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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跨境民族约30个，主要分布于我国陆地边境地区，并对中国陆疆产生重要影响。世界各国的跨境民族都有双重作用，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处理好会起到戍边作用，处理不好则会起到削边作用。因此，不管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还是从“一带一路”战略角度，了解并研究跨境民族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基于此，我们应当积极了解这些跨境民族在本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每个国家对于他们的不同民族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跨境民族在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为我门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维护边疆稳定与安全、促进跨境民族内部的友好往来提供参考和指导建议。为此，国家民委国际司与本报联合开办《跨境民族在域外》栏目，介绍跨境民族在域外的情况，敬请关注。

──《中国民族报》201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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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 2016年6月10日

　　□ 吴楚克 更尕易西

　　一、门巴族的历史

　　门巴族自称门巴，门巴原是藏族对居住在门隅居民的传统称呼，意为门隅地方的人。门巴族是我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之一，据藏文史籍记载，门巴族的先民很早就在喜马拉雅山区繁衍生息,但由于地处边陲，高山阻隔，门巴族和这片美丽的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加之没有自己的文字，门巴族的民族发展史没有被记录下来，如今仅能从门巴族丰富的神话与传说以及藏文文献中去探知其族源和民族形成的历史。

　　(一)古代的门巴族

　　门巴族的语言“门巴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藏文。门巴族有丰富的传说，也有不少藏文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中探索他们古代社会的图景。

　　门巴族有猴子变人的神话传说，藏文文献《贤者喜宴》一书中记载：“众猴子因食谷物而变为人，他们食自然界自生的谷物，身穿树叶作衣，在森林中就像野兽一样生活，犹如珞与门那样进行活动，而遍及西藏各地区”。在这段历史传说中，把“珞”和“门”人的生活状态与藏族的原始社会生活进行比较，展示了门巴族先民的原始社会生活。在门隅达巴八措德门巴族中，如今仍有戴猴头面具、跳传统舞的习俗。

　　古代的门隅或“门”地，指西藏南部喜马拉雅山区多雨潮湿低海拔的森林峡谷地区。生活在“门”地的居民，泛称“门巴”。公元7世纪初期，吐蕃赞普南日松赞力图统一青藏高原各部，藏文史籍《红史》记载，早在松赞干布时代“南自珞与门……等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

　　吐蕃时期的“门”地，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由分散各地的部落组成。公元9世纪中叶，奴隶和属民起义摧毁了吐蕃政权的统治，一部分吐谷浑、藏族人及其他外地人和“门”地土著相互融合，逐渐在门隅地区形成门巴族。随着历史文化的交流，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慢慢传入门隅，被本来信仰原始苯教的门巴族人所接受。后有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相继传入门隅地带，对门巴族的历史文化、民俗产生了深刻影响。

　　公元14至15世纪，门隅是帕竹噶举派的世袭领地。17世纪中叶，五世阿旺罗桑加措派弟子高僧梅惹喇嘛洛卓嘉措(门巴族)同错那宗官员到门隅弘扬黄教，建立宗本衙门，扩建达旺寺，征收赋税，派乌拉等，开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后，西藏地方政府陆续按照西藏的行政区划制度，把门隅地区划分为32个“措”、“定”。所派官吏，清查户口，行使司法权力，讨伐叛乱，防守边疆，实行有效管辖。19世纪，清朝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为加强对门隅的统治，在门隅的首府达旺建立了名为“达旺西哲”的行政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门隅地区的日常政教事务。西藏地方政府每年派专人到门隅征收、征购大米，专营该区盐米等经济贸易。

　　(二)近现代历史上的门巴族

　　19世纪中叶，鉴于英国侵略势力的侵入，西藏地方政府对门巴族地区的统治又有所加强。1853年，西藏地方政府授予错那宗僧俗两宗本参与管辖门隅的权力，在“达旺西哲”的基础上，组成更高一级的行政管理会议“达旺朱哲”。

　　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帝国主义背着中国政府阴谋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私自将门隅、珞瑜和下察隅等共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对此，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从未予以承认。1944年，英国侵略者公然武装入侵中国达旺地区，激起门巴族、藏族人民的反对，西藏地方政府亦提出强烈抗议，迫使英军撤到色拉山以南。

　　1947年，英国势力撤走后，印度继续控制色拉山以南的大部分地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又陆续占领了除勒布四“措”以外的整个门隅及珞瑜、下察隅的大部分地方。为保卫祖国边疆的神圣领土，门巴族、珞巴族、藏族人民和中华各族兄弟一起，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永久的胜利。

　　二、门巴族的分布情况

　　门巴族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境内，主要是在门隅和上珞瑜及与之毗邻的西藏东北边缘地带，聚居在错那县以南的门隅地区，少部分居住在墨脱、林芝等县。门巴族、珞巴族和藏族呈大聚居小杂居状态分布居住，我国门巴族的绝大部分还生活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占领下的广大地区。由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分割，尚不能对门巴族总人口进行精确统计，估计有5万余人，根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统计数据，分布在我国实际控制区以内的仅有7475人。

　　三、门巴族的文化特点

　　门巴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上与藏族有着密切联系，历史上长期使用藏历、藏币。藏历新年也是门巴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年7月，门巴族也庆祝西藏的传统节日望果节。

　　(一)门巴族居住区域与生产习俗：

　　门巴族世世代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门巴族的农业生产直到民主改革前还停留在刀耕火种和锄耕、木犁犁耕阶段。在深山峡谷地带，原始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气候。门巴族聚居地区均属热带和亚热带，这些地区也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热带林果业，如：香蕉、芭蕉、柑桔、柠檬、水蜜桃等有着较大潜力。

　　(二)门巴族的宗教信仰：

　　门巴族曾有过信仰原始苯教的深远历史。他们把神秘的灵性和灵魂赋予自然山水、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乃至人的生殖活动。门巴族的佛教信仰是由藏族地区传入的。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噶举派和格鲁派在门巴族中都有影响，尤以宁玛派历史悠久，传播最广。

　　门巴族的各种宗教节日和传统民间节日基本上与藏族的节日相同。按照传统，藏历每月的十五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是戒杀生之日，门巴族也特别注重这些日子的戒律，在这些日子开展念经、敬佛活动。门巴族把藏历每月的八日、十五日、三十日叫作“堆桑”，意为吉祥日子。在这期间，他们一般不去打猎，不下地，认为在这些日子里故意杀生会有很大的罪过。

　　(三)门巴族的服饰：

　　门巴族男女均穿红色或褐色氆氇长袍，头戴褐顶桔黄边、前部留有缺口的小帽或黑粗毛毡帽。妇女喜戴手镯、耳环等装饰品，男子腰间都挂一把砍刀。

　　(四)门巴族的代表性艺术作品：

　　《阿拉卡教父子》反映了门巴族人民对旧社会的反抗，描写了以阿拉卡教父子取得胜利为结局的两次战争。演出以舞蹈为主，带假面具，根据不同形象和角色，披不同动物的皮革和羽毛。一般在二人奏的锣鼓中起舞，跳时不唱，唱时不跳，道白少，唱词曲调随内容和情节而变，自由流畅，深受门巴族人民喜爱。

