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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国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上下)

陈进国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上下)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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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作者: 陈进国
译者: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时间: 2006.01
版 次: 1
印 次:
I S B N : 7500452896


字 数: 757000
页 数:
开 本: 15
纸 张: 胶版纸
包 装: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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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继承了傅衣凌社会史学派的传统,尝试借助“人类学式的历史学” 方法,将风水习俗视为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文化系统和民众的生活方式,进而较系统地思考风水文化事象与近世乡土社会的认同、分类意识,以及社会文化秩序整合的关联问题,并“再现”风水的知识与观念在长时段乡土变迁中所创造的文化图像和生活场景。作者亦将有关风水知识、观念和信仰的叙述置于中国思想史的大背景之中,反思神秘的风水文化与中国“连续性文明 ”的内在联系,以呈现近世以来乡土社会的宇宙观念、信仰和思想世界的实态相。除绪论和余论外,各章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章:从福建地区移民的开发进程的社会大背景中,宏观考察风水信仰与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历史发展的密切关系。在中国东南地区,风水观念、信仰具有鲜明的地域底色,与移居汉人聚居的习惯和注重神灵祭祀的传统具有亲缘关系。在走向“土著化”过程中,移居汉人借助风水观念、信仰,有效地改变了当地土著“尚巫机鬼”的原声音频,完成了“因土成俗”的意义转换,确立了在地意识或诸野意识。随着聚居形态的发展和人地矛盾的加剧,乡族意识也得以在乡土社会中滋生、勃兴,从而加剧了有限的风水象征资本的争夺,并深刻地影响着地域的民间信仰形态。 第二章:描述两大风水流派在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的地域扩展进程中相抗而又兼容的总体态势,从中呈现风水在区域信仰情态中的文化意义。该部分结合社会史和数术史,尝试对两大流派的观念系谱特质及人文意义进行现象学式的描述,反思两大流派如何在“信仰化”的实践中达成“在地化”的文化表述,从而构成一般意义上的风水知识和风水认知。本章也尝试“换位研究”,让民间风水专家与研究者进行“对话”,以把握风水专家在社会变迁中总体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判断。风水流派意识在民间走向模糊化的趋势,也意味着中国的神灵与祭祀传统具有顽强的渗透力。 第三、四章:从构成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文化网络之环的通书、灵签、安镇符咒、竖造及丧葬仪式、乩示文本等人手,细部地探寻普遍意义上的风水知识、观念的乡土社会记忆是何以可能的,即分析风水知识、观念如何借助相关的巫术一宗教仪式,逐步“深耕化”为一种民俗信仰,从而成为民众 “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各类与风水相关的仪式行为,是乡土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聚态反映。风水知识、观念为乡土社会所承认、接受并转变为民俗信仰的过程,乃是一种价值转换及意义再生的过程。在传统礼教或祭祀观念“ 以家达乡”过程中,风水先生、择日师、礼生等充分扮演着“文化媒人”角色,甚至是第一媒介者。 第五章:分析了风水信仰与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士绅阶层的文化空间构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考察士绅之有意识的风水实践和风水表述,藉以省思风水知识、观念何以成为一种沟通精英与俗民、王朝(国家)与社会的文化桥梁,进而影响地方社会和经济变迁的方式。士绅阶层是一个积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文化群体,他们在将风水知识、观念内化为自身的信仰之际,也将之意识形态化,以使区域的公共或私人场域充盈着自身所赋予的意义与价值。“义”(理)字只是一种带有表演成分的集体表像,“利”(欲)字才真实地书写着士绅的灵魂。 第六章:借助契约文书及典型的家族个案,细部地剖析风水观念、信仰与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的秩序整合和家族发展的关联问题。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模式部分地受到了风水观念图式的制约和安排,从而在“破坏/整合”的向力之中维持其动态的平衡。