叫口头文学，日本叫做口承文学，我在我的《口头文学论集》里讨论过。那时劳动人民没有文字，叫口头创作，像谚语、俗语、神话等都是口头文学，这些东西传授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经验、史的哲理，对人们有很大的教育作用。比如‘浇地浇根，教人交心’你看这句谚语简单，人人都可记住，但它说出了多么深刻的道理，还有这句俗语‘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这就是生活经验的总结，你看说的对深刻。我记得苏联一位大作家，曾说过，口头文学就是淘金，不好的被留下，剩下的全是金子。这句话说的太好了，这些东西都由劳动人民创造，用来传播经验，教育子女，好好过日子，这具有多大的社会教育意义。”接下来陶老给我们讲了很多的神话故事，如“盘古开天劈地”、“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黑天神”等神话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陶老告诉我们：“这些神话故事里都体现着一种巨大的精神，一种为大众献身的精神，这多么值得我们学习。”陶老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我们56个民族来源的神话故事，说是古时浑水泛滥，淹死了人们，只有兄妹俩幸免，它们照一位神的指示，钻到了葫芦里，等浑水退后，出来了许多民族，就产生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之后陶老告诉我们，这个神话故事充分说明了各兄弟民族同源共祖，别看荒诞，有科学性。陶老说“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学习、共同劳动，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多少是分裂的，而中国却始终是统一的，民族团结很重要。”他又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现代分裂主义是瞎胡闹，他们是民族的败类。中国是不能分裂的，一旦分裂就彻底的毁了，就得吃亏、吃苦。中国一旦分裂，外国就会对中国下手，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陶老还给我们讲了古代的“采风”就是帝王了解民心，体察民心的工具，从那里帝王就可以了解民心、民愿，这也是民间文学的好处。现在也一样，那些顺口溜、儿歌等就是一种民间文学，而且现在传播很快的，早上在北京也许到了下午它就传到了广东，这里面也有表达人民的感情和愿望的。前苏联一段时间和我们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压制过这种民间口头文学的传播，可那是压制不住的。现在的我们所说的事实政治中，也应该重视这种民间口头文学。我们从陶老那里深受启发，领悟了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也认识到它们对我们国家精神文化的建设所起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

　　中国民间文学的危机与保护

　　接下来的谈话中陶老对我们谈了他对民间文学的危机与保护的看法。就民间文学的危机，陶老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非常的可恶，对民间文学的破坏性特别的大。尤其是破四旧思想，对民族文化的估价有很大的问题，认为民间文化是糟粕，是破旧的东西，旧的东西不能为新社会服务，这种可笑的思想让人气的很，它影响了很多人，使得民族文化的发展滞后了几十年。而且，到现在还有人提改旧变新论，搞创作基地。我对这是不赞成的，这样会抹杀了民间文学原有的美和价值。我认为民间文学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乱改民族文学是最大的错误，改了就变味了，比如有个神话故事里有人觉得里面的南瓜没有西瓜好听，就把南瓜改为了西瓜，一样吗?南瓜与西瓜是不同的，南瓜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东西，但西瓜里就没有空间，这样改了就不符合逻辑了，会闹笑话的。还有一些人现在还是不重视民间文化的重要意义，认为是过时的东西，不能为现实服务。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民间文化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对我们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也像是科学的东西，科学的东西会过时吗?你说地球有吸引力过时了吗?”陶老还提到了现代经济大潮对民间文学的冲击，他说：“有些人经济思潮来后，就拿民间文化赚钱，认为追求新的就是好的，一味追求所谓的”新”，这样反而破坏了民间文学的原生态美，天籁的东西是最美的。前几天，有个各个民族民歌汇演，我去看了，其中有原生态民歌，多好啊，过去很多人没听说过，合唱很合声，几十个人好几个声部，了不起，很多人惊讶的不得了。现在好多人要拿原生态再去搞创作，反而把美的破坏了。”陶老对我们说：“要尊重、保持传统，民间文学的主题、情节、人物都不能改，要有原始风格。”

　　就民间文学的保护，陶老告诉我们认识到民间文学的重要价值是很重要的。民间文学就像风一样，来无踪去无影，很难捕捉到的，不像泥人，还可以保存，民间文学一旦失去了，可能永远也就找不回来了。陶老说：“对民间文学的保护要提高、抢救、整理、推广、研究、宣传”他自己就一直致力于原生态的整理和研究，不敢随意的改动。陶老还提到了冯骥才先生对保护民间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他说：“冯骥才先生了不起，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保护神，我特别敬重他，别人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他对我们民间文化的保护功不可灭。”陶老还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还是不够，没有很好的理论，我们的民间文学，不比西方差，但研究却落后于西方，研究差太远，好多工作没有干，中国不注重研究。好多的研究单位都是虚设。”从陶老的眼神里，笔者看出了他的一丝忧虑。