　　《太波嘎列》是一部叙事诗，共分十四章，四百五十七行。全诗塑造了一个带神话色彩的形象，即传说中的作者，诗的主人公，亦是门巴族的牧业始祖——太波嘎列。诗中叙述他流落山野，不忘人间疾苦，给门巴族人民带来了神牛。诗中还叙述了牛的降生、牵牛、放牛，搭帐篷、修炉灶、拴狗、挤奶、打酥油、迁牧场等情节。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门巴族牧业生产的全过程。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成果(项目号：15DA007)】

　　项目人：吴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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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 2016-6-17

　　□ 吴楚克 马富英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彝族还是一个跨居我国、越南、老挝三国的跨境民族，在越南和老挝被称为倮倮族。

　　一、彝族的人口和分布

　　1.国内分布情况。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2010年我国彝族人口为871.44万人。其中，云南彝族人口共计502.8万，主要集中分布在金沙江、云江和哀牢山、无量山之间的地区;四川彝族人口共计178万，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石棉县、泸定县、九龙县等地;贵州彝族人口共计84.28万，主要分布在毕节市、六盘水市等地区;广西彝族人口共计0.7万余，主要分布在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德峨、克长、者浪、岩茶等4个乡的10多个村和那坡县的城厢、百都、下华3个乡的9个村寨，余者居住在西林县、田林县内。

　　2.国外分布情况。一是越南的倮倮族。许多民族学家与史学家认为，第一批倮倮人是明朝(约公元15世纪)时期因不堪残暴的封建统治而由我国迁入越南同文县的，约有1万余人。出于同样的原因，17世纪又有五六千倮倮人迁到越南苗旺地区。与此同时，西北地区一位倮倮族酋长率部下攻占了越南莱州省的大部分地区。除了15世纪和17世纪这两次大规模的迁移外，以后陆续有少量的倮倮人从我国迁入越南或从越南返回我国。越南的倮倮族主要居住在北部的河江省、高平省和老街省。越南倮倮族人口数据在相关著述里的信息不一，学者徐绍丽等人编著的《列国志-越南》中指出，1999年越南倮倮族有3000人。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越南彝族包括倮倮族和濮拉族，而据1994年4月越南人口普查统计，倮倮族有3307人，濮拉族有9046人，两者合计约1.24万人。

　　二是老挝的倮倮族。综合老挝和我国的相关研究，老挝的倮倮族是因战事直接从我国云南省南部的哀牢山区迁移过去的，迁移的时间大概是在18世纪。老挝倮倮族是我国彝族的一个支系，在老挝则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据老挝1995年的资料统计，老挝倮倮族人口是1430人，主要分布在老挝丰沙里省靠近我国边境的地区，在南塔省的勐醒县、乌都姆塞的北部也有少量倮倮族分布。

　　二、彝族的民族文化

　　1. 语言文字。我国彝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东部、北部、南部、西部、东南部和中部6种方言：东部方言主要分布在贵州和云南东北部;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和云南两省;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和广西;西部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东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东南部;中部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中部。彝族有自己的文字——古彝文。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世界六大古文字中，目前只有古彝文一项还在我国西南彝族聚居地区存活、传承和使用，是古文字的“活化石”。

　　越南和老挝的倮倮族与我国的彝族同源，语言皆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文字现已失传。

　　2.历法。我国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古老历法——彝族十月太阳历。据推测，十月太阳历法渊源于远古伏羲，大约有上万年的历史，它把中国的文明史追溯到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文明古国之前。彝族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为10个月，每月以鼠日为月首，12属相循环3次，在猪日终结为月末，每月36天，一年360天，另加5日“过年日”，习称“过十月年”，全年为365天。每隔3年多加1天，即闰年(闰日)，为366天。奇特的彝族“向天坟”墓葬形式就是彝族古代天文观象台的演变，与其十月太阳历有着密切联系。

　　越南倮倮族也有自己民族的历法，一年分为11个月，每个月对应一种动物，依次为虎、蜂、蛇、熊、马、山羊、猴、鸡、狗、猪、鼠。

　　3.民俗文化。我国彝族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按其传统的社会功用，彝族的传统节日可分五大类：祭祀性节日、庆贺性节日、纪念性节日、社交性节日、农事性节日。其中火把节和彝历新年是彝族最为盛行和隆重的传统节日。彝族的婚姻习俗主要表现为一夫一妻制、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

　　越南倮倮族创造、继承并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其中，传统的铜鼓、象形文字，高超的耕种和狩猎技术，丰富的民间艺术，都是他们丰厚文化成果的见证。铜鼓是越南倮倮族负有盛名的传统乐器，由族长保管，平时埋在地里，一旦族内有人亡故，便将其挖出以备跳出殡舞时使用。越南倮倮族引以为豪的民间艺术还有民间故事、刺绣、民歌、舞蹈等。

　　老挝倮倮族也保持了一定的民俗文化。如老人去世时，老挝倮倮族就从地里挖出铜鼓来办丧事，办完后又将铜鼓埋到地下;老挝倮倮族一年举办两次节会，即二月的“大金江节”和三月的“小金江节”(新年节)。

　　三、彝族的跨境问题与发展趋势

　　1.国家认同趋于稳固。彝族的主体起源并长期生活在我国境内，对其他地区居住的彝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出于对共同历史记忆的认知和对同源民族文化的认同，中、老、越三国的彝族之间的民族认同朴素而明晰，彼此之间具有天然的民族情感和亲密的跨境活动。如越南倮倮族至今还保存着一些彝文古籍，如《指路经》、《献牲书》、《叙情书》等;越南倮倮族为死人送葬时，时常邀请我国的彝族毕摩(一种祭师)为其敲打铜鼓送亡灵。在当代，随着中、老、越三国各自针对边疆民族扶贫开发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彝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相关利益得到各自政府的不断关注和保障，各国的彝族对各自国家的认同逐渐趋于稳固。

　　2.民族文化日渐式微。在现代化的冲击和其他民族的影响下，越南、老挝的彝族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如在越南高谅省保乐地区，有少数老人虽然至今还保留着有倮倮族文字的珍贵文物，但是他们已经不认识这些文字了;而越南倮倮族男子的服饰已与当地苗族、岱族没有区别了;老挝倮倮族还保存着少量先祖器物，但只有部分老年人懂得少许古倮倮语;老挝倮倮族的民族服饰也已失去传统特色，其民族传统文化正在消失。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境外彝族与我国境内彝族间的整体共同性逐渐减弱，而部分差异性正逐步扩大，最终将与我国的彝族渐行渐远。

　　3.边境贸易前景广阔。边境贸易是中、老、越三国的彝族跨境往来的主要形式。老挝境内的倮倮族同老挝市场的经济联系很少，他们购买物品都会来我国的集市，一是因为地缘条件的便利，二是因为我国集市的物品多而便宜。为提高老挝北部人民生活，近期老挝政府制定了加快北部山区工业的发展规划，即以琅勃拉邦经济为中心，开辟“中国—磨丁—南塔—会塞—泰国经济走廊”等经济走廊，开放老中磨丁边境贸易区等3个边境贸易区，为我国与老挝的边境贸易提供了重要平台。上世纪90年代以前，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大部分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近年来，越南倮倮族也利用地缘、族缘优势，积极参与到中越边境贸易中。如今，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了。

　　总之，随着中、老、越三国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扶持，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东盟互联互通等项目的深入实施，中、老、越三国的彝族经济社会也将在更有利的内外环境中得到健康长足发展。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DA007)成果】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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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6-06-03 |
□ 吴楚克 更尕易西

