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年：大历史和大文化思考
邱震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因此一般来说，面临的问题，与去年纪念改革开放时面临的问题一样，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六十年建国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在哪里?二、这六十年中国主要做了些什么?三、未来的彼岸到底在哪里?
百年衰败：多种救国尝试
首先，就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谁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事情到这一步显然还不够，我们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放到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下去看。
从1820年代开始，中国衰败进程加剧。当时，中国曾尝试过各种办法，归纳起来无非是改良和革命两种，学习的模式从西方到日本，又到苏联，林林总总。但19世纪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几乎都告失败，最后只能诉诸革命。于是，20世纪又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辛亥革命，另一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两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出现了两个国号，一个是中华民国，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哪一场革命或哪一个国号，归结到最后，都是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和意识形态，试图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现代化：技术、制度、文化
由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局限，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使用不同方式救国的人们，曾为此打得不可开交，这是历史的遗憾。所幸的是，这个遗憾终于过去了;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不但迎来了崛起的时代，而且也由于台海两岸关系缓和而迎来了民族和解的时代。
然而，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在救国过程中面临的困惑，并没有因崛起而完全消失，那就是：一、技术上如何学习和追赶西方?二、在制度上如何保证现代化的成功?三、如何更新和提升中华文化中有助于现代化发展的元素?
从技术到制度的困惑
谈到这里，自然就已经切入到本文开头提出的第二个大问题，即：过去六十年中国做了些什么?
必须承认，过去六十年里，前后各三十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前三十年，中国主要是用革命的手段延续救国之梦;到了后三十年，中国才进入了成功改良的时代。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时，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过去近百年血雨腥风的路程，重新嫁接到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和洋务运动虽然时空背景不同，但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而言，其使命却一如既往，即都是为了达成国富民强的理想;在外部特征上，两者也颇为类似，即都以学习、追赶西方为目的，两者都采用和平改良的手段。
当然，与洋务运动相比，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决定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必须承认，这三十年，中国只是基本解决了技术上如何学习和追赶西方的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虚心学习，到最近十七年的市场经济，用“五四运动”时的话来说，中国正在逐渐从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虽然这个制度主要还只是经济制度。如何从制度上建构一个保障现代化成功的框架(这个制度自然包含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无法绕开、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成功于西方，因此过去一百多年从日本开始的亚洲现代化过程，首先就是全方位学习西方的过程。因此“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西化”的代名词。
但由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现代化的模式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的版本。无论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体用说”，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各种争论，都印证了这一点。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从技术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阶段时所无法回避、短期内又难以解决的。中国目前就是处于这个阶段。
文化整合无法绕开
这个困惑，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制困惑，其背后不仅是政治原因，而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困惑。其间，不但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华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中国如何提炼和整合自身文化，从而在内部持续现代化、对外建构国际秩序方面探索出新的路子。
“五四”时期，由于国力衰败，“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既成了时髦，又成了迫切而又无奈的需求。但随着中国至少在经济上的再度崛起，尤其当中国的发展从技术转向制度层面时，就再度遇到困惑。在试图解决制度问题的时候，如何整理、梳理、提炼和整合中华文化，也逐渐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比如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如何调整，都将迎刃而解，或至少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这个问题显然非短期内可以完全解决。但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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