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时空变迁
翁乃群
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
一个人可以有一个确切的生日，一个国家也会有一个明确的成立的日子，但一个学科则和人类历史一样，难以有一个明确的始端。正因为这样，当说到人类学史时，有的学者将她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的斯宾塞、泰勒；有的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或中世纪诸如曾经对非洲和亚洲人做过生动描述的阿拉伯大地理学家伊本卡尔顿（IbnKhaldun）。更有的将她追溯到古希腊或古罗马时代，诸如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年）、希罗多德（Herodotus， 约公元前484—425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约公元前384—322 年）和塔西佗（Tacitus，公元55—117年）等历史学家。此外还有的追溯到古希腊诗人荷马及其《奥德赛》史诗等等。（注：Haddon, A. C.,History of Anthropology, 1934; Broce, G. , History ofAnthropology, Burgess, 1973; Bohannan, P. & Glazer, M.,\'Introduction\' in High-Points in Anthropology, Second edition, eds. Bohannan, P. & Glazer, M., McGraw－Hill, Inc.1988；杨？：《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版。）或许是出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我国学者杨？还提出古代东方的民族学，并将其追溯到殷商的甲骨文，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诗经》、《山海经》，汉朝的《史记》等我国古代史籍经书。（注：参见杨？：《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但不论怎么追溯，也无法以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个人作为人类学产生的开端。任何学科的出现都是经过相关的知识积累过程，一个学科的形成不是即时性的，而是延时性的。
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大多数人类学者认为人类学始于上个世纪的中叶，其产生的直接学术背景就是在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新社会科学理论。英国已故的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就曾说过社会人类学是“启蒙运动之子”。他还指出在社会人类学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无不带有启蒙运动中产生的社会科学理论特点。（注：E. E. Evans － Pritchard,Social Anthropology: Past and Present, Man, No. 198,1950, pp.118—124.）启蒙运动后的一个世纪里， 在这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影响下，主要在以法国和英国为主的欧洲，产生了许多新的人文社会学科，如从政治经济学和神学中分裂出社会学。这一百年来生物和社会进化理论有很大的发展，并成为推动新的人文社会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孔德和斯宾塞是社会学的开创者。人类学则是继社会学产生之后出现的新学科。但与社会学不同，人类学当时所关注的是包括史前和当代的“原始（primitive）”人。（注：Bohannan, P.& Glazer, M., \'Introduction\' in High Points in Anthropology,Second edition, eds. Bohannan, P. & Glazer, M., McGraw－Hill,Inc.1988, p. 13.）作为一个以经验为根据的学科，虽然该学科的开创者最初是从收集历史记录、游记、传教士和殖民官员所写的报告开始，但很快他们就把自己投入到社会文化的“田野”之中。
以上对人类学“创世纪”的简单叙述，并非是为了陈述人类学史，而是为本文论述美、英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时空变迁寻求一个起始年代。本文并不试图细致详尽地叙述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史或变迁过程，而只是想根据笔者掌握的非常有限的资料，非常粗略地勾勒出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时空变迁。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时空变迁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科学的发展以及该学科本身在理论上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和科技导向的今日世界里，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一方面在高等学府里继续面临着困境，但另一方面其研究触角又伸向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无处不在、无所不涉及的亢奋状态。社会文化人类学博采各社会人文学科理论，强调研究者亲身经验的研究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作出了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贡献。
一、远方“原始”、“野蛮”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19 世纪末期的英国， 人类学被称为“泰勒先生的科学”（Mr.Tylor\'s science）。 此前在英国的直接学术前辈则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们同一时代的一批诸如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杜卡—斯图瓦特（Dugald Stewart）等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 而他们则是受到了其先辈培根（Francis Bacon ）、 牛顿（Isaac Newton）和洛克（John Locke）等人的极大影响。（注：E. E.Evans－Pritchard, Social Anthropology: Past and Present, Man,No. 198, 1950.）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ylor ）是最早将对人的生物学研究和对人的文化研究统一到人类学中的学者。在他之前人类学仅指的是对人的生物学研究。作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被授予教职的英国人类学者，他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这一部名著中关于文化的定义至今仍被许多人类学者所引用或作为根据。在该文中，他用于立论所依据的是关于非洲、美洲和太平洋岛屿土著人的民族志材料和民族学博物馆里展示的从那些地方搜集来的各种文物。
