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洁

         潘其旭先生

一、铜鼓文化与花山岩画

1、铜鼓的社会文化功能—礼器、神器与乐器

骆越人以最早制作和使用铜鼓而闻名于世。 骆越铜鼓是我国南方青铜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它是岭南文明的见证，也是骆越文化的载体。 铜鼓的造型比例符合“黄金分割律”的美学原则，铸造工艺达到了人类青铜器制造技艺的高峰，可与中原的青铜器相媲美。历有“北鼎南鼓”之说。自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骆越铜鼓，既是礼器，又是乐器，为礼乐二者兼用之青铜器物。同时，铜鼓面上器饰有太阳纹、云雷纹、翔鹭纹、青蛙纹，鼓胸有翔鹭舟纹、水波纹，鼓身有羽人舞纹等崇拜物象，成为圣灵附着的神器。

铜鼓产生于从原始社会跨入阶级社会的初期，那时“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主持祭祀和指挥军阵的大权已被少数贵族首领所垄断。 铸造铜鼓需要足够的社会资源，财力物力、社会分工、工匠技艺，只有部落首领和少数贵族才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力并享用。 《晋书·食货志》记载，东晋时期，许多“官私贾人”将“国之重宝”的铜钱偷运到两广地区卖给当地“夷人”（少数民族），夷人将铜钱熔化，用来铸造铜鼓。可见，当时把铜鼓看得比流通货币还贵重。到了明代，铜鼓“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 。铜鼓本身已经是一种财富。 铜鼓的形制和特定纹饰，体现了氏族部落的原始信仰和生息祈求，图腾崇拜对象便成为神圣权威的象征。铜鼓成为骆越氏族部落首领在举行祭祀、征战及各种庆典礼仪活动中使用的贵重器物，并以铜鼓的大小和占有数量，表明其身份、等级与权力。 得铜鼓二、三（面）便可僭号称王。

铜鼓既是骆越部族崇尚的礼器、神器，又是各种祭祀仪式中娱神娱人的主奏乐器。在祭鼓仪式中，以巨型铜鼓为中心，由司鼓举锤奏响指挥，人们踏着鼓点节奏环绕欢歌狂舞。 尤其令人震撼的是，岩画展示了厐大的鼓乐阵容场面。在众多铜鼓集中排列四周，布满多种组图，呈现密密麻麻的不同姿势的人影：有众多鼓手挥锤敲击状的；有群体围绕铜鼓踏歌起舞的；有现水波船纹击铜鼓奋力竞渡的；俨然是骆越大部落联盟隆重祭典中的铜鼓赛会和各种活动仪式的集中表现。

从花山岩画的人物造型及各组图的构图画面中，可观察到骆越部落联盟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的活动场景。 部落联盟祭祀仪式是以铜鼓为主奏礼乐的全民性仪式，并以群体歌舞的形式进行。 其中包涵入社仪式、繁殖仪式、祭祖仪式和竞渡仪式(赛江神仪式)四种类型仪式的内容和祈愿。 专家学者大多认为，花山岩画是以描绘群体组合队列式的立蛙变体舞人为主体，是壮族先民骆越人蛙图腾部落祭祀仪式的艺术再现和演化。

2、崇尚铜鼓文化的各类祭祀仪式

古越人对蛙的这些本能习性感到神秘莫测，惊奇叹慨而产生敬畏心理，祈望相认为同类以祈佑护，崇奉为与氏族部落有亲缘关系的图腾。遂将蛙饰铸于铜鼓面上，以为“鼓精”，称之“蛙鼓”。于是铜鼓也就成了图腾附着的神灵器，具有神圣权威和号召伟力而备受尊崇。

崇蛙的实用功利在于求雨祈年，希冀促进农作生产和族群繁衍。 人们出于对蛙图腾超自然力的敬  畏尊崇及功利追求，产生了“鼓唯高大为贵”的审美观念，似乎铜鼓越高大，其声势就越大而威力无穷。 凡此，即是壮族先民骆越人崇尚“高大”代表力量，代表功绩，代表财富，代表地位，代表权威而追求功利美的共同文化心理的体现。

花山岩画所描绘的骆越人崇尚铜鼓的活动场面及神奇故事，在历代有关壮族地区的典籍中多有记载。如：在壮族古老的宗教经典《麽经布骆陀》的《麽荷泰》等古壮字抄本中，就记述有祖神寻铜源、炼铜矿，造铜铃、铸铜鼓神器，镇妖怪、佑生灵以安置社会的创世神话。
   
