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上我前一阶段所撰的一本小册子中的一节，请诸位仁兄赐教。
从家乡走出的民俗学者
安德明
从事民俗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已有十余年，其间曾做过多次实地的田野调查。而我的田野研究，从开始直到现在，最多、最主要的，还是在自己的家乡——甘肃天水进行的。
之所以这样，同家乡的生活经验在我心灵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有直接的关系。我从小就耳闻目睹、甚至亲身参与了家乡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尽管对这些活动的具体细节不一定十分了解，但它们的大体内容以及在相关文化背景下所唤起的特殊情感，却深深地融入了我的精神血肉，随时随地都能够被激发出来、调动起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家乡小镇上的十字路口对我的影响。小镇并不很大，却是方圆二三十里内诸村落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中心地区主要由东西南北四条街道组成，四街交汇的十字路口，是最为繁华的地方，也是儿时的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去看热闹的去处。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十字路口，不知不觉成了我确定方向的一个坐标。在辨别前后左右的方向时，我常常会让自己在想象中站在那里，面对东西南北四街中的任一边，再确定其他三个方向。这种心理习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长大了，离家乡远了，它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在哪里，每当我要辨别方向，感觉上总是要一次次地回到家乡的十字路口。这小小的十字路口，成了我生活中永远的定向标，也成了我生命中永远无法割舍的一份情结。这种“家乡的十字路口情结”，可以说是故乡生活经历在我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烙印的集中体现。
我刚开始学习民俗学的时候，阅读到一些概论书当中关于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民俗的分类等问题，便很自然地把自己所了解的故乡的相关习俗与之相比照，这使作为初学者的我很快就对那些抽象的理论和观点有了比较直观、深入的体会和理解。我也由此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民俗学实际上就是关于我们自己身边的生活的学问，而不是追逐奇风异俗的猎奇行为。这样的认识，也使我在随后选择自己的研究区域时，又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家乡，并由此走上了以当地出身的民俗学者来研究当地民俗的历程。
在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等与民俗学相关的学科领域，曾经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田野调查者在进行田野研究时，应该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尽量避开自己所熟悉的自身文化或母体文化。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学科有从一开始就研究殖民地文化的传统之外，一个学理上的主要理由是，异文化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不同的、陌生的，以之为对象也就容易保持客观的立场，发现其客观的真实和科学的规律——这正是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所追求的目标；而如果是研究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则常常会由于熟视无睹而忽略了其中的某些重要因素，更会因研究者主观因素的过多参与而破坏了研究的客观性。
按照这类观点，我的这种家乡研究似乎是有悖学理的。然而，事实上，如果研究者能够认识到自己在研究自身文化时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尽量加以避免，在母体文化中，他反而会因具有更多在异文化中所无法具备的优势，更加顺利、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目前，随着学术的发展，传统人类学、民族志所追求、标榜的田野调查的“客观性”、“科学性”，已日益受到了质疑。在后现代主义等当代新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和民族志学家开始认识到，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总是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诸多人的、主观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者永远也无法达到所谓“纯粹的客观和科学”，而只能是通过描述来表达自己对社会、文化、人生的阐释，揭示部分的真理。这样的认识，使得研究者对自身文化的研究不再因主客观之争而受到限制，逐渐打破了人类学研究中排斥自身文化的禁忌。
民俗学的情况与人类学有较大的不同。从大多国家的情况来看，民俗学在兴起之初，就把对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列为了主要任务，并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中国的情况尤其不例外。二十世纪早期，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拉开了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序幕，也奠定了中国民俗学研究本国民俗文化的传统。受歌谣学运动的感召，大批民俗学的爱好者积极投入到了歌谣等民俗事象的调查、采集工作当中，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了早期中国民俗学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中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员的调查工作，一开始就是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后来成为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钟敬文先生，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代表。在歌谣学运动的影响下，钟先生开始在自己的家乡，从家族亲戚、同学、朋友等中间搜集了不少歌谣、故事等作品，陆续发表在了地方报刊和北大《歌谣》周刊等刊物上。这种活动增强了他对民俗文化的理解以及这方面研究的兴趣和信心，使他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民俗学研究的道路。
