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衣努

　

　乡村传统手艺人的生存博弈

　　——以浙江台州S村为个案

　　朱 丹

　　摘 要[1]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进程，我国过去遍布各地的传统生活类手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乡村传统手艺人进入了社会变迁的洪流中，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本进行着生存的博弈。其生存博弈的基本策略是改行、换地域和留守。博弈过程中的参与因素有手艺资本、乡村逻辑、社会网络场域和社会变迁驱动力等。本文将博弈论应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中，取博弈论、场域—惯习理论、社会网络理论所共有的关系论本质为理论连接点，在中观层面的社会学方法论上，立足于这三个理论的浅层次应用，以浙江台州S村为个案，通过将近三个月的实地调查，透视乡村传统手艺人生存博弈中的场域效应，进而回归到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因素与传统性惯习之间张力的思考上。

　　S村传统手艺人从计划经济走入改革开放，再走进新世纪，其手艺、生活、地域和场域都发生了不只一次的变迁。既在变迁中博弈，也在场域惯习中博弈;既在博弈中变迁，也在博弈中坚守。

　　对比传统手艺人中留守群体与改行换地域群体的博弈策略，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博弈动机不同、个体认同受到群体认同的影响程度不同，以及其他场域的侵入不同等，而这些又是由于手艺技能、社会网络资本和场域惯习的不同所造成的。而这两个群体在博弈策略上的共性则显示了手艺网络和社会网络场域的磁场仍然表现出最强大的力量，体现为非正式制度手段对正式制度的博弈，并带着浓厚的地域性民间心理特征。

　　对比乡村传统手艺人和无手艺的普通村民的博弈策略，“手艺”既作为社会网络的媒介，又作为传统手艺人的特有社会资本，还作为手艺人特有的一个场域，在手艺人的生存博弈中发挥着积累资本、扩展人脉、人情馈赠等促进作用，同时也呈现出手艺观念中求稳、求糊口谋生惯习的阻碍性影响。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既体现在手艺的变迁中，也体现在手艺人的变迁中。

　　关键词：乡村传统手艺人，生存博弈，场域，惯习，社会网络

　　1 绪论

　　1.1 研究的缘起及背景

　　1.1.1 研究的背景

　　走街串巷的手艺人，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中国20世纪50~90年代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最熟悉的声音。随着现代化的脚步，他们渐渐退出了生活的舞台，如今大多数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了。对成长于80年代的人来说，手艺人是童年生活中一个深刻的影像。每当吆喝声近了，孩子们都会围聚过去，看手艺戏法，看热闹，这是一幕典型的中国乡村生活场景。手艺人的家里，也就是他们的生产场所，是村庄里人们爱聚集聊天的场所。在孩子们的童年里还留下了“菜篮公”、“箍桶叔叔”等对手艺人特有的亲切称呼，当时只觉得是生活的自然而然，现在带着学科的视角再回忆这些，充满着丰富的社会学意味。手艺退出了，而手艺人进入了社会变迁流中。寻找他们当下的身影是本研究的追忆缘起。

　　手艺是农耕时代的产物，直接来源于本土劳动人民的生活，也是民风习俗的集中体现，透着传统、质朴的社会生活元素。200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总结中，传统手艺人群体的变迁同样值得展开社会学的思考。传统手艺人在中国这个充满丰富手艺的文明古国，是“劳动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社会变迁由昔日的红火下滑至今日的边缘、衰退甚至消失，这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时代的进步。他们具有专门的技艺和独特的精神理念，在职业资本和职业心态上区别于一般劳动者，他们本身以及他们的整个变迁历程承载着很多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因素，对传统手艺人的单独研究，对透视社会变迁，在视角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1.1.2 为什么选择乡村传统手艺人

　　传统手艺人是“劳动者”中的特殊群体，乡村传统手艺人则是“农民”中的特殊群体。乡村手艺人与城市手艺人在地域上的差异使得乡村手艺人在面临手艺变迁的同时，还面临着地域流动的博弈。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是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手艺面临的是工业化的冲击，乡村面临的是城市化的冲击，农民进城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转向城市谋求生存是改革30年来社会流动的主流。选择乡村手艺人作为研究对象，意在把手艺场域和乡村场域结合，呈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变迁，从中透视传统力量与现代性力量之间的张力。考察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乡村传统手艺人是如何承接的，对于新农村建设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浙江历来是百工之乡，浙商最大的地域特色在于他们大多从“艺商”活动中成长起来。对浙江经济和浙商颇有研究的陈立旭指出传统浙商的经营内容中，最能体现地域特色，并且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具有因袭关系的，不是类似徽商、晋商的盐、典、木材以及票号类经营，而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工商活动。从事这些工商活动的人，往往兼营手工业和商业，集手工艺人和商人角色于一身，被称为“艺商”，后来形成了“新浙商”[2]。

　　台州，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全国股份制合作企业的诞生地，这与其手艺特色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故本研究以浙江乡村传统手艺人为研究对象，以台州S村为个案。

　　1.1.3 以生存博弈为研究主题的来由

　　“博弈”一词发源于西方数学运筹学中，继而进入经济学领域，虽然早期标准博弈论是以理性为分析出发点，不考虑道德、心理和社会等因素。但经过近20年来结合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就，博弈论的应用领域已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社会科学领域。[3]

　　中国的博弈文化自古有之，不论是《孙子兵法》还是小说《三国演义》，抑或是专门的“厚黑学”等，都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而博弈的扎根点是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即“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一点在乡村的熟人和半熟人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城市的陌生人社会，虽不乏人情的因素，但现代性的气质中主张的是法理性和个人后天的自致性努力。在浙江注重工商的氛围中，功利和实用色彩浓厚，人们在生存和社会交往实践中更渗透着博弈——他们不一定认识“博弈”这个词，但他们游刃有余地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着博弈，因此本文选择了“生存博弈”作为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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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衣努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2.1 关于农村传统手艺人的综合研究

　　对传统手艺人的研究，国内、国外都有，从研究时期上看，较多的是过去年代的研究，有政治视角的分析，也有调查性质的。搜索英文数据库所能检测到的国外的研究都是较早时期的，现在关于手艺人的研究随着手艺的落寞逐渐减少，并转变了研究主题。

　　(1)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纵观

　　学界对乡村传统手艺人的研究主要分为对三类群体的研究：一类是关于民间杂耍艺人，如古老的绝活“拉洋片”、东北的二人转、浙江的天台词调、台州乱弹、黄沙狮子等;一类是关于工艺品类的匠人，他们中又往往细分为两种，一种是雕塑、捏面人、吹糖人、剪纸、花灯、独特的书画技艺者等纯艺术欣赏价值的，一种是绣花、竹编等艺术与生活结合，偏向艺术价值的;还有一类则是生产生活物品和用品的生活类手艺人，或说手工业者，如泥瓦匠、铁匠、锔锅补碗、修阳伞、竹编，还有箍桶、弹棉花、磨刀等。而对这三类细分群体的研究又分为对手艺这个技艺在“物”的意义上的研究与对手艺的载体——手艺人的研究两种角度，或者两者结合研究。

　　如左叶松在其硕士论文中就研究了安徽泾县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传承问题，选取了宣纸和相对知名度较弱的宣笔、油纸伞、龙灯、蒲包扇等手工艺为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组织分配、帮工传承、婚姻资本传承等传承方式，提出了整体性保护、拓宽教育传承、健全法律保障、市场化开发和品牌建设等手工艺传承与发展的方法和对策。其在研究中，采取了设计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视角，不仅关注作为物的“技艺”本身，更重视艺人和所处环境及技艺的传承。[4]

　　(2)从研究内容的角度纵观

　　关于民间杂耍艺人和工艺品类匠人的研究多归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属于文化和民俗研究，主要进行艺术探讨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拯救和保护研究。而关于生活类匠人的研究，探讨的是其生存状况和社会转型中的应对，如鲁汉以菏泽捏面人手艺中一位最具代表性的老艺人为主要调查对象，通过考察老艺人的游艺生涯对民间手工艺传承作了当代性思考，并提出了民间手工艺的具体发展方向[5]。学界主要的研究出发点是探讨手艺和手艺人消逝的原因及拯救的措施。如方李莉对洛川县栖凤镇谷咀村手艺逝去的考察[6]。而日本的盐野米松《留住手艺——对传统手工艺人的访谈》[7]一书通过对14位手艺人的访谈，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使保护得再好的老手工艺，也无法改变日渐稀少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需求的事实。

　　(3)从研究的视角上综述

　　目前学界的研究视角包括艺术的探讨、文学性的描述、新闻报道、民俗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等[8]，经济学上的研究有营销学上对手艺经营方式的探讨，也有社会学学科视角的专门分析，但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对手艺和手艺人进行研究的并不多，目前在学界中主要体现在对浙江手艺人的研究中，且研究其他地区的社会网络视角大多是局限于手艺传承方面，而在浙江手艺人的研究中，社会网络的视角一直延伸到带着手艺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这也许是浙江特有的地域文化精神所形塑的社会现象。如朱海滨在浅论浙江东阳“百工之乡”的形成背景及历史变迁时，提到了东阳百工队伍以木匠、泥水匠、篾匠、雕花匠为主，近一百多年来，只有少数人留在本地经营，大多数人则遍布在浙江乃至全国各地从事匠艺劳作。在进入民国后，百工队伍中还出现了当地人俗称为“老师班”的严密组织，抱团经营，拥有独立承包土木工程的能力，因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此外，东阳手艺人老乡观念较强，在外地谋生时，会互通信息、互相照顾，还会相互联合，共同抵制、排挤外地艺人。[9]

　　而对手艺人生存博弈的专门研究，只看到孙虹钢的一篇分析师徒博弈的非学术性小短文。[10] 其他涉及到手艺人的经济博弈和社会博弈的研究，多数是归入农民工的研究中作为同质群体，很少专门独立的乡村传统手艺人生存博弈的具体研究。

　　(4)以往研究的不足和空白

　　目前学界以传统手艺人为研究对象的，最多的是民族手艺方面的民俗研究，有白族、藏族、傣族等，如李艳对赣南客家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的研究[11]。

　　农村传统手艺人虽然可以看作“民工潮”的一部分，但他们与农民工在职业资本、心理特征、社会惯习、观念心态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不能一概而论，概化为同质群体。手艺和手艺人承载着民间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有将其独立出来对其生存博弈进行研究，对其独特性进行挖掘的必要。

　　关于生存博弈的研究，应用于许多群体，包括对农民工生存博弈的研究。但在理论视角上，抽取场域惯习理论、博弈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关系论本质，对包括手艺人在精神理念上的博弈在内的生存博弈，进行过程——事件分析的还非常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努力。

　　1.2.2关于浙江乡村手艺人的相关研究

　　学界关于浙江乡村手艺人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浙商成长的角度追根溯源式的分析。研究最多的学者是陈立旭，他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入手分析浙江经济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社会学阐释。他认为通过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化机制，民间理性和务实精神会逐渐地积淀为一种区域的社会心理，或一种区域的民间社会习性。浙江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出的“讲求实效”精神，乃是区域传统民间社会心理或民间社会习性“建构性的结构”功能的一种直接的体现。[12]

　　在他的分析中，传统浙商成长于百工手艺的经营，即手艺人出身，其文化记忆和惯例与改革开放有着亲和性，因此当改革开放来的时候就被政策环境激活了。然而，如果浙江人只停留于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本身，那就不可能形成后来辉煌的浙江民营经济。陈立旭指出弹花者、箍桶者、缝纫者、理发者、打金者、补鞋者以及挑担卖糖者、卖小百货者，在利用手艺资本掘取了第一捅金、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以后，可能选择回家兴办与原来工商活动有关的家庭工厂，也可能在异地发现新的获利机会后，不再继续从事原先的“艺商”活动，而是去从事能够给自身带来更大利润的新行业。[13]

　　此外，白小虎从浙商的农民出身角度分析了浙商的区域文化精神，提出农民出身在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的压力促使浙江的农民、手艺人和商人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能进取。[14]这也不是专门手艺人的角度。

　　专门手艺人角度的研究有海军以乌镇为个案的民艺研究，探讨旅游开发中手艺的留守是否本质上的“守艺”问题。提出经济发展、游客的精神性追求和手艺人自身生存的需要三者合力构成了乌镇手艺人生活状态的合理性，但是旅游因素使得手工艺指向表演的功能而成为一种消费形式，远离了真正的文化意义。[15]

　　汪丁丁、贾拥民将经济学的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结合起来，通过一个义乌商人老吕利用其从学手艺开始而积累的社会网络发家致富的故事，提出了义乌市场的发展是一种独特的嵌入社会网络的市场经济。文中提到义乌廿三里学手艺的人非常多，学手艺就意味着横向流动性强，这导致信息获取的范围大[16]，即手艺资本能促进社会网络资本的扩展。

　　是否手艺资本带给手艺人的全是生存博弈的有利条件?笔者在调查中发现S村的情况与此有出入。手艺在赋予手艺人生存资本的同时，也在生活观上形塑了求稳定的倾向，故而禁锢了博弈选择。这种安于稳定的惯习与浙东的事功文化精神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对立。陈立旭对于浙江的事功精神没有进行“民间计算型”的详细阐述。况且在浙江的很多村庄，社会地位、道德评价、社会认同和经济利益一样是博弈的目的。因此本文力求在这些方面作补充。

　　1.2.3 关于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

　　关于社会关系和关系强度的研究，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性”概念，将关系分为强和弱。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弱关系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机会，如工作变动[17]。林南的观点与之相近，提出弱关系的功能主要是连结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资源交换、借用和摄取，往往都是通过弱关系的纽带来完成的。而相对地，强关系连结的则是同质性高的人们，即阶层相同、资源相似[18]。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作了系统的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个方面[19]。罗纳德·博特提出结构洞理论，其观点是占有结构洞越多的竞争者，关系优势越大大，因而所获得回报的利益就越多，越有地位与声望。而国内学者边燕杰等人的强关系力量假设，对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提出了挑战。边燕杰得出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网络桥梁。他对中国的工作分配制度进行了研究，为其观点提供了支持。国内学者中，较为著名的是李汉林关于关系强度和农民工的专门研究，他提出了“虚拟社区”概念，指出群体是构成强关系纽带的基础，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纽带关系强度的重要前提条件。纽带关系的强弱与农民工行为受影响的程度有关[20]。此外，还有很多社会网络方面的相关研究。本文借取的是社会网络的视角和相关理论性解释。

