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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对于社会调查及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从传统走向现代：共和国60年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变迁”系列之三

李强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对社会学学科而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异常重要。
一方面，社会学学科本身就在探索着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学的各种研究又对社会调查方法有很大的依赖。
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中，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变迁如何呢?概而言之，其变迁的基本趋势是从传统走向现代。

　　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后的30年间，从理论研究上看，中国学者主要是在跟踪国际社会学理论进展，自身理论创新相对薄弱。一些学者在社会学的元理论和实质性理论的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从发展前景看，在对国外社会学理论进行研究和借鉴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调查中大量的发现和经验，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仍是新世纪里中国社会学界需加倍努力的方向。当然，从社会学发展经验看，由发展“中距理论”(theory of middle range)入手，是一条比较好的途径。

　　谈论社会调查，容易使人误解为与理论研究无关，为此，本系列文章的最后，笔者特别强调一下理论研究对于社会调查以及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在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上历来有两个大的流派，一派注重于理论研究，另一派注重于实证研究。相比较而言，美国社会学自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开创了实证研究的风格以来，更注重于对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则在理论研究方面更突出一些。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主要是请美国社会学家来华讲学，受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风格影响较多一些，因此，30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具有实证研究的特点。

　　中国社会学的这一特点使得社会学在学科发展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中国社会学恢复发展的30年恰好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前进的30年。体制变迁所引发的众多社会问题，亟须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给以关注和提出解决办法。因此，30年来中国社会学参与了众多社会问题的研究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这方面的研究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加以论述，下面试举几项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

　　第一，小城镇问题研究，最早由费孝通教授提出。该研究认为小城镇是中国实现城市化的主要措施和形式。中国人口众多，完全靠大城市吸纳人口以实现城市化难度太大，而小城镇可以作为中国城市化中人口的“蓄水池”、“节流闸”，可以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将现代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使农村生活逐步现代化。小城镇也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对商品生产和流通起引导、促进和疏通作用。小城镇研究对于中国政府的城市化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第二，社会指标研究。作为社会测量、社会预测的手段，社会指标及社会指标体系在国际上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功能在于反映社会现象，监测社会过程，预测和计划社会发展，衡量、比较或评价社会状况。中国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不少社会学学者完成了一系列基础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在总结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对社会指标的定义、特点、类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设计方案以及数据的获得途径，并对中国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基本设想。近年来，一批研究人员在综合社会指标体系、专门性指标体系、社会形势预测和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应用性研究。这些成果已被各级决策部门和管理部门广泛采纳，政府决策从过去的单纯重视经济发展，转变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在制订发展规划时，也正式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近来，中国更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与社会指标的理论和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贫富差距研究。30年来，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转变成了超过国际上的中等不平等程度的社会。这个结论是笔者在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进行测量，并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作出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客观事实，对于此种客观事实人们会有不同的主观评价，有时候会引发对于什么是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的争论。贫富差距本身和对于社会公平的争论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因此，这是任何一个政府决策时始终密切关注的领域。社会学研究提出，中国的困境在于贫富差距拉大和平均主义分配并存的局面。在不同的分析维度上，贫富差距可以转换为地区差距问题以及贫困问题。这些问题都已成为研究者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解决贫困的要求。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导致了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贫困问题在目前还出现了多元化趋势，研究者不仅仍然需要关注中国西部、西南部集中连片的农村贫困地区，还必须应对城市国企下岗职工的贫困问题、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等的挑战。在对问题的现状和产生机制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同时，研究重点也需要从理论研究向方法研究、对策研究倾斜。

　　第四，工业社会学与国企改革研究。中国的工业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实证色彩，大量研究成果都建立在对企业的实地调查基础之上。从宏观方面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到微观方面的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企业员工的归属感、职工素质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社会学者们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些成果从实践上有利于帮助企业完善经营机制，增强活力，同时也为工业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材料。研究者们不仅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研究对象，而且还深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进行工业社会学研究，一方面以比较研究的视角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对策，另一方面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探讨后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义。