风水观念、信仰为家族或房派及乡族势力的发展空间提供了一套圆融自足的文化解释机制。祖墓、祠堂风水的象征营造与“房/家族”的系谱模式和功能形态有着内在的关系。风水术本身的房分差别理论以及家族与房之间天然存在着的“凝聚/分裂”张力,参与塑造了祖墓或祠堂的风水崇拜的“箭垛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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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进国,男,1970年12月19日生,福建永春人。1989年9月至2002年9月,在厦门大学学习和工作,分获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2002年10月至2004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守教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和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道教闾山派研究》。  
  
目录
   
  序言
绪论 走出恐闻:一个乡土文化幽灵的探寻与观照
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第二节 基本思路及分析框架
第一章 融入土著:边陲开发热潮与风水信仰的扎根
第一节 信巫尚祀:汉民的南迁与风水信仰的遗存
第二节 吾族吾乡:边陲的发展与风水信仰的扎根
第二章 境腾地龙:风水流派及其在地化的文化表述
第一节 风水理气派的地域表象及其信仰化的取向
第二节 风水形法派的地域扩展及其象征性的表达
第三节 形气互动的态势及土著的风水知识的表述
第三章 神圣帷幕:走向民俗化和仪式化的风水信仰(Ⅰ)
第一节 一通而化俗:通书中的风水知识与时空禁忌
第二节 人神的交织:灵签中的风水知识与吉凶之兆
第三节 人事的式凭:符咒中的风水法术与福祸呼召
第四章 神圣帷幕:走向民俗化和仪式化的风水信仰(Ⅱ)
第五章 理性驱驰:风水信仰与士绅的文化空间构建
第六章 化育无形:风水信仰与乡土社会的秩序整合
余论 生命灵光:多维关系视野中的风水信仰研究
附录一 明清时期福建风水示禁碑文摘抄
附录二 福建谱牒风水诉讼案例资料摘抄
附录三 《晋江古檗山庄题咏集》拓本摘录
主要征引与参考文献
后记
专家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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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策略,非理性表达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中的风水现象与风水功能
发布日期:2007-05-29 作者:施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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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一书,也许是中国大陆最早以“风水”作为研究专题的博士论文。
长期以来,风水在大陆学术界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禁忌源自我们对于风水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来说明风水建设对于社会资源的浪费,以及它的“反科学”面目,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风水是非理性、非科学的,是需要破除的迷信、陋俗,因而也是无价值的。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以“科学”作为标准来判断对象的学术价值。
于是,许多急于为风水正名的学者为了替风水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依据,想方设法把风水纳入到科学范畴之中加以阐释,或者认为风水是强调人居和谐的生态学,或者认为风水是一种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等等。但是,证明了风水中含有“科学因素”并不证明风水就是科学,正如看到水中有鱼并不证明水就是鱼。风水一旦被贴上了具体科学的门类标签,风水就成了这一科学门类的附属品,成了学者们抢夺话语权力的文化资源,而风水本身,却被学者们的科学概念给阉割得面目全非。
风水显然不是科学。
风水研究合法性的问题在于,有必要将风水跟科学挂上钩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迂回地提一个这样的问题:神话是科学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那为什么神话不是科学却可以研究,而风水不是科学却不能研究呢?因为神话的合法性地位来自于西方话语。为什么西方把神话当成学科对象,却没有把风水当成学科对象呢?因为西方没有风水。用陈进国的话说,风水习俗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文化系统和民众的生活方式”。那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文化系统和生活方式就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呢?因为我们没有“自信”,只有“他信”。说到底,我们的学术还是活在西方话语的指挥棒下。西方有的,我们也要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不能有。
