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轨迹，各民族的民间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促进自身社会文明进步的共性元素。这些文明共性元素存在于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区域中，这些区域有时还会相距甚远。但是，无论距离多远，这些共性元素都以其自身的先进性在众多民族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取得了认同，并使得自身也成为民族间进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介质。积极推动这些文明共性元素走上民族文化的舞台，将会对民族团结提供强大的正能量。
民间文化在多民族之间的选择性生存
每个民族的民间文化形式与内容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一方面，随着外来的有助于社会文明发展的共性元素进入，会产生相应的文化融合过程。
另一方面，随着自身社会文明的更替，会产生相应的文化变迁过程。
这两种过程都是有效推动各个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平稳转型的重要方式。处在先进文化发展顶层的民族文化往往会对同时期内发展动力不足的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更多的传播，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文化给予理性的包容与尊重，这使得文化认同的融合过程成为民众自觉的而非强制性的选择。其中，各民族对民间文化中文明共性元素的认同现象，对多民族的团结起到最直接推动作用。这种认同现象是依据各民族具体生产生活实践后自我选择的结果，是各个民族间有效开展团结互助的实践支撑，不仅增进了多民族理解，还加深了多民族团结。这种过程因为符合社会发展逻辑，已经成为历史必然。从我国民族发展的历程看，多民族民间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始终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脉搏，民间文化对外来文明共性元素的选择性生存，也促进了多民族和谐共生、团结进步的大格局生成。
举例来讲，在中原汉文化的传统服饰文化中，历来都有寓意吉祥富贵、健康长寿的瑞兽形象和各种植物、瓜果、字符形象，诸如麒麟、仙鹤、凤凰、牡丹、寿桃、“福”字等等。那么，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经历商业贸易、民族通婚以及战争后，也逐渐地选择性地吸收了汉文化中传统服饰文化里的部分内容。就像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的特色手工针织品上，都会出现牡丹的图案，有的民族会将寓意富贵如意的“牡丹凤凰”的全部图案绣制在腰带上、花袄上，有的民族会在衣服袖口上绣制上缠枝牡丹或折枝牡丹的图案。除此之外，这些民族还会依据自身的生产生活实践，加上本民族民众所喜爱的图案。比如，维吾尔族的民间手工针织艺人在服饰上采用牡丹图案的同时，还会将本地区传统果实中坚果巴旦木的外壳图案也绣制上，有时还要加上本民族民众喜爱的玫瑰花图案。笔者曾在喀什老城街区小巷内、莎车县部分修缮讲究的一些民居木制大门上，看到了木雕版画形式的牡丹图案。
据已公开出版的考古资料记载，在鄯善县一位维吾尔族村民保存的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婚服上，就有手工绣制的“凤穿牡丹”的精美图案。在这套婚服的袖子上，也均匀地绣制上了灿烂夺目的小朵牡丹。还有，在历史上的哈密回王本人常穿的官服的胸部位置，就绣制着耀眼夺目的金凤凰红牡丹图案……
这些绚丽多彩的绣制品图案，都是新疆各民族民众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期盼表现，这种精神期盼就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而这种精神期盼中具体表现出来的服饰图案，就是可以取得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文明共性元素。
民间文化可以有效促进多民族文明发展
根据历史记载，新疆多民族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其主基调始终是求大同存小异的常态，而非尖锐对立、排斥的表现。各民族都从民间文化交流中找到了可以为自己添砖加瓦的内容，又逐步加上随社会发展荡涤后自存的部分，既认可差异性、接受差异性，又借鉴积极性。这种多元一体文化图景的确是多民族国家的一大优势，以民间文化思想的认同增进相互团结，并且逐渐实现政治统一的具体实践，可以证明民间文化能有效促进多民族文明发展。
