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关联性
江沛
人类生活空间的大小，决定其可在何种范围内进行生活、生产、文化的诸种交流，影响其视野的宽泛及知识的完备与否甚至想象力的丰富程度，也是能否相识相知、构建人类共同体的关键所在。而拓展空间的关键所在，一是借助于交通工具缩短地理空间距离展开交流，二是借助于信息技术传播信息。
现代交通体系力促“地球村”
古代人类生活的空间，受制于旧式交通工具的简陋及传统交通体系的落后，而无法达成真正的自在生活状态。庄子曾有《逍遥游》，写自北冥南迁的大鹏，“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想象丰富却又尽显羡慕与无奈。古代人类要想远足，只能“适百里，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受制于旧式交通工具的人类，多数只能局促一地，做心灵的“逍遥游”。通过如驿运、信件等进行信息交流，同样也十分不便。唐代诗圣杜甫曾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慨叹。宋代赵蕃也有“但恐衡阳无过雁，书筒不至费人思”的感怀。宋代陆游更有“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的无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缺少人类交流的古代世界历史或中国历史，只是各个地域的、单独的历史发展进程，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的世界历史或中国历史。
人类自从18世纪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工业技术飞速发展、工业化规模生产及市场化的需求，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交通运输业应运而生。限制人类交流、沟通的地理空间，因现代交通及信息技术的发达而日益缩小，人类活动的地理及文化空间却大大增加。借助于现代交通工具，人类已开始超越羁绊自己的地理空间，大大拓展了生存空间，虽然未至自由王国，但自在状态已大大提高。
人类社会在人际、信息与物资交流上的这一重大变化，得益于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及成熟。它不仅使世界各国间经济联为一体，市场贸易体系真正世界化，使得不同地域间各民族对于异文化的了解成为可能，极大丰富了各自的知识体系，拓宽了视野，也使得人类社会在逐渐的相知相识基础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摆脱偏见、渐趋大同。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谈及“地球村”、全球化的可能性。由此， 我们应该对现代交通体系与人类社会发展间的重要关系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
被迫开放：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引入
自18世纪中晚期西方列强野蛮地用这个“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撞开中国封闭的国门后，在饱受屈辱、丧权损益的同时，近代中国社会与经济呈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对外开放与融入世界的明显趋势。随着西方列强掠夺原料、倾销工业品的需要，外贸急增，急剧推动着近代中国经济从农业向工业转型、从区域贸易向对外贸易的转型；而清廷迫于自卫、行政管理及边防的需要，也在争论中逐渐认识到了铁路、港口建设关乎国家利益至重。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开放为通商口岸，沿海门户为之大开；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清廷又将台湾的台南、淡水、华南的潮州（后改汕头）、琼州、华东的南京、镇江和中部的九江、汉口和北方的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天津相继开放为通商口岸，加上此后建成的青岛、秦皇岛等港口，中国东部呈现出自南向北梯级开放的格局。低廉的关税成为外来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保障，而农产品及矿物的出口，也成为中国获取外汇、平衡入超的最重要手段。
沿海各通商口岸的开放与建设，要求有广大贸易腹地的充分支撑，而运输成本的高低显然是决定因素之一。1875年，英国人试图“偷偷”将铁路引入上海未果。此后十余年间，清廷围绕铁路建设的利弊展开了三次大“论战”，逐渐形成了铁路建设有利于经济发展与行政管理、国防强大的共识。在李鸿章主导下，1881年，中国第一条自有铁路唐胥段告成，随后延伸至塘沽并接入天津。其后，台湾、津芦、东省、南满、胶济、道清、京汉、正太、京奉、京张、宁沪杭、滇越、津浦、汴洛相继开工建设并完工，极大地改善了近代中国特别是东北、华北区域的交通状况。这些铁路的建设，或由清廷自主建设、或由外人建设，目的也有港口外贸需求、行政管理、充实边防等多种，线路选择的方向以北京为中心展开，南北纵向长度远大于东西横向。虽然，近代中国的铁路起因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需求，但当其他运输网络逐渐形成后，其经济功能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铁路集中建设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中东部，在加强清廷行政管理的同时，铁路与港口的联动，在外贸拉动中国经济的现代转型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现代交通冲击原有社会体系
显然，近代中国被迫开放的标志，首先表现在东部沿海口岸的开放上，也表现在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大量引入上。如马克思所言：不管愿意与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中来了”。当不再只“激于道义原则”思考时，我们发现，作为一种现代技术因素及“西学”象征，现代交通体系在近代中国的建设及运营，是科技这一新式生产力的引入，也是对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以人力、畜力为主的传统交通体系的重大变革。它的技术含量以及管理方式的现代化，都会引发经济及交通体制的革命性变化。而其对近代工业、矿业的生成，对于近代城市格局的影响，通过经济腹地构建重构近代区域经济及贸易网络，对于铁路沿线农业产业化的引导作用，对于打破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结构，对于区域经济及文化的整合，对于移民、救灾、疾病流行的双重影响，对于铁路工人阶层的形成，对于近代中国军事与国防，对于近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乃至于文化及民族认同，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及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港口、铁路为主要骨架的现代交通体系的初成，是中国融入世界化进程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国社会展开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表现。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认识，过多集中于对政治制度变革的考量，不可否认这确是关键所在，但制度变革的基础在于新式生产力的引入，在于现代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需求，也在于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制度的成熟运行要依靠社会结构诸种层面上的配合，否则必然发生变异。在理论上，我们常讲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关系的学说，而惯性思维却仍停留在对经济基础决定性的有意无意的忽视上。作为人文学者，如何深刻认识基于工业技术而产生的现代社会的特性，如何思考现代技术对于工业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现代交通体系对于工业规模的制约作用，是进一步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乃至性质的必要切入点，也会启示我们转变史观、重新思考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文章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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