继泰勒之后的马雷特（Marett, R. R.）、哈登（Haddon, A. C.）、里弗斯（Rivers,W. H. R. ）等研究的社会文化无不处在与泰勒研究的社会文化相似的地理空间，或同样被视为处于“原始”、“野蛮”发展阶段的族群的社会文化。
作为美国人类学者的最早先驱，摩尔根（Lewis H. Morgan ）是从研究易洛魁印第安人开始的。他的代表著作《古代社会》（AncientSociety）和他的其他人类学著作中所依据的材料， 除去他自己对北美包括五大湖区、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和哈得孙湾地区近70个印第安部落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之外，还有就是对美洲其他地方的和太平洋岛屿的土著的民族志和在史密森研究所（SmithsonianInstitution）帮助下搜集到的、 世界上上百个族群的亲属称谓问卷材料。
由此可见，兴起于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学在其初始发展阶段，也和包括诸如法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神学和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学科一样，在上个世纪都热衷于去发现或探讨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制度的起始阶段：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等。（注：梅恩（H. S. Maine）的《古代法》（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Modern Ideas, London, 1861）；巴霍芬（J. J. Bachofen）的《母权论》（ 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iiber dieGynaik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osen undrechtlichen Natur, Stuttgart, 1861）；麦克伦南（J. F. Mclennan）的《原始婚姻》（Primitive Marriage: An Inquiry into the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Edinburgh, 1865）；泰勒（E. B. Tylor）的《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London, 1865）； 拉伯克（J.Lubbock ）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况》（ The Origin ofCiviliz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and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 London, 1865）； 摩尔根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of the Human Family, Washington, 1871）等。 ）这种倾向一直继续到本世纪的上半叶。许多人类学者试图通过对非洲、北美、太平洋岛屿等地区现存的“原始”、“野蛮”或“简单”社会文化的研究，探讨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各种制度。他们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重构人类过去的历史。在启蒙运动思想影响下，人类学者将人类社会视同为一种自然体系或有机体。因此，人类社会不仅一定具有一个带有普遍意义、有原则和规律可循的发展历程，而且这一发展历程也一定有历史事实可以加以证明。科学规律和历史进步的观点指导着人类学研究。
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之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学术起家地是南太平洋的特洛布里安群岛（Trobriand Islands ）。他强调研究者长期亲身参与观察的田野研究方法将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民族志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野蛮社会的犯罪与风俗习惯》（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和《珊瑚园与他们的巫术》（CoralGardens and Their Magic ）等都是以特洛布里安人的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
与他同一时代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 A. R. Radcliffe －Brown ）的主要田野地则是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 （Andaman Islands）和澳大利亚西部。 他的结构功能理论关注的是作为有规律的社会活动单元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作为表现社会过程与社会结构关系的功能（function）和由在社会网络中以一定社会身份位置（status）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们构成的社会各部分，表现出来的有机次序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法国著名社会学年鉴派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一般也被视为人类学家。 他所著的《礼物：古代社会交换的方式和功能》（TheGift: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一书一直被视为人类学研究原始社会礼物交换的经典之作。在该著作中他根据民族志记载的北美印第安人普遍存在的波特拉兹（potlatch）和美拉尼西亚人流行的库拉（kula）礼物交换制度与古文献记载的古代罗马和古代印度流行的相似习俗进行比较研究。他改变以往学者只用理性经济体系考虑“礼物交换”，而把这一社会现象放到社会整体中去探讨，阐明这一现象既是经济的，也是道德的、法律的、美学的、宗教的、神话的和社会的现象。（注：E. E. Evans－Pritchard, Introduction,in Marcel Mauss,The Gif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67.）