　　珞巴族是我国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珞瑜地区（今林芝一带）。“珞巴”是藏语译音，“巴”是“人”的意思，“珞”意为“南方”。“珞巴”即“南方人”，是藏族对居住在珞瑜地区的民族的习惯称呼。

　　一、珞巴族的历史

　　关于珞巴族的族源问题，珞巴族自己没有历史文献的详细记载。根据珞巴族的神话传说，以及《红史》、《贤者喜宴》、《门隅教史》、《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历史文献中提及的相关历史地理、珞巴族的族源与历史，可以肯定珞巴族的祖先是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丛山密林中生息的一个古老群体。在时间的长河中，珞巴族曾有一段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大概在青藏高原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之时，高原部落中若干以狩猎为生的部落群体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浩浩荡荡地向珞瑜地区迁徙，汇入了珞瑜地区的原住民群体，开始了南北群体的大融合。他们的后代子孙，可能就是珞巴族的嫡系祖先。

　　上世纪60年代以前，珞巴族没有关于本民族的统一族称，而以部落名称彼此相称，如博嘎尔、坚波、崩如、崩尼等。据史料记载，自公元7世纪起，珞瑜地区并入吐蕃王朝建制，吐蕃王在珞瑜地区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吐蕃王朝崩溃后的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西藏地方虽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但珞巴族和藏族的文化交流与来往一直未间断。此后，珞巴族一直处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统辖之下。

　　西藏地方政府对珞瑜地区、墨脱及其以南地区的统治，是逐步形成的。最初，西藏的地方势力波密土王控制着被称为“小白马岗”的墨脱北半部，即现今的加热萨乡、旁辛乡及达木乡一带的广大珞巴族居住区。大约在200年前，门隅、主隅（今不丹）的门巴族开始迁入墨脱境内。随着门巴族人口的增加，约在19世纪后半叶，门巴族和珞巴族之间出现纠纷，发生了械斗。波密土王利用这一时机扩大势力，随即先后建立了地东宗和嘎朗央宗，把势力扩及下珞瑜地区。1680年，五世达赖发给门隅地区首任政教首领梅惹喇嘛的文书中记载，自火猴年（1656年）以来，“门区属部未归我治者及珞瑜人等亦入我治下……”后来，这些地区划给沿喜马拉雅北坡设置的地方官府分别管理。在珞巴族居住地区西部的塔克新一带，原来有一个传统习惯，即在每十二年一次的藏历猴年，藏族官员与珞巴族部落首领举行盟誓，确定由珞巴族负责修路，并保证前来转山的藏族群众的转山活动和物资交换顺利进行。珞巴人则得到西藏地方政府发放的生产、生活物资，如牛、铁制工具等。这加强了藏地和珞瑜边地的关系，体现了西藏地方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约束和控制。在珞巴族居住地区中部的则拉宗冈，西藏地方政府设置了专管马尼岗一带的官职，由珞巴族人担任，并在该地区设五个分别征收差税的根布（头人，相当于村长），每年由根布率部落内各氏族代表到米林色尔冬上缴差税，同时举办物资交易会，方便珞巴族与当地藏族群众交换所需物资。后改为则拉宗冈指派代表寺院、贵族和官府的藏地富户管理，称为“三乃卡”，与五个根布合称“乃卡松（三）根卡阿（五）”，并成为定制。1927年，西藏地方政府取消波密土王封建割据势力，珞瑜地区逐渐转归西藏地方政府管理。

　　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珞巴族聚居的地区遭受到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1911年，英国军官威廉姆森偷越国境，进入珞瑜南部进行间谍活动，被珞巴族的阿迪部落处死。珞巴族人民面对前来寻衅报复的英帝国主义“阿波尔”远征军，毫不畏惧，以长矛、大刀和毒箭等原始的武器抗击手持现代武器的入侵者。随后，英国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珞巴人民为了保卫祖国和家园，勇敢地阻止了英印政府一次次派出各种人员渗入珞瑜地区，并与外来入侵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目前，这里的大部分地区被印度侵占。1944年前后，英帝国主义借口维护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派兵入侵珞瑜地区。1947年，印度当局陆续占领了门隅以及珞瑜、下察隅的大部分地区，西藏地方政府和珞巴族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生活在米林、墨脱、隆子等地的珞巴族人民获得了解放。在政治上，珞巴族人民充分享受了当家做主的权利。1965年国庆节，国务院确认并批准了“珞巴族”这一族称。1985年的国庆节，经国务院批准，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诞生。几十年来，珞巴族与藏族、门巴族等兄弟民族一道，在开发喜马拉雅山区、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兴边富民”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的支持下，珞巴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事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珞巴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

　　二、珞巴族的人口与分布

　　珞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南部东起察隅、西至门隅、南达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北至雅鲁藏布江的广大珞瑜地区和米林、隆子等县境内。其中，珞瑜是珞巴族的主要居住区，是喜马拉雅山东段的主脉南侧向南延伸至印度阿萨姆平原与北面广大山区的衔接区域。区域内山脉呈南北走向，地势北高南低，逐渐下降，至中部地区下降更甚。珞瑜地区平均海拔在3000米左右，接近平原的地区海拔仅为300米。

　　由于印度的非法占领，我国珞巴族绝大部分人还生活在印度非法占领下的广大地区。因此，目前对珞巴族的总人口尚不能进行精确的统计，据估计，珞巴族总人口约计近30万人。2010年我国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仅能对生活在我国实际控制区的珞巴族进行统计，共计3682人。

　　三、珞巴族的文化

　　1.神话传说。珞巴族有丰富的世代传承的民间口头文学。神话是珞巴族文学中发展得尤为充分而且保留得也非常完整的一个门类，包括“开天辟地神话”、“万物起源神话”、“人类诞生神话”、“祖先神话”、“英雄神话”等系列。这些神话传说中保存了许多历史痕迹，有些神话传说与藏族的古典文献紧密相连。比如，珞巴族的古老传说将藏族和珞巴族的祖先描述为同胞兄弟，他们共同生活在青藏高原上，早在远古时代，彼此之间已有一定的交往。而很多藏文的古典文献在记载藏族远古历史时也往往提到珞巴族。这说明珞巴族和藏族在很早就有所接触。

　　2.语言文字。珞巴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没有文字，过去以刻木结绳记事。珞巴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内部又有多种方言、土语。民主改革后，一部分入学的珞巴族青少年开始学习和使用藏、汉语言文字。目前，藏文、汉文的使用在珞巴族居住的地区最为普遍。

　　3.宗教信仰。公元12世纪左右，藏传佛教人士藏巴嘉热益西多杰来到珞瑜地区，把该地的扎日山认定为神山。从此，藏传佛教信徒定期到珞瑜地区朝拜、转山，进一步促进了藏族和珞巴族之间的密切交往。15世纪中叶，西藏著名的历史人物唐东杰布来到珞瑜地区，受到珞巴族人民的欢迎。17世纪后期，格鲁派在西藏取得统治地位，在清朝中央政府扶持下管理西藏地方政府。针对珞瑜地区的具体情况，格鲁派设立了有关机构，促进了藏传佛教各教派在珞瑜地区的发展。

　　4.服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珞巴人形成了歌颂力量与勇敢的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服饰上。尤其是腰饰和耳鼓极其讲究。他们的腰饰饰带用兽皮制作，带面上缀有海贝，腰带皮底上还有彩珠、铜铃、铜勺状小链条、火镰、串珠、鼻烟壶、印章等饰物。