但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风水习俗在中国民间社会传播了上千年,风水观念存在着广泛的民间信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理解风水,就无法理解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
风水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社会群体习惯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之所以为群体所遵守,是因为每一项民俗事象都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功能链中的一个环节,起着维护群体生活和谐运转与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陈进国认为,风水的研究必须放在“文化·社会·人”这样一个三维的关系系统中、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进行综合考察,“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或社会结构来讨论或批判风水文化的实质及其合理存在的原因,无疑要冒着太大的风险。”(P693)所以,陈进国“一年之中倒有半年游走于各地。走街串巷,翻山越岭;身如转蓬,漂泊不定。”(陈支平序)扎实的田野工作让陈进国不仅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研究主张,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属于秘密仪式的第一手田野资料,深刻地揭秘了民间仪式专门家的神秘工作。
陈进国既关注到了风水知识与地方社会、家族建设、士绅利益之间的互惠关系,也关注了风水与各种事生事死的仪式表演之间的依存关系,还关注到风水师作为仪式专门家的创造性活动,陈进国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些关系一一给出了自己精到而有趣的解释。
从观念层面看,风水信仰具有超强的吸附能力。大凡各种民间信仰习俗,诸如石敢当、买地券、符咒术、算命签、竖造、乩占等等,都被吸纳到了风水信仰当中,它们交融组成了一套精致的文化象征系统,“以规避自然界中的各种‘异己’、‘克己’的力量,并范导各种‘利己’、‘顺己’的力量,从而确立一种臆想中的合理化的时空秩序和生命秩序,以消解个人生活中的边缘情境。”(P691)风水在乡土中国的民间信仰界扮演了一个“箭垛式英雄”的角色。
从应用的层面看,无论是家庭、族群、士绅还是职业的风水先生,都在围绕风水进行经济博弈,试图利用风水这一“文化幽灵”来达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同时,有良知的士绅也可能借助风水的权威话语以推行公益事务,“以便民举利,使民有盖藏、人争趋善。” (P560)比如陈进国发现,木兰溪的筑陂活动中,乡绅就借助了“兴文运”的风水概念,为这一水利工程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观念支持。
陈进国通过大量的田野个案说明:具体时空中的风水阐释正如重构的历史一样,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以‘乡族’为联系纽带的乡土社会中,‘义’字往往只是一种带有刚性的虚构性质和表演成分的集体表象,而‘利’字才柔性而又真实地书写着士绅的灵魂,是士绅灵活地评判风水利弊的潜在准则。”(P589)陈进国使用了“操弄”一词来描述乡村精英阶层的风水实践:“如何在或公或私的风水操弄中理性地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构成一切信仰心态的基础。在这方面,掌握着知识的士绅远比识字甚少的普通民众有过之而无不及。”(P589)
我们知道,任何文化都是特定功能的产物,因而本质上都具有理性的逻辑内核,它体现了诉求群体的精英思想,因而只能由群体中的精英分子所发明和赋予解释。民俗文化的功能总是趋于维持这一传承群体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否则,它就不可能长期发生作用。但是,作为个体的民,其当下的诉求却往往是偏于感性的、自私自利的。精英意志若要通过强制的手段贯彻到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当中,无疑将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甚至可能失败;而选择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与个体进行协商,则有可能将社会成本降至最低。但是,如果以为精英意志能够借助于理性的话语(也即所谓“大道理”)而与个体的非理性诉求在平等的对话中达成一致,这在无知识的乡村社会,无异于天方夜谭。
精英意志必须寻求一种策略性的表达方式,发明或使用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话语体系,才有可能实现其与非理性个体之间表面平等的对话。于是我们看到,“士绅阶层在将风水化为自身的信仰之际,也将之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或象征资本来操弄,以使区域性的公共场域充盈着士绅所赋予的个人意义与价值,从而达成影响地方社会进程的目标。”(P573)