　　中国民间文学的未来之路

　　当笔者提出中国民间文学怎样走创新之路和怎样更好的走向世界的问题后。陶老这样回答：关于创新，他说：“创新，就看怎么创新，对于民间文学我持保守态度。”陶老告诉我们，创新并不意味着非要改动民间文学的原初性，而是要做好怎样的整理、推广和宣传工作，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才能叫做创新，民间文学不能干巴巴的，每个民族都有它的特点，一定要体现民族特色。创作与口头文学原貌完全不同，是不能随便改的，改了就变了他的风味，就不再有那种天籁之美了，那样不但没有创新，反而是破坏。对于我国民间文学与世界的融合与交流，如何能更好的走向世界。陶老认为：“一定要重视理论的研究，这是我们比起西方来最缺乏的。中国研究搞起来一点也不必西方差，我们材料是够用的。中国人很麻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没有大理论，与西方交流或者说走向世界是不可能的。他还拿出了弗雷泽的《金枝》给我们看，说：“你看，人家的理论研究搞的多好，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习，一定要把理论研究搞起来。”陶老还对我们说：“你们年轻人一定要多看书，我们的资料很丰富，一定要从那里面去学习和探索。而且思想转变也很重要，这样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下去，并把它推向世界。” 他又强调：“民间文学教育作用很大，要认识到这一点。民间文学不能忘，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陶老还信心十足的告诉我们：“只要人类的语言存在，口头文学是永远消失不了的。”他还再次告诫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记录的就是记录的，创作的就是创作的。这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十分重要的。”从他的眼里，我们看到了深深的期待。

　　陶老的健谈让我们听得入了迷，忘了时间。原打算一个小时的采访，没想到不知不觉过去了三个多小时，考虑到陶老的年龄需要休息，我们不得不结束采访向他告别。陶老送我们到门外，慈善的和我们握手，一直目送我们离开。走在路上，脑海里全是陶老浑厚的声音，他给我们讲了多么生动的一课。突然想到陶老的两个比喻——黄金和风。这正不是说出了我们的民间文学吗?它是多么的宝贵，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黄金;而它又是多么的容易丢失，就像风一样飘然而过，如果不注意，有时会留不下半点痕迹，这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发展会是是多么的遗憾。就像陶老一再强调的：“我们一定要重视民间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重要意义。”是的，这些珍贵而易失的精神之魂，应该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去保护它、传承它、弘扬它。

记者：刘刚，王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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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刚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与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江格尔》“呈三足鼎立之势”，在世界文化宝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陶阳在上世纪50年代参加《玛纳斯》的调查采录工作，他对《玛纳斯》情有独钟，溢于言表。他说，共8部20多万行的史诗《玛纳斯》，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版，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在交谈中，陶阳表达了心中最强烈的愿望，与我们共享同品《玛纳斯》中的生命和谐之美。

　　英雄史诗原生土长的人文精粹

　　“《玛纳斯》，是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巨献，是原生土长的人文珍宝!我们再也不能让其束之高阁了!”陶阳所说的《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民间英雄史诗，流传于我国新疆及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地域，与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江格尔》“呈三足鼎立之势”。这些蕴有绿色生命神韵的壮丽史诗，在世界文化宝库中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据我所知，现在国内搜集的《玛纳斯》已经有8部，20余万行，但是还没有出版公之于世，是极其可惜的。”陶阳说。

　　年已八旬的陶阳翻动着他当年的采风笔记及照片、手稿说：“从1964年到1966年间我到新疆采录《玛纳斯》起，这项工作延续三十多年了，而我们的那些采访记录稿，却在库房里睡大觉!”《玛纳斯》，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了!”在北京北三环南的中国文联宿舍，他满怀激情地说。他对《玛纳斯》情有独钟，情真意切，溢于言表。

　　陶阳对记者说：“我参加了《玛纳斯》等英雄史诗的调查采录后，觉得这是对西方人‘中国没有史诗’谬论的有力驳斥。而现在我们自己却一点不当回事，似乎是明珠暗投，胡乱轻掷。”陶阳说，现在新疆文联正在翻译《玛纳斯》，史诗的出版有望了。

　　《玛纳斯》，作为柯尔克孜游牧民族独一无二的集体口头文学创作，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和历史的磨砺，更趋完美更为恢宏，作为一部家谱式的英雄传奇，它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玛纳斯》中，柯尔克孜族传说中的40个姑娘的故事，拉开了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序幕，展开了“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丽画卷。陶阳回忆起在日本做民间文艺访问学者时，遇到了著名民间文艺家关敬吾老先生，那时，九十多岁的关敬吾老先生听说他从事过《玛纳斯》的采录工作后，兴奋地握住他的手，满怀期待地说：“我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读到《玛纳斯》的原作啊!”

　　《玛纳斯》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大地歌吟游牧英雄的传奇叙述

　　《玛纳斯》讲述了古代柯尔克孜族反抗侵略的历史，以及英雄玛纳斯八代人的故事，每一部所讲述的故事不同，人物众多，错综复杂、环环相扣，有着宏大的叙事结构，作为世界上较长的民间史诗，完全可与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波斯的《列王纪》和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以及北欧的《萨迦》《埃达》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上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采录研究《玛纳斯》的工作已经部分开展了。