每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和本民族社会里的上、中、下三层文化有交集，那么民间文化中文明共性元素的先进性引领也会对这三层文化起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论一个人是九五至尊的帝王，还是社会地位卑微的底层百姓，他或他的身边事物都处在真实的社会生产生活之中，他都会或多或少地趋从于民间文化中的约定俗成。这种民间的约定俗成或者相关的制度、模式，就是民间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民间文化学术泰斗钟敬文先生讲过：民间文化虽然多产生于社会下层，但是其对一个社会内部和谐发展的推动力往往不亚于上、中层文化。“为政之要，辩风俗最其上”，这是每个统治者都深谙的执政规律。按照常规讲，社会的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都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意识，会随着国家意识的需要去时不时地吸取民间文化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正能量。并且，在时机成熟之际，选择部分民间文化为管用的文化，再逐步添加上国家意识，使管用的文化最终转变为官用的文化。
比如，在新疆天山南北积极开展的“去极端化”一系列大宣讲活动中，面对众多手握坎土曼、整日里一双泥巴腿、只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听众们，草根宣讲员采用“苞谷囊”式的语言来宣讲党和国家援疆大好政策的实施、宣讲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这种宣讲的后续效果，相比直接给农民们讲授深奥的民族团结理论和治国大政方针的效果来说，确实要好很多。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苞谷囊”式的语言虽然没有上、中层文化中严谨的推理或者说慎密的分析、抽象的逻辑、华丽的辞藻，但是这种民间语言方式却充满了民间谚语、歇后语、俚语、口语，还加入了各具民族特色的常用语，全部采用易听易懂的语言发音方式，完全避开孤冷生僻等老百姓们不用也不懂的词语。这些“苞谷囊”式的宣讲，借助了民间文化的产生背景，抽取了老百姓认可的语言共性、逻辑共性、语气共性，同时植入实质性的理论内容，得到了各民族老百姓们的理解认同。
民间文化认同是巩固多民族团结的强大推手
多民族间的民间文化认同逐步增多的时候，也是文明共性元素传播频繁的时候，此时这些文明共性元素的频繁传播可以为各个民族的未来发展给出理性的思想借鉴，同时也会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民族差别成为突出民族问题的苗头出现。并且，随着社会不断前进所带来的民族意识觉醒也可以更加便捷地、更加多元地朝着先进文化引领的方向前进，而绝不是走向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某种宗教极端思想，从而为民族团结打下良好的文化铺垫。
眼下，新疆多民族文化共存的实际现象中，确实还有民族团结维系不牢固的事实存在。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为了更加有效地巩固民族团结，非常有必要运用民间文化认同在民族团结共进建设中的精神纽带作用，凝聚多民族文化，紧紧跟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朝着全面小康迈进。为了更好地体现新疆多民族文化本来就是一母同胞的团结进步理念，要在诸多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出符合社会时代发展需求的文明共性元素，在各个时空中传递、交流，以此唤醒多民族的文化自觉，并以文化自觉的正能量作为文化自强的不竭动力。
比如，据史料记载，在新疆境内，近代以来的反分裂斗争的革命精神，确实将新疆多民族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在抵抗阿古柏的战斗中，在支援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前线资源运输中，新疆各个民族为了祖国统一，为了自身不受欺凌，齐心团结、共同抵抗外敌。这种革命精神延续到今日，完全可以当作新疆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来看待。
当下，为了始终保持我们在民族团结阵地上的主动权，把这种优秀的反分裂斗争的革命精神运用在“去极端化”工作中是十分必要的。“去极端化”工作的实质，就是我们在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等敌人进行争夺人心的战斗。为了夺取战斗的最终全胜，应该以民间文化认同为平台来促进新疆多民族团结，以此巩固新疆民族团结的阵地，使其牢不可破。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以民间文化为媒介的思想认同会传播正能量，促进多民族团结，而非从意识形态上去挑拨民族关系，进而使和谐的民族关系恶化。此外，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文化认同的程度越高，多民族差别所带来的种种摩擦发生的频率会越低，甚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单纯的个体性人际矛盾而非群体性民族矛盾。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到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一直在强调要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这就是为挖掘民间生活中富含正能量的民间文化的政策支持，是为更好地从民间文化中找到促进民族团结的因素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