第一个在美国大学里创建人类学系的鲍亚士（Franz Boas）对人类学的兴趣是从与北美爱斯基摩人的接触中产生的。他的人类学生涯则是始于对英属哥伦比亚沿海印第安人的研究。 题为《原始人的思想》（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一书或许可算是他最著名的一本著作。
鲍亚士的两个大弟子的克虏伯（Alfred Louis Kroeber）和罗维（Robert H. Lowie）的主要研究也是基于对印第安人文化的研究。 他们所出版和发表的著作也都是涉及“原始”文化和社会的。克虏伯写的关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的主要民族学著作的题目为《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手册》（The Handbook of the Indians of California ）。《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y ）则是罗维发表的一本重要著作。（注：吕叔湘所译中文本题为《初民社会》，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为美国著名的语言人类学开创者，萨皮尔（Edward Sapir）和沃尔福（Benjamin Lee Whorf）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是以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为对象。鲍亚士的女大弟子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所著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以下印第安人部落的文化作为依据。
不难看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在殖民时代的传统和启蒙运动思想影响下，一直是将其研究的时空领域集中在非洲、美洲和太平洋岛屿地区等远离欧洲和现代工业社会的，被当做“原始”、“野蛮”的族群或社会。它经历了研究者从早期主要依赖传教士、探险旅行者、殖民官员等所写的游记、日记和见闻记录，到主要以亲身进行田野调查而做研究的过程。二战之后，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变化，传统研究空间日益受到限制，加上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在与被研究对象的互动中对自身研究经验、自身社会文化的反省，使得他们逐步冲破原来传统研究的时空限制。
二、远方非工业（传统）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前面提到过的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就走出了对印第安人的研究界域，打破了传统人类学研究的时空界限。她的人类学研究走向了应用领域。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使她不能以田野调查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而更多地依赖于访谈和文件资料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也不再限于印第安人，而是包括罗马尼亚、暹逻（今泰国）、德国和荷兰等的社会文化。到了二战即将结束时，她将关注点转向了日本，并写出了《菊与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这本名著。二战结束后，她进一步开展了对包括法国、德国、波兰、俄罗斯、中国和东欧犹太小镇等当代文化的研究。她还帮助编著一本题为《远方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的手册，其中包括讨论和阐明与国家政府关系有关的应用人类学。
与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不同，当这一学科传入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曾经处于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国家和社会以后，这些非现代工业社会国家从事该学科研究的学者中，有不少则很快并且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本国社会、文化和不同族群的研究上来。
在中国，早在二战之前，当费孝通作为非西方学者迈进人类学学科中时，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超越出了人类学研究的传统时空界限，成为开创本土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注：费孝通曾多次谈到其所著《江村经济》是“一棵我无心插下的杨柳”。参见费孝通《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读书》1997年第9期，第5页。）以致于马林诺斯基将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ze Valley）（中文译本又称《江村经济》）视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并认为它证实了他的下述预言：“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应该说这个预言是马林诺斯基对改变传统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文化群体的时空界限的一种呼吁和期望。值得指出的是，超越这一传统时空界限的先驱们则更多的是来自于非西方的中国、印度等本土人类学者。（注：斯里尼瓦士（M. N. Srinivas）可算是印度本土人类学者的代表之一。参阅M. N. Srinivas, Practicing SocialAnthropology in Indi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7. 26:1－24.）
埃文思—普里查德是继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之后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者。他根据对居住在非洲苏丹尼罗河上游流域地区奴尔人的田野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奴尔人的三卷本系列丛书。其中的《奴尔人》（The Nuer）一书，长期以来被视为民族志经典著作之一。虽然和他的学术前辈一样，研究的主要注意力仍是原始社会，但在1950年他就预言在本世纪下半叶社会人类学研究将进一步关注更加复杂的非欧洲社会文化，尤其是远东和近东的文明，成为东方研究的补充。（注： E. E. Evans－Pritchard, Social Anthropology: Past and Present,Man, No. 198, 1950, pp. 118－124。）
