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孙立平
从很多国家的历史来看，在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社会的进步问题都会成为重要的主题。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有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其实有很相近的一面。它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虽然政治的腐败、经济寡头的垄断、权力和市场的结合、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等等普遍存在，但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样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之处比比皆是，来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需要。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而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健康社会，需要社会的重建。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我觉得到了今天应该将社会重建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最近这几年，社会建设这样的提法在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官方也开始在使用社会建设这样的提法，但是究竟建设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相当空洞而笼统的概念。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社会重建至少需要六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来解决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问题。
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社会重建首要的内容。中国改革30年的时间，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前几年吴敬琏先生就在讲，这种市场将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问题。什么叫好的市场经济、什么叫坏的市场经济?按照我个人的标准，至少是三条。第一，在经济上看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完善;第二是这种市场经济是否有好的法制基础。最近这几年，吴敬琏先生、江平先生一直在强调好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关系。我觉得还有第三个标准，就是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
最近这些年来利益关系的失衡有一个特点，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这个特点人们经常在议论，但是很少有人去想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这种利益关系的失衡已经不是某些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如果是某些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它不会是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
2005年我写了几篇反思改革的文章，说了一些很重的话，我说改革已经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有人将这种情况说成是改革的失误。说失误我不同意，如果是失误，结果应该是随机的，这一次你得好处我得坏处，下一次你得坏处我得好处，但如果每一次都是你得好处，每一次都是我得坏处，这说明不是失误，失误怎么也没有将好处往我这里失误一回，怎么都失误到你那里去了呢?所以不是失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另有原因的，这个社会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的每一次都得好处，弱势的每一次都得坏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有一套机制，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
这套机制，我称为公平的利益博弈。市场经济当中，利益要能够均衡，必须得靠一种公平的利益博弈，得靠社会当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去争取，社会需要创造的条件是如何创造公平的进行博弈的环节。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这些年利益失衡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劳动者工资收入在整个G D P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中央最近这几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分享式发展，让普通劳动者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怎么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机制只有一条，得靠他自己去争。因为现在劳动者的工资不是国家定的了，而是企业定的，如果工人没有为自己争取工资的能力，没有为自己争取工资的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就是一句空话。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罗斯福新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一条———工会。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工会可以合法地代表工人，和企业主讨价还价，就靠这一条来解决劳资关系的问题。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的博弈。
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需要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再建立一个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至少需要这六大机制的建立。
第一是信息获得的机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相关的利益主体要能获得和这个利益相关的信息的机制，但是现在这个机制是严重缺乏的，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征地拆迁等等当中，信息高度的不透明。
第二是要求表达的机制。他得有一种表达的手段、一种表达的渠道，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当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表达权”。
第三是要有利益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一个社会要解决利益的问题，相关的利益主体提出这种利益的要求，要能够通过政府的政策得到解决，必须得有一个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国企改制的过程当中，失业下岗人员可以说是遭受了损失，现在一些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包括群体性事件、上访，这是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对一地解决，其实很困难，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具体的要求五花八门。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西方，这些人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对他们的要求进行提炼和凝聚，成为议会的提案，在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上如何对这部分人进行适当的补偿。这样就能够在政策的层面加以处理，而且一解决就是一批人的问题。
第四个机制，要有一个施加压力的机制。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的资源多，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手段也多。但弱势群体不行。弱势群体要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必须得有特殊的施加压力的机制。
第五个机制是利益协商的利益。
第六个是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这个机制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终止的机制。这个社会这么大、矛盾这么多，总得有一个程序，到了什么地方到此为止。我们司法上有一个叫终审，谁能够保证说到了终审就是百分之百的公平呢?谁也不能够保证，但是没有办法，它总得有一个到此为止的东西，所以到这里就算完了，哪怕不公平也只能这样了，这就是矛盾终止的机制。
第二，我们需要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