　　1.3 相关概念界定

　　1.3.1 农村传统手艺人

　　农村传统手艺人是指一切除农村传统的土地耕种业以外的、有熟练的特定技能，主要依赖人体的手或其它部分的直接接触或参与，而较少地利用机器来完成某一项作业的农村劳动者。概念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基本以此手艺为生计;二是以手工为生产制造的前提，有赖于某种手工操作，受制于某种特殊的行为动作程式，即套路。

　　手艺一般具有以下特性：

　　(1)必须依靠手工，离开人和手艺的因素就不再是手艺了。

　　(2)来源于生活，与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关联。

　　(3)手艺谋生的不固定性和自由性，没有正式组织中严格的职业规范，且劳动量非平均，一些手艺并非每天都有活做。

　　(4)手艺流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同于机器生产，只要加班加点就能增加产出。

　　本文分领域将手艺人作如下分类：

　　(1)生活类手艺人：工作内容涵盖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食——制做各种食品，主要指特色小吃、特产的制作者;衣——裁缝;住——建筑工匠，泥瓦匠;用——木匠、铁匠、石匠、篾匠、弹花匠等。

　　(2)民间杂耍艺人：主要从事以娱乐和欣赏为主要功能的手艺活动，如捏面人、吹糖人、拉洋片、浙江台州的黄沙狮子。

　　(3)艺术品制作匠：以艺术装饰和艺术欣赏为主要功能的手艺品制作者。如手工艺术品、书画作品、雕刻等。

　　(4)风俗类手艺人：主要是从事民间风俗仪式的手艺人，如乐师、风水师、婚丧司仪等。

　　本文的研究对象限于生活类手艺人。

　　1.3.2 改行

　　是日常口头习用语，社会学称“职业流动”。包括两种情况：职业内的流动和职业间的流动。

　　职业内的流动主要指职业地位和职务的变迁、从事方式的变迁等。乡村传统手艺人职业内流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流动到较容易的职业，即技术要求降低。另一种是流动到其他手艺行当。凡发生职业内流动的手艺人，本文都归为手艺留守群体。

　　职业间的流动指丢弃手艺，改行从事新职业。本文在改行这一变量上增加了地域流动的变量，由此形成四种组合：本地职业内流动、外出职业内流动、本地职业间流动、外出职业间流动。这是乡村传统手艺人流动博弈的基本模式。

　　1.3.3 博弈

　　“博弈”在《辞海》中的解释是：“《论语·阳货》：‘不有博弈者乎?’博，局戏，用六箸十二棋;弈，围棋。”[21]根据《辞源》的进一步解释[22]，核心意思是带赌注的下棋称为“博”，单纯的只是下棋称为“弈”。因此，本文认为，“博弈”二字从渊源上本身已包含了为经济利益的博弈和为赢得精神满足的博弈双层含义。

　　博弈论(Game Theory)，即对策论，是指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和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存在的可以选择的策略中作出决策进而实施，取得与其选择相应的结果或收益的过程。[23]博弈的基本要素有三，一是局中人，即拥有决策权的参与者的集合;二是行动，即局中人可以采取的行动策略;三是支付，即行动会带来的得失，与行为选择相对应的结果。

　　博弈论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韦伯的理想类型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传统行动和情感或情绪的行动。第一种目的合理性行动以达到目的和获得成效为指向，后三种不是纯粹以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为支配原则，往往由习俗、信仰、习惯、道德、情感等引发[24]。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是一个理想的概念，事实生活中不存在完全独立的纯粹化市场，本文不做理想类型的假设。社会事实是不论市场还是社会个体，都必然受到经济之外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对社会政策、制度、风俗道德、文化惯习、社会关系等制约因素的肯定又不是对社会个体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特性的否定。因此，本文的前提假设是个体、群体和组织在经济理性中渗透着作为社会个体的社会文化属性和伦理道德属性。

　　1.3.4 场域与地域

　　“场域”是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也是其实践社会学的基本分析单位，被定义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场域论与社会网络理论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出发点上相似，都将社会空间作为研究的基本点。本文所运用的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主要观点如下：

　　(1)“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每个场域具有自身独特的逻辑和必然性。[25]

　　(2)“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布迪厄尤其强调了“客观关系”的含义，指的并非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客观关系。[26]客观关系的空间构成了场域的结构。在结构中，个体的不同位置取决于他们在争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且位置是经常变动的。

　　(3)“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不同位置的占据者不断地展开博弈”。而局中人的博弈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场域的认知，而认知又依赖于对场域抱有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27]

　　(4)场域与场域之间既有界限，又有关联。“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28]而对于关联，布迪厄认为极其复杂，无法回答，原因在于场域间的关系受到时空、历史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模式和规律，只有进行具体的经验分析。“……对于每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况，我们都要分别进行考察。”[29]

　　而场域与地域，两者相关，但不等同。地域是物理性空间，而场域是社会性的虚拟空间。S村、白水洋镇、台州、浙江等都是大小不一的地域空间，然而提取它们的同质性因素就可以构成一个共同的场域。而同一个地域里又有很多个不同场域的存在。S村内部就有不同场域之间的交往和互换。

　　地域变迁了，但场域可能会随着非地域性的虚拟社区[30]的存在而存在。

　　1.3.5 惯习与习惯

　　布迪厄对“惯习”(Habitus)的定义是：“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是结构化了的结构，可以发挥促结构化的结构的作用”。[31]首先，“惯习”不等同于“习惯”(habit)，具有场域性、持久性、历史性、可转移性、开放性和能动性。其次，上述多个“结构”表述指的是惯习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其来源于社会结构，又促进社会结构、场域结构的生成。[32]

　　不仅场域具有关系论的本质，惯习也具有关系的特性：惯习与身体有着扎根性的关系而表现出对变化的抗拒;与场域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惯习的个体性与集体性之间也互相关联;此场域的惯习与彼场域的惯习也会发生关系。[33]

　　1.4 主要研究内容及思路

　　1.4.1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将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结合，无意于抒发对手艺逝去的落寞，只是通过社会学的视野研究乡村传统手艺人的变迁和生存的博弈。全文主要研究内容有三项：

　　(1)考察S村传统手艺人目前手艺、生活和地域三者所构成的概况，研究乡村传统手艺人和手艺的变迁及特征。

　　(2)考察S村传统手艺人群体中留守者与改行换地域者的生存博弈策略，从中透视手艺资本、社会网络、乡村逻辑在手艺人生存博弈中如何被利用，并分析利用过程中的促进与阻碍力量。

　　(3)探讨现代性因素与传统性因素之间的张力。借助场域和惯习的连续性和可转移性特征，通过两个比较——留守者与改行换地域者的比较，传统手艺人和非手艺的普通村民在生存博弈上的比较，来探究“手艺”这个属于现代性中的技术性要素与乡村逻辑和社会网络等传统性惯习的冲突与合作，其载体是手艺人，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既体现在手艺变迁中，也体现在手艺人的博弈选择中。最后在整体视角、权力视角和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下提出一点未成熟的思考。

　　1.4.2 主要研究思路

　　主要研究思路分两个层面：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剖析。横向主要比较手艺人之间、手艺人与非手艺人之间生存博弈过程中的异同。纵向主要是对个体手艺人在自身经历的不同阶段上的博弈变迁和手艺人群体在改革开放前后的策略差异进行分析。

　　(1)场域-惯习理论的视角

　　S村传统手艺人的生存博弈处在乡村逻辑、手艺资本、社会网络、中国社会变迁等多个场域的交织中，是一个多重嵌套的场域，形塑着手艺人相同或不同的惯习。本文有限的能力无法为场域理论做理论贡献，研究的重心在于通过过程—事件分析，考察手艺对乡村传统手艺人生存博弈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发生作用的直接和间接路径，对间接路径作一定的阐释，以此丰富理论在经验层面的内容。

　　(2)社会网络研究方法的借鉴

　　本研究不以专业社会网络的视角去全面分析乡村传统手艺人的社会网络，而是提取手艺和部分场域中的社会网络进行生存博弈过程的互动分析。社会网络影响着生存博弈，生存博弈反作用于社会网络。在社会网络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涉及到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成果。“手艺”既是社会网络的媒介，又是传统手艺人的特有社会资本，又是一个场域，通过考察其在生存博弈的选择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呈现传统手艺人的场域特征和博弈特征。

　　(3)博弈论的思路

　　本文研究乡村传统手艺人的生存博弈，立足的切入点是场域、惯习和社会网络。该博弈论的思路基于如下观点：社会由不同的人群集合而成，由此形成不同的结构，一个结构的群体以及个体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都必然存在相互作用，这种社会网络中的相互作用就是博弈论的核心之意。

　　不论是场域—惯习理论，还是社会网络研究方法，本质上都是关系论的思维方式，是中观层面的社会学方法论。而博弈的本质也是人际关系的互动，包括人们之间的交换、互惠、竞争、冲突等关系，故而本文采取博弈策略的分析来研究村庄场域、手艺场域和社会变迁场域中惯习和社会网络的效应。

　　1.5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社会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个案深度访谈，结合了文献法。具体的实地调查主要是分三个时期集中进行，前后共访谈过37人，在论文写作中主要提取了22个个案的访谈资料：

　　(1)第一阶段：2008年2月。利用寒假时间，在产生研究想法的初期，还没有访谈提纲，也没有文献综述时，主要在镇上访谈了10个人，访谈范围比较广泛，没有确定S村，所以访谈镇上的手艺人和居民比较多，所涉及到的访谈层面基本是了解情况，中间包括个案3、个案5、个案20。所获得的资料倾向于手艺能促进个体的生存博弈的观点。

　　(2)第二阶段：2008年7月-8月。利用暑假的机会，在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想法和文献综述的情况下，拟了访谈提纲，访谈了12个人。这个阶段的收获主要是两个：一是出现了相反的观点：手艺带来资本的同时，也局限了个体的发展空间;二是基本可以确定以S村为个案。这是决定本文核心思想的一个阶段。

　　(3)第三阶段：2009年1月-2月。利用春节在外经营的手艺人返乡的时机，拟定进一步的访谈提纲，锁定S村进行调查。访谈了手艺人和非手艺人共15人。

　　在三个时期的调查过程中，对于访谈对象的选取一是看到他们是手艺人而前去调查，二是通过村镇人和访谈个案的介绍去寻找，兼顾到了典型性。

　　此外，笔者本人是白水洋镇的人，在镇上生活了20多年。尽管从1996年开始在市里上初中，至今一直在镇外读书，但每一年假期的时间算起来，在镇上待的时间一般是两个月至三个月，这求学的十余年从未间断过。在家的时候，经常旁听大人们的谈论，各种公共空间几乎都观察过，在校期间，频繁与家中父母通电话，时常谈起镇上发生的人和事，故而20多年来储存了不少当地知识，并不断地随着变迁在更新，对分析本研究专门社会学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起到了辅助理解的作用。虽然是一个局中人，但将尽可能地做好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立场。

　　1.6 本文组织结构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介绍了研究的基本情况，包括研究缘起、相关研究综述、概念界定、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思路等。

　　第二章概述村庄和村庄传统手艺、手艺人，并详细分析了手艺、手艺人、村庄、生活之间的关联，以及所发生的变迁。

　　第三章研究乡村传统手艺人出身，但目前已改行换地域的群体的生存博弈。主要分析以手艺资本和社会网络为基础的博弈策略，分别对博弈动机、具体策略和促进障碍因素进行分析。

　　第四章研究留守群体的生存博弈。分析了地域留守和手艺留守两种具体策略的原因、表现及促进障碍因素。

　　第五章总结研究结论，并从场域——惯习理论的继续思考、权力角度、经济文化类型视角、文化堕距理论视角等方面提出一些思考。

　　2 村庄、手艺与传统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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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村庄概况

　　浙江省台(tāi)州市，是浙江沿海中部的一个地级市，是上海经济区的南翼，北邻宁波、绍兴，南连温州，户籍总人口约600万，其中农村人口约456万。

　　临海市是台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台州中北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休闲用品礼品生产基地。全市总人口110万左右。在行政区划上，辖5个街道办事处，14个镇，其中一个西部重镇就是白水洋镇。地貌上“七山一水二分田”，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市工业五大主导产业之一是彩灯、钮扣、铁木制品为主的工艺品行业。[34]

　　白水洋镇是浙江省中心镇，素有“小香港”的美誉。地处临海、天台、仙居三县市的接壤处，是连接台州与金华的交通咽喉，全镇地域面积217平方公里，辖145个行政村，总人口10万。集镇建成区面积2.6平方公里，建成区人口1.7万人。历来商贸发达，人杰地灵，是周边近百里方圆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其工业起步较早，机制灵活，全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就在这里诞生，经济上以工艺礼品、医疗器械等为特色产业，是临海市上述提及的工艺礼品生产的最大基地。在文化和风俗上，白水洋上游村的“黄沙狮子”是临海传统文化之一，被评为“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白水洋“三奇”是白水洋狗肉、豆腐和馒头。此外，还有食饼筒、糟羹等与民间风俗故事有关的民间小吃。[35]

　　S村是浙江省台州市临海白水洋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该村位于白水洋镇西边1.5公里，镇主要河流叫永安溪，溪旁原名状元地，上世纪60年代改为上元地，但村前的路还叫状元路，通镇的道路为7米宽的水泥路。这里流传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一位仙人路过此地，指着村庄说：这是个出状元的宝地啊!事实如何无从考证，但是自上世纪30年代至今，该村共出了19位博士倒是不争的事实。村里主要农业为种植水稻，特色经济作物有东魁杨梅、枇杷。

　　该村全村总人口据2008年统计，共371户， 1160人。其中男性593人，女性567人，男女性别比为104.6：100。特困残疾人17人，低保户4户共10人。60岁以上老人117人，占10.1%，他们中有4人曾经是手艺人，本研究访谈了3人。50岁年龄段的人数是128人，其中男性72人。

　　由于S村与镇很近，其经济、文化、社会方面与白水洋镇基本融合。计划经济时代以农业为主，也有偷偷经商者。自改革开放以来，据2008年统计，外出经商有177户，达654人(其中包括随父母外出生活的小孩)，主要流向上海、石家庄、陕西、江苏、云南、西藏、东北等地。主要从事办企业、经商(小商品)、装修、干洗店、餐饮、木雕及办文化补习班等。手艺人外出务工涉及的工种有弹棉花、制作小烧饼(“蟹壳黄”)、木质佛像雕刻、豆腐手艺等。村庄人均年收入2008年约11278元，农村医疗的覆盖率达92.67%，经济发展水平在浙江农村中属于中等程度村落。