　　第五，流动人口研究。中国社会学的流动人口研究主要指农村人口由农村到城市，从内地至沿海地区的流动。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口流动和就业状况，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占上风的观点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就地安置，通过“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逐步加以解决，从而控制住剩余劳动力的“盲目”流动。然而事实证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规模宏大的“民工潮”已形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研究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农民工外出或迁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的。所谓“盲目”，只是一种非科学语言的价值判断。这些“非单位人”在城市中的劳动和居住不仅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还促进了城市管理从“单位控制”体制向“市政管理”体制的转化，并推动着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完善。与此同时，这些出生于农村的打工者自身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相对封闭、相互隔离的社会向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民工潮”冲击的是城乡间的“壁垒”，探索的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的一条可能之路。

　　第六，家庭、婚姻、妇女问题研究。家庭、婚姻及妇女问题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研究课题广泛，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领域多集中在对离婚、婚外恋、独身、老年婚姻等问题的关注上;90年代以来又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婚姻与性、家庭暴力、家庭文化和家庭史等方面。妇女研究除了在理论和方法上继续深化之外，社会学者还就妇女地位的历史与现状、妇女人口素质、社会结构变迁与妇女职业发展、女性价值的自我认同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有关性、性别、女性的情感与性等一批该领域的研究专著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许多学者还应邀参加了关于修订《婚姻法》的讨论，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实证调查研究与理论研究是分不开的。社会学者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之所以与一般的调研不同，就在于他们是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在提出问题、收集素材、分析材料、作出结论的每一个研究步骤的背后，也都有理论的引导和支持。实证研究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展开的，通过研究获得的新发现往往又对原有的理论提出了新问题。由此才会出现经过改造的“新理论”提出，才会有范式“革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就是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不断互动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后的30年间，从理论研究上看，中国学者主要是在跟踪国际社会学理论进展，自身理论创新相对薄弱。一些学者在社会学的元理论和实质性理论的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学认识论即是对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和规律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并指出了将社会学认识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系统研究的必要性;还阐述了这一基本社会学理论研究主题的定义、范围和发展方向。以此为指导思想，许多学者对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基础性理论工作，为促进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从发展前景看，在对国外社会学理论进行研究和借鉴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调查中大量的发现和经验，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仍是新世纪里中国社会学界需加倍努力的方向。当然，从社会学发展经验看，由发展“中距理论”(theory of middle range)入手，是一条比较好的途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0-29    来源链接：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

[ 本帖最后由 放牛班的课堂 于 2009-11-15 23: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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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学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从传统走向现代：共和国60年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变迁”系列之二


李强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对社会学学科而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异常重要。
一方面，社会学学科本身就在探索着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学的各种研究又对于社会调查方法有很大的依赖。
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中，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变迁如何呢?概而言之，其变迁的基本趋势是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的研究者开始运用越来越多的高级统计方法来探索数据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描述和解释社会现实。已有越来越多运用定量分析技术所作的论文和著作问世。

　　与美国、欧洲的社会学界相比，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尚未建立起资源共享的公共数据库，以推动定量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实践。而这一点非常重要。

　　需要灵活应用的定性与定量研究

　　研究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一个基本的方面，就是如何处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探索“社会事实”，并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是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的研究手段。对于某一项具体研究，可能采用定量研究更好或采用定性研究更好，或二者兼而用之。研究对象以及理论取向的不同，决定着方法的采用。

　　定性研究有利于发掘事物的深层次原因，对观察对象的细微之处进行把握。作为定量研究的替换手段，在研究特殊群体和敏感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时，定性技术有其独到的功用。在操作中，定性研究采用的是比定量分析更模糊、更大胆的方法，因此，更容易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社会学学者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有访谈法、观察法等。一般认为，这类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定性分析的样本不能够代表总体，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同时，定性研究方法的实施成功与否及其研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专业素养和研究经验，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和主观性，也常常使研究结果在可靠性和有效性方面受到较大影响。