几天前我曾经在一个帖子的后面看到一句留言，他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只有我亲爱的祖国需要维稳呢?这句话其实很让人们深思。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比较多，但问题是怎么看待它。如果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思路出发，我们来看待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是现在的社会矛盾是比较多，但是除了极少数像“藏独”、“疆独”之外，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实际上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就是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最基本的基调，应该放到这个上面，是利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第二个结论，我们现在一些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之所以会激化，转化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由于与利益关系解决得不好有关系。
第三个结论，利益关系为什么解决得不好，是由于缺少一种制度化解决利益问题的机制，也就是前面我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
如果这样来看，就有一个事情需要明了，就是说解决这样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一定要有一个双重的目标，解决社会矛盾，一方面要有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另外一个方面要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我这里讲的双重目标，绝不是因为一种理论上的兴趣，而因为现实当中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在现实中是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只要一个得牺牲另一个，只要一个得压制另一个。我们要的就是所谓的稳定，而且这个稳定实际上是一时的天下太平，我们为了要这个，就得压制利益的表达、利益的均衡机制，最后的结果是恶性循环。要维稳，就得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要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利益关系就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得维稳。
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结果，中国这个社会在这样的一种维稳的思路之下，最后将会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规矩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说明显地在朝这个路走。为什么呢?我们维稳、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方式，反正你这里不能出事，我不管你怎么解决，不出事就行。这样的一个社会，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不出事就行。什么样的问题我才给你解决呢?会出事的问题我才解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有规则的社会，人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规则，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是什么呢?你遇到一点事会想什么呢?首先第一步是找人，第二步是找不着人怎么闹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这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是这么来的。
最后社会形成什么呢?你如果没有理，你会闹，最后你也能闹出一点利益来。你有理，你老实人一个，不会闹，没有任何人会给你解决问题。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谁给你解决?最后，维稳成了制造不稳定的根源。就是因为要维稳，维稳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你得威胁稳定，这个思路是走不下去的。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制度化的道路。这个制度化建设的目标至少有两个，第一个目标是增强我们这个制度容纳矛盾、容忍冲突的能力。一个好的制度与一个不好制度的区别，不在于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容忍矛盾和冲突。我们现在实行的所谓一把手负责、一票否决，是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假定基础上，以为没有矛盾，天下太平才是好地方、才是好制度。不是的，好的制度是能够容忍矛盾、容忍冲突的制度。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几百万人上街。我们要反问一句，他在战争状态下几百万人上街，没有人觉得这个社会要天下大乱了，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就如临大敌了呢?说明我们这个制度太脆弱。首先得让我们的制度能够坚强起来，能够容纳矛盾、容纳冲突，有一点这样的事情，不觉得受到威胁。
第二，光能够容纳矛盾和容纳冲突还不行，还得增强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更重要。我们为什么一遇到点事就如临大敌呢，关键就是我们没有规则、程序、制度。没有就只能严防死守。
第三，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社会基础秩序。
几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对概念，一个是不可治理现象，一个是社会的基础秩序。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问题已经是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最简单来说，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谈的，要建立社会的基础秩序。这些不可治理的现象，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控。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已经处于失控的状态。我举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这些年，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各级政府也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想来缓解贫富差距，但每年到年底算账，没有一年的贫富差距比上一年是缩小的，每年都在扩大。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失控状态。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失控，是不可治理状态。有人可能会说，怎么没有办法?你看党中央的决心有多大，每年处理的腐败分子有多少，每年处理的省部级的干部就有好几个。但是我要问一句，每年处理的这些腐败分子，有几个是你用制度化的方式发现的?
贫富差距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它简单也简单。贫富差距可能理半天也理不出头绪，但是真的就这么复杂吗?有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是不小的，收入最高的10%的人相当于收入最低10%的人的平均收入十倍十几倍都有，但是他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兴师动众，简简单单就把这个事解决了———个人收入所得税。税前相差十倍十几倍，税后相差五倍了，然后政府再把税收更多地用到穷人身上一点，五倍也不到了，四倍多了三倍多了，这不就挺好的。我们也有个人收入所得税，但我们是反向调节，富人的税基本征不来，工薪阶层的税基本一分不能少，就这么调节一下，贫富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肯定是扩大。
这是政府热爱富人，不愿意征富人的税吗?也不是。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掌握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收入。在美国社会，一个人的收入可能自己都不清楚、太太不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不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一定清楚，那就是税务局。我们正好相反，你的收入你清楚，你的太太最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也差不多清楚，但是就一个地方不清楚，那就是税务局。这个事往前追，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国民收入记录制度。美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至少保证了两点，第一，每一个人的收入是清楚的，第二，政府是掌握的。我们没有，所有的措施都无从谈起。所以我经常说，不要老盯着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基尼系数是多少，只要盯一个东西就行，就是政府要把国民收入的记录制度建立起来。政府不能说现在没有条件还建立不起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就靠手工抄卡片的情况下，将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怎么我们就没有条件呢?这个人一年收入是5万，那个人一年是200万，我都认了，我就要求一条，200万是清楚的，这5万也是清楚的，然后200万的就按照200万的标准纳税，5万的按照5万的标准纳税。纳税之后，政府给这两个人一人一份社会保障，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就比现在好得多，这时有一些贫富差距哪怕大一些，大家也可以忍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贫富分化就由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的状态。