　　2.2 S村传统手艺人的现状

　　本章节主要从手艺类型、手艺人的年龄层次和从事年数等三大方面对S村传统手艺人的现状作大致的概述和简单的分析。

　　在手艺类型上，目前S村还保存的手艺有小吃类和其他生活用品类。在小吃类，其中典型的有豆腐手艺、蟹壳黄手艺和挂面手艺;生活用品类较为典型的弹棉花手艺、裁缝、敲铁皮容器、竹编、补鞋等。这些手艺的共同特点是当下人们在生活中对它们还有需求，甚至是需求大于供给。原因是一方面留守手艺的人逐渐减少了，而他们的生产方式是家庭生产，工艺流程本身又较慢，产量就很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进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人们对传统手工产品的需求反而增加了，尤其是城里的人们转向农村寻找这些“绿色产品”，因此对手艺产品的需求反而大于供给，于是购买和馈赠便开始涉及人情因素了。像挂面，还有村所辖的白水洋镇上的手工馒头，城市里的人经常特意过来买，一般是由农村的亲戚领着来，或者村里和镇上的人购买回来作为一种馈赠给城里的亲戚们。虽然手艺人只在村庄里从事家庭式手艺生产，但产品大多事实上通过了村庄的人情路径在城市扩散开了，其使用者主要有两类：一是村庄人在城里的亲戚;二是村庄人在外经商和工作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每到过年这些手艺产品的购买和消费更是人情往来的呈现。

　　“我每年都要在他那里买上几百斤的挂面，好吃，我在临海的那些亲戚我每次送几斤，在外经商的妹妹、亲家都是由我买了寄过去的。一到过年，馒头是几百个几百个地买，非得提前订，要是临时要，那还得要讲人情才买得到。我的妹妹和亲家他们在上海，不只自己吃，还要送些给他们上海人，他们也可喜欢这些土特产。”(个案18)

　　在年龄层次上，目前S村留守手艺的主要是40岁—60岁年龄段的人。40岁以下的年轻人，手艺水平一般较低，几乎都是出于谋生的目的才学的，只有一两人是由于父亲传续手艺的命令而难以反抗才学的。他们目前的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大多在外经营手艺;二是继承父亲的手艺网络在村庄或镇上谋生，三是给父母充当下手——父母从事手艺是以给孩子赚钱为主，在手艺上以父母的手艺为主，年青人的手艺水平只能打下手。

　　“他(小儿子，35岁，已有两个小孩，大女儿7岁，二女儿2岁，妻子在家带孩子，无职业)20几岁的时候想跟着别人出去做生意，是很多人赚了，但我不允许。搞什么花头，还是跟着我学手艺老老实实安稳些。我都已经给他在新大街上(这条大街被公认为镇上的主道，是商铺中心，也是一定个人财富的表征，在这条街上拥有房子的算是一笔财富)盖好房子了，就是准备给他开店的。”(个案15)

　　笔者继而去街口与他儿子做了直接的访谈，当复述他父亲的上述这段话以求证时，他儿子脸上和话语间明显流露出对严父命令和家法的无奈，不仅仅在手艺方面，在生活方面也如此。从这对父子的双方面访谈中了解到他父亲的这种自信完全来源于其自身的手艺资本。他父亲学手艺很早，又是手艺人中的佼佼者，在手艺方面的确很有天份，学得快也做得好，是村里公认的“能人”——手艺能人和生活能人。他在家庭中、在手艺场域里的支配主导地位、在村庄和镇上的民间权威、强烈的自我主观性性格等都与其手艺水平几乎是成正比的。

　　“我做手艺啊，师傅级的地位是没话说的。我跑过不少地方，宁波、黄岩、路桥、仙居、金华……浙江省内的我早先都去做过。我去做过手艺的人家，没有挑剔过我的。别人没活做的时候，我都是不愁的。我不管在哪里给人家做手艺，那是没人敢欺负得了我的。有一次在仙居一户人家那里做，……(描述了其不被人家欺负的一次经历)” (个案15)

　　“我们家‘老土’(‘老土’是他的妻子，这个称呼是在一次吵架中产生的绰号，‘土’是土地婆的意思，不是指容貌和穿着土。其妻现在中国农业银行白水洋支行里给员工们做饭，据说是因为他在镇上名声不小的原因，他妻子找到了这么个差事，而且做得还挺好。他呢，现在有空也时常在农行保安方面帮帮忙)就是当时我做手艺的一户人家的女儿，当时他们一眼就看中我，做手艺的人那时候吃香，能嫁个做手艺的那是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啊!他们很想把女儿嫁给我，待我格外好，不停暗示我，后来我看他们家女儿样子长得也不错，当时还挺秀气的，就给自己定下了这门亲事。现在这个‘老土’哪是当时的文气样，真是什么都不会。” (个案15)

　　“我那大儿子(目前也在新大街上，和他一起住，但分家生活，有两个儿子。大儿媳也是无职业，在家中带孩子。他现在自己拥有一辆出租车，专跑镇上至临海城关的短途出租车，这种出租车在镇上和城关都设专门的上车点，价格是规定的，平时一般10元，有时15元，过年前后是20元。城乡公交车的价格是6.5元)，不听我的话，本来开摩托车修理店，靠手艺吃饭不错啊，非要去外面做生意。他这个老婆呢也是不会做人。从外面回来后，在家没事做，开个摩托车去赚点小钱，现在开这个车我看也不行，不听我的我也不管他，我自个儿日子过好才是真生活。” (个案15)

　　“沈TD那是百事通，他什么都能干，你有不会的，不懂的，不知道的，找他那基本上都能解决。”(个案21)

　　“他(指沈TD)呀，你最好顺着毛摸，顺着呢他这个人好得很，否则那要被他数落死的。”(个案19)

　　“他们家一手都是由他把持着的。他大媳妇这个泼辣强势的人，碰上他那是多话也没有用的。”(个案18)

　　“我们家老头子手艺活做得那是让谁都服的，就是他太能了，我们都显得没用。”(个案10)一句不经意的话，揭示了个案1这一自信型和支配型性格的源头。

　　在从事年数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一直从事同一门手艺数年的，在S村一直从事同一门手艺最高的年限达到32年(个案1)，是豆腐行当;第二种是从事了十几年的手艺，但中间换过手艺行当;第三种是从事过手艺后，丢弃了手艺转行到其他职业的，这是目前人数最多的群体。第二种换过手艺行当的在更换的次数上有差异，更换的行当之间有相近与完全相异之分。完全相异的又可分为技术要求相近与相异的区别。

　　2.3 S村传统手艺、手艺人与生活

　　2.3.1手艺与技术

　　手艺的“艺”指技艺，即技术。手艺与技术的关系看似属于手艺与工业技术条件的关系，属于手艺与客观生活环境的关系，但在生活类手艺中略显不同。乡村传统手艺是民间的手工活，在技术要求上其实差不多，手艺及手艺水平主要取决于对生活原理的熟知和手艺操作的娴熟程度，一些时候个体的理解和感受也会使手艺水平有所差异，但传统手艺对于文化的依赖始终并不很大。

　　虽然传统手艺行当之间的技术性差异几乎不存在，但从事年数、是否换行却与技术因素有着一定的关联，这种关联是通过技术要求与工业化变迁之间的张力而发生的。手工艺流程越是传统，越依赖手的操作和生活经验，则受工业化的机器和现代化革命的影响就越小。在S村从事年数最高的豆腐行当，已有两千多年的制作历史了，时代相传，被称为“白水洋三宝”之一，它的地域特色在于采用的是优质的六月豆和盐卤点浆法，过去据说当地优良的水资源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现在大多都是自来水了，已无差异。它比石膏豆腐吃起来更软、更嫩、更鲜滑，是附近县市小有名声，是消费者点名要的食品。其制作步骤可分为选豆、磨豆浆、滤浆、煮浆、捞豆腐皮、点浆、豆腐成形等。制作工序一点都不复杂，只要有制作器具和原料，当地的普通家庭就可以自己制作，只是手艺的操作娴熟程度不同，经验不同会使做出来的豆腐质量有差异。据村里豆腐手艺最有名气的个案1介绍，点浆是关键的关键，其次是大豆浸泡时间的把握，磨豆浆时水和大豆的比例，以及大豆磨好后豆浆的细腻程度，还有煮浆时的温度控制，都直接关系到豆腐的质量。上述这些技术纯粹来源于人、手和生活经验因素，因此，两千多年下来只有磨豆的工具从人力到机器的变化，其核心技术没有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做豆腐就是这一把简单的手艺，也没有什么变化。…………”(个案1)

　　“我们这些笨人图的这双笨手艺，也不识字，没文化。”(个案2)

　　因此，手艺及手艺人在手艺的场域中受到工业技术革命的直接影响并不很大，工业技术革命对手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间接路径发生的。

　　2.3.2手艺与谋生

　　除去退休养老的那部分传统手艺人，S村已经完全丢弃手艺的传统手艺人目前的职业有经商、私营企业主、从政、乡镇府的临时工、炊事员等。目前仍从事手艺的人主要有三类：仍依赖手艺谋生、手艺与他业结合、手艺只作为非营利的业余兴趣。

　　浙江是百工之乡，又是典型的讲求实效、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业的省份，传统手艺人身上也一样透露着这种深刻的浙江地方民间心理[36]，因此手艺的功能最首要的便是强烈的谋生目的——手艺为自身生活提供物品，为谋生和发展提供手段和途径。

　　在手艺与劳动之间，手艺被视为可以“变钱”的劳动，多付出一分劳动就可纯粹地多增加一分收入。

　　“学了一门手艺用的次数越多，钱也变得越多。比种田那是来得快多了，种田还要等长大，还要卖出去，卖掉一次就没了。手艺干了还在，干了还在，只要有活，天天有钱收入。”(个案19)

　　“……再说了，有副手艺(一双手艺的意思)，不花钱就可以当人情送，像那个荷琴……”(个案4)

　　“单纯做体力活啊，不值钱，有手艺，劳动就变得值钱了。”(个案20)

　　可见，人们认同手艺使劳动增值的观念。因此，在镇上和村庄里，很多人不管用不用得到，即使没有明确的手艺经营规划，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会有学门手艺的兴趣，真正出于兴趣而去学习的并不多，根本目的是为自己的生存博弈储备一个保障，这也是博弈智慧的表现。

　　在手艺与生意之间，手艺被视为可以无本经营的生意。一把手艺就是一门生意，凭借手艺就能有饭吃，就可以为自己积累第一笔资本。费孝通先生将手艺和商业结合的人称为“艺商”。艺商本身就是手艺与生意之间的合作博弈策略。在手艺与生意之间，手艺人大体持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做手艺也是属于做生意，有些还强调手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一把好的“生意手”。“生意手”的意思就是在生意经营中的博弈智慧，实际上就是人际交往的博弈，靠着这种博弈智慧提高手艺的经济效益。另一种观点认为做手艺是属于按部就班干活，不需要张罗别的什么，就是不说话也没关系，只要把手艺做好自然生意就好。这类人性格大都比较内向，少言语，像个案5木匠师傅。在他们看来，手艺就是手艺，是手的技术和技艺的“艺”的结合，他们会在手艺中融入情感的成分，在手艺中产生改进和创新。

　　“我也曾经想出去外面做生意，但手艺做惯了，没有生意手，我还是适合干这行。……白水洋这边的石膏线、勾天花板技术都是我带头做出来的。……我平常干活的时候喜欢琢磨，在琢磨中有时候会有自己的想法。”(个案5)

　　“干久了，也喜欢干了，要是现在让我干别的，不摸这些工具，我还真是不习惯呢。”(个案8)

　　最后，在手艺与职业之间，访谈中问及对手艺与职业的看法时，传统手艺人中留守者大多认为手艺只不过是糊口谋生的手段，不算正式的职业;换过行和经历过地域流动的传统手艺人总体上比留守者有更为明显的职业意识，他们认为手艺也是一种职业，只不过从事的场所和方式不同，自己当家无人约束，一样是挣钱过日子。可见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对人们观念的影响是强大的。

　　总之，在调查中听到最多的是“糊口谋生”四个字。手艺的产生是为了谋生，学手艺的初衷是为了谋生，改行的原因也是谋生需要。马克思说社会主义阶段劳动仍是谋生的手段，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谋生”是村庄概化和含糊的一种语言表达。在同样一句“糊口谋生”背后却是不同地域的惯习和不同个体在谋生方式、博弈内容和博弈手段上的差别。从手艺到谋生，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中间包含着手艺网络和生活方式的路径。

　　2.3.3手艺与生活

　　手艺不论扮演着何种角色，发挥着何种作用，都是传统手艺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手艺的功能本质上并不是手艺自身决定的，而是手艺人和手艺的消费群体赋予和界定的。例如竹编的手艺，一些地方将之作为具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浙江人则更多是把竹编作为具有现实性使用功能的生活用品。而这种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着一种场域文化和生活方式。

　　本节从经济收入、生活质量、社会地位、社会网络和生活方式五个方面概述白水洋镇和S村场域下传统手艺人的生活。

　　在经济收入方面，总体而言，留守手艺和留守村镇上的群体在经济收入上是相对较低的。在调查中并没有收集具体的收入数据，判断的依据是他们生活的物件、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水平及村庄里的社会评价。村庄里的社会舆论有时比当事人本身的回答更加真实和全面。手艺和地域双留守者没有一个人是拥有私家车的，而曾经是手艺人，现在改行了，或者在外经营本土手艺的在私家车的拥有、日常消费方面显现出较好的经济状况。然而村庄和镇上事业做得最大的几个人物却都不是手艺人，他们中有过去属于吊儿郎当型“小混混”的无业游民。手艺使劳动增值，给手艺人带来手艺资本的同时，似乎也局限着手艺人的生存博弈。

　　在生活质量上，完全放弃手艺的群体虽然经济收入高于留守手艺的群体，但生活质量未必就一定高于留守者。在访谈的手艺人中，往往提到虽然现在干手艺行当没什么钱，但生活在村庄和镇上还是比在外谋生要舒服多了。周长城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中给生活质量下的定义是：社会提高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社会全体对自身及其自身社会环境的认同感。[37]生活质量不仅受制于社会客观的现实条件，还受制于个体主观认同上最后的自我界定。在对比分析S村传统手艺人留守者与改行者的生活质量时，发现社会环境和社会评价因素极其重要，它们形塑着个体的认同感，继而影响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感受和评价。在访谈中经常会听到同一种不自觉使用的句式：“别人都……，我要是不……，那就……。”个体生活的选择在社会舆论环境中不自觉放弃了部分自主权，甚至连置房和置房的位置选择都会考虑社会网络和社会评价方面的因素。如在某一地方买房是为了结识那里的社会网络，很多人试图通过买房进入较强的社会网络圈以保障自己一定的社会资本。不同位置的房子也是村庄社会评价中一定经济水平的标志。如前面谈及的个案15给儿子在“新大街”置建的房子，在社会舆论中就被认为是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实质上个案15平时很节省，省下来就是为了在新大街置房。假若个体自身的认同体系一旦和群体认同一致了，就很难感知到支配自己的原来不是内生的动机，而是社会的力量。因此，手艺人基于手艺的博弈很大程度上还是回归到了场域文化下的博弈。

