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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息

从这次掠劫开始，四川的主体与经济中心，沦为了宋蒙双方反复拉锯与争夺的地区，由于蒙军采取的是纯破坏性策略，不占有土地，只屠杀毁城，四川已经失去了对南宋的“府库”作用。然而，南宋却万万不能失去四川，即便南宋能够长期控制的地区，仅是嘉定、神臂城(泸州)、重庆、钓鱼城(合州)、万州、夔州一线所防卫的川南、川东局部地区，但这是四川最后的底本，是南宋的西大门。南宋最高统治者认识到了四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改过去“轻蜀”，认为无蜀亦可立国的方略，决定以“保蜀”、“救蜀”为要务(《宋史全文》卷32)。

四川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治世，挤出的是茶叶，是丝绸，是财富，是人才，是诗情画意，在乱世，这块海绵输送的是一个王朝最后的血脉，是对异族最坚决的抵抗。蒙古人没有想到，他们的铁骑横扫亚欧，覆灭各国，最多只需二十余年，征服这个盆地却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甚至在1276年南宋朝廷投降后，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坚决抵抗。

劫后余生的人们明白，只有抵抗，才能免遭“火杀”。唯一称得上幸运的，是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卒，到1251年6月蒙哥即位，这10年间，蒙古内部纷争不休，无暇主动部署对宋战争，南宋由此获得喘息之机。

1243年春，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任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入蜀主政。四川盆地多方山丘陵，河道弯曲，常形成两面或三面环水的突出部高地。余■利用这种易守难攻，不利蒙古骑兵展开的地形，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在1243-1251年的八年里，余■领导四川军民修建、扩建了20座山城。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各城“皆因山为垒，星罗棋布”(《宋史·余■传》)，四周多为峭壁，山顶平阔，有田土可耕，林木可用，水源充足，易于长期坚守。平原、浅丘上的府州治所，也大都被搬入山城，比如成都府就被迁入云顶城(今金堂县云顶山)，泸州被迁入神臂城。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著名的钓鱼城。

1243年，余■采纳冉■、冉璞兄弟建议，筑钓鱼城，移合州州治、石照县治于其中。此城位于渠江、嘉陵江、涪江汇合处的高山上，三面环水，高出周边山丘三百余米，地势险要。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山周围有大量耕地，水源丰富，可供长期坚守。1254年王坚知合州后，将城防修建得更加坚固，并召集流散，实行屯垦、练武，不断加强战备，当时城内守军有四、五千人，军民共两万左右，最多时甚至集中了十余万军民。

一旦战事爆发，各山城间相互协调、配合、支援，避免各自为战，被敌军各个击破。这种整体配合作战的方式屡奏奇效。1252年的嘉定会战，余■就是依托嘉定的山城防御体系，将蒙古军队的进攻堵死在坚城之下，然后调集全蜀精锐，主动出击，大破蒙军。蒙军在撤退过程中，又先后在云顶城、苦竹隘、剑门关等地遭到宋军有组织的阻击。

就是这一道防线，阻挠蒙古铁骑数十年。蒙军在这些成体系的山城面前付出了惨痛的损失，只好步步为营、逐城攻打，一城一地地慢慢蚕食，而这势必旷日持久、代价高昂。这场惨烈而漫长的拉锯战，绝响便是“上帝折鞭处”——钓鱼城。

钓鱼城

1258年蒙军第二次大举攻宋，4万人分三道入蜀，主力就是由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的西路军。蒙军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直扑钓鱼城。

起初，蒙哥并不希望硬攻钓鱼城。他派出南宋降臣晋国宝前去招降，哪知钓鱼城守军干脆一刀宰了晋国宝。招降不成，蒙军对钓鱼城展开了轮番攻打，并多次组织精兵悍将强攻。4月24日，蒙军一度登上了西北城头，但在宋军的拼死反击下被打退。蒙军虽于六月初三战三捷，击溃了吕文德所率进援钓鱼城的宋军，但却始终无法破城。蒙军前锋大将汪德臣不得已于夜间组织死士偷袭，被王坚率军击退。天亮后，心有不甘的汪德臣冒险单骑来到城下，向王坚喊话劝降，王坚回他以飞石，汪被飞石击中，旋即不治而亡。