　　5.音乐舞蹈。珞巴族的音乐由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最有代表性的是“加金”这种民间最古老的曲调，流行于各部落，它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珞巴族的代表性舞蹈有博嘎尔人的“驯牛舞”，表现了珞巴人追赶、抓获与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舞步刚健有力，气氛非常热烈。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KDA007）成果】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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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6-04-29 ]
□ 吴楚克 朱美姝


独龙族举行“剽牛祭天”活动。               资料图片

　　独龙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此外，独龙族还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在我国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境内的独龙江流域，境外则主要分布在缅甸北部的广大地区。

　　一、独龙族的分布情况

　　1、我国分布情况。过去，独龙族没有统一的族称，往往以其居住的地区或河流作为自己的名称。如居住在我国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自称“独龙”（Tvrung），意思是“居住在上游的人”；而居住在迪麻河流域的独龙族，则自称“迪麻”。新中国成立后，因考虑到其自称以及其主要居住地在独龙河谷，正式将这一民族定名为独龙族。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独龙族人口共有6930人。云南省贡山县的独龙江乡是我国境内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区。此外，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齐洛乡、贡山县北部的小茶腊村以及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等地，也有独龙族零星分布。

　　我国的独龙族原本零散地分布在崇山峻岭中，以采集狩猎为生。由于这些地区一年中有半年处于大雪封山的境况，过去的独龙族每年只有依靠政府马帮才能与外界有寥寥可数的联系。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力度的加大，独龙族村落逐渐搬迁至独龙江河谷两岸，独龙族群众不再靠采集狩猎为生，而是日益与现代社会接轨，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2、国外分布情况。缅甸的独龙族有多个支系名称，如“阿侬”（Vnung）、“曼汪”（Mvtwang）、“龙米”（Longmi）、“得如”（Dvrung）、“格能”（Gvneung）、“托洛”（Tvluq）、“它伦”（Taron）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缅甸独龙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各支系的领袖人物经协商后，决定将缅甸独龙族统称为“日旺”（Rvwang）。

　　在英国殖民缅甸时期，独龙族的“得如”支系被外界看作“神话一般的存在”——因为“得如”人身材短小，精于狩猎，有报道称他们为“不时地出现在缅北山区的俾格米人”。独龙族的另一支系“它伦”，居住在缅甸北部的克钦邦。从克钦邦的葡萄县往正东，越过茫茫大草原，到达迈立开河岸边的边境行政管理所玛仓伯，再以玛仓伯为起点，走十多天崎岖的山间小道，才能到达“它伦”人居住的地方，其路途十分艰险。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缅甸首次派出先遣队“迎内巴”小组到缅北时，无意中发现了独龙族。这些独龙族一开始都躲避陌生人。后来在酋长们的协调下，“迎内巴”小组终于见到了这58名独龙族人，其中有男性26人、女性32人。1962年缅甸革命委员会执政以后，又向该地派了一个医疗考察组，对68名独龙族人（其中男性38人、女性30人）进行了细致的科学检查并做了记录。检查显示，这些独龙族男性平均身高为1.47米，女性平均身高是1.399米。

　　1997年，美国动物学家Alan Rabinowitz博士在缅甸克钦邦葡萄镇附近的森林里遇见了最后5位幸存的纯血统独龙族人，并与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Alan Rabinowitz说，39岁的氏族首领Dawi已经意识到近亲结婚对后代的严重影响，因此决定不再让兄妹通婚，但由于其他部落也不愿意和他们通婚，缅甸独龙族估计会在Dawi的手上绝种。另外，根据仰光大学人类学系2003年的研究表明，缅甸纯血统的独龙族人只剩下5个，其中包括4个兄妹和1个年已过百的老人。

　　二、独龙族的生活习俗

　　1、独龙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靠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维系民族感情。我国的独龙语分为独龙江方言和怒江方言。缅甸的独龙族以“曼汪”支系的语言为标准语，因其使用人口最多，并制定了相应文字，印刷了宗教书籍。此外，缅甸克钦邦的独龙族支系“日旺”人也有自己的文字“日旺文”，是以马特旺（Mutwang）方言为基础、用拉丁字母制作的。根据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语言学系教授罗仁地的调查结果，缅甸的“日旺语”与我国的独龙语同源，但由于语法、词汇、语音的差别，双方交流存在困难。

　　2、独龙族有纹面之俗。据清末民初《云南北界勘察记》记载，独龙江上游一带“女子头面鼻梁两颧上下唇均刺花纹，取青草汁和锅烟揉擦入皮肉成黑色，洗之不去”，独龙江下游一带“女子纹面，只鼻尖刺一圈，下唇刺二三路不等”。民间针对独龙族纹面有两种解释：一是为防止异族土司和奴隶主掳掠独龙族女性为奴而纹面；二是纹面习俗与独龙族早已消失的图腾崇拜物有关——独龙族认为人的亡魂“阿细”会变成蝴蝶，因而女性将整个脸纹划成张开双翅的蝴蝶图案。

　　3、独龙族有独特的服饰和发式特色。披独龙毯是独龙族服饰的鲜明特征。独龙毯由麻布织成，呈五彩条纹。无论里面穿什么衣服，独龙族都喜欢在衣外披饰独龙毯。独龙族的发式也很有特色。过去男子头发长长之后，使用锋利的刀齐齐地截去，前垂齐眉，后披齐肩，左右齐耳，酷似一顶帽子。如今只有老年男子才剃这样的发式。一些老年妇女保留着把自己头发剃成“乌齐恩”式的传统，即把周围的头发剪光，只在头顶中央留一掌宽的头发，披到额眉。

　　4、“剽牛祭天”是独龙族为庆贺丰年而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剽牛祭天”在独龙语中称“怒哇德噜拉姆”，意为“剽牛召集全体氏族成员聚会舞”，简称“剽牛舞”。“剽牛祭天”有四项程序：一是“开门仪”。由巫师念祈祷咒语，族中长者手握长刀，围火塘跳“刀舞”。二是“插木桩仪”。部分男性成员在舞圈中挖坑、插木桩，巫师往木桩上倒水酒并祈祷，以求木桩牢固和剽牛顺利。三是“牵牛绕房仪”。牛的女主人用花纹毯和五彩珠链为牛打扮，寓意让牛光彩地走向天庭。尔后让牛围着主人的房屋绕走数圈，一些女性成员陪着女主人伤心落泪，表示感激牛牺牲自己换取家人幸福长寿之情谊。四是“剽牛”。全体族人敲着铓锣，围着圈跳起舞蹈，接着巫师左手拿酒杯，右手拿标枪，一边跳舞一边看准时机将标枪猛然刺向牛体的心脏，直到把牛刺倒在地为止。参加活动的人临走时可以领到一份绿叶包好的牛肉，牛角则作为主人家的财产悬挂在室内。

　　三、独龙族的生存现状

　　受地理环境、民族特点等因素的影响，独龙族的跨境问题并不突出，在我国主要体现在认同意识方面。在缅甸，独龙族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他们的生存现状，即能否可持续发展。

　　1、我国独龙族的认同意识。位于独龙江上游和下游的独龙族在认同意识上稍有区别。这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宗教渊源。