　　在社会地位上，韦伯社会分层的标准是财富、权力、声望三位一体。手艺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因素中手艺水平为他们积累了一定的民间权威，但在白水洋镇和S村的场域惯习中，社会地位衡量指标更倾向于财富、家族势力、宗族、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手艺之外的因素。而社会地位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社会地位高的人，社会网络的扩展也更容易，社会资本更丰厚。这些民间性的非正式制度在乡村传统手艺人身上同样适用，并没有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手艺技能和手艺资本而获得独立于场域之外的生存逻辑。

　　虽然手艺无法规避场域，但手艺资本对于手艺人社会网络的构建，又的确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在乡村传统手艺人的社会网络中，手艺是他们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和资本。通过手艺的扩散使他人知道自己，通过手艺的水平获得他人的信任，通过手艺的传授结成师徒关系，而徒弟带徒弟的手艺传授方式将一个个师徒关系又连接在一起，结成手艺的传授网络，通过手艺的经营结识顾客，通过顾客信息的相互传递扩展手艺网络的范围。当然，村镇地域范围有限、社会交往以面对面直接交往为主等村镇特性，才得以提供给手艺网络顺畅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在访谈中了解到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大多是熟人社会中的熟人关系，陌生的拜师学艺情况在S村相对较少。

　　“我当时的师傅是我母亲叔伯的舅侄。没有交钱学。”(个案8)

　　“我当时是跟着我三叔学的。我自己带过的三个徒弟，一个是本村人，其他两个都是陌生人，不是亲戚和熟人。”(个案5)

　　伴随着手艺，社会网络的范围由家庭扩展到社会，由亲戚扩展到因手艺结识的业缘群体、顾客和朋友。而社会网络实质上又是生活方式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两者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本文为了突出两个方面，故而在分析结构上将两者分开单列。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生产方式、生产活动与包含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生活方式”，其中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具有密切的联系：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又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里，生活方式还是区别阶级的重要指标。[38]

　　“在公司做不自在，在家户做自在些。”(个案15)

　　“做手艺比较自由，我还可以照顾家里上学小女儿的一日三餐。” (个案5)

　　手艺与生活方式是相互渗透的。手艺影响着个体，甚至扩展到家庭、群体和特定社会范围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则赋予手艺场域性的界定和场域性的功能。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场地(或生产环境)、生产手段、生产时间三因素，它们在形塑一个手艺人的生活方式中扮演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除生产方式外，手艺功能与生活需求的关系是手艺与生活方式之间关系的一部分。上述章节提及的人情，作为手艺延伸出来的一个特殊功能，是由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场域构建出来的。最后，从社会心理层面看，观念是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生产方式在形塑现实可见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由外而内地形塑着手艺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

　　2.3.4手艺与地域

　　手艺人中不乏走街串巷的流浪者，生活类的手艺人也通过地域流动进行生存博弈。

　　首先，本地独有的手艺在外地如果能受到欢迎，则可以通过地域特色优势而获利。如果不被外地的惯习所接受，则容易换行寻找新业。曾有浙江的手艺人在武汉经营浙江餐馆，由于浙江的饮食口味不被武汉人喜爱，生意亏本，于是就转行在汉正街经营连通武汉和浙江两地的小商品批发生意。

　　其次，普通的手艺各地大体相通相似，如补鞋、打铁、木匠、泥水匠，只是不同的地域空间在需求量和劳动报酬上有所不同，手艺人则基于洞察到的差异进行地域流动的选择。比如村镇上补鞋的人大多是在海南发家致富的。

　　再次，手艺水平在同行中属于较低者，选择通过换行或地域流动的博弈策略，有效地避开本地竞争，给自己创造生存博弈的优势。他们往往在外能够获得比本地手艺人更可观的经济收入。特有的盐卤豆腐手艺，比个案2差远了的中青年手艺人就有在苏州、上海等地经营的，有的还依托酒店餐馆的销售，据说一年就夫妻俩人都挣到十万有余，这与本地有名的豆腐人一年只挣个两三万相比，的确是更明智的生存博弈。

　　S村的手艺人依据地域划分，有四种情形：留守村庄和镇上的、在台州市区的;省内的;省外的。留守村庄和镇上的手艺人，其博弈最讲求的是手艺网络和社会网络，即通过其在村庄和镇上的社会网络资源而扩大销路，增加经济收入，得到关照。在台州市区做手艺的人数最少，主要是建筑装潢类手艺人，因为台州市内手艺的地域性差异并不大，基本是当地的需求本地手艺人提供就够，少有博弈的空间。有些不为经济利益博弈的手艺人则不愿意出来经营。省内的和省外的手艺人往往会通过地缘关系结成同盟进行博弈。

　　“我们以前在上海做沙发，大多数是我们自己台州人，我们都是互相关照，生意上我们内部自己协调，对外地人的同行，说实话我们会联合起来防。”(个案12)

　　2.4 S村传统手艺人的变迁

　　2.4.1 改革开放前的手艺人

　　改革开放前，乡村传统手艺人就有外出经营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外出的手艺人还是有成功获利的。随着出去的人渐渐多起来，博弈成功者的示范作用，外出手艺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当时由于社会控制的严密性以及交通条件的落后，流动的人数和流动的范围都很有限。改革开放前通过手艺积累了资本的手艺人很多在当时是通过置房来守住财富的。

　　“1966年文革开始，我手艺学成独立做，当时一般手艺木匠是1.2元/天，特殊行业如五金修理方面是2元/天，当时公社书记的工资是45元/月。但做手艺也是有风险的，有时候没有活干，一个月一般做20天左右。”(个案15)

　　“我当时是修理轧花机的，属于特殊行业，2元/天，一个月顶多20多天可以修。我当时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宁波、仙居等地修，工资是一样的。但是当时很少人出去做，劳动力不允许流动嘛。那时做手艺吃香的。做师傅的还有外快，又受人尊敬。” (个案15)

　　改革开放前的手艺人在社会地位上较当今要高得多。

　　“早先做手艺都是别人找上门来请你做，吃饭也都是好生招待的。” (个案15)

　　“改革开放前，做手艺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现在公务员叫做‘铁饭碗’，手艺饭碗那还是橡皮碗呢，摔也摔不破。” (个案21)

　　“那时候找对象都希望找一个做手艺的人。”(个案15)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之前，普遍都认为手艺技能是手艺人的骄傲和资本，“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手艺与农业结合是生存博弈最主要的方式。

　　2.4.2 改革开放后的手艺人

　　手艺行当是改革开放初期手艺人资本积累的依靠，手艺与商业结合是最主要的生存博弈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临海全面实施后，手艺行当便开始走下坡路。但直到1992年以前手艺都还是吃香的，之后就不行了。因为改革开放至90年代是第一批人出去检验的时期，进入90年代，改革的机遇被人们纷纷致富的现实证实了，换行和外出经商的人更多。改革开放后还老老实实做手艺的，在社会评价中被认为是没有能力、迫不得已之下的生计。

　　“改革开放后，78年至82年是动荡阶段，改革的信息吹动人心啊，分田。86年做手艺还吃香，木匠、泥水匠当时是3元/天。承包一间房从起好(盖好的意思)、粉好(粉刷好的意思)，到把地浇好、瓦盖好，三层楼，800元。小工(伙计的意思)都是泥水师自己带。承包了就不管饭。”(个案15)

　　“90年就很少人做手艺了，都做生意去了。93年的时候手艺5元/天，当时一碗肉丝面是1.3元。93年后地球沸腾了(指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动很大)。90年到93年以后，经济思路不好、没有本钱、走不出去的才留守家里做手艺。”(个案17)

　　在经营方式上，改革开放后更加多样化、更加灵活。依靠手艺基础办起相关行业的私营企业、裁缝师徒集体流动到外省联合经营、木匠师徒抱团接活等博弈策略为手艺行当注入了新的活力。

　　“90年代做手艺，木匠、泥水的都时兴承包，点工，土话讲‘行工’，就是按天给钱的，都很少了。现在点工是100元/ 天。其实差不多的。”(个案11)

　　临海的工艺品行业有彩灯、钮扣、布娃娃、铁、木制品等，都是基于当地人们的手艺基础而兴办起来的，这些乡镇私营企业吸纳了很多过去从事家庭式经营的传统手艺妇女，使她们的职业身份从自由的手艺人变成正式职业的手艺人，并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改革开放起到的是社会分层的作用，将手艺人群体分出了自由手艺人、企业老板、企业员工、包工头、伙计等不同身份。

　　而手艺观念因个体不同的生存选择和生存际遇也产生分化。认为做手艺稳当的手艺人说“手艺钱万万年，生意钱在眼前。”在改革经商浪潮中致富起来的人嘲笑手艺人的固守，挫败的人怀念手艺的稳定性。

　　2.5 小结

　　S村传统手艺人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的变迁：手艺行当的变迁、手艺谋生方式的变迁、手艺经营地域的变迁、手艺观念和职业观念的变迁以及手艺功能的变迁。

　　在手艺行当的变迁中，一些手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变迁消逝了，保留下来的生活类手艺主要是本地特色食品类手艺和当下生活中还需要的手艺。总的来说，决定手艺行当变迁的原因最终都可归结到手艺需求和手艺人对手艺从事的选择两个方面。越是传统的、越少依赖工具、越多依赖人的手工技艺的手艺，受到工业技术变迁的影响就越小，也越难使人们改变对该手艺的感情。

　　在手艺谋生方式的变迁中，S村手艺人呈现出的谋生方式主要有专门只经营手艺、手艺与农业结合、手艺与商业结合、手艺与其他职业结合。手艺人的生活惯习影响着其手艺谋生方式的选择。手艺的经营方式又反过来影响着手艺人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影响着手艺人的观念。无论是何种方式的谋生，乡村的场域和惯习仍在较大程度上支配着大多数手艺人的生存博弈策略。

　　在手艺经营地域的变迁中，改革开放带动着传统手艺人更多地走出当地，奔赴外地经营，向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寻求生存博弈的空间。地域空间的开阔给手艺人带来了更多的异质性信息和多样化的社会网络，这些悄然改变着手艺人的博弈策略。然而，场域的惯习并没有随着地域的流动而立即被抛弃，在外经营的手艺人在生存博弈中仍然使用着当地场域中的一些潜规则。这些惯习和潜规则如何促进与阻碍着手艺人的生存博弈是本文将继续深入的。

　　在手艺观念和职业观念的变迁中，改革开放前，人们的观念大体上是一致的，对手艺技能和手艺资本持充分肯定的态度，都认同手艺是可以重复生产财富的无本劳动，都认同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改革开放则带来了观念上的分化，手艺人自身认同和非手艺人群体的观念变化是不同的。从这个“不同”中，可以透视出手艺场域的作用。观念的变化点主要在关于手艺的职业性质、手艺从事的自由性、手艺谋生的保险性、手艺的资本生产性等四个方面的态度上。影响手艺观念和职业观念变化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个体成功或失败的经历、当地环境中的场域、社会评价三个方面。

　　手艺功能方面的变迁，对比其他四个方面的变迁，其变化是最小的。受讲求实效、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业的浙江地方民间心理影响，手艺的功能几乎都是谋生的目的。确切地说，变迁的不是功能本身，而是通过手艺实现功能的途径在变迁。手艺从最初老老实实地单纯经营获得收入的直接盈利途径，变化到先转化为人情资本，甚至还进行储存积累，继而再转化为收益等间接途径。

　　从S村传统手艺人的变迁中可以看到他们多样化的生存博弈策略，并进而透视在多样化策略选择背后手艺场域、村庄逻辑、社会网络的潜规则等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力。

　　3 传统手艺人改行的博弈分析

　　在第二章节已概述了浙江乡村传统手艺人作为极具博弈意识的社会个体，在社会变迁的历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以此满足自身和家庭的生活需求。这便是变迁中的生存博弈。流动的博弈策略基本有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两种模式。

　　改行换地域的内涵是既改行又换地域，包括两个方面：(1)在地域上从当地转移到外地，大多数是从农村转入城市经营，也有少部分在外地村庄经营，比如个案10一般都是在农村做，因为他是泥水匠，又擅长打灶台，而这些需求一般局限在农村。(2)在行当上已经换行，不进行手艺技术的直接从事。他们目前的职业与手艺的关系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完全无关，如从政，从箍桶到开粮店;第二种是虽不直接从事手艺技术，但行当间直接关联，目前从事的职业是由手艺行当衍生出来的，如泥水匠开起了五金建材店。

　　本章节重点分析传统手艺人中既改行又换地域的群体和带着手艺在外经营的手艺人两类群体的博弈，分析基于场域、手艺、社会网络、生活方式、博弈五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而采取的多样化生存博弈策略，与第五章留守者的博弈形成对比。

　　3.1 改行换地域博弈的原因分析

　　生存博弈的策略所依据的原因有客观性的也有主观性的，有社会性的也有个体、家庭的原因，有手艺原因也有手艺外的其他原因。本章节根据访谈调查的资料，将改行换地域的原因归纳为四大方面，分别是：手艺因素本身、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社会网络方面、家庭及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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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衣努

　　3.1.1 手艺方面的原因

　　手艺方面的原因，其内涵包括：手艺的生存命运、发展前景和需求。这三者在社会整体的基本发展规律中，呈现出关联性和不可抗拒性。供给和需求总是互相影响。虽然手艺需求决定了手艺的生存命运和发展前景，但市场经济和技术革命作为社会整体不可阻挡的发展规律，带来了规模化、低成本的机器生产，人类趋利趋吉趋省的本能支配着博弈策略。手工产品的确是好，但产量实在有限。手艺的需求可能仍然很大，但由于供不应求，且很多手艺产品具有在场性，即只能当场消费，无法转移地域而延迟使用，于是人们不得不放弃对传统手工艺产品的需求而转向对工业产品的接受。因此，手艺需求受制于手艺人的博弈策略而无法无限大，人们的需求、手艺人的博弈、手艺的生存发展之间互相制约。