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就是以研究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人和爪哇人的农业文明社会文化而闻名。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布洛克（Maurice Bloch ）所做的田野研究则是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他研究的是该岛马利纳（Marina）农业文明社会文化。虽然二战之后，欧美人类学已经开始走出“原始”、“野蛮”、“无文字”、“无国家”的简单社会文化的传统研究界域，迈入对传统文明社会文化，尤其是非欧洲和北美地区文明社会文化的研究的时空领域。但在60年代之前，这些研究仍未变成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关注。欧美人类学界的大人物仍是非研究“原始”、“野蛮”、“无文字”、“无国家”和“简单社会”的学者莫属。60年代之后，这一情况则逐步发生了变化。一些研究非非洲、太平洋岛屿和美洲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学者，特别是研究亚洲传统文明社会文化的人类学者被越来越多的同仁所关注。如，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杜芒（L. Dumont）、佩里（Jonathan P. Parry）、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等。
曾于1998年6 月中旬应邀参加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为北大百年校庆举办的题为《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系列讲座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田野点则包括了属波利尼西亚的斐济、夏威夷、属美拉尼西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土耳其。既包括所谓“原始”或“野蛮”族群的社会文化，也包括有被视为农业文明的社会文化。值得指出的是，他对斐济和夏威夷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并不将他们的社会文化看成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而是非常关注这些社会文化和欧洲殖民主义者接触的历史。他发表的《土著是如何想的：譬如关于库克船长》（How \'Natives\' Think:About Captain Cook,For Example）一书，就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
五六十年代曾经对欧美人类学起到非常重大影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主要代表人物、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Claude Levi－Strauss）的研究也是以原始文化为主要对象。1969年，当他与《纽约时报》的记者谈话时，他告诉记者说他研究原始文化是因为他不喜欢他所生活的世纪。（在这一世纪里）人们“分泌着心理和道德毒素”，而这些毒素导致他人死亡。（注：Bohannan, P. & Glazer, M. eds. High Pointsin Anthropology, Second edition, McGraw－Hill, Inc. 1988, pp.423－424.）如果说在60年代之前，美、 英人类学者很少研究本土主流社会文化，那么6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美、英本土工业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对非印第安人的主流社会文化的研究早已出现。（注：参见Spindler, G. D. & Spindler, L., AnthropologistsView American 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3.pp.49 －78 。 ）早在1928 年， 鲍亚士就写有《人类学和现代生活》（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一书。1937年，多拉（John Dollard）发表了《一个南方城镇的种族等级和阶级》（Caste and Class ina Southern Town）。1941年，戴维士（Allison Davis）等著有《南方深处：社会人类学对种族等级和阶级的研究》（Deep South:A Social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aste and Class ）。 沃那尔（LloydWarner）发表有《现代社区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aModern Community）。1943年，著名女人类学者米德（Margaret Mead）著有论述美国人特性的、 题为《保持你的火药干燥》（Keep YourPowder Dry）一书。二战以后，美国人类学者研究自己社会文化的著作日益增多。1949年，格鲁克亨（Clyde Kluckhohn ）著有《人类的镜子》（Mirror for Man ）一书。 1955 年《美国人类学者》（AmericanAnthropologist）曾出一期题为《人类学者眼中的美国》（The U.S.A.as anth ropologists see it）的专刊，其所刊登的文章均为关于美国文化的研究。但在60年代之前，这些研究在学科研究领域中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在研究的数量上，这些研究比起对北美和拉美印第安人、非洲、太平洋岛屿社会文化的研究少很多。
综观美国文化人类学对美国非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将美国社会文化看作为一个整体，探讨美国（主流）文化的中心主题和精神实质，即文化意识。如米德的《保持你的火药干燥》、 格鲁克亨的《价值和价值导向》（Values and Value －Orientation）、戈尔（G. Gorer ）的《美国人民：美国人特点的研究》（The American People: A Study in American Character）、许？光（Francis Hsu ）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Americans and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等。 这些研究并不是基于直接调查的经验和观察。他们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美国文化，或至少是被视为代表美国整个文化体系的，诸如价值观、（文化）主旋律以及民族特点等基本的东西。这种类型研究一般是属于较早期的研究。
第二种类型是对美国的不同社区或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开展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数是将美国社会文化看成是多元的。如上面提到多拉的《一个南方城镇的种族等级和阶级》、戴维士的《南方深处：种族等级和阶级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沃纳尔的《现代社区的社会生活》等。
