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序张润平《洮岷花儿》

2009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甘肃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甘肃花儿，来自山野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刊登在《甘肃文艺》2011年第3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花儿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是甘肃人民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一种以山野僻壤为背景的民间歌唱，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殊荣；曾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歌唱，不仅登上大雅之堂，而且登上世界文化的殿堂，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不言自明。”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无论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还是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都是对花儿遗产历史价值的肯定。申报并获得批准，是对这一文化遗产认同意识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要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妥善的保护和传承。保护传承，才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
具体到甘肃花儿，保护什么已不是问题。但如何保护，却遇到了理论和实践问题。谈到保护，必然涉及到传承人和传承群体。甘肃花儿的传承历史十分悠久，至今还活态传承在民众生活中。它是一种活态文化，是甘肃民众，特别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俗随时变”是风俗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传统相比，虽然甘肃花儿被列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今天的传承和历史的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传承时间和文化空间的变化。如传承者与受众的变化，传承内容和形式的变化等。从这种意义上，花儿的传承，实质是如何保护传承生态的问题。要保护花儿的传承生态，首先要保护的是传承人和传承群体以及花儿传承的空间（花儿会）。正是传承人和传承群体的代代相传和不懈地努力，才使花儿的演唱环境与传唱形式延续至今，这也使得花儿的传承，保持了无限的生命力。
甘肃花儿不仅传承历史悠久，而且流传和波及的地域极广。甘肃是花儿的发源地，这是毫无疑义的。它的影响远播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歌唱流派。学者们曾根据“花儿”的传承地，将“花儿”分为“河州花儿”（今甘肃省临夏县，现遍及临洮、康乐、和政、广和、永靖、夏河等县），“洮岷花儿”（今甘肃省临潭、岷县、卓尼一带），“河湟花儿”（今青海省的西宁、湟源、贵德、乐都、循化一带），宁夏花儿等。其中洮岷花儿是“莲花山花儿”和“岷县花儿”的总称，它的流传地区很广，无疑是甘肃花儿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和联合国代表作名录“甘肃花儿”保护的核心地带。在洮岷地区如此恢宏的文化空间中传承的花儿，是甘肃各族民众智慧创造和精神宝库，对它的传承保护不仅是政府的义务，学者的责任。也是这一地区民众文化生活的需要。
既然洮岷花儿在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就必须下大力气梳理花儿在这一地区产生、传承和流变的历史和现状。如今的“花儿会”遍布甘肃、青海各地，而历史上这种文化空间，不叫“花儿会”，而叫赶“山场”或“浪山”。中国西南许多民族中流行的所谓“歌会”（如广西壮族、侗族的三月三歌会，大理白族的石宝山歌会等），原来也含有“玩山”的意味，和“浪山”同意。“浪”在甘肃方言土语中，有着特殊的含义。有毫无约束，随意，放纵的意思。“浪山”、赶“山场”最能体现花儿演唱空间、形式和内容的特色。而这些特色是通过“浪山”参与者的行为和演唱内容决定的。赶“山场”与“浪山”，是甘青地区每年一度的民间狂欢节日，爱情花儿无疑是山场和浪山活动的主打。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古老群婚习俗的遗留。无论是洮岷花儿还是河湟花儿，离开对爱情的倾诉，就会失去山场或浪山会存在的意义。张润平在他的著作中，大胆提出花儿是史前人类的性爱之歌，这也正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各种各样“歌会”（包括花儿会）的永恒命题。
甘肃花儿不仅传承既久，对花儿的研究也有漫长的历史。追溯花儿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宏观的，学理性的，很少有微观的研究。今天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位地方学者张润平，他土生土长在甘肃岷县，耳润目染，受花儿熏陶几十年。同时还孜孜不倦，用30多年的时间，深入洮岷花儿传承地，调查、整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试图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术视野出发，整理出版了上中下三卷本的《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该书置于我的案头，已经很久了，我特别欣赏书中采录的4000多首原生态花儿文本。这些歌词文本，是他从拜访过的数百名花儿歌手那里采集来，精选而成的。其中最为可贵的是在考察采录时，保留了当地的纯方言土语，保留了歌手的口述史小传。这不仅为花儿研究者提供了可信的宝贵资料，也为他的新著《洮岷花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种意义上讲，《洮岷花儿》研究是从田野作业起步的，面对众多的传承人和传承群体，使研究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突破，一种创新。为花儿研究者树立了一个标杆。特别是在甘肃花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体现出学术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品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有学者的参与，这种参与不仅仅局限于学理上的追根溯源，而在于为保护工作提供学术的支撑。使保护理念和实践统一起来，贯彻始终。《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和《洮岷花儿》研究，珠联璧合。读者在对读中，既了解洮岷花儿传承的历史和现状，又可以得到学理上的提升。
《洮岷花儿》的成书，是作者多年经营花儿研究的成果之一。在这部自成体系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用心、用情。如正文除“绪论”外，对洮岷花儿源流、传承分布、格律特征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对洮岷花儿的传承人给与特别的关注，附有40多位洮岷花儿传承人的小传和传承特点，这对帮助读者了解洮岷花儿的传承现状，是有益处的。在学术著作中，为传承人立传，也有益于政府对洮岷花儿传承的保护，一举两得。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文末附录了300首洮岷地区广为传唱的花儿文本。极具代表性和经典性，可以称得上是当代《诗经》。对于理论研究而言，立论的准确，往往借助于资料的可靠与详实，因此资料的附录，完全可以作为论著的有机部分而存在。附录是对理论最好的注脚。  
我和张润平先生相识多年，最初只是文字之交。作为地方学者，他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他的岷县史地研究文字曾引起我的兴趣，他曾寄《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给我。后来，他对岷县地区传统宝卷传承的考察，更引起我的关注。2014年决定邀请他参加在湖北孝感召开的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国际会议，请他报告岷县宝卷传承现状，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邀请我参加在甘肃张掖召开的宝卷学术研讨会，联系便越来越多，由文字之交变为学术好友。2018年当他担任主编的10卷本《岷州宝卷集成》出版时，邀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同意了。因为我从小在甘肃贫瘠的农村长大，受到过宝卷文化的熏陶。如今看到许多学者对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河西宝卷”（包括岷州宝卷）如此重视，出于故土观念，我是乐意写序的。今天，张润平先生的《洮岷花儿》研究一书即将出版。面对学术硕果，深感地方学者的魅力。加之本人是甘肃人，能有这样一位致力于本土研究的学者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经常说“民俗学是两条腿的学问”，没有长期深入的田野作业，是出不了优秀成果的。《洮岷花儿》无疑是田野作业结出的硕果。它的出版，将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特别是花儿这一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重视田野考察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借《洮岷花儿》的出版，探讨花儿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话题，除学理的探求外，也表示祝贺之意。是为序。


                                  陶立璠                             
                            庚子(2020年)疫情中于五柳居

宁锐

陶子住在五柳居，花儿故乡养育的。
情深意浓难割离，写起序言自有据！
（一笑堂《读序张润平洮岷花儿》）

陶立璠

谢谢宁兄的鼓励

张润平

感谢陶先生赐序！书印出已经一月时间了，由于此段时间特别忙，没有顾上寄书，也没有顾上发信息。先生的序使拙著生辉不小！再次感谢陶先生！

张润平

陶先生与萧放先生还给我主编的《岷州宝卷集成》各写了一篇序。该书第一辑共分十册，原定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但因种种原因没有结果，现在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估计年底或明年初就能与大家见面。我们的计划是共出五至六辑，每辑十册，不知计划能否最终实现，还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