　　从传统手艺和新生职业两个维度去看改行，首先，行道不行是一股推的力量，直接决定了人们对该行当的放弃。行道不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生意差，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是行道没有发展前途，已经或者必然会趋向衰落。前者是谋生问题，后者是职业问题。其次，新职业的诱惑是一股拉的力量。对新职业的判断有三个标准：时代的主流、经济上的利益和发展前景。有自主选择权的个体，一些是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一些只考虑某一方面。不论是哪一方面的考虑，最后殊途同归到经济利益博弈上的手艺人最多。这表明手艺的功能在白水洋镇如第二章所述主要是经济功能。只是不同的传统手艺人在利益博弈时所选取的路径不同，这将在本章第二部分具体分析。

　　“1996年我改行开皮革店的时候，仍有很多人做沙发，而且还是很赚钱的，但我一直想着做手艺将来没什么发展空间，我就把店面转给了别人，自己开始在苏州开皮革店。到了2002年沙发行业慢慢走下坡路。而我的皮革2002年的时候已经在上海、苏州开了两家连锁。”(个案12)

　　3.1.2 生活方面的经济原因

　　在第二章“手艺与谋生”中提到访谈对象说得最多的是“糊口谋生”的原因——“我们都是为了生存”。学手艺的初衷是为了谋生，改行的原因也是谋生需要。虽然每一个“谋生”的需求取决于不同个体和家庭的生活目标，但生活方面的经济原因往往总是首要的博弈动机。

　　手艺人的生存博弈中一部分的确是纯粹性地由于经济收入下降影响到生活支出而改变生存策略的。所选择的博弈策略有多种：换行，增加手艺项目，地域流动，改变形式(加入公司)。而另一部分，生活方面的经济原因事实上只是导火索而已。手艺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下降，首先直接影响收入，影响生活的经济方面，进而由经济状况影响到社会地位。这种连锁式的影响按照需求层次理论里由高到低的排列：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层层传递，并形成一定的循环。这是社会网络磁场较强的地域容易呈现的内在结构。因此，博弈行为虽说是出于生活方面的经济原因，实则是社会变迁中生活需求的变迁形成的驱动力。这一驱动力的形成路径有个体内生性的和外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两条。

　　沿着上述分析路径，生活方面的经济原因还包括经济状况对个体和家庭民间融资的直接影响。

　　“我是做木匠出身的，92年看他们出去做生意一个一个都发起来了，我也很想去上海闯，但人家看你就是个做木匠的，村里头手头有点钱的人，要么自己用，不敢借给你。我没办法只好到了上海先从做老本行手艺开始，自己积累资金，结识朋友，用别的办法让别人知道我的信用，慢慢干起来了，生意越做越大。没过几年，混起来了，每年回村过年，村里头有积蓄自己又不做生意的人，有一个就是当初92年不借钱给我的，这个时候找上门来问我缺不缺资金，想拿点利息。”(个案12)

　　由于起步资金不足，一些手艺人在生存博弈中会采取逐步渐进式的改行，不会一下子转换。

　　3.1.3 社会网络的原因

　　在白水洋镇和S村，社会网络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社会网络的变化会带来一个人社会位置、社会资本和信息的变化。由此，在相对狭窄、重视人伦的乡村地域上，社会网络原因是直接影响传统手艺人博弈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本节主要归纳了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其他关系四类社会网络原因。

　　(1)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主要是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血缘关系中小的核心家庭关系主要是代际承袭对手艺的传承和变更，这归于手艺留守部分。亲属圈和宗族关系中的手艺教授、信息传递以及示范帮扶等为手艺人改行换地域的博弈策略提供了条件。

　　(2)姻缘关系

　　姻缘关系对生存博弈策略的影响主要是走向夫家的流动和走向妻家的流动两种。走向夫家的流动是在姻缘关系之后，女性转向从事夫家的手艺行当或营生，或者行当未变，而经营方式发生改变。走向妻家的流动并不是入赘妻家，而是男性转向学习和经营妻家的手艺行当。

　　“我结婚前是做箍桶手艺的，结婚后在妻子的带领下做起了生意。我岳父是小学体育老师，我父亲是语文老师，我们结婚是别人介绍的。当时也是看中我做手艺，人老实。她母亲一直从事手艺经营，做过豆腐、糕点、开过馄饨店，我妻子不但会做，更是一把好生意手。我们结婚后做过养兔、红糖收购等几种生意。”(个案14)

　　(3)地缘关系

　　“地方人带地方人。”即老乡把老乡带出去发展。

　　“一个地方的人之间很团结的。”(个案17)

　　“我们虽说在外，其实都是自己地方人在一起，跟在家过日子是一样的。”(个案22)

　　地缘关系是传统手艺人选择向外地域博弈的一个重要原因。地缘关系同样起到信息传递、相互关照、结成联盟等作用。乡村和集镇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公共空间，人与人之间广泛地熟知，信息传递顺畅，传得也快。改革开放前就有出去经营的人，改革开放后更是大规模，先行者带回的信息和示范，刺激着传统手艺人的博弈策略。在重视地缘关系的传统乡土文化中，地缘关系有着天然的信任和联盟基础，在陌生的外地给人们带来安全感和支持感。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惯习和潜规则的同质性便于合作博弈。这不仅在一次博弈策略中被使用，往往在多次博弈中被重复使用。“浙江村”就是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向外显示出了博弈的力量。

　　(4)其他关系

　　影响博弈选择的社会网络因素除了血缘、姻缘和地缘三大基本人际关系外，还有结识而来的业缘和趣缘朋友等，此外，还有通过民间仪式结成的亲戚，较为典型的是“干爸干妈”等等所谓的“干亲”。依靠这些关系进行博弈策略的改变也是常见的。

　　3.1.4 其他方面的原因

　　其他方面的原因在白水洋镇和S村主要有以下情况：

　　(1)家庭原因：如子女教育。有家庭因为孩子在临海市区或外地求学，需要进行照顾而不能在村镇上继续从事手艺行当，得以改行换地域。

　　(2)年龄方面，年老力衰是手艺人换行的一个自然原因。

　　(3)身体方面，身体状况无法再进行手艺经营时便放弃了手艺。

　　(4)突发的行业纠纷也是换行或换地域的直接原因。

　　(5)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等正式制度的惩罚而逃离本地，由此发生换行换地域。

　　3.1.5 小结

　　手艺人在生存中选择改行换地域的博弈策略是由上述手艺、经济、社会网络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产生的。这些原因可能是单个起作用，也可能是多个共同导致。手艺人在博弈时进行的权衡并不简单地停留在单个或多个原因的表层，还涉及到不同场域不同内在逻辑之间的冲突和调整。

　　3.2基于社会网络的博弈策略

　　社会网络，又称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涵盖经济互动、角色互动、文化互动、心理互动、支持关系等。

　　手艺在传统手艺人观念中被视作正式职业的并不多，因此手艺营生与日常社会生活的界限并不清楚，重视手艺经营策略——“生意手”的手艺人如上述所说将生存博弈的核心仍然放在日常生活的核心——社会网络中。非正式制度、交往惯习随着手艺与生活的混迹自然而然进入手艺场域的博弈策略中。

　　社会网络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传统手艺人的生存博弈中，“潜规则”往往构成了局中人可以采取的策略集合。

　　本节从手艺、场域、惯习(生活方式)、社会网络、博弈五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来分析换行的传统手艺人是如何基于社会网络进行生存博弈的。

　　3.2.1 手艺对社会网络构建的影响

　　(1)手艺构建社会网络的媒介之一：公共空间的角色

　　在手艺对社会网络构建的贡献中，手艺的公共空间扮演着媒介的角色。

　　首先由于手艺的生产场所很多是在家中，在日常生活场景中间;其次，手艺生产的自由性，一方面生产过程可以不封闭，另一方面生产时间是相对自由的，只要能按期完成任务，可以边做边聊天，因此，手艺像80年代的电视一样也是村庄公共空间和社会网络的一个汇聚点。手艺人的家中经常是小孩和大人们爱去的地方，他们聚集在一起，聊着村庄里的人和事，谈着生活，是手艺时代村庄公共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由这个公共空间织开的社会网络，又可以称为“手艺网络”，是人们社会资源和社会信息传递的路基。

　　(2)手艺网络与手艺网络之间的区别

　　所谓手艺网络是指因手艺而结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源。手艺网络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第二部分所介绍的以手艺经营为媒介的社会网络，本文称“生意圈”。这类手艺网络一方面是生意往来性质的社会关系，一方面也是含有民间权威和情感性质的社会关系，此外可能含有由时间的积累性所带来的群体认同和纳入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虽然他不是镇上的本土居民，而是从村庄搬迁来的，但经过时间和来往的增多，也许手艺也深入人心，故而在认同中人们其实已经将其看成自己群体的一员，在面对外群体的时候不自觉地会关照和保护他。

　　二是由手艺的传授而发生的社会网络，本文称“师徒圈”。包括一般的师徒关系，一个个师徒关系转而连接在一起结成的手艺传授网络，以及由师徒关系开始进而深入交往而结成其他社会关系，关系性质的增加或改变会改变关系的亲密程度和功能。

　　三是上述第一点中介绍的以手艺的生产空间为公共空间，通过手艺这一公共空间交往起来的社会网络，本文称“闲暇圈”。这种社会网络的性质实质上是邻里关系或闲暇生活里往来的朋友关系。闲暇圈的交往有一部分会在手艺空间以外延续交往，渐渐加深了感情或增加互惠型的交换关系等。

　　在村镇的有限人际交往范围内，上述三个圈内部之间就有着高度的重合性，而其外部，同一般社会网络的血缘、地缘、业缘和志缘四大关系也有高度的重叠，严格地说，不论哪一个圈都可以归入到四缘中。此处分开来分析，是想借此彰显手艺人群体的网络特征。

　　(3)手艺人群体的网络特征

　　手艺人群体的网络特征最大的特点是信任度一般较高。此外，交往内容有限，而有限的内容又是处于高频度的交往状态，因而提高了交往质量，再加上基于手艺实体的存在，给人们一种安定感，增加了信任度，有较强的支持性功能。因此，手艺人寻求帮助的首要对象是手艺网络。他们偏好于强关系。

　　3.2.2 社会网络在生存博弈中的参与

　　改行换地域带来的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主要呈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地域上已从村镇转移到外地，但由于地缘群体的存在，得以通过虚拟社区的形式保持着原场域的惯习。“虚拟社区”概念借用的是李汉林的界定[39]，不是指电子社区，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内，农民工按照差序格局和工具理性的结构所形成和构造出来的一个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这种虚拟社区的基础，而关系强度则是这种社区组织与构造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二是随着地域、职业的流动，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新的社会网络所替代，即重建新社会网络。在重建社会网络的情形下，有些是主动的、容易适应，有些是被动的、产生了冲突和不适。

　　社会网络在改行换地域群体的博弈过程中的参与主要呈现为以下具体的策略：

　　(1)基于同质性的博弈策略

　　一方面手艺之间具有一定的门槛，另一方面地缘能为共同场域的形成提供天然的亲和性，因此就改行换地域的手艺人所表现出来的基于同质性的博弈，主要是基于手艺网络的“师徒圈”、一般人际关系中地缘、业缘的同质性。同质性的主要体现是信息的同质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质性。

　　“我在外面做的那么多年，不论是河南还是现在在满洲里，都是从家里带我以前的徒弟过去。一来是了解，都相处过嘛;二来上手快，都是熟悉的手艺，比随便找外地人稳妥多了。只是有时候找得很辛苦，每年过年我都会带几个，有时候得跑好几趟他们家去动员，实在找不够人的时候真是急啊，主要是太远，他们都不愿去。”(个案6)

　　上述个案的同质性策略是很多在外谋得新业或扩大手艺经营规模的手艺人常用的，由此形成了外出经营的“连锁迁移”现象。在地域上，连锁迁移呈现出外出地的高度集中性，S村中出去省外经营的分布在上海、江苏、石家庄的人最多。在行业上，也有高度的集中性，如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行业往往是老乡扎堆，其原因就是一个带一个的连锁迁移。

　　基于地域、行业的连锁效应，又产生出同质性的第二种博弈策略——抱团经营。同乡之间有同乡同行的抱团和同乡不同行的抱团。

　　据个案12介绍：“从做沙发起家的(一拨老乡)，后来有卖沙发布的，有办起了海绵厂的，还有像我这样卖皮革的，广州的一个客户常年在我家买皮革，在老张(老张是他当时做沙发时的同行)家买海绵，那都是当时我介绍过去的。我们有什么生意肯定是先找自己老乡人，有钱大家一起赚，需要帮忙的时候也肯帮。有的客户喜欢就跟我们一伙人做，不用麻烦，不过有些客户就不喜欢什么都跟我们同一拨人做。”

　　(2)基于异质性的博弈策略

　　在社会网络研究中指出异质性大多来源于弱关系。乡村传统手艺人的异质性有来源于群体内的，也有来源于群体外的。群体内的异质性是社会变迁中群体分化带来的。异质性通过示范作用得以传递和加强。

　　这类博弈策略所基于的大多是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因素，如信息、职业异质性和结构异质性。其中职业异质性形成“搭伙经营”的形式。

　　(3)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博弈策略——通过社会网络的转化

　　使用非正式制度的手段对正式制度进行博弈，即“走关系”，是中国社会常有的现象，其本质就是人对制度的博弈，是正式制度和体制内权力人格化的结果，表现为经济资本、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交换和转化。传统手艺人属于权力资本缺失者，他们往往使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来进行利益的博弈，而用经济资本来巩固和建构有用的社会网络资本，财富的手段如送礼、包红包、塞钱等是常用的方式。

　　在访谈中每个在外经营的人都承认使用过这种博弈策略，有些愿意详细谈，有些则含糊地没有具体说。

　　个案1：“现在的社会，这个能避免得了的(意指找关系)?!我老了在家做做豆腐，人家不买我就不做，想买我就做，那倒是用不着跟人家走关系。我女儿、儿子他们在外面开大的店子，每年都得开销人情。”当被问及“你们是干手艺活的，做好自己的手艺还怕什么?怎么也需要走关系呢?”个案4说：“手艺在自家混那没关系啊，要出去混，还是要学社会的方式。”

　　在个案4看来，这就是“社会的方式”。由此可见手艺这一技术实体，跟社会个体一样，也需要进行“社会化”，需要进行社会性的习得，需要与其他的场域发生关系。这便是手艺场域在遭遇社会其他场域时所作出的惯习的调整。看来场域与场域之间存在力量的较量，而较量的结果由博弈主体的选择所决定，影响选择的有客观性的因素，也有主观认同的因素。