60年代末之后，虽然仍有不少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往往不再只是研究某一个印第安部落的社会文化，而是关注他们的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互动的问题。其中有如嘎巴里诺（ M. C.Garbarino ）的《大柏树：一个正在变化的森米诺尔人社区》（ BigCypress: A Changing Seminole Community, 1972 ）； 麦克菲（ M.McFee ）的《现代帕列非德（黑脚）人：在一个保留地的蒙大拿州人》（Modern Blackfeet:Montanans on a Reservation, 1972）； 戈洛伯斯米士（E. Grobsmith）的《萝丝帕克的拉哥塔人：一部当代民族志》（Lakota of the Rosebud: A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1981）等。当然在这一类型研究中，也有将自己研究的社区看成是美国整体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的。
美国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对美国非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研究的第三种类型则主要是就某一种社会制度或文化现象的研究。 如斯宾勒（G. Spindler）编著的关于美国学校教育的人类学研究的论文集《做学校教育的民族志：在行动中的教育人类学》（Doing the Ethnography ofSchooling: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 Action, 1982）； 斯别特里（J. P. Spradley）和曼（B. Mann ）合著的关于一所大学酒吧的民族志《鸡尾酒女侍者：在男人世界里女人的工作》（The CocktailWaitress: Women\'s Work in Man\'s World, 1975）， 在该书中作者将参与观察所看到的、表现在一个大学酒吧里的社会性别关系视为美国大社会文化结构下社会性别的一个缩影；佩林（C. Perin）的《各在其位：美国的社会秩序和土地使用》（Everything in its Place: SocialOrder and Land Use in America,1977），在该书中她运用文化概念和符号分析的方法，对美国人房地产的买卖、规划设计、谈话和居住等社会活动进行研究，阐明文化概念如何赋予新来者、族属、稠密度、使用权、所有权等以意义，进而影响人们在土地使用问题上的行为。在众多的这一类型研究中，对非印第安美国人亲属制度的研究是比较突出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者施耐德（D. Schneider）先后就撰写有《美国人的亲属制度》（American Kinship, 1968）、《美国文化中的亲属制度、国籍和宗教：关于亲属制度的定义》（Kinship, Nationality andReligion in American Cultur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Kinship,1969 ）和《美国文化中的亲属制度、 社区和地区》（ Kinship,Community and Loca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1977）等。
在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殖民地的英国，英国社会人类学对宗主国本土文化研究则开展的较晚。但在二战之后，尤其是60年代之后，英国社会人类学研究也逐步走出非洲，将研究的时空领域拓展到像印度、缅甸等一些传统文明国家。
众所周知，亲属制度研究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但对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来说，尤其是70年代之前，它通常又是研究中被予以极大关注的核心问题。70年代以来，欧美人类学界对亲属制度研究的关注程度比以前有明显的下降。与此同时，他们在亲属制度研究中所涉及的对象和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原来关注“原始”、“野蛮”、“无文字”、“无国家”族群的亲属制度以及稍后对非工业文明社会亲属制度的研究，转向对欧美国家本土社会亲属制度的研究；从原来关注某个社会文化亲属称谓制度在人类学亲属制度分类体系中的类别，及其在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等方面，转到关注在日常生活经验中亲属制度的实践、理解以及它在社会性别、权力和社会文化差异上的意义，并在研究中更加注重其历史的变化。（注：参见Peletz, Michael G., Kinship Studies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Anthropology,1995.24,pp.343—372。）在这方面比较著名的著作，有顾迪（Goody, J.）的《家庭与婚姻在欧洲的发展》（The Development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1983）和《东方、 古代和原始：欧亚前工业社会的婚姻与家庭制度》（The Oriental,the Ancient,and the Primitive: Systems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PreIndustrial Societies of Eurasia, 1990）；柯里尔（Collier,J.）著的《无阶级社会的婚姻与不平等》（Marriage andInequality inClassless Societies,1988）；柯里尔与亚纳吉萨哥合编的《社会性别与亲属制度：朝向统一分析的论文集》（Gender and Kinship:Essays Toward a Unified Analysis,1987）等。
80年代以来，有不少欧美学者的亲属制度研究进而涉及同性恋、收养子女、代生母亲以及新生育技术下的亲属制度问题。如黑登（HaydenC.）著的《社会性别、遗传学和生育：女同性恋亲属制下重新阐释生物学》（Gender, Genetics, and Generation: Reformulation Biologyin Lesbian Kinship, 1995）。
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斯特森 （Strathern, M. ）可算是近年来关注这方面研究的欧美人类学者中的佼佼者。 她著有《自然之后：20 世纪末期英国的亲属制度》（AfterNature: English Kinship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992 ）和《再生产未来：人类学、 亲属制度和新生育技术》（Reproducingthe Future: Anthropology, Kinship, and New ReproductiveTechnologies,1992）两本著作。 在前面曾提到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学术系列讲座上，她做了题为《亲属制度的再造》（The Re－invention of Kinship）的报告。在报告中，她通过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居民社会生活中涉及的亲属关系问题和在美国新生育技术下出现的亲属关系问题的比较，讨论和分析了美、欧新生育技术下出现的关于亲属关系的社会文化意义。由此可见，虽然70年代以来对亲属制度的研究有明显减少，但人类学界对这方面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并没有减弱，反倒将这方面研究与现代生育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技术发展而在法律、道德伦理上引起的其他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新的探讨和研究。