这时，蒙军久攻不克，又逢酷暑，将士水土不服，军中疾疫流行，战斗力大减。而宋军的抵御丝毫未见颓势，为了表明粮草充足，钓鱼城守军甚至故意将两条各重三十斤的鲜鱼和百余张蒸面饼抛射给蒙军。为侦察城内虚实，蒙军又建“桥楼”了望，但了望者刚爬至高处，就遭宋军炮击，正在现场督战的蒙哥也“为炮风所震，因成疾”(无名氏《钓鱼城记》，万历《合州志》卷1)，并于7月死于金剑山温汤峡。当时，西征两河流域的旭烈兀，已经洗劫了巴格达，占领了叙利亚，正要进军北非，听闻蒙哥死讯，立即撤军回蒙，进攻南宋湖北鄂州(今武昌)城的忽必烈，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也纷纷撤调主力军回蒙古高原。蒙古贵族间展开了争夺大汗宗主之位的长期战争，蒙古帝国对世界的征服从此出现转折，走向颓势。蒙哥的死地钓鱼城，也由此延续宋祚20年，缓解了欧亚战祸，流产了蒙古劲旅对非洲的征服，被西方世界称作“上帝折鞭处”。

直到21年后，蒙古人才真正得到钓鱼城——但不是靠武力攻下的。那时南宋朝廷已覆灭了两年，钓鱼城已是孤城，守将王立为保全一城军民生命，请降于元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王相李德辉。四川这块海绵，至此挤干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尾声

从1231年蒙古军队首次侵扰川边，到1279年钓鱼城陷落，宋蒙围绕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夺。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这次战争持续时间之长，双方投入力量之大，伤亡人口之多，反复争夺之激烈，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不多见。

四川军民的顽强抵抗招致了蒙军的大量报复性屠杀。“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 彭、汉、简、池、水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宋代蜀文辑存》卷84)，特别是在若干争战激烈地区，蒙古军更是屠戮惨重。“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除战火的破坏、蒙军的屠戮，还有长期战事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粮食严重短缺，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食人的惨剧。四川人口锐减，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统计，嘉定16年(1223年)川峡四路在籍人口数为 660万左右，可到了元代，四川行省在籍人口数下降为61万人，何况这还是元世祖至元27年(1290年)的数据。最为残酷的，是战争造成文化资源的损失，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四川历时千年建立的文化基础，“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亦成明日黄花。

自宋末元初战乱之后，四川在历史上长期失去了原本的重要地位。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路”中利州东路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这样一来，即便将来四川经济力量恢复，也无法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再度反元。在军事地位日益降低的同时，在经济和文化上，四川也丧失了它曾经的显赫地位。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最好的丝、茶产品。

四川由此成为中国一个普通的行省。然而，这片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地，在废墟之下，默默地收蕴力量，积蓄元气。她宽厚而坚忍，直到近700年后抗日战争打响，中华民族再度面临存亡之际。古老的四川再度以大后方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再度成为绝地——绝处逢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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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何以救中国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享夏夜凉风。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敌人的总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民族的抗战希望。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始于1937年7月7日那个午夜。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既是一场空前浩劫，也是一个转折，它改变了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侮的历史。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民族终于再一次以强者姿态站立在世界面前。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人们对这样的结果还没有预知。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然享受这个和煦的夏夜，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敌人的总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民族的抗战希望。可以说，没有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中国的抗战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

战略

从抗日战争的前后演进来看，西南大后方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中国抗战的方略、现实条件、战局进展密切关联。

事实上，对中日之战的爆发，国人早有预料。1922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根据对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态势的分析，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还在其著述中明确指出，开战之后，中国应采取持久战方针，在中西部地区构筑防线。他说，“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

这是国人对中日战争的较早认识。蒋百里的观点被国民党高层接纳，并被李宗仁发展为指导国民政府抗战的“焦土抗战”政策。所谓“焦土抗战”，李宗仁曾撰文阐述，一是指“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的政治方针和决心;二是指采取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持久战、消耗战，而非速决战。蒋介石也在诸多场合表示，中日开战后，要想求取胜利，中国军队只能采取“积小胜而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方略。