　　定量研究建立在统计理论基础之上，其优点在于能够通过分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推论总体特征。以定量研究中常用的统计调查为例，它首先是从一定的理论假设出发，设计出标准化、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问卷，然后经过规范的抽样、调查实施、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或者对新的发现作出理论解释。定量研究的缺陷在于难以获得深入的信息，对具体的社会过程及人们的深层次动机容易忽略，同时也不适用于对唯一发生的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

　　亟须建立共享社会调查数据库

　　在粗略介绍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特点和局限性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方法本身而言，二者并无优劣之分。对于社会学学者来说，关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提高选择和应用这些方法的能力。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定性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有对于农村社区变迁的研究、口述史的研究、农民工的研究、城市化的研究、性学的研究等等。在这些研究领域，发表了一批运用观察法、访谈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完成的上乘之作。除了对学术的挚爱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这些社会学研究人员对于方法上的熟练运用和精心操作也是其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关键。

　　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在定量分析中占有核心地位。除了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资料以外，中国社会学学者还组织了大量抽样调查。小到一个组织内部的抽样调查，大到全国性的样本，这些年来众多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机构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经验。在现代统计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渗透和推动下，从抽样到数据形成的整个过程也日益规范化和科学化。在数据的分析方法上，包括常用的频数表、交互表，到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对数线性模型、事件史分析等。中国的研究者开始运用越来越多的高级统计方法来探索数据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描述和解释社会现实。已有越来越多运用定量分析技术所作的论文和著作问世。但总的来看，定量研究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里还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一方面，一部分抽样调查在实施过程中还不太规范，使得在误差之外还增加了人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信度。另一方面，不少社会学学者对计算机技术和统计理论还比较生疏，导致对许多数据的分析流于形式，无形中浪费了许多宝贵资源。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包括中国社会学会和一些高校在内的社会学研究机构，已举办过多次高级统计方法班，特别是加强了与国际高水平学者的交流，邀请包括海外华人学者在内的众多专家，向大陆同行介绍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这有助于帮助中国学者缩小在方法上与国际高水平学者的差距。笔者在此还想指出的是，与美国、欧洲的社会学界相比，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尚未建立起资源共享的公共数据库，以推动定量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实践。而这一点非常重要。

　　总之，建立国内学界共享的内容广泛的社会调查数据库，是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系列之一”刊载于9月22日B8版)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0-8 来源链接：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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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回顾

──“从传统走向现代：共和国60年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变迁”系列之一

李强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对社会学学科而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异常重要。
一方面社会学学科本身就在探索着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学的各种研究又对于社会调查方法有很大的依赖。
那么，在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中，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变迁如何呢？概而言之，其变迁的基本趋势是从传统走向现代。

　　李强，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包括：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等。1978—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应用社会学、城市社会学、贫困问题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社会调查联系在一起。在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以及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都有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有不少是由领导人亲自组织进行的，也有不少是由政府部门、党群组织安排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入人心。

　　新中国成立后两方面变化对社会调查研究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于社会调查研究及其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十分提倡调查研究，并且发表过许多关于重视调查研究的文章和讲话，全国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对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推进和普及是十分有益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社会调查联系在一起。在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以及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都有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有不少是由领导人亲自组织进行的，也有不少是由政府部门、党群组织安排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入人心。当然，这些调查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主要是“典型调查”，即选择一些典型案例，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进行调查，“访贫问苦”、“开座谈会”是比较普遍采用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社会学上称作定性研究。