　　陶阳向我介绍起各部《玛纳斯》的大致内容：

　　第一部《玛纳斯》，有73000多行，从柯尔克孜族的起源和玛纳斯家族的先世说起。成吉思汗时期，柯族受卡勒玛克奴役。玛纳斯降生了，长大后深受部落的爱戴和尊敬，他领导柯族人民赶走了侵略者空吾尔，统一了柯族各部落，当上万民拥戴的汗王。后来，在与契丹人征战中，他身负重伤不治而亡。第二部叫《赛麦台依》。玛纳斯去世后，汗位被阔别什篡夺。赛麦台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成人，杀死了阔别什，继承了汗位。空吾尔一面约赛麦台依会谈，一面偷袭赛麦台依的汗城塔拉斯，结果被古里巧绕识破诡计。汗城陷落敌手，赛麦台依的部下坎巧绕乘机叛变。第三部《赛依铁克》讲述坎巧绕杀害了50名玛纳斯部下，将古里巧绕与阿依曲莱克献给了敌方。阿依曲莱克忍辱抚养了赛麦台依的孩子赛依铁克，疗治好古里巧绕的创伤。赛依铁克与古里巧绕回到故里，铲除了叛徒。第四部《凯涅尼木》，讲述赛麦台依儿子凯涅尼木的故事。西方七巨人之一苏墨尔干攻破阿依吐木什城池，复活的赛麦台依与古里巧绕奋力抗击，遭到失败。后来，凯涅尼木将七巨人杀死，但塔拉斯城的内奸与卡勒玛克勾结，劫掠了汗城。最后，凯涅尼木拯救了汗城。在第五部《赛依特》中，凯涅尼木之子赛依特与诸多英雄协力将巨人喀喇多杀死，把苏莱玛特汗女儿克勒吉凯救出，两人相爱，但被苏莱玛特汗与西方七巨人的后代围困，最后突围而出;听闻卡勒玛克人来到新疆阿勒泰等地区，年仅22岁的赛依特前去考察，不幸死在途中。第六部《阿斯勒巴恰·别克巴恰》，讲述赛依特之子别克巴恰领导柯族人民抗击卡勒玛克等十几个部落的侵略，获得了胜利，但他为无后苦恼不已，忽记起曾与卡勒玛克女战俘生育两男孩，便去寻妻访子。不料妻子暗地里在酒菜中下药，令其中毒身亡。

　　陶阳对记者说，上世纪60年代，他们搜集整理了6部《玛纳斯》，文革之后，歌手已经唱到8部，第七部是《索木碧莱克》，讲述别克巴恰之子索木碧莱克与卡勒玛克、唐古特、额特诸部落的战斗;第八部《奇格台依》讲述了玛纳斯第八代英雄、索木碧莱克之子奇格台依同卡勒玛克的又一轮战事。

　　《玛纳斯》每部有许多章。就拿第一部来说，从玛纳斯出世到远征，就有十二章，正反人物100多个。在新疆，有许多地名来源于《玛纳斯》史诗，如乌鲁木齐被玛纳斯攻占之后，玛纳斯就修筑了一座新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表示庆祝，这座新城位于乌鲁木齐附近的玛纳斯县。

　　忘情风行民间吟唱中采录奇珍

　　1964年，陶阳参加《玛纳斯》工作组，赶赴新疆，走访了柯尔克孜族聚居的四个县，开展《玛纳斯》的调查采录工作。其时，《格萨尔王》和《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玛纳斯》工作组是新疆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柯尔克孜自治州联合成立的，共由20多位柯族和汉族的专家组成，致力于《玛纳斯》资料本的搜集翻译和编辑工作。陶阳担任了调查采录组的组长。

　　在《玛纳斯》采风期间，陶阳与身边同事一起，认真细致准确记录歌词，并向一些懂汉语的专家作调查，然后将其翻译成汉文，力求“信、达、雅”。对于陶阳来说，采录史诗的过程，实际上就在行走。途中，他们拜谒了当地的40棵杨树，那是《玛纳斯》史诗里40位勇士的化身。

　　采录《玛纳斯》之途，确实是险象环生。1965年1月7日，陶阳等三人骑马行走200多华里，条件非常艰苦，路上饿了就吃冷馕，喝生水，结果陶阳的肚子绞痛了起来，只好用马缰绳紧紧勒住肚子，才硬撑到目的地。还有几次，趟大河过栈道，他差点被惊马摔到湍急的河水之中。更为提心吊胆的危险之事，就是披星戴月长夜赶路，陶阳坐在一辆羊肉车的顶上，身下铺张草衫子，身上盖着草帘子，经受6个小时风雪冰冻，最后全身僵硬，连车都下不来。他在一首诗中，记录了当时的艰辛与乐趣：

　　风把我浑身都吹透，冻得我缩成一团打哆嗦，今夜如果冻死我，草衫草帘就是我棺椁。

　　我忽然想起我的家，妻子知道了定骂我，她常骂我是个大傻瓜，骂得丝毫也不差。

　　她虽然口头也骂我，可心里确实疼爱我。妻子啊，你骂我吧，我是个地道的大傻瓜。

　　这首诗读起来辛酸，但乐观可爱，因为陶阳的心中有《玛纳斯》，有妻子的爱，艺术生命就“起死回生”了。他说，有一次得了重病，蹲在地上起不来，同事急忙给单位发电报，他担心自己把骨头扔在新疆了，但最后还是虚惊一场，恢复了健康。

　　这是不是玛纳斯的保佑呢?陶阳莞然一笑。“确实，为了搜集整理《玛纳斯》，我差点把骨头都留在那里了。为了《玛纳斯》，我真地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感恩结缘相遇歌手与相逢知音

　　新疆大地，尽管广袤辽阔一片苍茫，但是只要说起《玛纳斯》，陶阳就会找到知音。

　　直到现在，陶阳还在感念参加《玛纳斯》采录工作的同事们：多年负责《玛纳斯》工作的新疆作协分会的刘发俊，熟知柯族历史文化的柯尔克孜自治州专家玉山阿里、帕孜力、阿不都卡德尔，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柯文专家沙坎·吾买尔等，他们都是语言专家;另外还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郎樱。这些人与身为诗人的陶阳 “强强联合”，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体。他们愉快而和谐地工作着，洋溢着无限的艺术情趣。