如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确立了对日抗战所采取的方针战略。但持久战的进行，需要具备安全稳固，可以为战争消耗提供支持的坚强后方。尽管抗战方针早已确立，但国民政府在选择后方基地问题上却颇多转折。

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多集中于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区，这些区域也是国外势力渗透最多的所在。一旦战事发生，这些城市将最先受到威胁。因此，民国政府西移势在必行，最初，选择的目标被设定为西北区域。

西北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办公，直至年底才迁回。期间，国民政府于洛阳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会议讨论了以西北为未来长期反抗根据地的问题。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提案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反抗的根据地。

以西北为国家战略后方，是国民党中央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孙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蒋介石也曾于北伐战争期间提出，革命政府应该“视西北的陕、甘、察、绥和西南的桂林、成都”为根据地，认为“中国革命发展之途径，当由西南延长至西北，据此大陆，以与帝国主义者在东南沿海、沿江、沿铁路而至之侵略形势相抗拒，造成中国大革命之决战场”。

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构想是，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西北与中原。

为了建设西北后方，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还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大业”，所以对西北的建设规模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仍在对外关系演说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在他对中日力量悬殊的对比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军力远差于日本，战必败。这种心态直到大西南确立为抗战后方时才有些微转变。

选择

对于以西北为后方，当时国中人士意见并不统一。如蒋百里在1935年主张应以湖南作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中心地带，而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乌克兰”在华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蒋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为抗战大后方的想法也并未完全成熟。尽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当之无愧的国防战略要地，且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资源的相对匮乏也限制了其作为大后方的条件。

以抗战后方的标准，对西南和西北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是具有很多优势的。从地理环境看，西南地区群山环抱，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来犯的东、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与展开。实际上，抗战八年期间，除空袭外，日军从未真正对四川构成直接威胁;从经济环境来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称的四川明显优于西北，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与国际交往的因素来看，西南地区向北可联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获得盟国支援，尤其是1938 年10 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敌手，国民政府与外界的海路联系全部中断，大西南与外界的陆路联系成为当时唯一通向世界的门户。此后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均证明了西南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尽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抗战后方的更理想选择，但直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它真正列入实质性的考虑之中。因为此时的西南地区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这种状况在1935年发生了彻底转变。

统一

1935年3月2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身系玄色斗篷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走下飞机悬梯，跟随其后的是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几位高级官员。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早已等候于福特飞机之外，此时的他内心复杂。他知道，蒋介石踏出飞机的那一刻，将是他失去对四川控制权的开始。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大小军阀各据防区，连年混战。因为山高水远，再加上忙于北伐与“剿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始终被隔绝于巴蜀之外。

但就在半年前，这一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由陕南入川的红四方面军把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打得惨败，迫使其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同时又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向西南挺进。这无疑为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个绝佳机会。蒋介石曾对其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事态的变化是按照蒋介石的预想演进的。他先是派遣全权代表自己的“参谋团”入川，又于1935 年1 月，派薛岳率中央军十余万人进入贵阳。如今，借“剿共”失利之机，蒋介石亲至重庆，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

在这半年时间里，蒋介石以吴忠信取代贵州军阀王家烈，从而掌控贵州;对云南军阀龙云，他以多方手段来怀柔拉拢;而对四川，蒋介石用力最多，控制最深。经过一系列的措施，西南尤其是四川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实现了“中央化”。

后方

1935年的西南之行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蒋介石通过此行对川、滇、黔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促使他最终做出决策，一旦抗争爆发，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诸省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的大后方。

这一年10月，在蒋介石即将离开四川前，他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他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他说：“……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他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定了下来。国民政府也着手开始对西南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尤其是针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和交通设施，国民政府从1935年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

1936 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再次视察西南时，他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著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此时的蒋介石，也一改以往对日示弱的态度，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迁都重庆，标志着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最终形成。大批的人员、物资以及政府机关、工业企业、文教单位向西南迁移。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将大批部队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拱卫大西南的军事部署，以确保抗战后方的安全，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战堡垒。