比如,乡村精英阶层可能使用乩示,“通过关帝圣谕的形式,来严厉警示族人不许破坏寺庙的‘龙秀穴美’的风水,从而促成修理庙宇和保护庙宇周围环境的效果。”(P517)家族精英则可能通过各种神圣叙事以凝聚家族向心力,“远祖墓地或祠堂的好风水及相关的传说故事,既是家族和房派藉以宣扬其在乡里的势力和地位的寓言,也是家族和房派维系姓氏的自豪感,强化血缘和地缘认同的寓言。”(P673)陈进国的分析唤醒了我的一则有趣的记忆:我的父亲曾经担任某乡村种子仓库的保管员,当地村民不断地趁夜偷盗谷种,黄鼠狼则来偷我们家的鸡,有一天,我父亲深夜躲在鸡窝边想诱捕黄鼠狼,不小心吓着了前来偷谷种的村民,很快,村里就流出了种子仓库闹鬼的传说,我父亲将计就计,重复演练数次,闹鬼传说遂成定论,仓库再无偷盗事件发生,可是,从此以后,我父亲自己也变得相信仓库闹鬼,再不敢深夜前往,我们家的鸡被黄鼠狼偷吃一空。我父亲出于理性的目的,别有用心地生产了一个非理性的恐怖叙事,他达到了既定的目的,而最终,他自己也陷入了这种非理性的惊吓之中。
与“五四”以来的主流人文观点不同,陈进国没有刻意高估普通民众的智识水平。他认为庶民阶层“基本属于不懂或少识文字的群体,并未掌控乡土社会的话语主导权,也未能自觉地型塑自身鲜明的阶层主体意识,他们的风水活动天然地集中于私家或家族的场域,主要以获取个体或家族的利益为目标。”(P572)庶民阶层是风水知识的被动传承者,而不是生产者,也不具有对风水知识的解释权。
通过陈进国对于中国东南地区乡村社会的风水操弄者及其操弄术的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民俗文化的一种很重要的功能就在于:群体的精英阶层,通过生产和使用一种表面上体现为非理性的话语体系,以约束非理性的个体,从而理性地维护群体生活的和谐运转。
也就是说,民俗文化的功能与民俗文化的自我表达是两回事。民俗文化的功能是本质的、理性的,体现了该群体的精英思想与精英诉求;而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则往往是现象的、非理性的,其目的是为了对非理性的个体形成约束。
民俗文化在具体执行中的和谐功能与发展功能,是以观念与物(包括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来体现的。
自然与社会是发展着的,因此,作为维护其良性运作的民俗文化也必然相应地得到发展,这种发展是观念与物之间不断对话的结果。物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刺激着观念的发展;发展了的观念则起着维护个体、自然、社会三者之间新的和谐关系的作用。陈进国在历时考察中注意到,当风水逐渐泛滥的时候,各种负面效应,如停柩不葬、迁葬、占葬、盗葬等现象开始大量出现,客观上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成为了乡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时,“富有儒学教养的士绅大都继承理学家的基本立场,继续从维护社会秩序和传统礼教出发,冠冕堂皇地批判风水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状况。”(P582)出于纠偏的目的,这些精英阶层自然要站出来,对泛滥的风水提出批判,以维护社会的良性运作,保证既得利益的免受侵害。于是,《风水示诫》、《与刘按察使论速葬之法书》、《丧葬解惑》之类的风水辨识论著开始批量出现。士绅们甚至可能制造大量的“因积阴德而得好风水果报”(P585)的故事,借助于新的神圣叙事,极力鼓吹“风水在心不在地”的观念,以遏制风水观念的恶向发展。
精英阶层为了维持各种新生产关系的平衡发展,总是在不断地制造新的、非理性的神圣叙事,以推行各种发展了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这种具有极强目的性和功能意义的新的神圣叙事,客观上促进了民俗文化的自我净化与自我发展,使它能够持续有效地在乡土社会中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
介绍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类似于风水信仰等民俗文化,其本质并不是科学知识,传达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观念,但正是这种非理性的观念,却在有效地支撑着旧式中国乡土社会的良性运作。相反,在主要是由无知识的个体所构成的乡土社会中,理性的知识(大道理)反而难以用来与个体之间达成平等对话。科学与理性,在教育程度尚不发达的传统乡土社会中,往往是失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反科学”来指责风水存在和风水研究的意义,就显得“不科学”了。
也就是说,风水本身不是科学,但对于风水的认识与研究,却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

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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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进国著《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  

http://www.chinesefolklore.com 民俗书林 2008年3月5日


评陈进国著《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
(侯杰、刘宇聪)

