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潮之后读顾彬
作者：□乐闻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8
近三十年来，学术界颇有一些迅速走红的学术明星，往往是凭借着一个带有鲜明个性的主题词开始的。就像人们谈到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首先就会想到他的那句 “当代文学多是垃圾”的名言。尽管顾彬在不同场合申明宣传有误导，特别是在新近出版的两部中文版著作序言中还作了郑重说明：“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但是，媒体神通广大，推波助澜。无论怎样，广大读者还是记住了这句话，阅读，也往往从这种好奇和期待开始。
这里所说的两部中文版著作，是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是去年九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抛开华而不实的宣传，客观地说，两书确有其独特的价值。即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工作，是该书提供了大量西方汉学研究的信息，无论是作者的研究视角，还是每一个专门问题的注释，都有丰富的展示。透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大的视野审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我们应当要感谢顾彬的。另外，作者在论述这段文学历史的时候，还特别注意到文学的组织形式，譬如各种协会的成立、专门刊物的意义，等等，这些内容多为中国学者所忽略。最让我感动的是对巴金《随想录》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于“四人帮”余孽的抨击。这些都给我们以启示。作者在《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中说：“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叙事文学的无价之宝”。这确实是真知灼见。为此，作者专辟一章，论及“中西概念比较”，提出很多饶有趣味的话题。这部专论中国古代短篇叙事文学的专著，标新立“异”，有很多值得重视的观点。
我是在第一时间就迫不及待地拜读了顾彬的著作，也曾记录下比较私人化的阅读感受，当时没有想到拿出去发表。现在，顾彬的学术研讨会早已开过，媒体似乎也失去对顾教授的兴趣。这个时候再谈顾彬，虽有背时之讥，但我想保持一定距离的阅读，可能会更冷静一点，更超脱一点。
客观地说，我相信顾彬为自己的辩解是真诚的。他并非想全盘否定当代文学。如果说当代文学多是垃圾，那么文学史的研究就变得没有意义。他既然撰写了这样厚重的文学史，当然还是希望能够从众多没有什么价值的文字堆积中寻求闪光的珍宝。这一点应无疑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按照时间的线索编排结构，即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民国时期文学、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国家、个人和地域。面对着丰富多彩的百年文学史，作者秉持着“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重新筛选、重新排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座次，应当说，依据还是比较充分的。
问题是，作者并未自始至终贯穿这种理念。譬如语言问题，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孙犁的语言最具有个性化。他的《白洋淀纪事》，还有晚年所撰写的若干散文，文字雅洁，我认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这样重视语言驾驭力的顾彬，对于孙犁似乎并未给予充分注意。就形象和个性而言，孙犁的小说也非常具有中国气质。譬如他有一篇小说，描写一位战士在外打仗多年，多少回梦里回到家里，可是当他真的走到村口，却不敢往里走了。坐在村口，叼起了烟斗，似乎是平静一下情绪，然后这才慢慢地来到家门口，敲响了家门。开门的正是他的妻子。俩人相见的一刹那，妻子只是惊讶地说了句：“你……”转身就哭了。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记者追问中国作家之所以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就以这篇作品为例，说明中国文学缺乏大家气象。看来，这位记者的话也有部分符合实际，起码，像汉学家顾彬这样的西方学者都难以领悟孙犁的意蕴，更何况一般读者。但是我必须说，这种含蓄深刻的描写，正是中国文学的精蕴所在。像宋之问《渡汉江》“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杜甫的《羌村三首》“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这样的深刻描写，在中国古代、现代文学中，可谓比比皆是，可惜顾彬教授未能顾及，多少有些遗憾。在论及当代作家时，作者用马瑞芳的散文《曹植墓随想》作结，并引北岛的《彗星》诗总束全书：“回来，我们重建家园”。这里是否有一种暗示意义我不能猜想，但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主要还不是他所倡导的三种标准，更多的还是政治性的标准、意识形态的判断，或者更大一点说，是用西方的标准来审视中国的文学。
我们在撰写文学史的时候，往往标榜客观真实，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就顾彬的两部著作来看，他在选取论述对象的时候，如前所述有他自己的标准。这当然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我们编写文学史的目的是什么？既然是“史”，就要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最大限度地反映真实的历史与叙述的历史。所谓真实的历史，就是尽可能地描述当时的文学历史发展的情况，尽管很多内容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没有价值，但是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应当表现出来。基本原则就是客观、公正。所谓叙述的历史，就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对于历史的叙述有所取舍、有所判断。这里其实也应当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和叙述原则，如果随心所欲，那就不是历史，而只是个人的判断。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并未全面系统地展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全貌，而只是作者眼中的一个模糊的侧影。
不可否认，这两部新书，装帧典雅，赏心悦目。不无遗憾的是，书中还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一些硬伤颇为扎眼。譬如《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第 121页将“刘克庄”写成“刘客庄”，第209页将梁启超的享年括注为“1873-1939”，参考文献中列《曹植集校注》的作者是曹植，同页注明《燕丹子》的作者为程毅中。实际前书的作者应是赵幼文，后者应当是程毅中先生校点。胡士莹误作“胡士茔”、汪绍楹误作“王少楹”等。诸如此类的疏忽，并非偶然一见。也许，在一些重视观念形态的学者看来，这些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但我总觉得，这些问题的过多存在，终究会影响到对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