壮家的开天辟地始祖布洛陀，造了天地和人以后，把壮家安置在离天很近的高山大岭上。每当太阳、月亮和人们都入睡了，星星还闪亮眼睛守卫着天上和人间，日子过得很安乐。后来人类繁衍，又削山扩地，天地间离得就远了。年长日久，太阳、月亮和星星照看不到的黑角落里，便生出了毒虫魔怪，晚上伤害人畜。布洛陀知道后，采来三彩泥和孔雀石，经三天三夜烧练，铸成了一只圆形束腰、面上布满星星和花纹的“阿冉”（壮语，即铜鼓）。布洛陀擂起这金光闪闪的铜鼓，声如雷震，吓得阴暗角落里的妖魔都逃跑了。于是，各村寨都仿造出多得象天星一样的铜鼓，哪里发现妖怪，就擂鼓把它赶跑。从此以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壮乡传唱着铜鼓歌：“天上星星多，地上铜鼓多；星星和铜鼓， 给我们安乐。
骆越铜鼓以写实的艺术手法，表现人类赖于生存的宇宙由天、地、水构成的世界图式，事物互相依存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理念，为骆越人原始信仰和自然崇拜观念的物化形态，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文化特征。

壮族创世神话：在洪荒年代，鹭鸟从天界带来稻种为人类造福。“鸟”壮语叫“雒” 。古籍记载骆越人耕种“雒田” ，实为因鹭鸟常群集稻田觅食，利于耕耘收获而称为“鸟田” 。 花山岩画大首领形象上方有鸟图腾标志，岩画所绘平涂鸟形与铜鼓面的一种“稻鸟纹”形体相类，铜鼓面的鸟体骨骼形似稻穗纹样，鸟首前呈堆集稻谷粒状的棱形饰纹。这与传说的鹭鸟与稻谷来源及史载“雒田”即“鸟田”有关。

壮族先民是古老的稻作民族，由于对震天的电闪雷鸣及其造成的灾害产生恐惧，同时又出于对雨水灌溉的祈求，便产生了雷蛙崇拜以佑护风调雨顺。往昔建有雷神庙、雷王庙、雷祖庙，并悬置铜鼓以为祭祀神器。信俗认为，雷是雷王掌管的天鼓；铜鼓有傩面雷云纹，祭雷神鸣“雷鼓”以达祈愿。 骆越铜鼓形制纹饰主题及其所表现的日鸟崇拜和雷蛙崇拜,是围绕着希冀于大自然的恩赐，增进“两种生产” —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种”的生产即族群繁衍而拟构塑造的，属稻作文明的一种艺术创造和物化形态。

3、生产方式决定文明类型

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着生活在各个地域里的人们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主要生产方式，并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类型和风格的民族文化。如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铜鼓艺术和花山岩画是在稻作农业生产发展的经济基础上、大部落联盟形成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文化形态，属稻作文明类型。 骆越部族是亚州稻作文明的创造者。骆越后裔壮族保持着据“那”而作、依“那而居、以“那”（稻作）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历来崇拜稻魂，有祭田畴、祭“田公田母”、祭稻神田等传统习尚。干栏聚落的组图，为崇拜“稻魂”、祭“稻神田”仪式的表征。反映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创了稻作农业生产，集体耕作,通过祭祀仪式对生计寄托祈望。

二、“那”字与稻作文化

1、“那”字解读

（1）特定的区域性
“那子民族群”是古老的稻作民族，稻田与他们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各大田耕作区便是人们聚落的“板”、“曼”（baùn3，意为耕作区、村落、家园）及活动范围。 他们往往以各类田名的习称作为标识，按照“类名＋专名”的构词方式为该地域命名，形成了许多冠以“那（na2）×”的所谓“齐头式”地名。 冠以“那（na2)×”—即义为“稻田”的地名形式，唯独在南亚大陆的中国华南、西南和中南半岛出现。 其中，那类地名数量最多的是广西，分布于57个县市，据方志记载“那”（“纳”）字地名村屯达2000多处。其中，仅靖西市有387处，邕宁区有210处，龙州县有184处。翻开亚洲地图我们会发现，东界从中国广州湾珠海市的“那洲（na2tsou1，意即沙洲田），至西界缅甸掸邦的“纳龙”（na2luùN1，即坝里的田）；北界从中国云南宣威县的“那乐冲”（na2luùk8þuN6，意即山冲谷地田），南界至泰国宋卡府的“纳他威”（na2ta1wi1，意为如梳子眼状田），在南亚大陆构成了连片“那”字地名分布的广阔地带。其中包括中国的广东、海南、广西及贵州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泰国和缅甸掸邦地区。

（2）构词的一致性
那（na2）×”地名——为“中心词+修饰词”的一致性构词，形成“类名+专名”的“齐头式”地名文化景观，特定的地理语言文化现象。 这些“那（na2）×”地名，一般是按某一处耕作田地的环境特征来命名，也有按土司时代领主份田制的役田类别而沿称的。构词形式是“中心词＋修饰词”，词汇具有“类名＋专名”的同一性构词形式。