　　由于汉族、纳西族、藏族、傈僳族、傣族等民族在独龙江流域长期互动，使独龙江上游的独龙族与这些民族形成了区域认同。从语言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亲缘关系，即独龙语同怒语、藏语、彝语、羌语、景颇语等可以互通。目前，独龙江上游的独龙族与缅甸的独龙族基本没有来往，他们没有亲缘关系存在，也无通婚的历史。独龙江上游的基督教是最近几年才从独龙江乡的巴坡村、马库村等地传来的，因此当地的独龙族基督教信仰不突出，信仰人数少。独龙江上游的独龙族受原始信仰影响较深，纹面女遗存最多。

　　独龙江下游的独龙族一直与缅甸的独龙族接触较多。分布在缅北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流域及其支流狄子江、狄不勒江、托洛江河谷的独龙族，都是两百年前从我国境内迁过去的。因此，独龙江下游的独龙族与缅甸的独龙族相互之间通婚频繁，尤其在距界碑最近的钦朗当村，跨国婚姻亘古未绝。在独龙江乡的巴坡村、马库村，基督教信仰比较显著，有两个较大的教堂，与缅甸的宗教交流积淀深厚。

　　2、缅甸独龙族的发展现状。缅甸复杂的民族关系深深影响着缅甸独龙族的发展现状。首先，缅甸的国籍规定复杂，分为正缅籍、客缅籍和新缅籍。缅甸外侨入籍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是审批严格，在缅甸生活很长时间也不一定获准加入缅籍，这就意味着缅甸独龙族可能享受不到正缅籍的公民权利。第二，1958年，缅甸军政府取消了各个民族自治邦的自治权，从此缅族的大民族主义导致了缅甸内部矛盾的大量爆发，这并不利于缅甸独龙族的发展。第三，缅北的情况更为复杂，目前缅北仍存在大大小小10余族地方武装，争乱频繁，治安不稳，各种群之间长期进行利益争斗，没有人真正关心独龙族的生存现状。受上述历史背景的影响，缅甸的独龙族生存现状堪忧。例如，缅甸独龙族的“它伦”支系正面临灭绝的境况，可是缅甸政府并没有保护“它伦”人的计划。同时，“它伦”人自身的闭塞也是导致其面临灭绝危机的重要因素。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KDA007）成果】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silver

中国民族报　2016年6月24日　　

　　□ 吴楚克 李飒

   

　　以鲜花为媒的缅甸阿卡人。

　　哈尼族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在历史上，哈尼族曾被称为“和夷”、“和蛮”、“窝尼”和“阿卡”等。因民族迁徙，哈尼族成为跨中国、老挝、泰国、越南和缅甸而居的跨境民族。现哈尼族主要聚居在我国云南省南部，建有1个自治州和5个自治县，是云南省第二大少数民族。

　　一、哈尼族的历史及其跨界民族的形成

　　据史料及哈尼族迁移史诗(口述史)记载，哈尼族源于青藏高原的古羌族。因自然资源、自然灾害，民族纷争等原因，哈尼族不断南迁，公元前3世纪(战国初期),哈尼族的先民“和夷”活动于大渡河以南。秦汉时期，哈尼族先民抵滇，从公元4世纪(西晋末)到8世纪(唐初)，部分哈尼族先民“和蛮”向西迁移到六诏山、澜沧江等地区，至唐朝初期，哈尼族大致形成了目前的分布格局。

　　哈尼族在唐初开始迁到越南，16世纪下半叶,哈尼族先民分别从云南的金平、绿春县迁入越南，19世纪初又有一批哈尼人从马关进入越南老街。老挝的哈尼族是在明朝前期开始迁入的，19世纪中期及19世纪末，更多的哈尼人从湖南、湖北和贵州,经云南迁徙到老挝。20世纪初，为躲避云南内部的战乱及云南南部边境的英法殖民斗争，一些哈尼人进入缅甸和老挝，继而从缅甸进入泰国。1948年英国撤离缅甸几年后，部分定居缅甸的哈尼人，为避免缅甸东部山区缅甸人与掸人之间的战乱，迁入泰国北部边境地区。此后，随着中越、中老、中缅及中泰边界线的确定，哈尼族成为跨五国而居的跨境民族。

　　二、 哈尼族的支系及分布

　　哈尼族是一个分布较广、支系繁多的跨境民族。我国的哈尼族主要分为“哈尼”、“卡多”、“雅尼”、“豪尼”、“碧约”、“白宏”等支系，总人口约166万(2010年)，主要聚集在云南省(约163万，占全国哈尼族总人口的97.6%)：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人口约78.97万人，其中红河县23.19万人，元阳县20.63万人，绿春县19.6万人，金平县9万人，个旧市2.85万人，建水县1.4万人，支系主要有“白宏”、“糯比”、“糯美”、“豪尼”、“多尼”等。普洱市哈尼族约45.47万人，其中墨江县22.2万人，江城县5.74万人，澜沧县4.97万人，宁洱县4.6万人，思茅市2.7万人，镇沅县2.54万人，景东县1.25万人，支系主要有“卡多”、“豪尼”、“阿卡”、“雅尼”、“爱尼”等。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哈尼族人口约21.54万人，其中景洪市8.4万人，勐腊县6.8万人，勐海县6.3万人，主要支系有“阿卡”、“雅尼”、“爱尼”等。玉溪市哈尼族人口为13万人，其中元江8.95万人，新平1.26万人，峨山1.21万人，支系主要有“哈尼”、“糯美”、“糯比”、“卡多”等。此外，昆明市、楚雄市、曲靖市等地也有少量哈尼族分布。

　　境外的哈尼族以阿卡人为主，总人口约为47万(2010年)，主要分布在越南的西北部、老挝的中北部、缅甸的东部和泰国的北部山区。越南的哈尼族不是单一民族，由哈尼族、西拉族、贡族三个民族构成，其支系主要为“果作”、“糯比”、“糯美”，主要分布在沱江两岸和南那河两岸及红河南岸的边界地区，如莱州省的勐碟、封土、笙湖等县和老街省的巴沙等县，总人口约4万人。老挝哈尼族被称为“卡戈人”，为“阿卡”支，主要分布在丰沙里、乌隆赛、南塔、波跤等省，总人口约10万人。缅甸哈尼族被称为“高族”或“依高族”,其支系主要为“阿卡”、“阿多”，主要分布在靠近边境线的缅甸掸邦东部的景栋一带，总人口约25万人。泰国哈尼族被称为“阿卡族”，为“阿卡”支，主要分布在清莱、清迈、青盛等府，总人数约8万人。

　　三、哈尼族的文化特点

　　不断迁徙的哈尼族因生存环境的改变，由游牧民族变为农耕民族。哈尼族农民改坡地为梯田，改旱地为水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哈尼族善于种茶，尤其是普洱茶，其茶叶产量占云南全省产量的三分之一。