　　(4)基于劣势的博弈策略

　　博弈者所基于的劣势主要是社会网络的劣势和手艺的劣势。基于劣势的博弈点在机会成本上。在村镇的社会网络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或家庭会寄希望于通过变迁脱离过去不理想的社会网络，重建新网络或乘机转换到另一种相对独立于社会网络的生活方式上。他们选择换行换地域的机会成本很小，反而敢闯敢冒。手艺劣势在于手艺的行道历时很短，收益不高，这些手艺人改行换地域就没有其他手艺还有发展前景的手艺人那样舍不得，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变迁中转换及时，容易赢得机遇。

　　(5)基于优势的博弈策略

　　而在村镇的社会网络中处于优势和资源获得性地位的个体或家庭则偏向于保护原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关系。“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基于优势的博弈容易形成向外扩展的力量。

　　问及同乡同行之间的竞争状况时，没有访谈者否认同乡同行也存在着竞争，只是他们在访谈中讲述和强调的都是同乡同行之间的合作。根据笔者父母、亲戚的直言，并结合过去放假在家时听邻里的大人们谈论的事件，了解到：内部竞争也是存在的，而且中间有时存在依傍和看对象区别对待的现象。所谓依傍，是指在同一城市经营的同乡群体中，在村庄里人脉关系、家族势力、姓氏的地位方面属于弱势的会依傍强势者进行博弈。而看对象区别对待就是指弱势者遭遇同乡间不合理争竞的可能性高于强势者。

　　(6)节省交易成本的群体内谈判博弈

　　当地手艺人外出经营者在外地形成地缘群体。群体内既有合作、帮扶，也有竞争、冲突、纠纷。协调冲突和纠纷的一个博弈策略是动用地缘性的熟人谈判，既避免了生事，又节省了交易成本。这种博弈策略的核心还是场域惯习。场域中的惯习适用于协调场域内主体间的互动。

　　据个案7讲，2006年发生了一件行业冲突：S村一罗姓手艺人先在上海城隍庙经营蟹壳黄生意，同村的一手艺人朱xx后也改行习得了蟹壳黄手艺，也想进入城隍庙经营，其手艺没有罗师傅好，费尽周折终于盘下了一个店面，碰巧在罗姓隔壁。当时罗很气愤，想通过各种办法将朱xx排挤出去，开不下这个店。后来白水洋镇上的一朱姓朋友打电话给罗师傅，说那隔壁的朱xx是自己叔伯(我们那里的叔伯指的是同姓同宗的)，让他关照一下。原来罗师傅的朱姓朋友与朱xx儿子的干爹关系不错，朱姓朋友不是S村的，现在移居到白水洋镇上，他家包括他是十个兄弟姐妹，所以家族势力比较大，又是朱姓，属于当地较强势的姓氏，在镇上几乎是无人敢欺负的。朱xx了解到这层挂得上钩的关系，所以动用了这个熟人关系而使自己在城隍庙得以安下身来。

　　(7)哪壶开了先提哪壶的博弈

　　有限的手艺网络同质性过高，因此在信息和拓展上的作用也有限，但由于信任度较高，因此很多手艺人靠手艺网络进行个人民间融资，然后改行经营别的生意，属善于利用特定网络的特定优势的博弈智慧。

　　“哪壶开了先提哪壶的博弈”也显示出了场域、惯习和博弈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特定的博弈策略是一定场域下惯习的表现。场域变化会导致策略的改变，而场域中博弈局中人之间关系的互动，又被惯习所形塑着。改革开放前，手艺人之间同质性强，经济分化不明显，影响社会关系的主要是熟人社会下的惯习。改革开放后，不同博弈策略带来的不同博弈结果首先导致了经济的分化，继而带来社会关系的异质性因素，手艺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受到市场场域下变化了的惯习影响，致富了的会瞧不起收入平庸的留守者。然而大约在1996年至2000年前后，镇上发生了几起民间破产事件，又再次改变了市场场域下的逻辑惯习。有一个事件是1997年，卷走的是镇上40多人总计200多万的民间私人借贷。破产者是镇上一个平日为人极其老实，经营生意20多年来一直讲究诚信，很多人都借过钱给他，而他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都是很及时的，在所有人都未察觉出任何破产迹象下，有一天早晨突然传来了他逃走的信息。几次的破产事件后，村镇上下的民间信任顿时紧缩了。有钱者一般自己经营生意，资金都还不够，没有闲置的可以借贷。这时手艺人成为民间借贷的焦点——他们从事手艺无需资本，他们有储蓄的保守惯习，虽然年收入不多，但日积月累已成为一笔资金，因此村镇的经商者一改过去鄙夷他们的惯习，而转为追求与他们合作的博弈策略。

　　3.3其他的博弈策略

　　(1)利用地区特色的博弈

　　特殊的手艺源于当地的民风民俗，其对于外地域而言是新鲜的事物，手艺人便抓住这一相对的稀缺性和暂时未形成竞争的优势条件通过地域流动去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手艺水平在当地同行中不具备强的竞争力的手艺人往往会利用地区特色避免本地激烈的竞争。如村镇特有的豆腐手艺，就有手艺人选择在外省经营，并依托酒店餐馆的销售，据说一年能挣到十万有余，这与本地有名的豆腐人一年只挣到两三万相比，的确是博弈的效益。

　　个案21：“1976年，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经商的气候下，年轻人罗森德、高美强在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当铁道兵，发现当地的群众使用的棉被非常简陋，把棉花一层层用手放在布上，包起来用针缝上就是棉被，不但不保暖而且费工费时。他俩从部队复员后，立即回通辽，到农村、蒙古包去加工棉絮，每加工一床棉絮收费2元，一天精工细作能加工7条棉絮，得14元，回大队上交1元换取10个工分(10个工分能分红约6-8角)，很快就成了隐蔽的富户。市场经济后，他们就在内蒙古开设了棉絮加工厂，既赚了钱，又给人家带来了生活上的舒适，多好。他们积累了大量资金后，2001年又在陕西西安创办了家具厂，专门生产南方式样的高档家具，生意也是红火啊。”

　　(2)稳中求胜的博弈——通过兼业或副业而发生流动

　　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手艺人出去时依然依靠的是手艺行当，通过手艺资本获得第一桶金。在这个过程中又熟知了外界的环境和信息，然后再渐渐放弃手艺转行。尤其是一些风险性较大的新业，手艺人为防范风险，给自己留后路，会采取渐进的换行方式。在当地换行的手艺人也有部分不是直接换行，而是将手艺作为兼业或副业，维持着手艺以增加一点额外收入。

　　然而，并非所有通过兼业或副业而发生流动的手艺人都是为了出于稳中求胜的博弈动机，也有出于对手艺的情感而延续的。

　　个案13原来是一个裁缝，后改行从政，已在镇政府办公室上班多年，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最初换行时，并没有马上不做裁缝活了。一是由于顾客还找上门，平时下班后兼着做做倒还可以增加点收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二是主要的还是自己也喜欢这门手艺，一时放下有点闲不住。过了一年才不再做了。

　　(3)善于放弃的博弈

　　善于放弃的博弈主要源于乡镇工艺品类私营企业的兴办对乡村传统手艺人的影响。私营企业的工艺品生产与乡村手艺有关的最典型的是布娃娃和手工编织包。布娃娃的衣服剪裁和部分简单缝纫是由机器完成的，而复杂部分的缝纫和翻面则需要人工进行。因此，私营企业主就有对初级缝纫水平者的需求。需求的产生增加了手艺人改行的选择项。进入工厂，作为工人，首先从非正式职业转变为了正式职业。其次，初级缝纫水平的要求降低了改行的门槛，容易换行。再次，本地转行节省了外出的各种费用，还可以不荒废家事，再加上同时得以享受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这些促使部分手艺人放弃家庭式的自由经营，规避自负盈亏，选择了改行。

　　3.4流动博弈中的促进与障碍因素分析

　　博弈和变迁是同时的，暂时的博弈胜利并不意味着长远上的有利趋势。本节针对上述博弈策略分别就促进方面与障碍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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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流动博弈中的促进因素分析

　　流动博弈中的促进因素主要来自于社会网络和手艺资本两方面。

　　手艺资本方面的促进因素主要体现在手艺为改行者转换新业积累了原始资本、手艺的技能资本为在外谋生者提供了应对风险的保底、手艺场域下形成的严谨惯习和稳当观念。

　　社会网络涵盖了人际之间的各种互动，不仅为改行换地域群体提供了上述博弈策略中所显示的经济合作功能，也在文化交流、心理共鸣、情感支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首先，实际的博弈行为中手艺网络和社会网络中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往往很难清楚地掰扯开，是交织结合作用的，带来不同性质的商机信息和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同质性往往使人们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趋同，共享相同的场域，遵循相似的场域惯习，一方面避免了冲突，另一方面提供了信任的基础，便于合作，也节省了交易和谈判的费用。同质性在信息获得上的局限又能够通过异质性关系的结识得到补充。当地特色手艺流动到外地还丰富了外地人们的生活，开辟出独特的市场和消费。

　　其次，在文化交流上，由于手艺的共通性、手艺人文化程度、生活方式、过去经历的相似性，即场域惯习的相似性，更能畅通，更具亲和力，为在外谋生的手艺人提供了互相交流和促进的条件，丰富了闲暇生活，也促进了外地生活的适应。上述策略中通过关系对正式制度进行博弈的策略，有些手艺人过去在当地单纯的经营环境中没有经历过，地域流动后是在文化感受的群体交流中习得的。

　　“我们在市场里每天一头做生意，一头一群地方人(老乡的意思)凑在一起打牌、讲白搭(聊天的意思)，大家很开心的。跟在家里没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明白的事说出来，大家一人一句经常就把你讲明白了。”(个案6)

　　再次，文化的交流能带来心理上的共鸣，扮演着改行换地域的手艺人在变迁中遭遇不适应和冲突时慰藉的角色，为在外手艺人提供“后台式”放松的心理空间。

　　最后，上述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促进因素归流为含糊而综合的情感支持，促进着手艺人在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中的生存博弈。

　　3.4.2流动博弈中的障碍因素分析

　　流动博弈中的障碍因素主要是手艺场域下手艺惯习引发的冲突和局限。冲突来源于变迁中手艺场域的逻辑和其他场域逻辑之间发生的冲突。局限主要是手艺观念的局限。

　　在手艺场域下，手艺人容易形成程式化的思维模式、求稳当的心理倾向。当身体、生产和生活已进入其他场域，然而主体却未能及时改变原有惯习时，便会使一场域的促进因素转化为另一场域的障碍性因素，产生场域间的逻辑冲突。

　　改革开放对于场域变迁是一股重大的影响力。市场经济下的新场域彻底而凶猛地进入手艺场域，手艺人带着手艺去迎接变迁中的机遇时，很快获得了收益，同时也遭遇阻碍。收益与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手艺带来资本的同时也使他们更害怕风险，更舍不得机会成本，因此局限了流动中的博弈。村庄中事业做得最大的人物并不是手艺人出身，很多身无手艺的“游手好闲者”倒是纷纷致富，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障碍力的存在。

　　“手艺人啊，大多数胆子小，很多都不敢出去闯，以前在村里子聊天时，他们还很看不起我们这些没手艺的混混，改革开放后，我什么手艺也没有，反正跟着别人出去，别人干什么能赚钱，我就学，做事聪明点多学学别人就容易成功，后来一直搞服装批发生意，现在蛮好。”(个案22)

　　3.5 小结

　　本章分析了改行换地域的手艺人群体选择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策略的原因、具体的策略选择及策略影响。

　　乡村传统手艺人群体中部分之所以选择改行或改行换地域博弈策略大体出于手艺方面的行道不行、新业诱惑、生活方面的经济压力、社会网络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年龄和身体等自然原因、行业纠纷等突发原因等。这些原因可能是单个起作用，也可能是多个共同导致，并且存在内部性的连锁影响机制。

　　在具体的博弈策略中，改行换地域的手艺人主要采取的是基于社会网络的博弈策略。其具体博弈手段总的来说是利用了网络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网络资本与经济资本、权力资本的互换、社会网络的强势和弱势地位、网络内部熟人社会的谈判等博弈智慧。

　　在多样化的博弈策略中，手艺作为公共空间的媒介，作为手艺人的资本，作为手艺人所处的一个场域，既发挥着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心理共鸣、情感支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又由于场域变迁和惯习变迁的不同步性而引发冲突和局限，进而产生流动博弈中的阻力。

　　4 传统手艺人留守的博弈分析

　　“留守”有手艺留守和地域留守两层含义，因此，本文此处包含手艺留守地域不留守、手艺和地域双留守两种情形。手艺和地域都不留守的就属于上述的改行者了。手艺留守者中主要是手艺就是谋生职业和手艺为主业增加了副业两种手艺人，此外也包括少数手艺只是副业和手艺蜕变为闲暇生活的一个内容的留守者。本章重点分析双留守的手艺人。

　　4.1留守博弈的原因分析

　　留守的动机主要是作用于地域留守和手艺留守两个方面。同样按照第三章归纳的思路，将留守博弈的原因归纳为五大方面进行分析：手艺因素、家庭方面的原因、生活方式上的原因、社会关系和交往方面、精神情感方面。

　　4.1.1手艺因素

　　手艺因素本身能够留住手艺人的，除了与行道不行促使手艺人换行相反的力量——手艺需求、手艺发展还能维持手艺的经营之外，对手艺所持的观念是留守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补锅、焗碗这类物资短缺时代的手艺之外，手艺人的手艺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手艺的发展。浙江的手艺人在手艺观上有较强的功利性色彩，工商精神、敢闯敢冒使得他们容易转行，而不致力于手艺的更新和维续。留守手艺的传统手艺人不论是出于喜爱手艺的初衷，还是被迫留守而不得不使自己去喜爱，其手艺观念中都透着以手艺为利益博弈手段的思想。留守意味着将手艺的发展与自身的生存博弈绑在一起，因此他们会致力于手艺的更新和维续，因为为手艺发展的博弈就是为他们自己利益的博弈。

　　此外，对手艺的爱好和情感也是个别手艺人的留守原因。并非所有的手艺人都是经济算计的博弈者。

　　4.1.2家庭方面的原因

　　家庭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家庭照顾和子女教育两方面。家庭方面的原因是手艺人选择地域留守的出发点。

　　(1)为了子女的教育

　　孩子的教育既是一个个体对自身后代的期望，也是一个家庭，其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一个案例：1995年开始，间有三年是从河南郑州回来就在家开服装加工店。那时候她的儿子刚升六年级，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使儿子能考上省重点初中——台州中学，然后照顾孩子的初中三年，以期望能顺利考上台州中学的高中，这样就能节省几万块钱，对比了一下觉得出去挣钱不比在家开个服装店，可以督促儿子的升学划算，况且在当地也有一定的人脉，当初觉得生意也不会太差，所以就决定夫妻两人再带个徒弟租间店面做服装加工。(个案6)