前面提到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萨林斯1996年发表了《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The Sadness of Sweetness: The NativeAnthropology of Western Cosmology）一文， 将其人类学研究的触角伸到了西方社会文化的宇宙观。（注：该文发表于CurrentAnthropology, 1996, 37（3）：395—428。）
进入90年代后，从研究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开始起家的美国著名女人类学者奥尼尔（Sherry B. Ortner）则是以和自己同年（1958年）中学毕业的同学及其下一代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的研究，主要探讨分析美国中产阶级，尤其青年一代中产阶级的社会文化，先后发表有《青年中产阶级的反抗和阶级再生产》（Resistance and ClassReproduction among Middle Class Youth）、《尼瓦克人的民族志：韦克瓦契中学58届毕业生》（Ethnography among the Newark: TheClass of\'58 of Weequahic High School）。
随便翻阅近年来的美、英人类学杂志，人们很容易发现对现代美、英自身社会文化研究的文章， 以及对这类研究著作的评论文章。 比如1999年3月发行的《美国人类学者》杂志第100卷第1 期就有一篇题为《赫莉—托马斯听证会的妇女声音和感受》（ Women\'s Voices andExperiences of the Hill －Thomas Hearings ）的文章。 德里克（Frances Trix）和桑噶尔（Andrea Sankar ）两位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根据他们在赫莉—托马斯听证会结束后三周内对底特律地区100 位妇女所做的深入访谈，研究分析不同种族（黑人和白人）妇女以及不同年龄层对这一事件感受的差异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该期里还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介绍和评论近年来出版的研究美国社会文化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新书。
进入90年代，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出现了把科学研究视为人类的重要文化实践，把它纳入到人类学研究的范围。1993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年会上会长魏纳尔（Weiner, A.）在讲话中便指出，对科学的研究具有一种潜力，即把人类学学科作为后现代状况下的一门研究学科以及作为重新思考我们未来研究的潜力和余地的工具。（注：参阅Franklin, S., Science as Culture, Cultures of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Anthropology, 1995.24:163—184。）正是在将科学视为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的认识基础上，许多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对现代高科技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除去以上提及的对新生育技术下的亲属制度的研究，即新生育技术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外，较著名的还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拉比诺（ RabinowP.）1996年发表的题为《聚合酶链式反应的创造：生物技术的一个故事》（Making PCR: A Story of Biotechnology）一书。此外，不少美国人类学者开展了对信息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如埃思科巴（Escobar, E.）的《欢迎到电子计算机（世界）： 电子计算机文化人类学笔记》（Welcome to Cyberia: 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Cyberculture, 1994）。有的人类学者将实验室作为研究的田野，开展科学文化的研究。如拉托尔（Latour, B.）和沃尔噶（Woolgar, S. ）著的《实验室的生活：科学论据的建构》（Laboratory Life: the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1986）。
1998年8月3日的《新闻周刊》刊载了一篇报道，介绍美国加州杉荷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系主任达拉（ChurkDarrah）教授正带领一个研究组对其大学所在的硅谷地区的电子计算机行业从业人员开展研究。
在1998年5 月10 日的《芝加哥论坛报》上， 登了凯乐—克利曼（Carol Kleiman ）所写的题为《人类学者在商业领域找到家园》（Anthropologists Find a Home in Business）的一篇文章。 文中略述了在商业领域从业的人类学者情况。这些人类学者被冠以“商业人类学者”（Business Anthropologists）的称号。由此可见，美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已远远突破了传统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实践的界限。
四、全球化时代的美、英人类学研究