　　目前，哈尼族还保留着传统的“父子连名”习俗，即以父名的尾字为儿名首字。女儿也行“父子连名”习俗，但不能列入谱系。受鬼神观念的影响,双胞胎、非正常死亡及有生理缺陷的人，不能连父名。哈尼族的父子连名制形成于汉晋之际父权制正式确立时期，体现了父权制家庭血缘财产的继承关系，是研究哈尼族原始族称、族源及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据。哈尼族比较重视家庭观念，因而境内外的哈尼族大都保留了父子连名制的特点,且会背从始祖到自己的家族连名。他们不分国籍，只要某一代的祖先相同,就会形成血缘认同，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哈尼族信奉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他们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并认为超自然的“精灵”有善恶之分。对于那些带给人民各种灾难与疾病的恶精灵(非正常死亡者)，一方面是通过献祭的方式讨好它，另一方面又请巫师作法驱赶它;而对于善精灵(即祖先神)，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求其降福与保佑。越、老、缅、泰等国的哈尼族也信奉鬼神。在老挝，他们称鬼神为“披内”，主要包括父灵、母灵、家神、病鬼、河鬼、溪鬼等。凡婚嫁生死，患病遭难，他们都要举行相应的祭祀仪式。老挝每个哈尼族村寨都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巫师。泰国的哈尼族还信奉巫术，凡事他们都要占卜吉凶，求神祭鬼，他们认为家神能够保佑村寨平安、家庭幸福。而躲在树林、溪流、水池和野兽身上的恶鬼，如“饿鬼”与“水鬼”等，一旦依附到人身上，会使人非死及病。泰国哈尼族的每一个村寨都有一个祭神的祭坛。他们每年也要新筑一座寨门，以此来供奉善神、抵御恶神。因此在泰国，人们可以根据每个寨子寨门的数量来推算建寨的年代。20世纪初，基督教传入部分哈尼族地区，佛教也曾在一些地区传播过，但信教的人不多，影响不大。1949年以后，在国内哈尼地区上述宗教活动已逐渐减少，现已基本消失。

　　哈尼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哈尼语分为哈雅、碧卡、豪白三大方言。方言内又分有10多种土语，方言之间差异较大，不能互相通话。方言内部一般可以通话，特别是自称相同的哈尼人之间语言差别较小，虽属于不同国家但可以互相通话。由于长期与其他民族交往，哈尼族多会讲汉语、傣语等语言。哈尼族本没有文字，1957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了拼音文字。

　　四、哈尼族的跨境特点及问题

　　哈尼族在迁徙和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地交流、分化与融合，并以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基调，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哈尼族与其他民族的居住地在分布上相互交错，形成了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交错散居，却又界线分明、井然有序，大分散、小聚居、有规律分布并和谐共处的格局。哈尼族居住区域基本上都能连成一片，具有民族共同区域的分布格局，彼此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同一跨境民族的小聚居，是他们保持密切的血缘、心理、姻亲关系，结成同族同亲深厚情谊，在生产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通有无，文化上广泛联系的重要前提。但是，哈尼族也存在一些因跨境而居产生的问题。

　　非法婚姻和移民问题。境内外的哈尼族同宗同源，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宗教信仰、风俗人情、服饰饮食、节日娱乐等方面都极其相似，所以无法避免跨境婚姻的产生。同一跨境民族所共有的民族情感、共同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认同，不会因为国界的阻隔和国家关系的破裂而改变，但却受到各自国家法律的约束和政治的影响。在跨境民族文化中，跨境婚姻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联姻双方会因此而更加密切交往，但是，有些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生下孩子属于哪个国家户籍，境外家属的身份是否被认可，法律是否承认婚姻的合法性等。如中老跨境通婚大多数就为事实非法婚姻,通婚当事者徘徊在“无国籍”的边界,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

　　贩卖妇女问题。由于对男孩的偏好以及本地妇女外出打工、嫁入外地，造成了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在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内陆人口大省地区，适婚青年不能在当地寻求到合适的伴侣，从而造成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从边境地区购买妇女。在这一背景下，中越边境地区部分少数民族边民利用自身独特优势，采取欺骗等手段将越南妇女拐骗到内地卖为人妻或者卖给卖淫团伙。

　　跨境贩毒问题。中老两国的跨境民族特别是老挝一方的跨境民族处在毒品产区“金三角”的范围之内，且近年来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的路线成为新的毒品通道，使得中越、中老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边民贩毒已呈高发态势。而且，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少数民族边民都是种植罂粟的能手，他们利用地缘、亲缘关系跨境贩卖毒品，给中老、中越三国的禁毒工作造成了困扰。

　　跨境犯罪问题。由于绵长的边境线、复杂的地形及跨境民族情况，部分边民在触犯本国法律后，往往会利用便利的地缘和亲密的族缘、亲缘关系躲到邻国村寨，以此来躲避警方的追捕。也有部分边民协助国内犯罪分子偷渡到他国的情况存在。近年来，部分国内犯罪分子将红河州作为偷渡越南的通道，并已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偷渡行为得到了中越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边民的协助。

　　五、对跨境哈尼族存在问题的思考

　　特殊的认同。境内外的哈尼族因民族文化认同感较强，虽分属不同国家，但表面上看，民族认同有时要高于国家认同。近些年随着哈尼族与居住国联系的增强，国家认同逐渐增加，但具有不稳定性。总体情况是：当一国政策明显好于另一国时，对劣势国家的民族心理就会产生影响，这种心理上的不平衡可能会产生国家认同问题。目前，越南政府在边境地区的教育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较中国更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导致中方边境地区的哈尼族不平衡心理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国家和民族认同之间出现矛盾;中国的经济政策及交通状况较老挝更具有比较优势，聚居在中老边境处的老挝哈尼族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就强于同老挝的经济联系。

　　非法移民问题。由于哈尼族在五国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各国对对其采取的经济政策的不同以及各国发展状况的不同，使得哈尼族的非法移民问题突出。如因云南地区的快速发展,加之跨境哈尼族之间的相互吸引,云南成为了境外哈尼族非法移民的主要地区。但由于经受不住境外种植撰粟高额利润的诱惑,云南省普洱市的澜沧、西盟、孟连三县边民向外非法移民的情况也比较突出。

　　哈尼族存在的跨境问题，需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促进哈尼族地区的稳定、发展，并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与发展。如，相关政府部门应做好边境地区的普法工作，增强边民的法律意识，减少“无知”犯罪;重视边疆地区的幼儿园、小学等教育投入及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满足边民的基本诉求;与相关国家合作，加强边境线管理，协力追击贩毒等跨境犯罪;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扶植当地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并减少劳工流动等等。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DA007)成果。】

　　项目人：吴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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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6-07-15 ]
□ 吴楚克　　斯琴高娃
　　鄂温克族是散居在东北亚的具有独特文化的民族，由于历史上迁徙，主要分布于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在近代形成跨境民族。鄂温克族原先以森林狩猎为主，之后大部分鄂温克人过渡到游牧和农耕生产。

　　一、鄂温克族人口分布

　　1.在中国的人口及分布  

　　在中国，鄂温克族属于人口较少民族，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与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被称作“三少民族”。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鄂温克族一共有30875人，其中26201人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大约占据全国鄂温克族人口的87%，主要居住在东北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与蒙古族、汉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其他民族交错散居，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2.在世界的人口及分布

　　世界上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也有少数分布在蒙古国。在俄罗斯，鄂温克族被称为埃文基人。2010年俄罗斯人口普查显示，埃文基人一共有37843人。根据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37卷第一期《中外学者的埃文基民族文化研究》中所述，埃文基人主要分布在雅库特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布里亚特共和国、阿穆尔州、后贝加尔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萨哈林州、托木斯克州、秋明州，涵盖了自北冰洋至阿穆尔河、叶尼塞河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区域，与俄罗斯族、雅库特族、布里亚特蒙古人等其他民族混居。

　　在蒙古国，也生活着少数的鄂温克人。主要分布在中央省、东方省、肯特省，人口在3000左右。他们自称哈木尼堪，讲布里亚特语。他们与当地的喀尔喀人、布里亚特人、巴尔虎人、乌珠穆沁人生活在一起，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蒙古国的哈木尼堪人的大多数来自沙俄的哥萨克人统治时期，是从色楞格河一带迁移过来的。