西南大后方的最终确立也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1938年底，蒋介石两次重申要“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最终，在西南大后方的支持与保证下，中华民族上下一心，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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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盐，天下粮
危亡时刻的蜀与天下

尽管有人称“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川粮安天下”，但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但凡正常年景，四川的盐和粮食产量从来不是全国第一。然而，偏偏就是这个平常不被天下所重视的西部省份，却曾经几度担当起“拯救天下”的重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盐，天下粮”。

川盐济天下

1888年，当中国沿海的近代化工业尚在蹒跚学步时，一位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学者走进了川南丘陵深处的自流井和贡井地区。在那里他看到的是一座“异乎寻常的丘陵城镇”——“十英里外就看到的许多高耸的木制天车不仅遍布这个城镇中心部分，而且逶迤几英里延伸到了乡村。”

弗吉尔·哈特仔细考察了这座古老的工业重镇，当他发现没有任何现代工程机械的自贡盐工们竟然能够凿出深度超过1000米的盐井时，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钦佩之情。他称赞自贡的盐井超过了“他们建造长城和运河的潜力”，要知道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美国直到1859年才钻出一口21.69米的浅井，而他们使用的却是先进的旋转钻井技术和大功率的蒸汽机。

仅仅利用手工工业就能创造如此巨大的能量，这令弗吉尔·哈特赞叹不已，但他并不知道，他看到的这个市镇并非其最为鼎盛的时期，反而是因为刚刚拯救了一场帝国的灾难而陷入了漫长的衰退期。

川盐救急

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在此之前，由于实行盐业专卖，由江苏盐城沿海生产的淮盐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淮盐的断绝，不但令长江中下游六省250个州县饱受盐荒所困，而且原本丰厚的盐税也随之全无，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此时，咸丰皇帝想到了川盐。以自贡为中心的川盐以往只能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以及湖北的鹤峰、来凤等八个县销售，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要比淮盐小的多。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川盐能替代淮盐来解决困局吗?尽管有些无奈，但在形势的逼迫下，一项被称做“川盐济楚”的救急性政策还是出台了。

当年5月，户部发文，“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这还是川盐第一次打破传统销售疆域，进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仅仅撕开的一条缝隙，就令自贡盐商们看到了无限的机会。

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也就是在“川盐济楚”时期，自贡盐商每年赚银500万两左右，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其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

受益的何止是盐商，“川盐济楚”历时26年，在26年期间，四川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运送的食盐达八十亿斤以上，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一，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

淮盐反扑

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两淮盐商立即动员其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求恢复淮盐在湘鄂两省的垄断地位。两江总督曾国藩即上书朝廷，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要求恢复旧制。

尽管自贡盐商也多方呼吁，反对淮盐重回楚岸。但是，两淮盐商向来都是清朝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堪称清王朝的“大金库”，因而，无论清朝皇帝还是封疆大吏都不敢得罪。1871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盐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1876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川淮楚岸之争以四川盐商的彻底失败告终。

销量将近川盐半数的楚岸失守，川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朝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封禁，井场烧户再遭重创，一时间“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曾经为清王朝平定内乱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川盐终究逃不出衰败的结局。

恢复生机

1907年，也即是川盐经营最为惨淡的时期，出身贫苦农家的余述怀接受了盐商王和甫抵佃给他的海流井，走上了生产贩运井盐的道路。经过三十年的艰苦磨砺，余述怀已经成为自贡盐场上的佼佼者，此时，又一场席卷江淮的战争给川盐复兴创造了条件，也给余述怀成为盐业霸主创造了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时间，东部沿海尽丧敌手。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残酷的“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不战而降。

海盐供应的中断很快引发了大规模的“盐荒”，湘鄂百姓又一次遭受淡食之苦。为了稳定民心，坚持抗日，国民政府不得不启动第二次“川盐济楚”恢复楚岸食盐供应，彻底打破日本的“盐遮断”。