（3）音义的原生性
称稻田为“那”（na2）的音义，为该地域的族群对稻田指称的原生性的专用词汇，由于其是最早将野生稻驯化为人工栽培稻的区域，故具有唯一性的特质和性征。

（4）族群的共识性
称稻田为“那”（na2），均为该区域里的原著族群，尽管随着社会发展历史变迁和族群分化，形成了不同族系，各自的语言也产生了某种差异，但冠以“那×”的地名形式，则保持着鲜明的亲缘族类的语言形态上母语同源、共识相通的文化性征。

（5）历史的延续性
历经数千年的族群分化、民族迁徒，在各自的国度里不断开垦田园，但仍采用沿自上古的“那×” 地名命名形式，保持相类或重复的地名，形成相对稳定的地名文化并历代传承至今。由此可见，“那”（na2)地名的命名规律特征，是称稻田为“那”（na2)的族群的“共同意识”和“共同规范”的集中表现，同时，他们享有同源共生的“那文化”而获得各自的发展。大量的“那×”（稻田）地名，成为稻作文化形态的语言符号和特殊载体。

（6） “那子民族群”生活模式的表征
地名的最初命名,与一定族群生息的自然地理、生活环境、生产活动和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有关，尤其是与生产方式、民族文化及其语言表达形式有密切关系。 “那”字地名的分布地带，正是称水田为“那” （na2）的操台语族群－中国壮族、布衣族、傣族及东南亚的泰、老、掸族系的家园。

2、 “那”字地名与稻作文明起源依据

（1）语言学依据
语言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有关稻作文化事象必然要在一定的民族语言中得到应有的反映。“那×” 地名是称“稻田”为“那”（na2）的族群在特定地域的生产环境中，按“类名＋专名”的认知表达方式，形成“齐头式”类型的地名符号；而“那” 是种植水稻的田地，对各类“那”予以命名，并将其作为聚落区划的名称，则是南亚大陆所独有的文化现象。 说明“齐头式”类型的“那×”地名，是一种原生性的文化形态，为当地族群先民自上古时代开创稻作农业的产物，实属固有的民族词。

a.从文化语言学看
“那子民族群”的大‘共同语’ 表现为一种稻作文明类型。文化语言学即是从文化来看语言。 “那子民族群”的语言，有发生学上的共同起源和类型学上的共同结构，就是他们的祖先在共同创造“那文化”过程中密切交流和共同发展的结果。 在这当中，中国壮族与东南亚泰、老、掸族系有关稻作的生产、加工、饮食及其用具的词语自成系统，表达形式基本一致。
b.从历史语言学看
如“膏×” 和“秏” 、“糇” ，均源于壮侗语民族先民的古越语。岭南壮族、西南傣族对稻谷、米饭的称谓“膏”（亦作“考”，音khau3）或“秏” （“糇” ，音hau4），在汉文古籍中亦早有记载。如《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忝、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其中所列举的谷类名称“膏×”，是按壮侗语（台语）的构词形式，即“类名十专名”的词序结构的最早记载，而在类名“膏”之后又配以汉文专名字义来表述。 《说文》载“南海之秏”，表明稻作农业起源于岭南；《诗经》中有“糇”字，为古越语融入古汉语，是3500年前水稻自南而北传中原的有力旁证。

（2）考古学依据
南亚大陆地处亚热带，自然界有着丰富的食物资源；地处岭南的广西地区喀斯特山形地貌岩洞遍布，尤适宜于人类祖先的栖息繁衍，发 现了一系列古人类文化遗址。  80万年前百色旧石器； 5万年前”枊江人”和2—3万年的“麒麟山人”化石，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在桂林甑皮岩发现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骨骼和生活遗址，表明生息在这一地区的人种已经形成。
至于栽培稻起源地的实证最早年代依据，当是一万年前华南地区稻谷遗存的考古发现。1993—199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对零陵地区道县寿雁镇玉蟾岩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距今1.2万年兼具野生稻、灿稻、粳稻的栽培稻炭化稻粒以及火候较低的陶片 1998年，广东考古发掘队，对距今1万年前后的英德县牛栏洞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现两种水稻硅质体，属非灿非粳类型。 这就给栽培稻的起源地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而这两处文化遗址，均是壮族先民古西瓯、骆越部族活动的故地，亦是“那”（na2）即“稻田”地名分布的范围及临界线。

（3）新石器时代“有肩石器文化”与稻作生产工具
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广西地区壮族先民，就创造了型制独特的生产工具有肩石器：有肩石斧、有肩石锛、有肩石凿和大石铲等，学术界称之为“有肩石器文化”。而新石器时代，有肩石器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均有出土，都属两广类型石器系统，这与稻作生产传播和民族迁徙有密切关系。