　　上述个案提到的“这样就能节省几万块钱，对比了一下觉得出去挣钱不比在家开个服装店又可以督促儿子的升学划算”，这一博弈思维的直接原因是当地在教育上存在的严重择校现象。而根本原因是对读书和读好书的认同，以及读好书后指向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功利性目的。出现严重择校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异，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低于城市，导致了择校的产生。其次是跟风社会心理导致的囚徒困境。囚徒博弈是在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即双方知道各自策略下的支付。两个囚徒都选择“招认”是博弈的最优点，即纳什均衡，当其他人不改变策略时，每个人此时的策略都是最好的。当能够承受择校费的家庭不论孩子成绩好坏都想方设法花钱将孩子送到好学校时，农村学校的就读人数自然减少了，生源受到影响，即使教育质量有所提高，在升学率上也无法体现。于是，更多的家庭都费尽财力为孩子择校，包括手艺人家庭。最后，跟风渐渐固化为一种认同模式，在村庄和镇上择校成为经济上承受得了，对教育的功能抱有一定信心的家庭设计孩子未来的常规模式。村庄和镇上也存在具备经济承受能力、但对教育不抱信心的居民，在访谈的手艺人中就有一对鲜明的例子：个案15和个案5。

　　手艺人个案15的两个儿子是初中文化程度，他对孙子的教育态度是“读书读书，明摆着就是读了要输的。我看那些人花几万几万的送去临海读书，都有点傻，不如培养他谋生的本事。在白水洋中学读不是一样，读不读得进去得看他自己的脑瓜。我的孙子以后我是坚决不让他们花这个钱的。况且我看他也不是读书的料。”

　　与个案15相似观点的居民也不少，他们很多实际上是经济状况上负担不起而进行的自我开导和自我安慰，个案15的观点有些极端。

　　个案5有两个女儿，大女儿2002年上的初中，当时进台州中学(属于市区里排第一位的省重点初中)花了1.8万元的择校费还托了关系才进去的，小女儿2008年上的初中，考进回浦中学(属于市里第二流的初中)，每学期择校费3000元，成绩考得好还可以获得奖学金，金额就是交进去的择校费。他说：“当时出1.8万我是真的有点心疼，是我敲敲打打一年的收入，但我和妻子商量后我们还是狠下了这个心，要是孩子读书好了将来好，不像我这样敲打手艺赚钱，那是值得的。没想到大女儿成绩不够好，没考上台州中学的高中，当时我们家庭也没有能力花钱了，就让她去了大田中学(也是市二流学校)。小女儿就小学的成绩比大女儿好，选了回浦，一个是钱少些，二是相信她自己努力去考台中。”

　　孩子的教育和择校中还存在着与社会网络紧密关联的博弈动机。这一点最早是一个台州商人揭示的，虽然与手艺人无关，但久而久之形成场域的一种逻辑后也影响着手艺人，对他们也形成一种压力。

　　台州中学里有一个喷泉，那个喷泉就是一个经商的家长出资带工程队造的。当年，他孩子的分数达不到台中择校的标准，连买读的分数线都达不到，家长就提着钱费尽口舌地请求领导，当时有人开了个玩笑说“我们学校还缺一个喷水池，建个喷水池就让你孩子进来”，这话被商人当真了，他第二天就带着施工队来了。最后几经周折孩子进去了。他最后坦言自己其实知道孩子这个分数是没有什么学习提升的空间的，把孩子弄进这个学校，图的是结识同学关系，台中出来的人将来一定都个个有为，将来孩子接替自己的商业，人脉资源是无法计算的财富。

　　民间中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抑或出于攀比的面子，抑或出于上述社会资本的投资目的，抑或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大多都有择校的花费或准备。

　　(2)为了家庭的照顾

　　照顾家庭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成员或家庭老人需要照顾而选择的留守。这方面的例子上文中已经叙述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4.1.3生活方式上的原因

　　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生活环境、家庭结构等客观因素有关，也与一个人的性格、偏好等主观因素有关。乡村传统手艺人的生产方式大多是自由的、家庭式生产或走街串巷。很多手艺，如竹编、做豆腐、弹棉花等，都可以边做边聊天，既进行着生产，同时又可以进行家庭交流或社会交往。改行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更，继而变更到生活方式，使得一些手艺人选择留守以规避变更。这既是客观方面，也是主观偏好下的选择倾向。此外，生活环境的变化，包括语言问题，都是阻碍流动选择的因素。

　　而每个个体性格的差异也会促使所选择的职业不同。在个案5的讲述里就包含了性格的原因。客观方面手艺的行道还可以维持，主观方面自己的性格适合从事不需要太多语言表达的木匠制作，拙于表达反而使他做活时可以安静思考，在木匠手艺上，他是村镇里公认的技术引领者。

　　个案5，是镇上装修行当中第一个做石膏线、勾天花板的人。他说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生意，以前尝试过也失败了，而自己呢，也的确喜欢木匠制作，让他做生意他是摸不着头脑，做木匠他就时常会产生新的想法。

　　4.1.4社会关系和交往方面

　　在社会关系和交往方面的原因中，留守手艺人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是对本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充分信心，一种是上述所言对外地陌生环境中的人际交往的信心缺失。这两方面有时候是各自分开的原因，有时候是关联在一起的原因。

　　对本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信心来源于手艺网络的生意圈、闲暇圈以及本地熟人社会的优势。熟人关系能够提供关照和广告宣传的作用。而外出经营，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虽然也有老乡群体的存在，然而生意圈必然是要重新建立的。如此权衡之下部分手艺人就会选择留守地域。

　　“我没文化，从来也没出过门，普通话也不会说，又不善于和别人打交道，还不如自己在当地做，人家还都照着我。”(个案4)

　　4.1.5精神情感方面——尊重需求的被满足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手艺的功能涵盖到了这五类需求，只是对于不同的手艺人从手艺中获得的这五类需求在程度上不同。留守手艺人的博弈目的不仅仅与个人或家庭在生活中的目的有关，同时也与手艺满足的特定需求有关。

　　手艺精湛者会在村庄和镇上得到尊重，虽然没有权力，但属于一种民间性权威，是一定领域“能人”和解释者的角色。权威的概念中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服从的含义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著名心理学家朱智贤对权威的定义是“个人或群体对其他人或群体的影响”[40]，有正式权威和非正式权威即民间权威两种。正式权威是官方的权威，民间权威分为大群体中的权威和非正式小群体的权威。具有民间权威的人由于某些突出的个性品质、特殊的生活经历、人际交往的魅力或某种技能学识，在一定范围的群体中产生影响，得到他人自发的承认，并获得一定地位和尊重。[41]显然，民间权威需建立在熟悉性和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获得民间权威的手艺人一般都有较高的从事年数，手艺技术精湛，如上述所说，他们习惯了手艺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了在本地的手艺领域里被人尊重。新领域的陌生性相对于某一领域知识技能的熟悉性与社会网络的熟悉性，容易使他们产生不适应和心理的失落感。而年龄对于尊重感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博弈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年轻的手艺人抑或迫于生活的压力，抑或是对现代消费性生活的渴望，更愿意追求经济上的收益，而年迈的手艺人对于继续社会化一般表现为时间和信心上的双重不足，他们往往更重视尊重需求，因此，他们的言语中透着手艺带来的尊重需求被满足的享受感，这种享受感支撑着他们面对经济利益的博弈时放弃了可能的收益，而坚定地选择了留守。

　　在对个案1豆腐老人的访谈中，问及有无换行的想法时，他说：“呵呵，做豆腐这么多年了，我还真是没想过要换个行当，每天泡豆、磨豆，做出豆腐，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也没多想过。先前觉得生活忙碌，习惯了就不觉得，不做清闲着倒是觉得不习惯。说钱，我们不富有，但你想，我们生活不像出去做生意的人那样到处奔波，还看人家脸色，有些还要点头哈腰，哪有我们自由自在，每天做个豆腐，人家说你做得好吃还都挺尊敬我的，很多人认识了我之后还经常关照我。人活这辈子呀，我是觉得满足了。”

　　“沈td(即个案15)那是百事通，他什么都能干，你有不会的，不懂的，不知道的，找他那基本上都能解决。他那嘴巴也是能说，天文地理的什么都知道。”(个案19)

　　虽然镇上的甲上述的评价有些夸张，但个案1的确在村庄和镇上都算是民间的权威。

　　当然，也存在着手艺精湛者由于在本地不具新鲜感，而在外地被赋予了特色性，反而容易获得关注，甚至崇拜。但城市的陌生人之间，工具性和交换性大于情感性。

　　4.2 基于社会网络的博弈策略

　　4.2.1 留守者社会网络与流动者社会网络

　　在第三章已分析流动者随着其流动，将原地域原行业的社会网络转为虚拟社区的形式保留，而在新的行业和环境中又不断结识新的社会关系。留守者虽然留守住了手艺或者地域，即自身在网络中没有移动，但因为整个网络结构随着流动者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动的留守者其社会网络也会被动地被改变。因此，留守者社会网络与流动者社会网络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影响的机制。留守者一方面留守着原有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资源，一方面也随着原有网络结构中其他部分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留守者基于社会网络的博弈既来源于原地原行业保留部分的网络，也来源于保留中的变动部分所间接带来的变迁中的资源和机会。

　　4.2.2 留守者基于社会网络的博弈策略

　　社会网络作为大的社会场域中通用的潜规则，改行换地域的手艺人会用来作为博弈的手段，留守者同样享用并继续挖掘着社会网络所能带来的效益。

　　(1)基于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博弈

　　留守手艺人与改行换地域群体一样也会本能地寻求基于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合作博弈，这不是手艺人群体的博弈特色，在社会其他成员的身上也普遍存在。留守手艺人这种博弈策略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抱团经营，包括同行抱团和不同行抱团。

　　个案5平常既自己单干，也有一个固定的装修队，哪里接到了团体经营的活时就开往哪里。团体的成员有时候会更换，但角色是固定的，有专门负责做天花板雕顶的，有专门打家具的，有专门做窗户的，有专门搞厨房设计的等等，朱师傅每个方面都了解，他自己主要做的是雕顶和家具。

　　个案8则一般自己不做，俗称“包工头”。

　　不同行的抱团是相关行业之间的联盟。

　　在问及报酬的计算方式时，个案5讲到：“有按天算的，也有按板算的(即按照用料算。)”“木料有的是主人自己买，有的是我们买。”因为他们有买料的机会，因此镇上木料店的老板会以给回扣或送礼的方式拉拢他们联合博弈，而对手艺人而言也欢迎并努力促成这种对自身有利的博弈。

　　(2)基于手艺网络资源的博弈

　　虽然很多手艺经营除了购买基本工具的必要成本外，不需要大的本金，有些需要租经营的门面。不够资金的手艺人就打手艺网络的算盘。

　　“我的生意主要都是熟人介绍熟人，你看，我的店面在这里算是偏僻的了，我当时没什么本钱，租房子为了贪图便宜主要就考虑住，想着弹棉花这行当铺面不如手艺重要，干好了请顾客帮忙宣传介绍就是了，所以就没舍得租大街上。到白水洋来做最先依靠的是我母亲的一个亲戚，她就在小菜场开副食店，她最先帮我介绍人来，慢慢的熟客多起来，刚开始也就那么几个，他们除了自己做，经常带人过来，有些人每次带的都是不同的熟人，带的人觉得做得满意又介绍人来，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还真是像我当初自己设想的办法那样有效，现在每年过年时节我都是来不及做的，搞通宵也来不及。”(个案3)

　　上述弹花匠的手艺网络开始于自家一个远房的亲戚，逐渐地突破亲戚圈子，结识了顾客和朋友，作为一个非镇上的居民，除了镇上的这个远房亲戚和自己弹棉花的手艺，在镇上没有其他任何资源，连居住的房子都得靠租，但经过相当年数的经营，已构建了一个相当范围相当规模的社会网络，且这个社会网络就目前的发展形势看将伴随着他弹棉花手艺的存在而不断扩展。

　　但至于手艺网络与一般社会网络相比是否存在功能上的差异，在访谈中得到了证实。手艺人没有因为他们的手艺技能而得以规避场域文化下的潜规则。

　　问及个案3在镇上住了那么多年，现在还有没有非镇上一员的感觉时，他说：“我们是村里头来的肯定还是村头人(方言)，只是在白水洋生活了这么多年了，邻居们也没把我当村头人，平时也很热情的关照，别的外地人要是跟我们啰嗦，他们都马上会站出来帮。这就够了，别的我们跟白水洋人比干嘛啊。”

　　而镇上的手艺人哪怕在经济实力和个人魅力上不及个案3，他们也“敢”有一种当然的优势感和无畏心理。——“在自己本地，怕什么”。这一句内心的表露将优势心理和一种社会事实赫然呈现。

　　弹花匠的那句“这就够了，哪比得上真正的白水洋人”，虽然没有具体说什么，但笔者作为一个白水洋人，理解到了场域文化下的潜规则：后建的手艺网络与镇上居民在地缘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络，哪怕同一种关系属性，如邻里关系，由于地域根源的差异在亲密程度与支持程度上会有所不同。这似乎可以得出出身的先赋性影响着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和获得的结论。然而上述第三章中又不乏单凭经济实力强的“村头人”占据了社会网络的强势地位的实例，可见在当地场域下，经济、地缘、家族势力三因素是三个被综合考虑的博弈点。

　　(3)基于代际关系的博弈——利用熟人社会的优势

　　所谓手艺网络是指因手艺而结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源。在熟人社会中，社会网络资源也可以代际传递，可以被下一代继承和利用。

　　“我们家谁不听老头子的?他有几门手艺，他喜欢做手艺，这家里的房子和收入也都是他挣的。我们也不敢发言，干手艺活就是安稳，哪有以前我父亲那时代赚钱啊。现在没本钱也很难做生意。说实话，我现在很多生意也都是因为我父亲的名声招揽来的。在镇上做有这些熟人，要是出去没名声肯定也不好赚钱。要是出去我肯定也做生意。”(个案10)