风水,对于一般中国人而言,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说它熟悉,是因为古代甚至包括今天的建筑和建筑群落,无论是宫苑、陵寝、庙宇、学场,还是村落、集镇、民宅、坟茔,无不或多或少地留有风水观念的印记,可以说,风水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说它陌生,是因为风水理论的确搀杂着许多玄奥、高深的成分,加之历来受到种种非难和鄙斥,人们往往或不敢接近,或不屑了解,自然就会有 “雾里看花 ”之感。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应当将风水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陈进国博士的《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一书即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该书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全书洋洋75万余言,分上下两册,包括绪论和余论在内,共为八章。兹将该书的章节目次录于下:
绪 论 走出恐闻:一个乡土文化幽灵的探寻与观照
  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第二节 基本思路及分析框架
第一章 融入土著:边陲开发热潮与风水信仰的扎根
  第一节 信巫尚祀:汉民的南迁与风水信仰的遗存
  第二节 吾族吾乡:边陲的发展与风水信仰的扎根
第二章 境腾地龙:风水流派及其在地化的文化表述
  第一节 风水理气派的地域表象及其信仰化的取向
  第二节 风水形法派的地域扩展及其象征性的表达
  第三节 形气互动的态势及土著的风水知识的表述
第三章 神圣帷幕:走向民俗化和仪式化的风水信仰(Ⅰ)
  第一节 一通而化俗:通书中的风水知识与时空禁忌
  第二节 人神的交织:灵签中的风水知识与吉凶之兆
  第三节 人事的式凭:符咒中的风水法术与福祸呼召
第四章 神圣帷幕:走向民俗化和仪式化的风水信仰(Ⅱ)
  第一节 不安的诉说:念祝仪式与风水观念的内敛化
  第二节 谦恭的倾听:扶乩活动与风水信仰的人文化
第五章 理性驱驰:风水信仰与士绅的文化空间构建
  第一节 道乎术乎:士绅与地方学场风水的意义营造
  第二节 公乎私乎:士绅的风水取向与社会经济变迁
  第三节 义乎利乎:士绅的风水信仰根源及人文心态
第六章 化育无形:风水信仰与乡土社会的秩序整合
  第一节 风水信仰与乡族秩序的议约化:以契约为证
  第二节 风水信仰与家族认同的箭垛化:以庄氏为例
余 论 生命灵光:多维关系视野中的风水信仰研究
正如书名所反映的那样,《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一书主要是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下,从风水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风水构成的民间信仰世界、风水信仰与乡土社会中士绅的关系、风水与家族系谱的关联等方面,对福建的风水知识、观念和信仰展开了系统而完整的探讨。
在福建地区,风水观念、信仰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色彩,与汉族移民的聚居习惯以及神灵祭祀传统具有比较明显的亲缘关系。因此,作者首先将风水信仰置于当地移民开发进程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对这一民众信仰习俗与近世以来乡土社会历史发展的密切关系加以宏观考察。作者认为,在走向 “土著化 ”的过程中,汉族移民借助风水观念、信仰,有效地影响和改变了当地所弥漫的 “信巫尚祀 ”的氛围,完成了 “因土成俗 ”的意义转换,确立了 “在地意识 ”。同时,随着聚居形态的发展和人地矛盾的加剧,乡土社会中的乡族意识也得以不断滋长、蔓延,并由此导致了当地有限的风水象征资本的争夺。这无疑是现实矛盾深刻地影响民间信仰形态的重要表现。
作为对风水文化的专题性研究,该书对于中国近世风水流派中早已约定俗成的群体 “在地意识 ”认同予以高度重视。作者非常巧妙地结合了社会史和数术史研究,对理气派(闽派)和形法派(赣派)在近世以来乡土社会的地域扩展进程中的互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为我们呈现出两大风水流派既相抗又兼容的总体态势,特别是风水在区域信仰情态中的文化意义。作者对理气派和形法派的观念系谱特质以及人文意义进行了现象学式的描述,进而反思两者是如何在 “信仰化 ”的实践中达成 “在地化 ”的文化表述,并逐渐从分庭抗礼走向有机整合,构成一般意义上的风水知识和风水认知。实际上,这便出现了风水流派意识在民间走向模糊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的发展,本身就已说明风水逐渐转化为一种普遍性的民间信仰或民俗知识,成为近世以来乡土社会一股重要的文化整合力量,和区域认同意识的文化象征催化剂,从而突显了中国的神灵祭祀传统具有惊人的渗透力。因此,作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具有民俗化和仪式化倾向的风水信仰上。