以钟先生为代表的早期的民俗学者所开创的家乡调查传统，实际上一直贯穿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从今天来说，在地方上，不知有多少的民俗研究者或爱好者是以自己所处当地的民俗事象为研究对象的。在高校，不少民俗学研究生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也都是以对自己家乡民俗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我自己，只不过是这支庞大队伍当中的一员而已。
先师钟敬文教授在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作序言中，曾经引用柳田国男先生的说法，以“土著之学”来概括我所做的关于天水地区农事禳灾习俗的研究。先生指出，作为当地人来研究当地的民俗文化，占有很大优势，因为他从小见闻、经历过这些文化现象，能够容易而又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因此，这种研究在民俗学领域是值得提倡的。这一概括，可以说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民俗学家乡研究最为关键的优势。
在我个人的经验中，进行自己家乡的研究，还有着这样一些难得的优势：首先是语言的便利。我可以自如地运用自己的母语方言，与家乡的父老随意交流。在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生僻的土语生词妨碍相互意思的表达，对于言语中通过某些句式的特殊运用、语气的变化等所表达的微妙情绪，我也都能够有比较准确的领会。这样的便利，可以说是在异文化当中进行调查的研究者很难具备的。其次，是环境和人际关系的适应。我不用象在其他地区做田野那样，首先要去适应环境，去努力建立与资料提供人之间默契、融洽的关系。这是进行异文化的田野研究时十分必要的基础工作，而要做好这一点，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自己对家乡的熟悉以及长期以来与家乡父老所建立的稳定的人际关系，为我尽早顺利进入田野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第三，是心理上的舒适和生活上的适应。不少在异文化中进行田野的研究者，都有过不得不忍受生活的不适、心灵的孤独等煎熬的经历，而我在自己的家乡，却很少遇到这样的困扰。
对于民俗学的家乡研究，也有一些批评和反对的意见，其主要观点同传统人类学强调异文化研究之重要性的理由一样，也是认为研究者可能因过于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无法保持客观、科学的立场。这种批判与坚持和肯定家乡研究的观点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争论当中，目前形成的一种比较折中的意见是：研究者应该先有异文化研究的经验，在方法上得到一定的训练，有了超越自己母体文化的视角，然后才可以去做自己家乡的研究。
对于我来说，因为自己长期在外读书、工作，毕竟同家乡的文化有一定的距离，在外地长期生活的经历，也给了我认识家乡文化的另外一种参照。或许，这可以勉强满足上面所说的那种要求。但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自己家乡又从事着家乡研究的人，又怎样呢？
其实，且不说我自己，即使是那些常年生活在自己家乡的人士，当他们一旦开始进行家乡民俗的调查和研究时，就已经把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和文化对象化、陌生化了。他们既有使自己融于家乡的一面，也存在着与家乡脱离的一面。在心理上，他们往往有一个“跳出”家乡的过程。也就是说，他既是处在自己的家乡民俗文化氛围中的成员，同时，又由于接触到了相关的学科知识，而具有一种比身处那种民俗当中的普通人更广的视野、更高的眼光，因而能够把自己置身其间、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对象化，对它加以观察和审视。以这样的眼光和视角，再“回到”自己的“母体文化”中，他们的学术触觉只会变得更加敏锐。这正是那些“土著民俗学者”之所以能够完成大量外来学者所难以完成的有价值的民俗考察和研究的一个起点。
当然，除了种种的优势，家乡民俗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我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就曾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家乡的许多民俗事象，我常常自以为非常熟悉，但当要说明它的具体内容、具体意义时，却又总是发现在许多细节问题上，自己根本不了解。这种似是而非的了解，虽然也曾对我理解一些相关的民俗学理论起到了直接经验上的参照和帮助，但在田野作业过程中，却往往会产生一种消极的影响，那就是常常因为自以为可能了解某种事象的全部内容，而放过了不少进行深入调查的机会。结果，当离开了调查地点（自己的家乡），开始案头工作时，才发现漏掉了许多重要环节，于是不得不打电话和写信回去询问，或者只好期待下次调查再来弥补。我的这种想当然的心态，不仅在我进行家乡民俗调查的时候产生了消极作用，在我对其他一些地区进行调查时，也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观察和思考的积极性。正象反反复复涌上我心头的家乡的十字街头，不断起着调整我的方向感的作用，这种心态，也常常使我在面对其他地区的各种民俗事象时，产生一种“这同我家乡的一样”之类的想法，结果十分微妙地，一种懈怠的情绪，多次消除了我进一步追问的愿望以及进一步追问的灵感。
此外，有的时候，在调查中，我还会不知不觉处在被家乡的民俗所左右、所引导的状态，以至于忘记或放弃了自己的目的和任务。例如有一次我在考察求雨仪式时，本来准备好了照相机，打算为求雨队伍照相。但在活动的现场，看到仪式举行者是那样地虔诚，干旱又是那样地严重，尽管没有任何人阻止我照相，我自己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应，让我无法对着那场所、那些乡亲们举起相机。这种感应就是：照相会破坏仪式的严肃性，从而影响到它的灵验性，因此我绝对不应该这样做。这种心态不知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我确信它是故乡生活烙在我心灵深处的印迹。它永远融会在我的血肉之中，自己长大以后逐渐接受的新的东西，并不能把它完全地抹去，只不过使它变得更为潜在、更为模糊而已。一旦受到某种相关情境的激发，它就会发生作用。
这样的一些问题，在进行异文化研究的学者那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家乡研究的理由。其实，只要在田野当中经常保持一种不断反省的习惯，随时发现自己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加以调整，上述的一些消极影响，还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家乡研究者带有较多情感因素、主观色彩的田野考察，在倡导学术个性、重视研究者个人影响的今天，也是适应学术潮流的。而就这方面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则必然会形成民俗学领域许多新的重要课题。
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3-9-1 2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