1938年3月，国民政府命令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至15万吨。为了应对战时局面，国民政府实行了盐业专卖制度，政府向盐场收购食盐并负责运输和销售。突如其来的大订单像一剂强心针，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投资者蜂拥而至，大批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盐业再度复兴，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余述怀抓住这一时机，抢先向盐业管理机关申请起复原停产的井灶，获得了大批战时起复贷，趁机扩张，一跃成为自贡盐商首富。与过去的旧四大家族传统经营模式不同，余述怀充分接受了现代商业。他以三亿法币巨资顶下了“四川建设银行”，设总行于重庆，涉足金融业。资本雄厚的他看到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便做起了洋货生意，获利十分丰厚。与此同时，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盐商也乘势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一大批身家千万甚至过亿的新盐商。

济救国难

国民政府明令川盐增产加运之后，自贡盐场支援抗战的热情迅速转变成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盐商追加投资开凿新井、增设锅灶，盐工努力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而船工和马夫们更是加班加点抢运食盐，自贡成了中国抗战时期最繁忙的城市之一。

1938年4月，应邀到自贡拍摄《自贡井盐》的孙明经用镜头记录了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当时的自贡天车林立，输卤和输气管道密密匝匝，煮盐的烟囱吐出一柱柱青烟，釜溪河两岸“歪脑壳”运盐船拥挤不堪，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遍地盐井的都市”。就在这一年，经四川省批准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并于次年9月1日正式建市。

在大量川盐外运后，日寇的“盐遮断”阴谋破产了。但是，不甘失败的日军又通过轰炸四川盐业基地，试图再次制造盐遮断的局面。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1941年开始，日军又对自贡和其他产盐区实施持续两年之久“盐遮断”专题轰炸，妄图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标。

然而就是在敌机时常光顾的时候，自贡盐工们躲完警报后又立即投入生产。抗战八年，自贡盐业生产一直坚持不辍，食盐产量由全国总产量的7.9%上升为1945年的34.7%。自贡盐畅销西南各省、两湖地区和西北部分地区，为国统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障。

繁华落尽

盐业的兴盛带来了巨额财富，同时也为国库上缴了巨额的盐税。在抗战八年中，自贡上缴盐税206318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的军费开支。

川盐贡献的又岂止是这些，数次济国救难的经历，不但将川盐的命运与家国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也将盐都人和天下兴亡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

1943年11月，冯玉祥将军到自贡市首倡“爱国献金”运动。自贡盐场职工以8月份食米差价津贴作为捐献，共献金50万元;大盐商余述怀、王德谦个人捐献10万元，全市献金总额达200多万元。

一年以后，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再次到自贡募捐。这一次，自贡人民更加踊跃捐献。

短短一个月，冯玉祥就在自贡市募得1.2亿元法币、金戒指800多枚，平均每个自贡市民捐款高达法币500元。与此同时，有着百万人口的重庆市的献金总额仅为自贡市的三分之二。

不仅仅是捐资抗日，自贡青年还踊跃参军，直接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但如同第一次“川盐济楚”一样，1945年抗战刚一胜利，国民党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盐都自贡的“黄金时代”又一次落幕。

半个多世纪后，随着盐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采盐彻底取代了过去的手工采盐，曾经密如森林的井架和天车渐渐淡出自贡人的视野。只有二十几口老井，作为文物留存下来，而其中唯有世界第一口千米深井的燊海井还保持着古老的生产方式。但其文化意义已经彻底取代了经济意义，默默向过往行人讲述盐都的辉煌岁月。

牙缝里的“天下粮仓”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号为天府，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大省。但是，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却从来不是粮食输出的大省。

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7000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1.25%，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

丘陵和山地为主的地形决定了这个产粮大省必须是人口大省，高低不平的地形阻碍了机械化耕作的大门，人力和畜力永远是四川农业生产的基本动力。效率低下的农业生产绝不会产生大量的粮食盈余。或许这是看到了这一点，历代皇帝都不主张川粮外调。

雍正九年，四川输出粮食150万石，而同期湖南外调粮食为800万石。乾隆时期，人口激增，中原地区饥荒不断，不得不增调川粮赈济中原，最高时也不过每岁300万石。因此，无论如何，四川也称不上是天下粮仓。