　　陶阳结识了许多歌手，也得知当地许多民间文艺家的尊称。在新疆，会唱《玛纳斯》的歌手叫做为“玛纳斯奇”，老故事家叫做“交毛克奇”，唱短歌的民歌手叫做“额尔奇”，专门讲历史故事的叫做“桑吉拉奇”。居素普·玛玛依是闻名于世的“国宝级”“玛纳斯奇”，能唱6部《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非常热情，陶阳与他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位大歌手被陶阳他们请到组里，住在州府里，享受干部的待遇。歌手在演唱之前，先要有充分的时间酝酿情绪，理清故事和人物线索，以免唱乱。陶阳他们尊重歌手意见，合作得非常愉快。居素普·玛玛依唱起歌来，滔滔不绝，有时能唱一个通宵。他在民间演唱《玛纳斯》的时候，观众为之悲、为之喜、为之哭、为之笑。

　　在采录期间，陶阳走访民间，遍寻《玛纳斯》的蛛丝马迹。素不相识的艾霞比比老大娘，将自己珍藏的《玛纳斯》抄本送给了他。为寻访歌手和《玛纳斯》的稿本，陶阳与同事一起，穿行在爆发高死亡率传染病的地区。让他感到好奇的是，世界上许多史诗歌手，都不约而同地说自己是梦授或神授，他希望能早日解开这个困扰多年的谜。陶阳好几次询问居素普·玛玛依这个问题。感念陶阳的真诚，歌手告诉了其中的真相。原来，居素普·玛玛依的父亲深爱《玛纳斯》史诗，经常邀请歌手来家里演唱，由居素普·玛玛依的哥哥记录歌词。遵照父亲的意愿，居素普·玛玛依从八九岁开始背，一直背到十六七岁。有些地方还要念上10来遍，最后把哥哥记录的歌词全背了下来。对于歌手所付出的苦功，陶阳非常地敬佩。

　　因为对《玛纳斯》的共同爱好，陶阳和居素普·玛玛依结为知音。在采录过程中，陶阳不懂的地方，如人物身份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大歌手的细细解答。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6部《玛纳斯》被记录整理完成，译出了20万行。文革之后，居素普·玛玛依当上了新疆文联的副主席，歌艺更为纯熟，能唱8部《玛纳斯》了。他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国的荷马，被国家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度尽劫波 失而复得的史诗稿本

　　在《玛纳斯》调查采录工作期间，陶阳撰写了《史诗玛纳斯调查采录方法》，同时记录整理了《柯尔克孜部落战争的故事》。《柯尔克孜部落战争的故事》现已出版，具有非常珍贵的民艺文献价值。

　　文革爆发之后，陶阳和同事们的工作无法继续，只好无奈忍痛地放弃了。想当年，他们可望在三年内出资料本、五六年内出齐6部《玛纳斯》全套汉译本，可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搁置了，陶阳他们参加文革前，还是坚持加了几次班，把《玛纳斯》全部翻译完成。虽然，《玛纳斯》已被弃如敝履，但他和同事一起还是借来车子，将稿本托运回京装进战备箱。后来战备箱被取走了，《玛纳斯》的稿本扔到资料堆里，幸而被他们找回来了。陶阳的5本采录笔记也躲过了劫难，经过辗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说到这里，陶阳百感交集：“这些采录笔记和《玛纳斯》的记录翻译稿，失而复得，是一种天赐的机缘，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目前，陶阳正在整理手头的5本采录《玛纳斯》的笔记，期望它能与6部《玛纳斯》汉文本，一起公开出版，填补中国民间史诗采录和研究中的空白。但是，国内目前还没有出版《玛纳斯》的资料本，更遑论出版全套的汉译本了，在《玛纳斯》的搜集研究方面，我们已经停滞落后了三十多年。

　　让陶阳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同事郎樱把经过多年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一本《玛纳斯论》，论述了《玛纳斯》史诗的艺术风格、产生、流传、结构、人物以及萨满文化的关系，并对突厥史诗与西方史诗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玛纳斯》的价值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花大力量抢救挖掘，不但妥善完美保存下来，而且竭尽全力播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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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阳：民间文学工作迅速发展，《中国文艺年鉴·民间文学》，中国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271页。


[2]陶阳：汪曾祺与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1997年第4期。


[3]陶阳：我与民间文学，《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2001第3期。


[4]陶阳：我与民间文学(续)，《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2001年第4期。


[5]陶阳：“民间文学”也应打假，《光明日报》2002-09-11


[6]陶阳：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曲折道路，《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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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四”歌谣运动与延安民间文学运动奠定的基础上，1950年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当时确立的主要任务，旨在搜集各民族的民间文艺，并进行研究和推广。其目的如同《歌谣周刊》发刊词里讲的，一是文艺的，一是学术的。几十年来，研究会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编了民歌、故事、叙事诗丛书，成就是辉煌的。改革开放后，有两个伟大工程，一是花了廿年工夫编辑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一是刚开始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然而，20世纪的这后半个世纪，由于运动频繁，再加上极左思潮的干扰，民间文艺事业，走走停停，磕磕绊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民研会被迫解散，停止活动达十年(1966.6-1979.10)之久，历年来积攒起来的 "留参稿"(指各地搜集者投来的和捐赠的民间文学作品记录稿，装满了半间屋子)，全部 送到造纸厂；各地搜集的史诗和创世史诗的资料，悉数丢失。多少珍宝，多少心血，毁于乱世。阻碍了学术前进的步伐，浪费了人的青春年华。