　　(4)将手艺作为人情的博弈方式

　　手艺除了用来谋生外，还被当做人情的方式在社会交往中进行手艺与物质、手艺与经济利益、手艺与人情等的交换。

　　“……再说了，有副手艺(一双手艺的意思)，还不花钱就可以给人家送人情，你看镇上那个荷琴(人名，50多岁的一位中年妇女，有一手好的厨艺，大锅菜做得特别好，人也好又能干会安排，自身无职业，镇上有人家如果在家办白事，很多都会请她负责掌厨并张罗整个酒席的前后，称为“做行堂”，性质上不算是做生意上的交易，而是人情份上的帮忙。事后主人家会以各种方式给予人情上的回报。)的手艺，不拿来做生意，一年到头给人家帮忙也不是蛮好嘎(语气词)，她说是说没固定工作，一年到头也没看比哪个闲，每户人家还的人情也是不薄的呀。”(个案20)

　　“我在我岳母家是最没钱的，他们家一个姐姐，三个兄弟。平常他们有手艺活方面的需要，比如她大姐家需要一个放微波炉的架子啊，她大哥搬家我帮忙装修啊，我都二话不说免费做，反正是出自自己双手的，帮了忙也算是人情。所以逢年过节，遇上谁家有喜事要包人情，他们都体谅我，反过来过年了他们还给我家买东西，去年我大女儿上大学，他们每个人还都包了红包。”(个案5)

　　(5)以小恩小惠储存大资本的博弈策略——人际交往的智慧

　　在使用有限的社会网络资源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人际交往智慧的加入会扩大博弈的收益。在留守者的访谈中流露出“未雨绸缪”和“雪中送炭”的博弈智慧。人与人之间人情的馈赠和回报可以在时空上分离。在生意圈中，关系是因为生意而结识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往来会自觉遵循交换规则，计算往来得失。在社会网络中提前投资人情的行为为自己预留了收益的空间。

　　而“雪中送炭”的博弈则是增加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情”的筹码，即在他人遭遇困难时送去的情分。

　　(6)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结合的博弈

　　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大家帕森斯在其社会系统的模式变量理论中提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范畴。普遍性是行动者在同任何其他人的互动中都遵循同样的规范性标准。特殊性则是行动者因人而异地改变自己的行动标准。[42]手艺人在基于社会网络的博弈中也有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结合的手段。在生意圈中，对待介绍新顾客来的老顾客，一来为答谢他们，二来是为了激励他们，一般给他们优惠的价格，但会不忘嘱咐他们告诉别人要说是自己买来的价格是普遍价格，而不能透露特殊价格。有些顾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小利益，的确也会遵守手艺人的嘱咐，在介绍别人来买时还会在语言上帮衬一下。

　　4.3其他博弈策略

　　(1)内部拓展策略

　　“既然只适合干这行了，手艺就得不断提高，不然肯定混不下去。”(个案5)

　　个案5采取了稳中求胜，发挥自己优势的内部拓展策略。在4.1.1手艺方面的留守原因的分析中已提及，对手艺的观念和态度影响着是否留守，而留守的选择也会反过来影响留守中采取怎样的博弈策略。选择了留守的手艺人事实上是将自己和手艺在本地的发展捆绑在了一起，因此手艺技术上的内部拓展是留守者的一种出路。

　　在本地，手艺的存在历史比较久，本地人大都熟知手艺，具有较高的辨别能力，要是同行较多则竞争就会相对激烈，为自己增加收益的方式除了上述依靠社会网络外，就是凭借手艺水平了。在镇上的市场里，摆在一起的几个馒头摊子，同样的摆设和品种，但生意的差异显而易见，生意好的热气腾腾一笼接着一笼上摊面，生意不好的则放着已看不到热气了。

　　(2)转化职业身份的博弈

　　首先，手艺人是属于自由职业身份，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也缺失正式职业所享受的组织保障。其次，职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地位。再次，不同职业身份和手艺经营的不同方式，职业的感受不同。采取主动转化职业身份的留守者，既留守了手艺，也获得了保障，其间有得也有失。

　　个案8讲到自己2006年7月在杭州去了一家装饰公司应聘，因为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能力，很顺利聘上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同样在杭州做装修，之前自己当包工头时，做一个厨房能有1200——1800元，但进入装潢公司每个月的基本工资也就1500元，然后就是计件给奖金。不管从单一事件的经济计算上看，还是年收入，前者收益大于后者，然而个案8说自己喜欢在公司做，没有压力，就好像一个名人有个经纪人打理杂物一样。

　　虽然收入少，但稳定，而且有保障，也节省了个人自主经营的谈判和交易成本，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风险，而且也获得了一种正式职业的身份。

　　4.4 留守博弈中的促进因素与障碍因素分析

　　本文来自: 凹丫丫(www.oyaya.cn)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socihust.cn/xueshu/onews.asp?id=420

马衣努

　　4.4.1留守博弈中的促进因素分析

　　本文分析留守博弈中的促进因素与流动博弈中的促进因素都基于手艺资本和社会网络方面。由于职业和地域的分化，两者在促进作用上存在差异。

　　手艺资本的促进因素是在村庄的有限空间里，与村庄人情场域的交织，为留守者提供了额外的馈赠和互惠工具。而手艺名声较大的手艺人还可以获得民间权威的特殊关照。因为名气大，在手艺圈外，日常生活中，也会获得便利。

　　“白水洋镇医院的医生们也喜欢我的豆腐，我要是生病了去医院看，他们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给我方便，特殊照顾。”(个案1)

　　留守者的社会网络提供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体现在社会互助上。闲暇圈里人们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随手关照是常有的。而师徒圈，虽然多数达不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境地，但师傅家里有需要的，徒弟们会主动前来帮助。

　　“带出来的徒弟大多数都是有感情的。我自己在满洲里做生意，我父亲一个人住在老家，同村在家的一个徒弟有事都会过去帮一下。”(个案6)

　　生活类手艺产品一般在乡村并不是昂贵的物品，手艺也非暴利行业，在乡村的手艺场域中，经济利益追求减弱，而社会互惠功能增强。

　　4.4.2留守博弈中的障碍因素分析

　　首先，手艺作为技能资本，在有市场需求时，手艺是稳定的，然而在没有需求的环境中，技能资本的稳定性就无从体现。都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手艺是“橡皮碗”，那是过去社会的状况，而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下，手艺实质上是有风险的。

　　其次，留守博弈中的障碍因素同样基于留守者的手艺场域。一方面来自个体自身的观念，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评价和标签。

　　在上文2.4.2中个案17 提到一点：“90年到93年以后，经济思路不好、没有本钱、走不出去的才留守家里做手艺。”

　　留守者中在自身观念里只将手艺视作谋生活的手艺人，很难有追求手艺改进的驱动力。只求“谋生糊口”的手艺观念渐渐掩埋了他们寻求博弈的想法。

　　而社会层面的群体评价会有一种标签效应，促使留守者较容易地自我放弃了博弈的努力。

　　4.5 小结

　　本章分析了手艺人中选择留守策略的群体在生存博弈过程中的状况。留守的基本模式是留守手艺和留守本地。留守的原因主要是手艺因素、家庭方面的原因、生活方式上的原因、社会关系和交往方面、精神情感方面。原因中渗透出的博弈动机与改行换地域群体重视经济利益的动机有所区别，留守者注重的是生活方面、性格偏好和情感方面的博弈。

　　在具体的博弈策略中，留守者的策略和改行换地域者有相似之处，也有该群体特有的策略：利用熟人社会的网络资源可传递性、赋予手艺人情馈赠的功能、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结合、致力于内部拓展和职业身份的转化等。

　　基于留守策略对获得性资本的保持，手艺和手艺网络的社会互助功能促进着手艺人的生存博弈。然而，留守者的自我认同中只求谋生价值和村庄群体评价所贴的“经济思路不好、没有本钱和走不出去”等标签阻碍着手艺人的博弈努力。

　　5研究结论与思考

　　5.1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经过以上研究，本文对乡村手艺人的生存博弈分析可作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1、目前乡村传统生活类手艺的现状是手艺趋于衰落和消失，支撑手艺维续的是手艺需求的存在、手艺人的生活观念和对手艺的情感。

　　2、手艺人的现状已呈现出分化。过去同质性较高的手艺人群体，经过社会变迁中生存博弈的选择，分化成留守手艺者、留守地域者、改行者、改行换地域者四类群体。不同博弈策略的原因主要基于手艺因素本身、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家庭方面、社会关系方面、生活方式方面等。其间的作用机制是环境等客观性原因和性格、情感等主观性原因交织，个体认同和群体影响交织。

　　3、手艺、手艺人与生活三者处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互相影响中。三者过去处于传统的手艺场域、乡村场域和社会网络场域之下，渐渐随着社会变迁和手艺人的生存博弈选择，增加了市场经济下的场域、城市生活下的场域和网络变迁下的新场域的作用力，所呈现的表征如下：

　　(1)手艺及手艺人在单纯的手艺场域中受到工业技术革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工业技术革命对手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间接路径发生的。

　　(2)“手艺”既作为社会网络的媒介，又作为传统手艺人的特有社会资本，还作为手艺人特有的一个场域，其经济功能、社会交往功能、人情馈赠功能、惯习形塑功能等未发生很大变化，只是手艺场域对于改行换地域者而言，已转为虚拟社区的形式发挥着应对外地生活的文化交流和情感支持的博弈促进作用。对于留守者而言，则仍以民间互助和互惠为主要功能。

　　(3)手艺的经营方式在传统和变迁双重影响力下，既保留了过去家庭式的自由生产，又增加了非正式的民间抱团经营和正式化的连锁店、企业等规模经营。

　　(4)传统生活下的场域和变迁中的新场域两者交织形塑了新的社会环境，改行换地域手艺人采取了基于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和异质性、转化劣势和利用优势、通过人情投资以非正式制度博弈正式制度等博弈智慧。留守者采取的博弈策略有社会网络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内部拓展、转化职业身份、人情馈赠与互惠等。两个群体的博弈策略既有相似，也有差异。

　　(5)然而，场域间的逻辑和惯习冲突在手艺人的生存博弈中也是明显的。手艺场域下手艺人形成的程式化的思维模式、求稳当的心理倾向、糊口谋生的观念阻碍着手艺人向外的发展。

　　(6)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既体现在手艺的变迁中，也体现在手艺人的变迁中，并带着浓厚的地域性民间心理特征。从手艺人的生存博弈过程中，可见手艺的技术性力量在社会网络场域的强大磁场下显得无力。

　　4、此外，本文在对乡村传统手艺人生存博弈的研究中，也看到了浙江临海乡村讲求实效的民间心理和择校等与手艺无关的场域潜规则。

　　本研究以S村为个案，所得结论带有S村的地域特征，一方面在相似村落范围内具有一定代表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局限性，不能应用于所有村庄的乡村传统手艺人。

　　5.2 本研究的思考

　　5.2.1 场域——惯习理论视角的继续思考

　　从场域—惯习理论中继续思考，就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而言，笔者认为还可以进行场域内个体认知与群体认同，个体逻辑与群体逻辑之间作用机制的探讨。

　　场域与惯习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43]，惯习是场域结构的表现，是场域形塑的结果。本文已经作出探讨的是作用于乡村传统手艺人的场域效应。布迪厄认为场域与惯习的关联除了形塑外，“另一方面，这又是种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44]，而在建构的过程中，个体认知和群体认同是社会学中一对相互制约的力量。场域内会形成集体惯习和个体惯习，在群体合作博弈中会形成集体内的行动逻辑。个体博弈有个体的惯习逻辑，集体博弈有集体内部的行动逻辑。对两者之间互相作用的机制的探讨，可以从个体与群体角度，深化场域—惯习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博弈论的关系论维度，深化中观层面的分析。

　　5.2.2 权力视角的思考

　　本研究基本上是场域、资本和博弈的视角，未涉及权力方面的探讨。布迪厄在关于资本和场域关系的讨论中，提出资本是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45]。而其关于资本的理论中又指出资本不仅仅是资源，更重要的是权力，是行动者借以在场域中发挥作用的权力[46]。

　　而博弈论中关于权力的度量指标——夏普里值和班扎夫权力指数等，都表明投票时的票力有时候只是虚假的指标，权力指数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实力。博弈论中有一个笑话：一个被妻子的独裁所统治的丈夫幽默地说：“家里谁拿主意是一半一半。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听妻子的，当意见一致的时候听我的。”[47]可见，本研究在权力视角下还有更深入的研究空间，仅仅从资本的来源和表象进行研究还是停留于社会事实的表层，如果能从权力上进一步剖析手艺场域、乡村场域和社会网络的效应，也许能有更深刻的发现。

　　5.2.3 整体分析的视角

　　第四章指出留守个体与流动个体之间会发生互动，而留守群体与流动群体之间会发生群体网络层面的互动。确切地说，这不是两种不同的互动实体，而是发生在结构中的互动内容被个体主义视角和整体主义视角分出的两个分析层面。

　　虽然本文的分析思路是分类进行，但仍然是个体角度网络位置变化和博弈策略的总结，而对群体角度的整体网络之间所发生的互动则没有分析，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5.2.4经济文化类型视角的思考

　　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热条件之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48]定义所指的是“民族综合体”，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人类学视角可以拿来借鉴，进行经济文化的地域综合体中，乡村传统手艺人的比较分析。在同一经济文化类型下的场域既存在结构亲和力，也存在地域文化和民间心智结构上的差异，由此可以探索不同地域的文化所形塑出来的不同手艺场域及场域效应。如浙江乌镇的传统手艺人与本文临海的传统手艺人的比较分析。

　　5.2.5文化堕距理论视角的思考

　　奥格本在文化堕距(cultural lag)理论中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一般是物质技术方面的变化发生在前，而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变化发生在后，两者在变迁速度上所发生的时差称为“文化滞后”，即文化堕距。当然，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先于物质文化的变化也是时常发生的。[49]

　　手艺属于物质文化，而社会交往、博弈策略属于非物质文化。运用文化堕距理论也可以对乡村手艺人的生存博弈进行分析。

　　在此提出一个不知是否正确的思考：笔者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文化滞后现象和场域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联：场域造成了文化堕距，场域和文化堕距的存在是经济文化类型处于变迁中的彰显。

　　5.3本研究的问题和不足

　　第一，本文对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尚处在十分浅显的理解中，对博弈理论也是第一次运用，因此有很多不成熟的分析、观点和思考。

　　第二，本文虽说是立足于社会网络的视角，然而网络之间的关系还是被流动和留守的群体分类而分割了，不够动态的分析。

　　第三，由于本人是白水洋镇人，在拥有信息优势的另一方面又难以避免本地文化视野的局限。

　　第四，由于村庄的历史记录不够完整，本研究关于村庄的历史情况没有努力寻找历史资料以核实，主要是通过个案的讲述，是不严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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