但是，阴差阳错，无力支撑天下的四川却又不得不担负“天下粮仓”的角色。

吃着观音土抗战

很少有人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是吃着观音土迎来抗日战争的。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四川遭遇大旱，受灾地区超过了全省面积的80%，受灾人口达到3700万人，饿死人口难以统计。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等填肚;草根树皮没有了，就吞食俗称观音土的白泥巴;当观音土都难以找寻的时候，竟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吃人现象。

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缺钱少粮的四川省主席刘湘无计可施，只得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赈灾。然而，他等来的不是救灾粮款，而是蒋介石的答复：“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费尽周折，省政府才筹集到140多万元赈灾款，平均到每个灾民身上只有四分钱。大饥荒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937年夏天连续几场雨过后，旱情才逐步缓解。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11月20日，由于日寇横扫沿海省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主要产粮区尽丧敌手，全国粮食紧张万分。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供给。刚刚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四川百姓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抗战救国大后方的责任。

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征收足够粮食，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了田赋征实制度。所谓征实，就是将田赋收钱改为征收粮食。除“田赋征实”外，又实行“征购”和“征借”。所谓“征购”就是以低于市价的官价向农民统一征购粮食，只发给利息极低的粮食库券;而“征借”就是向农民借粮食，不但不付现款，而且不计利息。四川无论在“田赋征实”和赋外增购粮食方面，远较各省为多。但是，四川百姓却对此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与支持。

节衣缩食造就“天下粮仓”

1941年秋，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又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时隔多年，渠县人杨义富对当年百姓支持抗战的记忆仍然鲜活如新。由于连续苦旱三年，1941年杨义富一家的收成刚好只够缴公粮，“我们没有半句怨言，如数缴给了公家，一家八口只是望着空空的箩筐大哭一场。可怜的母亲拖着一双‘三寸金莲’，一跛一颤地跟在父亲身后，隔两天去‘佛显圣’大庙后面，排队挖回白色的‘观音土’，掺和着少许玉米粉，先让孩子们果腹，剩余的才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吃。其他左邻右舍，家家户户亦莫不如此。宁愿自家饿得半死，也从不欠缴公家的一分一厘公粮!”

正是在这样灾荒不断，食不果腹的困境中，四川百姓节衣缩食，为抗战提供必须的粮食。据统计，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以一省之力提供了国统区三分之一的粮食需求，使四川成了牙缝里挤出来的“天下粮仓”。 ■

放牛班的课堂

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
四川意识 中国情怀 世界梦想

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这样，与现代中国的成长历程相生相伴，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一样，如同中国的一个镜像，一个翻版。在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中，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是从晚明，从1600年前后开始的。而四川，也同样是在17世纪走出了她迈向现代的第一步。自那时起，四川与整个中国一起，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跌跌撞撞，终于探究出一个出路，开始走出历史的三峡。

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这样，与现代中国的成长历程相生相伴，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一样，如同中国的一个镜像，一个翻版。在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中，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是从晚明，从1600年前后开始的。而四川，也同样是在17世纪走出了她迈向现代的第一步。

这一步是从一份至关重要的奏折开始的。1671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在给康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忧心忡忡地写到，“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他由此建议“招民开垦”，并给予地方官员以鼓励，招民三百名即可以升迁。

蔡毓荣可曾想到，正是他的这个建议，拉开了“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序幕，由此也改变了四川的历史进程。那些自湖广而来的移民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始新的播种，收割，也同样开始了新的历程。在持续上百年的移民过程中，他们不但重新构建起一个农业帝国赖以休养生息的物质基础，同样也为这个帝国繁衍生产着庞大的人口群。

就在蔡毓荣上奏不久，各省移民蜂拥而至。仅湖南零陵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而来自楚粤之地，逃荒入川的，一年之内“不下数万户”。乾隆八年(1743年)，也就是蔡毓荣上奏康熙招民入川刚刚过去不到70年，四川巡抚纪山就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原本“人稀地广”的四川，已经“无荒土可辟”了。纪山由此建议朝廷劝阻外省人口再向四川迁移，但这完全无法阻挡“赴川就食者”的热情，这一移民潮直到嘉庆年间才得以平缓。