“全球化”是90年代最时髦的词之一。美国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类学家福斯特（R. J. Foster）在一篇新近发表的题为《在全球化时代研究美拉尼西亚的人类学》（Melanesianist Anthropology in theEra of Globalization ）一文中表示赞同许多学者， 如哈尔维（ D.Harvey）、拉斯（S. Lash）和乌尔利（J. Urry）等所持的较普遍看法，即将全球化视为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y）的社会过程，而非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社会过程。 （注： Foster, Robert J. ,\'Melanesianist Anthropologis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A Journal of Island Affairs, vol.11:No. 1, Spring 1999, pp. 140— 159; Harvey, David, The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Lash, Scott and James Urry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New York: Sage, 1994. ）全球化所勾画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指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时间和空间极为高度压缩的特点。全球化意指包括思想、图像、人、货币、技术等无形和有形的东西，主体和客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加速流动。这些流动在速度上是日益飞快的，在距离上是日趋遥远的。但流动的方向和网络既非一成不变，也不是平衡对等的。
福斯特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美拉尼西亚成为了只是正在不断发展的图象与思想、资本与商品、人与技术流动的全球网络结构中的一个地方。在这一网络构造过程中，历史和文化的偶然性决定了美拉尼西亚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这一网络的建构使得美拉尼西亚变成更像在由各种变动着的、并非总是平衡对等的社会网络构成的全球网中的一个地方性集合（a localized concentration），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a fixed geographiclocation ）或一个广阔文化区域（a broadculture area）。因此，他认为一个研究美拉尼西亚的人类学者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不论是旧的或是新的，是如何通过富有意义的方式沟通交流。这种交流或多或少是与以前社会文化模式相延续的。还需要回答在被称之为美拉尼西亚的地方正在出现何种已经变化的或可选择的文化形式和社区。因此，他建议通过将美拉尼西亚的各种社会关系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网络相联系来研究这些关系的构成或重构，以推进美拉尼西亚人类学研究。而这样的人类学是需要运动的、多点的民族志研究（multi－sited ethnographic research），并使之既适应于探索和描述全球的流动，又适于保证通过对研究地的深入细致田野研究去发现全球化经验的不同差异。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在“发展”和“现代化”的理念以及消费经济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和不同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和大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来，各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地被重新调整和组合以适应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变化。与此同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西方文化对东方和其他非西方文化，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愈加广泛深入。面对这种情况，人类学者日益感到他们传统研究方式和关注的局限性。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将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在研究某个地域的社会文化或现象时，要将其放到更大的时空背景以及经济和社会体系上去观察和思考。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也就成为近年来人类学非常关注的问题。如福莱德曼（Jonathan Friedman ）就著有《文化认同和全球化过程》（CulturalIdentity and GlobalProcess）一书。（注：参阅Richard Wilk, A Global Anthropology?,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9, No. 2, April 1998,pp.287 — 288。）
从以上对美、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历史疏略多漏的描述表明，两个世纪以来美、英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与殖民地的变迁、学界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包括对自身传统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和批判、研究对象的变化，以及原先研究的社会文化本身的发展变化（其中包括殖民主义对这些地方和族群产生的影响）等有关。当然，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以及科学技术，尤其信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突飞猛进，也是促使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很大变化的重要原因。从开始只研究非洲族群、太平洋岛屿和澳大利亚土著、美洲印第安人等的所谓“原始”、“野蛮”、“无国家”的简单社会，到后来研究亚、非、拉的复杂传统文明社会，再到后来又进而对欧美工业社会文化的研究；从只研究现代的“过去时”，到研究现代的“现代时”。这不仅是研究对象的变化，而且是研究者自身理论变化的结果。美、英社会文化人类学者正是在面对包括其自身国家在内的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变化的背景下，在与这些发展变化的背景互动中不断发展变化自己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和田野时空。在这些发展变化中，作为既是社会人又是社会能动者的美、英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并非只是适应全球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被动实践者，也是推动包括其自身从事的学科在内的全球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主动实践者。美、英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时空变迁正是他们在适应全球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同时，主动实践的结果。^
原文正式发表于《民族研究》2000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