腐败的问题也是如此。其实加大力度反腐败一点意义也没有，就做一件事情就行，就是规范的现金管理。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腐败的问题解决了一半。这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相当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普遍实行的制度。有了这个制度和没有这个制度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个制度，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可治理的状态，用制度化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发现腐败的。比如买官卖官，需要将50万送给某某，怎么送呢?晚上吃了饭将这50万往旅行袋里一放，自己开车给他送到家里去。用制度化的方式怎么会发现呢?如果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那就不一样了。这时也会有买官卖官，但这50万直接拿过去就没有可能了，必须得想办法了。比如从银行里给他账号打过去50万，或给他办一张卡，里面存上50万，或者你给他买一套房。有人可能会说，这跟拿过去50万现金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大了。50万现金直接拿过去，没有任何的记录，就没有制度化的方式发现它的可能性，属于不可治理的状态。而刚才我说的几种办法，都有蛛丝马迹，都有制度化方式发现的可能。给他办一张卡，身份证实名制，第一个蛛丝马迹有了。如果借别人的身份证，但必须从另外一个账号转钱过来，第二个记录有了。另外，提款机有摄像头，消费还得签字，即使签假名字，笔迹也是他的。到处都有记录，都有蛛丝马迹，这才叫转入可治理状态。
一是很简单的国民收入记录的制度，二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规范的现金管理，中国很多事就出在这个层面。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很技术性、很基本的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我把它叫做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这些基础制度，就类似于城市的基础设施，马路、桥梁、路灯、管道、输电线路等等，基础设施出现了问题，一个城市的生活就玩不转了。
第四，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
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能够支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我觉得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这个社会结构至少要有四层含义。
一、要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的规模。中国的中产阶层从什么地方来?美国、欧洲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白领，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计算机的这部分人，但是中国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如果完全走这条路，不太现实。几年前我在广西研究北部湾规划时曾经提过一个想法，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熟练的技工，然后使熟练的技工成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路。
二、保护底层的社会生存生态。上海浦东刚刚开发时，两口子生活在浦西的老城区，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天煮100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有了。但是如果让他们搬到浦东，房子是改善了，但是茶叶蛋卖不出去了，一天煮20个茶叶蛋说不定还剩15个，生计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浦西这样的老城区和浦东这样的新开发区，给人们能够提供生存的社会生态是不一样的。现在现实的问题是，在城市建设中怎么才能够保护这个生态，乃至改善这个生态?我们现在是在不断破坏这个生态。现在的城市建设像是将一个烂泥潭改造成水泥地的游泳池，是比原来漂亮，也比原来卫生，也比原来游泳方便了，但小鱼小虾能够吃的东西也没有了。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们容易找到生存的机会，找到一口饭吃的社会，特别是对于底层。
三、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如何使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形成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一个正常社会不可能没有阶层的分化，但是如何使不同的阶层能够相处得更为和谐一些，又是这个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从历史上来说，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传统，比如说过去北京的胡同，一条胡同里三教九流、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有达官贵人、有贩夫走卒、有公务员，也有卖豆浆油条的。在一条胡同里，有贫富贵贱之分，至少表面上还是很和谐的状态，为什么呢?它有一种互相的依赖。达官贵人也得坐车，早上也得喝豆浆，也得吃油条，他们之间有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的各个阶层互相是隔离的，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状态，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四、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穷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没有希望。科举制能使多少人真正成为秀才、举人、进士?其实很有限，但是它给无数的人提供了一种希望，好好念书就能够有飞黄腾达、出人头地的一天。一个社会总得给人创造希望。改革开放大变动时期，机会是最多的，现在中国的机会应当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和80年代、90年代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机会在逐步地缩小，或者反过来说，现在门槛在越来越高。有了门槛之后，社会流动的渠道就开始变窄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保护，甚至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让人们得有一种希望，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我们需要一种公平和相对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这个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公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要正常运转，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环境，这个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保障提供的。从西方来说，社会保障绝不是一种奢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了，政府手里的钱多得不得了，才去搞社会保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是在最困难的时期搞社会保障的。1935年，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走出来，就搞了社会保障，因为没有社会保障，经济和社会就运转不下去。所以我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仅仅是社会保障制度，而是让人能够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又能够对未来比较确定地预期和判断的环境。现在我们讲扩大内需，但是增加了收入就会消费吗?增加了收入，没有买房的就想现在买房，买了房的，就想增加点收入把贷款早点还上，还完了收入再增加，想再买一套。解决了收入也不会消费，得解决社会环境的问题，得让人们的心真正安定下来，有安全感，觉得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时我扩大内需才会真正的解决。
第六，我们需要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需要促进公民权利的落实、N G O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政府、社会、市场的多元治理模式，很重要的一维就是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比利时有一次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环节问题解决不了，曾经有几个月没有政府，但社会生活有条不紊，人们该上班的上班，该度假的度假，该旅游的旅游，和有政府时候的生活，看不出太大的差别。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社会有一种自组织社会生活的能力。设想一下，我们这个社会有一天没有政府，会乱得一塌糊涂。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自组织的能力，这是社会建设的另外一个方面。而更具体的载体，就是社会当中的各种组织的发育，但是我们对社会组织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老以为有组织的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每一次都要打击这个组织的因素。刚才我讲利益表达时，曾经讲到了利益的凝聚和提炼的过程，这个凝聚和提炼靠什么呢?靠的就是组织。没有组织地民众就是一帮乌合之众，需要更多的体现它的建设性力量，需要自己组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于组织的思路，又需要好好地反思。
(周筱赟整理，经孙立平本人审定)
文章来源：天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