　　从民间文学的学术建设而言，“17年”，即五六十年代，受极左思想和文艺政策的影响极其严重。19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中，陈伯达提出在社会科学领域要以“厚今薄古”为方针，在这种思潮下，一些吃民间文学这碗饭的人，也起而砸自己的饭碗，他们提出了也要搞“现代化”。这里仅举两种主张。

　　第一位主张打破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这种主张借1958年的浮夸风，狂热起来。持这种主张的人说：“民研会是铁框框，上海是橡皮框框，我是无框框。”于是提出了一套民间文学“现代化”的方案：(1)坚持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是保守思想，忠实记录，净搞“旧”的。民间文学应当“现代化”，应当打破传统，搞新的创作。(2)把民研会改为“工农兵创作委员会”，组织工农兵群众创作新的。理由是，在旧社会“民间文学”与“官方文学”是对称的，现在阶级基本消灭，无“民间”与“官方”的对立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工农兵有了文化，也可执笔创作了，创作新的为现实服务。

　　这种主张，其实质就是取消民间文学，搞工农兵创作，把民研会改为一个全国性的大群众文化馆，搞群众创作，为政治服务。这是赤裸裸的民间文学的取消派。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范围界限，考古学，天文学，地质学，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也各自用自已的特点为社会服务。以新与旧来划分民间文学的作用与价值，不是很幼稚可笑吗?

　　第二种是“改旧编新”论。这种主张的论点是：(1)旧故事不能为社会服务，必须“改旧编新”，才能为社会服务。(2)不能只讲民间文学是自发产生的，应当把“自发性”改为“自觉性”，积极组织群众自觉的创作。(3)要“创作世界第一流的民间文学”。

　　规律，不是人主观能改变的，规律只能去认识它，应用它。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它具有口头性、流传性、集体性以及艺术上的刚健清新，一经改新，那么民间文学的特色还存在吗?口头文学的创作，至今仍是自发性的，58年人为地组织民歌创作，违背了规律，出现了浮夸风。我国的三大英雄史诗，才称得上世界第一流的民间文学，组织知识分子或群众去创作“世界第一流的民间文学”，是外行话，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幻想，是痴人说梦。然而，这种“改旧编新”论，竟然也得到了某些民间文学专家的支持。文革后，《民间文学》复刊时，在编辑部召开的关于“改旧编新”的座谈会上，有的专家还说：“抢救，就是收尸。”真令人惊讶。这说明，这些“改旧编新”派，中了“破四旧、立四新”之“极左思潮”的毒，积重难返了。

　　极左思潮的根子，在“四人帮”身上。1963年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创作“新故事”的口号。姚文元发表了巜创作更多优秀的革命故事>>的文章，说：“旧的故事，就是那些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故事，是腐蚀劳动人民心灵，麻痹他们革命觉悟的毒药。这些故事讲的是帝王将相、神仙、鬼怪，才子佳人，少爷小姐，宣传的是反动、迷信、恐怖、色情、荒诞、享乐、听天由命、自私自利等极端腐朽的思想。” 一下子给旧故事扣了十几个帽子。传统的民间故事是教育人、娱乐人的，难道劳动人民就那么“自私”，那么“腐朽”，那么“反动”吗?简直是诬陷。由于柯庆施和姚文元鼓吹新故事，竟然成了“文艺小整风”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导因。文革中，江青咒骂民歌“下流”，“尽是情郎妹子”“不能反映现实生活”，说传统文艺是“四旧”。从此，“四人帮”变本加励地消灭“旧”文化，妄想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他们这一套，完全是从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或称拉普派)那里搬来的。请看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一位名叫吉利诺夫的诗人写的一首诗：“我们在疯狂的激情的支配下，让别人对我们喊叫：你们是美的刽子手；--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烧掉拉斐尔，我们要毁坏博物馆，我们要踩烂艺术的花朵。”这正是“四人帮”在文化上的心态及其做法。要破“四旧”，砸烂旧文化部，消灭一切传统文化，妄想自己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离开传统文化，去建立什么新文化，纯粹是痴心妄想。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是患“左倾幼稚病”的人，把“四人帮”的“崇新”“毁旧”的鸡毛当令箭，在民间文学界大搞《新故事》创作和“改旧编新”，流毒至今。一些未经文革的青年还蒙在鼓里，还误以为是创新。他们应当好好学习一下，什么是民间文学，它有什么特征?它有什么艺术特色，它有何美学意义?在民间文学岗位，不知民间文学为何物，岂不太可怜了吗?!

