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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祸”一词，始载于《新唐书·睿宗玄宗本纪》：“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虽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可见，“女祸”主要是指女子因受宠信或干政致使政治动乱、国家衰亡。“女祸”一词虽始见于中古，但其观念的源流却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商，在牧野誓师时言及商纣王罪状，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学者多据此认为“女祸”思想产生于西周初期，但《牧誓》成书年代为战国时期，其对周初史实的记载难免存在时代的局限，因而在武王灭商时周人是否已有限制妇人干政的思想，还有待商榷。西周时期，由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组织形式与夫妇二位一体性别观念的发展，周人非常重视嫡妻在政治中的作用，“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诗经·大雅·思齐》），可见嫡妻在邦家中的政治地位，甚至高于兄弟。由金文资料来看，诸位王后在政治领域均具有合法的权威，如康王之后王姜安抚诸侯、宴享史官、参与南征的准备工作，协助周王处理政事，在周王朝权力系统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其政治影响涉及康、昭二世；穆王后王俎姜因军功赏赐作战诸侯；恭王后支配内史赏赐臣属财物等，涉政的诸后均以周王辅助者的姿态出现，作为周王的得力助手，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由此可见，西周早中期，似并未产生“女祸”观念。

　　那么“女祸论”究竟肇始于何时？窃以为，“女祸”观念应产生于西周末期。此时王室衰微，犬戎入侵，周人把西周灭亡归因于幽王黜申后而宠褒姒，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女祸论”始现。《诗经·小雅·正月》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朱熹《诗集传》曰：“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灭之，盖伤之也。时宗周未灭，以褒姒淫妒谗谄而王惑之，知其必灭周也。”这首乐歌把西周灭亡归因于幽王黜申后而宠褒姒。从西周末期始至春秋时期，“女祸论”、“禁止妇人干政”的言论越来越多，《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朱熹《诗集传》曰：“言男子正乎位外，为国家之主，故有知则能立国。妇人以无非无仪为善，无所事哲，哲则适以覆国而已。”甚而有之，把夏、商、西周的亡国原因皆归于妇人，《国语·晋语》载晋人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这是说，夏、商、西周三代的灭亡都是因国王宠信妇人、妇人干政所致。

　　春秋时期，“女祸论”、“禁止妇人干政”的观念不断发展，甚至成为诸侯盟会的信条，《谷梁传》僖公九年云，“葵丘之盟，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此时期，“女祸论”的不断发展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原因。首先，春秋前期，夫妇二位一体的性别观念与“家国同构”的政治组织形式仍是贵族妇女参政的法理来源，但她们对政治的参与有时不可避免会打破权力的平衡，使一个家族或政治实体内部，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其次，由于嫡庶制与宗法制衰落，贵族家族中妇女与其子往往组成利益集团，争夺继承权，由此不可避免地祸起萧墙，如骊姬乱晋、穆姜祸鲁。再次，由于政治外交婚姻中，贵族妇女特殊的身份，对母国利益的维护往往会损害夫国的利益，造成父权与夫权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女祸”观念的影响逐渐加大，并越来越为时人所接受。

　　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君主集权制度建立，新兴的官僚体制结束了君主任命家族成员管理政治的情况，贵族妇女作为统治者之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合法身份不复存在，她们在新兴的官僚体系中亦并未取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女祸论”、“禁止妇人干政”的思想被进一步强化。《管子·君臣上》曰：“国无常法，则大臣敢侵其势。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规主情，妇人嬖宠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权，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乱内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管子认为妇人干政，与权臣勾结不可避免地会危害君主的地位，因而应“妇言不及宫中之事”。《韩非子·亡徵》亦指出女子干预政事直接导致国家的灭亡，“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由此，君主对待后妃的态度应该“明君之于内也，娱其色而不行其谒，不使私请”（《韩非子·八奸》），即把后妃作为性欲工具，而不接受她们对政事的干预。这些思想对抑制妇女的政治权力、削弱妇女的政治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以降，虽然贵族妇女参政的现象仍不断出现，有时女性贵族甚至拥有较大的政治权力，如汉初吕后临朝摄政、唐代则天独尊女皇，但在男性君主专制体制与“女祸论”的支配下，她们在政治领域中不再具有合法权威，吕后虽权倾一时，“置鸩齐悼、残彘戚姬”（《史记·吕太后本纪》），积极扶植吕氏势力，但在她死后诸吕很快被平定；武则天虽称制改元，敢于挑战男性皇权，但晚年亦经不住朝臣压力，不得不改变立其侄武承嗣为皇位继承人的初衷，而复立其子卢陵王李显为皇太子。可见她们的参政大多属于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有限性矛盾的产物，当历史条件发生改变，男性贵族具备从政能力后，女性贵族就不得不交出自己的权力，退出短暂的历史舞台。

　　综而述之，西周初期可能尚未有“女祸”的思想观念，“牝鸡之晨”应为战国时人的看法，“女祸论”概产生于西周末期，历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强化，秦汉以降，涉政的女性贵族虽不断活跃于历史舞台，但她们在政治领域中已不再具有合法的权威。

　　原载：《 光明日报 》（ 2011年04月07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