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官》之一：书写与帝国
《周官》（周礼）为战国智识分子为大一统的王朝“理想国”进行制度设计之书，其中所记制度虽非历史事实，却是“心灵的事实”，反映了战国时期华夏智识分子真实的政治想象，故虽不可将《周官》所记径看作历史，却不妨视其为一份真实可贵的思想史史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智识分子对于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的理解和观念，而透过这种天马行空、坐而论道的“心中波澜”，却也不难窥见当时的天下大势或历史波澜。
《周官》对于先秦思想史的价值，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于古典希腊思想史的价值相比，《理想国》也是柏拉图的制度设计之书，其中所记绝非雅典城邦制度的现实情状，但透过《理想国》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希腊城邦时代的“心灵真实”，也可透过这种心灵的透镜，窥见当时希腊城邦的历史的真实。
《周官》记天、地、春、夏、秋、冬三百六十官，各官府下属中多有“史”官一名或数名，如：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连为后宫杀猪宰羊提供肉食的屠夫（庖人）都下隶四位史官，可见“史”在周官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史”主记事，其职责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周官》各官皆有史，就相当于现在各部门皆设有秘书一样，由此可见书写文明在战国时代政治文明和制度想象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整步《周官》经都是建立在刀笔吏的基础上的。
这种建基于书写的政治想象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之后就变成了现实，史载始皇批阅天下郡国所上文书，日以继夜，以至于“以衡石量书”（公文多到读不过来，皇帝只好用秤按斤论两衡量所上公文是否达到要求）。中国书写文明之发达以及口头传统之衰落，正与专制王朝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相应地，希腊城邦民主政体的一种重要制度是演说和辩论，因此希腊的口头文明发达，演说、游吟诗人、戏剧演出等活动十分活跃，荷马史诗或即赖此而得以流传，由此并且引出了逻辑学、修辞学、诗学等探讨辩论、演说、史诗和戏剧诸城邦政治技艺的专门学问。希腊人的政治想象和制度设计与演说术以及口头表达息息相关，亚里士多德就说：一个城邦的大小规模，以其市民聚集于一个广场上而能都能听清楚演说人的话为宜。城邦的规模是由声言传播的广度决定的。而秦朝那样的“天下平、四海一”的伟大帝国之所以可能，则与书写文明的发达、文字的同一、文书的流通（驰道和驿站）密不可分。能写会画的史官因此就成为支撑这个庞大帝国正常运转的一个个齿轮，此种情况，至今不变。时下中国的官僚体制，可以没有部长、司长们，但不能没有秘书和会计们，部长和司长们往往只是庙里的泥菩萨，而秘书和会计们却是保障一座庙香火常燃不熄的方丈和主持。
按：直到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家还不大，那时所谓“国”，也就是一座城，规模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座县城吧，城中居民即国人，他们是诸侯国的市民，城中有市民议事的地方，如郑国人的“议于乡校”，乡校大概相当于西方城市的市政广场吧，而那时的诸侯国君有重大的举动，也会在广场上公开向国人咨询，《周官》大司徒之职云：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乡大夫之职云：大询于众庶，则各率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可见《周官》的作者还保存着这种聚民议事、民众参政议政的原始民主制度的记忆。相应地，口头传统在春秋时期还保存其传统的势力，这从《左传》、《国语》常常提到的瞽史之官即可见一斑，实际上，《国语》就是一部源自口头传统的历史故事集，而《左传》中的口头传统遗风也清晰可辨，当时的卿大夫议论辩驳，经常引用作为论据的就是《诗经》中的诗句。瞽史即熟记国家掌故和先王教训的瞎子歌手，也就是中国的荷马。周代的分封制度，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跟希腊的城邦制度相比拟，一部《左传》，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城邦时代的编年史。看看《左传》和《国语》中那些人物理智之纯粹、见识之通达、德行之高迈、议论之清明、举止之果敢，再看看秦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狗苟蝇营、猥琐卑微，不能不说，中国人心灵史上一个最好的时代随着春秋时代的结束，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那也是华夏世界青铜时代的结束，从此华夏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永无尽期的黑铁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