作为该书的重要部分,作者对风水知识、观念为乡土社会所承认、接受并转变为民俗信仰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作者从构成近世以来福建乡土社会文化网络之环的通书、灵签、安镇符咒、竖造及丧葬仪式、乩示文本等入手,细致地分析了风水知识、观念是如何借助相关的巫术—宗教仪式,逐步成为一种当地的民俗信仰。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正是这些与风水相关的仪式行为,造成了乡土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聚态反应,并在其中发挥了价值转换和意义再生的关键作用。此外,作者的研究表明,在传统礼教或祭祀观念 “以家达乡 ”的过程中,风水先生、择日师、礼生等充分扮演着 “文化媒人 ”的角色,甚至是第一媒介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分的描述和论证,实际上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所做的文献调查与田野考察方面的努力。作者所征引的大量极具价值有关风水的文献资料,涵盖了从古至今的考古资料、风水方技之书、方志、家谱、族谱、通书、灵签、符箓、乩文等,而私人笔记、访谈纪录、照片等资料,则更显示了作者在田野调查上所下的功夫—这无疑也是该书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风水信仰与近世以来的福建乡土社会士绅阶层的文化空间构建的关系问题,也为作者高度关注。作者认识到,要探讨中国传统风水观念、信仰在塑造中国人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方面的异化能力,必须从历史上的信仰主体—不同阶层在风水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相应的心态变迁入手,因而有必要对士绅阶层这一更有自觉反思能力的文化群体,进行专门的分析和探讨。士绅阶层是一个积极追求 “利益最大化 ”的文化群体,并且更有智慧来充分接受和利用思想观念的社会作用。他们在将风水知识、观念内化为自身信仰的同时,也将其意识形态化,以使区域的公共或私人场域充盈着自身所赋予的意义与价值。因此,通过考察士绅阶层的风水实践和风水表述,作者思考了风水知识、观念是如何成为一种沟通精英与俗民、王朝(国家)与社会的文化桥梁的问题,并对其影响福建地方社会和经济变迁的方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作者指出,近世以来的士绅阶层的观念并非完全一致,但他们同庶民一样对风水都有着共同的信仰,也都把风水当作是一种工具性的需求。对于这一阶层而言, “义 ”(理)字只是一种带有表演成分的集体表象, “利 ”(欲)字才是他们灵魂的真实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模式,部分地受到了风水观念图式的制约和安排,从而在 “破坏/整合 ”的向力之中维持其动态的平衡。从这一意义上看,细部地解析风水观念、信仰与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的秩序整合、家族发展的关联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该书在这一方面也显现出颇为深厚的研究功力。借助契约文书以及典型的家族个案,作者阐释了风水观念、信仰为家族或房派及乡族势力的发展空间所提供的一整套合理化的文化解释机制和激励创新机制,特别是为宗族的内部整合及乡族的权威控制所提供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力量。作者进一步指出,祖墓、祠堂风水的象征营造与 “房/家族 ”的系谱模式和功能形态有着内在的关系,而风水术本身的房分差别理论,以及家族与房之间天然存在着的 “凝聚/分裂 ”张力,参与塑造了祖墓和祠堂的风水崇拜的 “箭垛化 ”效应。
毋庸讳言,无论是对风水文化的研究,抑或是对地域民间信仰习俗的研究,《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一书都不具开创之功,但作者却能够将风水视为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文化系统和民众的生活方式,并同当下的现实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置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下进行探索,却是极具前瞻性和启发性的。特别是将作为信仰(心态)和习俗(事态)的风水文化与乡土社会、民间信仰、地方精英(士绅阶层)、家族系谱等诸多方面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和探讨,无怪乎作者将自己的研究称为 “多维关系视野中的风水信仰研究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以完整的研究架构将极为复杂的历史述有机地统合起来,使我们更加生动而形象地理解历史上的民间信仰和现实中的社会风俗,由此可看出作者研究视野的开阔和思维理路的清晰。
该书虽然以 “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 ”为题,但通观全书,作者似乎并没有明确地解释历史人类学究竟是什么,甚至绝少提及 “历史人类学 ”一词,对此,笔者理解作者的苦衷。与其在争论历史人类学到底是历史学还是人类学的分支上耗费精力,倒不如像陈进国博士这样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视野来分析具体问题,灵活运用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的有机结合。