但也是这个过程中，现实的四川问题，也同样是中国问题开始产生，那就是如何应对一个人口大省的压力(至咸丰年间四川人口一举超越江苏而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新移民在四川平原地区饱和之后，逐次向川陕楚山地游移，不断造成生存环境的恶化，而这些生活贫苦的山民和游民社会的会党结合，最终酝酿成白莲教起义。“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剑桥中国晚清史》)

又岂止是财政破产，“白莲教的种子在整个华北和华中遍地开花，其中有八卦教、义和拳、虎尾鞭，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地方教派。他们无休无止的叛乱和政府决不心慈手软的镇压，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地方史中的主题。”

更为致命的是，就在白莲教被打压之后，东南移民转而奔向云贵广西等地，尤其是广西，这又为日后金田起义埋下了伏笔。富足的天府之地，结下了繁荣之果，却也埋下了败亡之因。

四川意识

几乎与这个王朝发展同步，四川新移民们在繁衍生息了100多年之后，已经逐步融合，他们以西南官话为主音，以天府物产为给养，以四川性格为烙印，构建成一个标记鲜明的共同体——新四川人。

晚清一首竹枝词写到，“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正是新移民们接触、碰撞、交流、融合后的生动写照。四川包容了新移民，新移民也深深认可了四川。1907年，一位留日的川籍学生也不无骄傲地写到，“四川之风土、四川之气候、四川之历史、四川之社会、四川之文学、四川之美术，无不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及扬子江下游三河系绝不相混，如另辟一新天地”。

这种对地方的认可与眷恋之情，在平安富足的时代，将是一帖绝好的融合剂，它将很好地粘合不同省籍移民们客居于此的裂痕。但不幸的是，这种新形成的四川意识却恰恰遭遇了晚清，在与被侵犯的地方利益，以及流行的自治思潮结合后，它们混合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最终传导给其他地区，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1年，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川人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天之内，报名入会者，已超过10万之众。”保路同志会领袖走上街头，宣讲铁路与四川，铁路与国家的关系，“与会群众多痛哭失声”，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流泪表示，“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

在保路同志会散发的《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描述四川“比各行省，外人插足尚浅，势力亦薄。且土地五十万六千方里，人口有七千万，气候温和，物产无所不有，即比之日本，犹不及四川远甚。”商榷书号召“七千万同胞”，设立国民军，自行收租税，“共同自保”。

这种喷薄而出的地方意识令川督赵尔丰惊骇不已，他急电北京，指责四川人由争路而“遂图独立”。尽管四川以其封闭的地理地貌，在中国西南成为自成格局，但四川民风一直以来却是以“民俗淳朴，实难见桀骜气”闻诸于世。而现在，一声声“自保”、“自立”、“自治”的口号，不仅仅搅动赵尔丰的心绪，更是令四川民众群情激昂，不出数月，四川各县纷纷独立，合围省城之势已成定局。

1911年11月22日，在成都环通银行，四川省保路同志会会长，同时也是四川省咨议局议长的蒲殿俊与刚被免职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达成了一项协议——《四川独立条件》。在这个协议中，赵尔丰承诺让出四川都印，“川中一切行政事宜，交由川人自办”。

这无疑是一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协议，它不仅仅意味着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至此告一段落，同时也成为自晚清以来四川地方意识崛起的一份告白书。5天后，这位末代总督发布了离任的《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宣告，“今日以后之四川，为四川人自治之四川”。

中国情怀

1937年，国民政府开始艰难的西迁。广袤富饶的四川盆地不仅仅成为国家政权的容身之所，同时也成为五湖四海不甘沦亡的民众的栖息之地，也是在3000-5000万抗战移民到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渐次成型，这成为中国内部不同族群，超越地区差异而形成的群体归纳。