　　违背口头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学界公认的学术原则的“打破范围界限”论和“改旧编新”论，流毒全国，至今沒有肃清，甚至势头尤烈。《民间文学》杂志曾经是口头文学领域的名品牌和旗帜，1955年创刊时的《发刊词》里宣布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并沒有过时。而当前在全国的和地方的民间文学刊物上，忠实记录的原汁原味的口头文学已经很少看到了，都搞起了“现代化”，都“改旧编新”了。民间文学杂志都办成通俗文学杂志了，这样的倾向对学科建设的危害性，是值得忧虑和深思的。

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

边缘人

陶阳《口头文学论集》序
刘锡诚


屈指算来，我与陶阳兄相交已有47个年头了。在这近半个世纪里，我们有幸先后两度同事，一起亲历过文艺界风狂雨骤的峥嵘岁月，也目睹了文坛上你来我往的人事变迁。岁月铸造了我们的人生和友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镌刻我头脑里的印记，至今还是那样新鲜那样清晰。我工作后第一次分配的住房，是北京朝阳门外芳草地中国文联宿舍，就与陶阳同在一排小平房里。这个曾经聚集了许多文化名人的处所，现已被夷为平地，连凭吊的标志都找不到了。我第一次敲开他的房门时，他正伏案埋头在整理到云南采风搜集记录的白族民歌。那是他涉足民间文学以来的第一次田野调查的成果。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又都是外省人，还有一层老乡关系，自是有一种亲近感。相处得久了，见他常常写作到深夜，有时天亮了，该上班了，他却还伏在桌子上酣睡不醒。他长我几岁，在诗坛上也小有名气，如今又添加了一个民间文学家的身份，这些经历无疑使我这个刚走上社会的青年陡增了几分敬意。



后来的几十年里，他虽然无法忘情于诗，却也没有多少时间用于写诗，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民间文学的编辑、调查与研究上。多年来，文艺界的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都赶上了，而且如俗话说的，“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可以说，生活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人提供过一个安静良好的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环境，到了老年我们见面或通电话时，也曾常以自嘲的口吻谈起被白白浪费了的青春。即使如此，陶阳在民间文学研究上的辛勤耕耘和丰硕成果，还是令我羡慕不已。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民族史诗已开始受到关注。青海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版本收集作出了令人称羡的成绩。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工作也初见成绩。陶阳就是在这时，于1964年被派往柯孜勒苏地区与新疆文联的刘发俊先生一起，参与领导《玛纳斯》的搜集记录工作的。他们以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搜集记录下了这部民族英雄史诗的全六部，在我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章。1966年“文革”爆发，一切文化工作都毫无例外地中断了，陶阳以及民研会参加调查的郎樱、赵潜德等被迫打道回府，他们从南疆带回来几大木箱的《玛纳斯》汉译手稿，但谁也无法知道这些浸透着他们的心血的史诗手稿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从“文革”开始就被“砸烂”了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文联各协会的人员，从1969年9月30日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批珍贵的手稿，也被送往“三线”的地下工程避难长达十年之久。待“文革”结束运回北京时，几番周折与磨难，已散乱不全了，所幸毕竟还是找回来了绝大部分。据我所知，在新疆的一年多田野采录调查，在陶阳的主持下，他们的搜集、记录、翻译，“忠实”于讲唱者的讲唱，始终坚守着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为柯尔克孜族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无法替代的历史贡献。由于他有实地调查的丰富田野经验，在史诗的研究上，他也是较早发表深度研究论文的学者之一，他关于史诗演唱者“神授”现象的阐述，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还在我头脑里记忆犹深，还没有失去理论探求的光彩。



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曾严重地影响着我国的文学艺术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民间文学也不例外。在民间作品的搜集写定过程中，搜集者常常以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尺度和审美鉴赏尺度改造或改写从民众中搜集来的作品。故而报刊上和会议上曾不得不就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展开讨论，1962年还由民研会研究部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题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集。讨论归讨论，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特别是没有人下功夫深入民间提供出具备科学性的搜集整理“样板”。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陶阳自告奋勇率领中国民协的两名干部，在泰安的同行的协助下，在他的家乡泰安地区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采风，本着忠实记录的原则，搜集了一批泰山故事传说。作为采风的科学实验，陶阳的这次调查及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首肯。对于陶阳此次田野调查成果的学术史意义，我在为《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张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和《新时期文学艺术成就总论》（高占祥、李准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这两部文学史著作所写的民间文学专章中，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性评价。



新时期民间文学事业的进展和成就，“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标志之一。1982年春，最初讨论“三套”的构成方案时，陶阳受命起草了总方案设想和《中国谚语集成》的方案，并提出了“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的编纂原则。1983年9月我受命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日常工作后，1984年起草向中宣部报批的“集成”文件和1987年编写《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时，把这个“三性”原则写进了文件，从而被确认为这项宏大文化工程的编纂原则。他还被聘为编委会委员和《中国谚语集成》副主编；主编马学良教授逝世后，他一直坚持参加《中国谚语集成》编委会和终审工作。多年的“集成”编纂工作，表现了他不愧是个有事业心、责任感、学风严谨的民间文学家。



1984年4月，在峨眉山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全面规划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会上还成立了以袁珂先生为主席的中国神话学会。陶阳在这次会上被推选为该学会的秘书长，他的研究领域也从此开始从过去的擅长歌谣研究而向神话研究倾斜。他从1984年起，担任了中国民协的书记处书记和《民间文学论坛》的主编，在繁忙的公务和编辑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开展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并选择了创世神话这个有待垦殖的课题作为研究方向。建国50年来，特别是历史新时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以神话研究的成绩最为显著，表现在除了在古典神话研究外，开拓了各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这个新的领域，而少数民族神话，又多数是还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活态”神话，这就解决了一些20世纪前半叶古典神话研究中被提出来却未能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经过众多民间文学工作者十多年的艰苦奋斗，1984年制定的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陆续落实和许多专著得到出版的时候，陶阳与夫人牟钟秀合作撰写的专著《中国创世神话》于1989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30年代虽然曾有人研究过这个论题，但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前人的研究只是着眼于文献上记载古典神话的阐释，而将中国古典神话与近十多年来搜集的各民族的大量“活态”神话融会在一起并作为研究对象，且写成一部洋洋几十万言的专著，这在中国学界还是第一部。以往的神话研究界有一种占重要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国神话中没有创世神话可言，故而，创世神话研究与开拓的难度颇大，陶阳和钟秀大胆地进入这一领域，并以大量的资料和相当的理论深度对创世神话做了独到的整合与分析，解决了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后人的研究打开了一条通道，奠定了基础。此书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民间文学界在这个专题上的空白，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且使作者在神话研究领域里脱颖而出，卓然成家。