　　二、鄂温克族的文化  

　　1.鄂温克族的名称及族源  

　　鄂温克是该民族的自称，意为“住在山林中的人们”。他们内部分为索伦、通古斯、使鹿鄂温克三部分。历史上他们曾被别的民族称为索伦、通古斯或雅库特人。满族人称他们为索伦，雅库特人将邻近的鄂温克人称为通古斯，而俄罗斯人将与雅库特人混居的一部分鄂温克人称为雅库特。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有布特哈、通古斯和敖鲁古雅三种方言，且没有文字。

　　吴守贵著《鄂温克族社会历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提到，据考古发现，鄂温克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及贝加尔湖以东至石勒喀河一带。

　　由于大散居小聚居的原因导致各地的鄂温克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各有各的特色。根河市敖鲁古雅的“使鹿鄂温克人”过着游猎和饲养驯鹿的生活，他们生活在鸟兽资源丰富的森林里，他们的服装是由猎物的皮制作而成的，并且，他们擅长用桦树皮来制作生活用品，包括他们居住的房子，叫“仙人柱”或“撮罗子”，是用木头和皮子搭建的易于拆卸的圆锥形帐篷，方便游猎行走。居住在鄂温克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人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服装由羊皮制成，住的是蒙古包。而嫩江一带的鄂温克人与汉族生活在一起，从事着农业生产。

　　2.宗教文化  

　　萨满教是鄂温克族的传统宗教信仰，他们的信仰与其生活方式有紧密的关联。鄂温克人生活在大自然中，并从大自然摄取生活必需品。鄂温克人相信他们能获取猎物是因为神灵保佑，因此，他们崇尚大自然并敬重鬼神。上世纪初，俄罗斯人向一部分鄂温克人传播东正教，他们先是以“怀柔”的方式传教，但并没能动摇鄂温克人原有的信仰。后来，俄罗斯人强行将鄂温克人供在房内的萨满偶像摧毁，此后，一些鄂温克人被迫逐渐接受了东正教，但由于他们是被动接受且时间不长，因此萨满教依然是鄂温克人的主要信仰。  

　　3.风俗习惯

　　鄂温克族是具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历史上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鄂温克人能歌善舞，从他们的歌舞中能看出他们游猎文化的特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有了自己独有的文化节日，瑟宾节是鄂温克人的主要节日。这天，鄂温克人会祭祀敖包，进行赛马、摔跤以及篝火晚会等娱乐活动。米阔鲁节是鄂温克人民的丰收节，这天，鄂温克牧民会进行一些生产活动，比如烙马印、剪耳记等。

　　三、鄂温克族跨界格局的形成

　　1.鄂温克族与满族的关系

　　在东北兴起的满族建立政权之后，对鄂温克人进行先武力后安抚的政策。此后，鄂温克人开始向满族人臣服并向他们进贡。在皇太极时期，统治者以不按时进贡、对朝廷不忠等理由前后几次对鄂温克人的居住地发起征战。战争结束后，不少被俘虏的鄂温克人被编入到八旗之中，增加了满族人口。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伊彻manz**”，汉译为“新manz**”。“怀柔安抚”是清代统治者惯用的拉拢其他民族的手段，不仅是对北方强大的蒙古诸部，对鄂温克族也使用了此方法。清代统治者任用鄂温克人为朝廷官员并赐予封建特权，以便更好地统治他们，清政府还对一部分鄂温克人实行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管理，使他们为清政府效力，这也使得部分鄂温克人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成为满族的组成部分。留守在山林的鄂温克人保持了他们的传统。

　　2.鄂温克族对守护边疆作出的贡献

　　鄂温克族能骑善射，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清朝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疆域，将鄂温克族培养成训练有素的制度化军队，他们在历史上曾多次参加保卫边疆的战役。  

　　一是“雅克萨之战”，该战是历史上我国军民抗击俄罗斯入侵者的首次大战役。沙皇俄国的侵略者侵入我国边疆的雅克萨城，当时的清政府忙于平叛“三藩之乱”，无暇兼顾北方边疆，只是用抗议、警告等来维持，直到平定三藩之后，清政府调兵与当地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蒙古等民族一同向沙俄侵略者发起进攻，经过前后两次战役终于获得了胜利。雅克萨战争中鄂温克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是清朝康熙年间，蒙古准噶尔部勾结沙俄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准噶尔部实力雄厚，给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清政府为此联络和集中北部各少数民族，加入政府的征讨大军，发起多次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其中骁勇善战的鄂温克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鄂温克族跨境格局

　　17世纪沙皇俄国向东西伯利亚扩张，深入黑龙江流域，我国北方的各民族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势，而准噶尔部的日益强盛给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清统治者不得不尽快解决东北地区沙俄的入侵问题。直到1689年，在清朝与沙皇俄国谈判之后，双方决定将额尔古纳河作为国界，额尔古纳河南岸属于中国，北岸属于俄国。中俄两国在此之后又多次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使得鄂温克族的跨界格局基本形成，并使鄂温克族成为了一个跨境民族。

　　四、十月革命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对鄂温克人的影响

　　鄂温克族在历史上曾遭受沙皇俄国、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直到苏联时期和新中国成立才给鄂温克族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安定。从此，鄂温克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关怀和帮助。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罗斯的埃文基人结束了沙皇俄国的统治，得到了解放。前苏联政府对埃文基人给予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帮助，适当改造其原来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埃文基人的生产生活获得较快改善和发展，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进步明显。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鄂温克族统一了自己的民族名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党和政府带动干部和群众，贯彻落实“三不两利”政策，发展了生产力，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鄂温克族的生产方式从单一化逐步走向多样化，从原先的游牧和渔猎发展到从事运输和旅游等服务项目。从此，鄂温克族人民的收入来源和渠道增多，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五、当今鄂温克族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加快，很多鄂温克人逐渐放弃了原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开始定居生活。不管是俄罗斯的埃文基人还是中国的鄂温克族，他们的传统生化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1.俄罗斯埃文基人传统文化的流失

　　苏联解体后，在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埃文基人在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上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其主要原因是鄂温克人的传统在俄罗斯文化和其他发达国家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流失的危机。开放和生活现代化的加速对鄂温克族的语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入城镇的鄂温克人在俄罗斯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母语能力逐渐衰退，这使得民族语言的传承受到了很大冲击，居住在城镇的鄂温克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俄罗斯的埃文基人由于长期与俄罗斯人、布里亚特人以及雅库特人混居，他们大多数人使用俄罗斯语、布里亚特语、雅库特语。目前，只有该民族的老年人能够熟练使用鄂温克语，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能使用母语。虽然俄罗斯的埃文基人创制了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埃文基文字，但是使用的人很少。经济一体化与城镇化的加快，导致埃文基人的人口流动频繁，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别的民族地区或者别的民族活跃于埃文基人的居住地，从而增加了鄂温克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  

　　2.中国的鄂温克族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

　　2003年我国政府在鄂温克人狩猎地区实行了生态移民政策，国家出于保护环境以及改善当地鄂温克人的生活水平的目的实行这一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使原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森林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生活生产方式的突然转变，使当地鄂温克猎民措手不及。比如“使鹿鄂温克”自古以来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彻底改变，鹿群并没有因此扩大，相反，人们的焦虑情绪上升，健康状况下降，移民政策给这些与大自然同在的人民给了很大的冲击。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让他们一下子不知所措，在新的生活环境中难以适应。一些猎民因改变了传统生活习惯，因此出现了很多酗酒意外死亡的例子。