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出现的大石铲，则是稻作生产技术发展及其功利追求的产物。因其是在广西南部以邕江上游的左江和右江汇合的三角地带为中心的地区发现，考古学界称为“桂南大石铲”。 这一地带是今南宁市的辖区，也是“那”地名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如仅见于《南宁市交通旅游地图》所标市内江南、西乡塘、邕宁、良庆、兴宁5个区的“那”地名，就有250处。 从考古标类学来看，大石铲是从双肩石斧器型演变而来，原先也是适应于沼泽地和水田劳作的工具，但它已改变了石斧那种既掘土又砍伐林木的双重功能，而变为綑扎木条长柄的木石连体的单纯翻土功用的工具。 直至现代，一部分壮族地区仍使用类似型制的木制长柄舌面套弧形铁刃的稻作生产工具。

3、“那子民族群”

（1） “那子民族群” 流传有关稻谷来源的故事
“那子民族群” 自古以来，民间中都流传有关稻谷来源、内容近同的故事。说是远古时，稻禾长像大树，谷粒很大可供多人食用，但很难采摘，也不好分食。人们便把它砸碎成小颗粒，但再也种不出稻谷来，原来是“稻魂”受惊逃散了。后来尊照祖神的教导，举行招谷魂仪式，才种出现在好吃的各种小粒稻米来。壮族《布洛陀史诗》有女祖神乜渌甲从山上采野谷来种植的故事 在《壮族麽经布洛陀》《布洛陀史诗》中，有创世神布洛陀创造世界万物，造稻谷、造田地、造耕牛的故事，女祖神乜渌甲从山上采野谷来种植造酒的情节。

（2）“那子民族群”祭蛙盛典
   壮族传统“蚂拐节” 译称“蛙婆节”。每年开春，广西红水河沿岸的东兰、天峨县一带的壮族村寨，都要联合举行“请蛙”、“祭蛙”、“游蛙”、“葬蛙”的盛大节日活动。正月初一，村寨里敲响铜鼓，人们涌向田野去寻蛙，把找到的第一只青蛙视为神灵，称作“天女”，捉到蛙者称为“蛙郎”，认为是与“天女”结成了良缘：“天女呼唤云雨来，今年四季降吉祥；壮家人人爱天女，年年天女嫁壮乡。” 随之将青蛙放入小棺材中，在“蛙郎”的带领下，抬着蛙棺游村串户去唱“比娅圭”，意即“蛙祖母歌”，以为祝贺新春。将蛙棺安置于“蛙亭”祭奠。夜间人们聚集“蛙亭”，敲铜鼓、唱山歌以行祭；直至正月十五或二月初才择吉日葬蛙。是日，人们群集唱“蚂拐歌”，跳“蚂拐舞”。人们拥着装蛙棺的纸扎花楼，送至村外埋蛙场地隆重举葬，将天女送回天国。同时，由巫师将去年下葬的蛙棺开启，察看其骨骸颜色，是为藉祭蛙卜测农作丰歉的原始仪式。

4、那文化圈与铜鼓文化圈
（1） “那”地名与骆越铜鼓
  “那”（na2)地名是稻作文明的鲜明标志。“那子民族群”流传俗语:“内南眉巴，内那眉考”，意即水里有鱼，田里有稻，就是“饭稻羹鱼”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的写照，亦反映了他们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因此，他们的实物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都具有鲜明的“那”文化(即稻作文化)的性质特征。形成了以“那”地名为标志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体系，壮学界称之为“那”文化圈。 同时，在这一地带，还有举 世闻名的铜鼓文化。著名的民族学家罗香林先生指出：“古代越族文化之令人注意者，为铜鼓的制作与使用。而越制铜鼓，又以骆越为最盛，故又称骆越铜鼓。”

（2）广西左江岩画铜鼓祭祀文化— 亚州稻作文化的最大标志
   世界文化遗产—广西左江岩画，是“那子民族群”先民骆越人绘于战国至东汉的旷世杰作，反映骆越蛙图腾大部落联盟举行铜鼓文化祭祀活动的场景。 从铜鼓的原始造型和立蛙饰纹，以及花山岩画祭铜鼓仪式和壮族“蚂拐节”敲铜鼓祭蛙求雨祈年的活动来看，属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青铜艺术，为“那文化”的产物，稻作文明的一种物化形态，并形成了相应的铜鼓文化圈。 花山岩画被誉为亚州稻作文化的最大标志。

根据潘其旭先生讲座内容整理
编辑/整理  卢翀
来源：岭外风雅颂公众号

[ 本帖最后由 刘洁洁 于 2017-6-18 21:2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