半个多世纪辛勤耕耘于民间文学园圃里的陶阳兄，如今已是古稀之人。尽管早已退出了工作行列，心中却依然想着、惦着一生所从事和热爱的民间文学事业，不久前他又出版了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大观》，也还不时地在会议上和报刊上发表有关民间文学的意见和见解，依然是那样执着、那样认真，表现出一个学者的赤子之情。现在，他的新文集《口头文学论集》就要出版，借此机会写上以上这些话，作为对他的赠言和祝贺吧。
2005年5月26日于东河沿寓所


陶阳《口头文学论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

边缘人

历史的失落之处
——《柯尔克孜族部落史故事》序

刘锡诚

我与陶阳相识快50年了。一想起我们一起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宿舍的那些年代，仍然会被当年的激情燃烧起来。陶阳比我大个七八岁，那时还不到30岁，他比我能熬夜,总是习惯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诗，整理他在大理搜集到的白族民歌。天亮了，他的房间里还常常亮着灯，推开门一看，原来困倦的诗人伏在书桌上就进入了梦乡。好些诗稿或民歌稿就这样诞生了。
爱诗写诗是他的天性。可是实际生活却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家。写诗需要的是激情，研究需要的则是冷静。他的一生好像永远处在这两种情怀的矛盾之中。到了老年，他也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作和研究，他用一本本的著作铺展他晚年的人生之路。
他被派到新疆去参加并领导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工作，是1964年。他因而有幸逃脱了文艺界的“小整风”和农村“四清”。他在远离北京的柯孜勒苏大草原上一直呆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不得不中断搜集工作打道回府，带回来的是两大木箱的史诗记录手稿。可惜复又可叹的是，当这两箱记录翻译手稿迢迢千里运回北京的时候，我们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机关造反派的手中了。继而，社会上的红卫兵冲进文联大楼里来造反，乱揪乱斗文艺界的名流和领导，给加上“黑帮”和“走资派”的罪名。单位大乱，那两箱浸透着《玛纳斯》工作组几位同志几年心血的记录翻译手稿，有谁还能顾得了、还能为它的命运做主呢？幸而这些珍贵的手稿与单位的其他重要资料，包括工作人员的人事档案，在1969年底准备运到湖北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地下工程中保管起来。后因箱子太多，只走了人事档案，其他资料由文化部留守处管理。后散落在文联资料室。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以后，才颇费周折地找了回来，尽管已远非“完璧”。尽管如此，也还是令这位多年来倾心于《玛纳斯》的陶公多少有些释怀。
年轻时代，我也是个史诗《玛纳斯》的爱好者。我拥有一部前苏联出版的精装本的俄文本《玛纳斯》，经我手也编发过一些苏联学者撰写的有关《玛纳斯》的研究文章和动态报道。当年陶公从柯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寄来的材料，包括用腊板刻印的史诗中的柯汉名物对照表之类的材料，我至今还作为“文物”收藏着。我也拜读过他撰写的有关《玛纳斯》史诗传承“神授”说的饶有兴味的文章。从他和其他搜集者朋友那里，我得到了许多有关柯尔克孜族的传统文化的知识。至于陶阳在柯孜勒苏大草原上搜集的这些柯尔克孜族部落战争的故事，他却一直没有示人，几十年来我也一向无闻。经过了几十年的世事沧桑之后，为保存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陶公还把他珍藏着这些已经泛黄发霉了的记录稿纸，从箱底下翻腾出来，并投入“已是近黄昏”的珍贵精力将其整理润色，公之于众，这无疑是一件公德无量的好事。当年讲述这些故事的柯族传统文化的载负者们——故事家，有的已经成了故人，有的故事也许就因为他们的远逝而成了文化的绝唱。有的故事及其讲述者即使有传人，但其讲述的文本、讲述的风格等等，也肯定不再是那些已逝者的作品，而是另外一个讲述者的创作了。民间故事不会完全彻底地泯灭，但它肯定要在传递过程中发生嬗变。这就是民间文化固有的传递规律。陶公记录文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记录下了1960年代柯尔克孜故事讲述家们的部落故事——镌刻着这个民族的历史风貌，以及他们的历史观、英雄观。
部落战争，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产物，对于当今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无疑已经是很遥远、很古老的历史陈迹了。但这些中古时期的故事（用严格的学术名词，应称“传说”），却不仅能给我们以与幻想性较强的那一类民间故事相迥异的另一类口头传承叙事艺术（如以部落英雄为叙事核心、逼近现实的庄严性叙事、滚雪球式或垒层式的细节粘连和叠压等）的欣赏，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提供了对原始社会末期西部游牧族群部落的民俗学的认识资料。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玛雷特（R. Maett, 1866~1943）说过一句名言：“历史学的失落之处，正是民俗学的好机会。”从民俗学的立场和眼光去解读这些故事的文本，我们所得到的，正是历史学所失落的东西。