　　当然，定量研究也有不少，十分引人注目的是1953年4月3日，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由政府组织，体现了极大的动员能力，参加普查的工作人员有250万人之多。调查结果是：中国总人口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就在这次人口普查之前，国家统计局于1952年8月成立，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由此，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计机构，形成了国家的统计体系，承担了全国经济社会基本数据的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的工作。从方法上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定量分析的制度保证。与此相联系，中国高校统计学学科也有所发展，不过当时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受苏联的影响比较突出。此外，也还有一些由政府组织的全国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开始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调查，该调查十分详细地记录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所采用的方法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之后的1964年，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另一方面则是指自1952年以后，由于在学科上取消了“社会学”学科，所以作为社会学学科的调查研究方法的探索，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社会学学术上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基本上中断了。虽然有些原来的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也参加了一些社会调查，比如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于1952年以后改行研究“民族学”，在中国云南进行了有关少数民族的调查，方法上既使用定量调查方法，也使用定性调查方法，特别是与“民族识别”的工作相结合，也有一些创新。当然，后来由于受到政治影响，他的研究也就中断了。总的说来，由于取消了直接探索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学科，社会调查方法研究受到的影响是负面的，就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了。

　　改革开放后社会调查研究发展三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邓小平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之后，社会学在中国得到了恢复和重建。那时候，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才真正受到重视。下面，笔者试将1980年至2009年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至1989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开始从美国引进社会调查方法。中国社会学恢复之初，由费孝通教授建议，主要是从美国请来一批教授，对中国的教师进行培训，学习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当时请来的美国学者彼得·布劳（Peter Blau），他曾经在与人合作的著作中提出“路径分析”的方法；又如，美籍华裔学者林南（Nan Lin），他曾经在国内讲授社会指标的方法。他们的教学带来了重视实证研究的新风，所以，中国社会学从恢复之日起就十分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国外的市场研究方法，也开始引入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施行计划经济，企业的产品由国家分配，所以不需要进行市场研究。而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推进市场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肯德基”快餐准备在北京设立营业部开始，问卷式的市场调查在中国大陆初步推行。

　　到了80年代后期，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从比例来看，市场调查还仅占很小的部分，大部分社会调查是政策研究，而调查的内容也主要与中国的改革有关。由于8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在农村，所以当时大量的社会调查是农村调查。可以说，社会调查对于推进当时的农村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各种民意调查也开始流行起来。据考证，最初的民意调查是1981年1月于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进行的“重大新闻传播调查”，主要是了解读者对于审讯“四人帮”的反应。此后，各类民意调查也发展迅速。

　　第二阶段是1990年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突出了“国情研究”。由于受到1989年政治事件的影响，在总结教训中，人们普遍认为，改革出现波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国情研究的最早倡导者是陈云，他所说的“国情”是指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基础情况、基本条件，例如基本的人口状况、环境状况、经济状况、农民状况等。这一时期，也就掀起了国情研究的热潮。许多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部门，都成立了“国情研究”机构，许多社会调查也是以研究国情的名义进行；出版了多种国情研究报告，涉及人口、环境、资源、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百县调查”，也起始于这个阶段。这个调查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单位？并且给出了初步答案：在一定的可控规模上，中国的县是非常重要的了解中国国情的基本单位，为了解国情提供基础数据。

　　但是，在这一阶段，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与国际的合作也受到一些阻碍。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9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社会调查研究及其方法有了飞速的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发出了继续积极地推进改革的信号。经过大约2—3年的调整以后，中国的改革又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一特点也同样体现在社会调查方面。首先，绝大部分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都建立了社会调查研究的机构。其次，各级政府统计人员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充实，统计部门不仅通过各部门的报表进行汇总式统计，而且也成立了城市调查队和农村调查队，在全国建立了抽样框架，每年更新。在城市和农村都建立了家庭记账户，进行抽样统计（后来城乡调查队进行了合并）。第三，很多单位也开始重视社会调查。一方面，企业单位开始重视市场研究，另一方面，单位也开始重视对于内部员工的管理进行研究。第四，各种形式的舆论研究（Public opinion survey）也变得比较普遍，许多媒体、网站都大量进行舆论调查。第五，专门从事调查的“调查公司”在中国也发展迅速。他们既从事市场调查，也从事社会调查。第六，随着中国正式进入WTO，签署了一系列相关协定，对于市场调查的政策也变得相对宽松。许多外国的调查公司，比如盖洛普（Gallup）、尼尔森（Nelson）等，都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9-22  链接：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