1937年11月26日，重庆朝天门码头，“兵舰数艘鸣礼炮二十一响致敬……各界代表、军队、学生军、童子军等列队欢迎者万余人”，在礼炮欢呼声中，一名身穿“青色斗篷”，手持“黄色手杖”的老者徐步登岸，“态度极为严肃，默然无语，忧国之情，溢于眉宇。”(1937年11月27日，《大公报》)这名老者就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随着他的到来，130个党政机关，上万名公务人员随之填塞了重庆的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在日军的漫天炮火下，数以千万计的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学生或从东北，或从平津，或从江南，一同走上了漫漫的西迁之途。

重庆、泸州、宜宾、成都、广元……每一个四川市镇都涌入了数倍于前的外省人。

也正是以陪都重庆为中心，以整个大西南为后盾，中华民族以四川为根据地，开始了其艰难而顽强的复兴之路。这一举动，不仅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时在重庆的德国女作家王安娜写到，“共渡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走到一起了。”

在重庆的街头，“肮脏的、草草筑成的棚屋内”，几乎可以买到各种风味，“福建味的鱼羹，广东的点心，湖南辣子鸡，北京烤鸭……”那些操着各地方言进川的人，在数年之后，也开始慢条斯理地讲起了“国语”，1944年，陈立夫在教育部主办的陪都国语运动宣传周开幕式上不无得意地提到，“抗战以来，东北、东南人口大量集中于西南、西北，此次大迁徙，于国语统一上厥功殊伟。”

又岂止是饮食和语言，在历经了战争的洗礼之后，这个民族已经越来越从精神上融合在一起。《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不无夸张的说，是大轰炸“把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一个社会”。也是在辗转于甘肃、云南、四川的迁徙路途上，学者顾颉刚对迁徙与这个国家的关系思考愈发成熟，“迁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他写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

世界梦想

四川再一次带给中国以全局影响的则是千千万万的民工出川。20世纪80年代末，粮食产量的增长出现了停滞，与此同时，再进一步加大对农田的劳动力投入已无空间，在种田之外寻找就业门路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在1980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轮自我调整，这令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模式难以为继。

也就在这一时期，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走上了艰难的进城历程。那时候，还没有“农民工”这个名称，人们通常用一个新创造的词来指代他们——“盲流”。到1989年，这股“盲流”高达5000万，而四川人是其中的主力。

在城乡割裂数十年之后，城市管理者们还无法应对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潮。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但当时的农村非但天地不广，反而越来越窄。“卖粮难”屡现报端，农民们即便勉强卖出了粮食，收到的不是现金，而是“白条”。进城几乎是惟一的选择。

在随后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一些沿海城市挂出了“关门谢客”的招牌，但仍无法挡住民工外出的脚步，每年一度的“春运现象”，从此成为国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挥之不去的来自农村的就业压力，保证了中国继续行走在经济开放的道路上。1992年，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在南方发表了一系列务实而发人深思的谈话，在那以后以南方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圈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新时代。

在四川，每年有700万人涌出夔门，这个数量成为全国第一。他们中有一半是去了珠三角，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编织、开小吃店、倒卖票证、蹬三轮车、拖平板车、卖菜、捡破烂、拆迁、耍把戏、弹棉花、爆苞米花、擦皮鞋、补鞋……而更多的，则是进入了星罗棋布的新兴工厂。

在那里，凭借着吃苦耐劳的品格，他们成为流水线上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也是在这里，他们用刚刚离开土地的双手，制造出无所不及的商品，从钥匙到纽扣，从衬衣到运动鞋， 从手机到电脑……凭借着比欧美日本工厂工人便宜4到8倍的成本，“中国制造”很快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产品。

也正是在这里，从洪亮吉到马寅初，中国最好的人口学家们视若洪水的人口问题，一举转变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资源，经济学家给这现象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人口红利”。

如果说前两次由外省向川内移民造就了新四川人和四川意识，以及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诞生的话，那么这一次出川的民工真正推动中国进入了世界经济的洪流，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意识在古老中国形成。

以移民开始，又以移民终结，自1600年以来的四百年里，中国人口问题以四川作集中舞台，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跌跌撞撞，以及古老王朝的兴衰罔替，终于探究出一个出路，开始走出历史的三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