历史人类学的 “底层视角 ”要求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发生“眼光向下的革命 ”,也就是在研究对象上更偏重于对下层历史与大众文化的关注,这也就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变革。作者是福建永春人,因此在书中特别指出,自己在经历了一个对故土环境的陌生化过程后,对“本文化 ”有意识地认识与研究,有可能接近于以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from thenative,s point of view)去做 “深描 ”(thick description)的尝试。可见,该书以福建的民间信仰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作者在 “向下看 ”的同时,还努力融入到福建乡土社会的历史处境之中,努力从当地的文化体系中去思考研究对象。这在历史人类学的考察中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内部也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地区差异,作者本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地方性的局限,加之其学者身分,客观上形成了他与乡土社会之间不容忽视的距离,因此作者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研究对象来说仍是一个 “异己 ”。或许作者也能用乡土社会中的语言比较贴切地描述当地的风水文化,但当他用学术语言对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的风水进行描述和探讨时又如何呢?当然,以理解的眼光和 “移情 ”的态度来看待研究对象,并非要研究者也成为当地人,这是一种苛求,也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真正把握 “底层视角 ”并将其运用到 “深描 ”之中。
该书中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 “区域经验 ”。区域研究建立在对那种宏大的一元论研究模式反思的基础之上,是对克服后者常常因掩盖地域性差异,而导致对历史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的弱点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任何文化现象都不可能摆脱地域的局限,因此,对风水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必须将其纳入到地方性的框架中加以描述和解释。从这一点上看,作者很好地继承了傅衣凌学派的学术传统,并在具体实践中加以发挥。此乃该书比较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将对风水的考察集中于自己的故乡福建,在研究中注重个案分析以及对当地人文化及心态的把握,对风水的地域性给予比较充分的重视,也显示出他对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洞察,使其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
不过,在笔者看来, “区域经验 ”与 “总体认识 ”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将研究集中于一个特定区域,还是希望能够以此为基地,投射到更广大的空间和概念网络,将分散的史学研究汇聚成研究通识。作者无奈地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对形法派蔚为贵盛的江西地区,以及闽派风水所波及的琉球等地展开更充分的比较研究。笔者以为这虽令人感到遗憾,但一定会在作者今后的研究中得到弥补。此外,作者如在书名中加上 “以福建省为重点的研究 ”的副标题,则似乎更能明确而合理地概括该书的内容。
历史人类学是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对话和沟通为理论基点的,该书对于这一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文献研读与田野调查的有机结合。陈进国博士的导师、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在为该书作序时就特别对这位得意弟子为了进行田野调查而 “走街串巷,翻山越岭;身如转蓬,漂泊不定 ”的惊人毅力和执着精神大加赞赏。作者通过访谈、拍照等多种手段搜集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成果自然也是十分显著的。众所周知,田野调查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采集口述资料。该书以风水作为研究对象,对福建乡土社会中文化风俗及其历史状况的了解,更有赖于对当地人的 “访问 ”。笔者曾在华北农村从事多年的民间信仰和民众意识的田野调查,对此深有体会。笔者认为,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口述资料的获取及其真实性。该书中所征引的大量的口述、照片资料,无疑都反映出作者在田野调查中是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
但作者也承认,由于田野工作中所获的信息多有反复(如透过通信和电话访问等),并没有完全达到民俗研究的规范要求。必须承认,作者这种勇于正视不足的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但这样的缺憾无疑会引起读者对资料真实性的某些顾虑。因此,尽管笔者认为对于这些在研究中很难避免的问题可以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但作者本人也必须以高度的学术自觉予以特别的注意,并在今后的研究中认真加以克服。
(台湾《汉学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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