从这些柯尔克孜民族中古时期的叙事传说里，我们看到，这些游牧部落，虽然其汗王——英雄是推选出来的，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生活甚是富足和奢侈，说明社会分层现象已经很明显，但总的说来，一般牧民的生产资料占有还很简单（如能说会道的外交家阿坦别克，家里也才只有一头奶牛、一匹黄马），整个社会已经处在了原始社会的末期。英雄的毡房里拥有不少非本部落所能出产的器物，如珍贵的装饰物，已属于商品而非土产。普通牧民除了放牧牲畜外，也有的到喀什喀尔等地去买烟叶，从事简单的交易。头领与牧民之间，在政治权力上似乎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对立。部落之间发生的战争，也还属于相邻部落之间的双边战争，尚没有形成后来史诗中描写的那种部落联盟。从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与情节看，虽然有几处写到了《古兰经》和至上神胡大，但总的看，确如搜集整理者陶阳所说，这些游牧部落的社会形态，还处在前伊斯兰教时期，在观念上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甚小，点滴有关伊斯兰信仰的描写，或许仅系后来在流传过程中“滚雪球”式的后期粘连而已。
从这些故事所写的内容看，作为故事基础或核心的部落战争之起因，不外三个：
第一，是侵占他部落的草场，而草场是部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之源，侵占他部落草场者，多是草场好、人口多、牲畜多的强势部落（如切列克部落），又有威力显赫的大英雄（如盖世英雄阿吉别克）和一群此一级别的英雄和勇士，而这些画面，就构成了原始末期游牧部落社会的典型生活场景。
第二，是掠夺他部落的人口（如《阿吉别克的祭典》写到布务部落掳掠切列克部落的12户人家），并加以同化，使其逐渐变为本部落内的异血统的成员——劳动力和战斗力。分分聚聚，而增加劳动力和战斗力，毕竟是部落社会发展和壮大的必由之路。正如前苏联民族学家尤•勃罗姆列伊在论述阿拉伯游牧民族时所写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在从伊斯兰教纪元头几个世纪到本世纪（这里系指20世纪——引者）初这一整个漫长时期内，就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实。阿拉伯部落把其他部落出身的人并入自己部落，宣布他们‘按血统和名称’是自己的成员，逐渐同化他们，甚至用虚构的谱系好像把他们‘栓在’自己身上。但是这当然远远不是一下发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经常是极其漫长的时间内，被合并者的民族地位仍是双重的：他们既是接受了其新的共同体的民族传统体现者，又是自己原来的共同体的民族传统体现者。这样，一方面，遵照部落内婚的准则，他们应该只娶自己新部落的人为妻，并应当按这个部落的风俗进行血亲复仇和承担责任，等等，但是另一面，他们又长久地保留着自己原来的方言特点，历代口头传说，牲畜烙印标记，战争号召，氏族部落祭祀，外衣色调，头巾，图案装饰，发式特点等等。被合并者的这一双重情况不仅民族学上有记载，而且无论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邻人也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民族与民族学》第160—16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三，是以武力相威胁，要求对方部落嫁以美丽的姑娘给本部落的英雄为妻，而在中古时期的观念中，以为把本部落的姑娘嫁给另一个强势部落的英雄为妻，是一种屈辱。在民族学上，这种异部落间的掠夺性的婚姻，无疑是对原始社会早期的族内婚制度的一种反叛和破坏，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而在故事中，一旦切列克部落与布务部落达成和解后，布务部落就主动地把美丽智慧的姑娘阿尔藤，嫁给了切列克部落的新英雄——汗王土尔德开为妻，这种婚姻就不再是屈辱性的，而作为两个部落和解与团结的标志和观念被两个部落都认可。通过艺术（叙事）手段显示出来的这种“亲属关系”，成为由单一部落向着部落联盟的形成而跨出的重要的一步。
英雄是部落战争故事的主角，这是游牧部落现实生活和文化状况所决定的。由于部落战争故事还处在以零星情节而相对独立的形式被讲述，尚未在流传中把多个独立的故事连缀成为大型复合故事，更没有形成史诗那样的鸿篇巨制，其英雄也还缺乏史诗英雄所普遍具有的那种多侧面性，如神奇诞生、灵魂不死观念、死而复生、利用自然力呼风唤雨等神奇力量等。同时，在这些柯尔克孜古代部落英雄身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具有赫哲族的“伊玛堪”（英雄叙事诗）中出现的那些英雄在萨满教信仰下所具有的上天入地的神奇本领。柯尔克孜古代部落战争故事里的英雄，都是些与普通的牧民没有什么根本不同的现实的人物，他们没有神灵的因素，但他们是超群者，其超群，主要表现为，不但具有超人的体魄和膂力，能威慑和降伏其他敌对部落，而且具有令人敬服的智慧和威望，能统帅部落内的诸多勇士和各种俊才（包括有外交才能者），因而他们被推选为部落的领袖。
柯尔克孜族部落战争故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是陌生的，惟其陌生，才显得新鲜而珍贵。它的搜集出版，对于丰富和整合中华文化而言，是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我在次表示衷心的祝贺。
2003年7月13日于北京寓所

陶阳记录整理《柯尔克孜族部落史故事》  克孜勒苏刻尔克孜文出版社2004年8月，阿图什。本文收入《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