　　全球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鄂温克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越来越快，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面临选择：或是主动参与到现代化进程当中，提高教育水平，获得全面发展，或是保守传统，拒绝现代化的涌入。鄂温克猎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被动改变，强势的外来文化的渗透一直左右着他们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们面临着边缘化、文化流失等危机。所谓的现代化并不只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改善，而更多带来了其传统文化被现代文化所代替的挑战。所以，现代化进程中也要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尊重民族文化，这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研究课题。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DA007）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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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6-07-22  ]
□ 吴楚克　　雷韵

   
    布朗族姑娘在采茶。 资料图片

　　一、概况

　　1.族源

　　上古时期，我国西南地区活跃着“百濮”、“百越”、“氐羌”三大族群。隋唐时期百濮族群逐渐分化向单一民族群发展，出现了“朴子蛮”，这就是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元明清时期，居住在怒江以东及澜沧江流域广大区域的“朴子蛮”逐渐向现代的布朗族发展。“布朗”是布朗族的自称，其他自称还有“波朗”、“翁拱”、“蒲满”、“阿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一称为“布朗族”。

　　布朗族的远古祖先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随着以傣族为代表的稻作民族在坝区日趋兴盛，布朗族及其同一族源的其他民族因而退居山林成为山地民族。但是，布朗族先民在1700多年前开始栽种茶树，积累沉淀下来的古茶园及囊括种茶、饮茶、茶俗、茶礼在内的茶文化传承至今，奠定了布朗族“千年茶农”的地位。

　　2.人口及分布

　　布朗族历史悠久，是中国云南及东南亚地区最早的世居民族之一。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在我国境内有布朗族人口119639人，是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中人口较多的一个民族。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98.37%的布朗族居住在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的沿边地区，具体分布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主要包括保山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西双版纳勐海县境内的布朗山是最主要的聚居区。历史上布朗族因为战乱不断迁徙，经历了从坝区到山区的空间转移，形成了今天布朗族与其他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

　　3.宗教信仰

　　在布朗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宗教因素始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布朗族的宗教信仰分为以“万物有灵论”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两大类。在布朗族生产生活中，一直都有对马、蜜蜂、公鸡等动物和树木、石头、山洞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的崇拜。从布朗族人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到饮食起居，每一件事都要先问卜于各路神灵方士，每一件事的成功无不渗透着宗教的因素，而且其他文化中也渗透着宗教因子，如民俗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

　　4.文化艺术

　　布朗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民间有丰富的口头文学，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诗和抒情叙事诗，题材广泛。布朗族歌舞颇受傣族歌舞影响，跳舞时伴以象脚鼓、钹和小三弦等乐器。布朗山一带的布朗人擅长跳“刀舞”，舞姿矫健有力。少男少女爱跳“圆圈舞”。墨江布朗族逢年过节或婚娶佳期，盛行“跳歌”。

　　布朗族的歌舞颇受傣族歌舞影响，其民歌分为“拽”、“宰”、“索”三种。“拽”为近似说唱的叙事歌，多在婚礼中于室内演唱；“宰”是近似山歌的传统民歌；“索”是即兴编词的旋律性较强的抒情对唱歌曲。西双版纳一带的布朗族民歌则分为“甩”、“宰”、“索”、“缀”四类，曲调几乎不变，内容即兴编唱。

　　二、布朗族在国外的分布

　　布朗族是跨中、缅、泰三国而居的跨界民族。缅甸的布朗族分布在佤邦地区，约有数万人，被列为佤族支系，但他们自称“布朗”。目前关于缅甸民族情况最详细的资料出自李谋、姜永仁编著的《缅甸文化综论》一书:“按当今缅甸的习惯说法，缅甸全境共有135个民族，这是1983年缅甸政府公布的。缅甸政府将缅甸境内民族分成8大支系，各支再分若干种。克钦族支共12种、克耶族支共9种、克伦族支共11种、钦族支共53种、缅族支共9种、孟族支1种、若开族支共7种、掸族支共33种。我国有学者认为，缅甸政府把佤族、布朗族等属于孟高棉语族的民族都作为“掸族族群”划了进去，包括了掸邦内除缅族外的所有民族。也有学者对缅甸的民族划分提出质疑，认为按照科学的划分标准，缅甸应该只有五十个左右的民族。另说老挝也有布朗族，人数不详，主要分布在丰沙里省靠近中老边界的地区。

　　三、对布朗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1.重视经济发展

　　目前云南边境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经济发展起点低、缓慢滞后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人民生活水平相对偏低，物质、文化、人才基础薄弱的问题。因此在解决当地的各类问题时，重点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问题。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各项惠农、惠边政策，大力提高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正在全面开展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云南边境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2.重视边境地区的文化建设

　　应加强基层地区的文化建设，提升跨界民族的文化素质，从而加强国家认同。具体而言，边境地区的基层文化建设可以从以下三步进行：首先，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人才和民族文化传承人。通过传承、传播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感；通过培养少数民族文化精英，加强国家意识的传播。其次，加大经费投入，通过举办一系列基层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和民族语言（或方言）频道等各类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第三，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政府借助中缅边境地区布朗族共同欢庆的民族节庆活动鼓励双方的友好交往，从而为创造边境地区的睦邻友好环境奠定基础。

　　3.加强边境管理

　　首先，建立健全通道管理法律法规和管理机构，推动“军、警、民”联防机制的建立。由于中缅边境线无天然屏障，非法出入境现象突出，加大对口岸、通道的巡逻、堵卡力度和密度，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出入境活动就显得非常重要。推动“军、警、民”联防机制，在重要地段和区域建立观察点，确定联系村、联系户、联系人，从而形成“村村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联防新格局。

　　4.加强两国政府合作

　　为了促进边疆地区的发展及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中缅两国都各自采取了一些促进发展的措施。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进下，中缅在禁毒、边民跨国流动和经贸领域都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一方面，在中缅合作的国际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在合作禁毒领域形成了东亚次区域禁毒谅解备忘录（MOU）禁毒合作机制；在边民跨国流动方面则以中国与东盟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以及“联合国机构间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项目”（UNIAP）为代表的次区域合作为主；在经贸合作方面则建成了世界第三大规模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中。另一方面，中缅两国的双边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各层次合作中存在的不利因素与现实障碍仍需要两国决策者用智慧和努力去化解。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DA007）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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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6-05-07 ]

□ 吴楚克 赵环宇

　　哈萨克族是一个典型的跨境民族。全世界哈萨克族总人口约1500万，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有1125.78万人，分布在我国的有146.25万人。在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土耳其、伊朗、乌克兰、阿联酋等国，也都有哈萨克族分布。雄鹰是哈萨克民族的象征。当前，这只“雄鹰”的一只翅膀连接着中东、欧洲，一只翅膀连接着东亚、南亚，是中亚乃至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历史上：欧亚大陆腹地的古老民族

　　哈萨克族的祖先，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汉武帝为击败匈奴，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与乌孙建立联盟。乌孙王两次与汉朝联姻，加强了与中原、内地的联系，促进了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哈萨克族先人聚居区域先后被突厥汗国、唐王朝、奥古兹族国、喀拉汗王朝、西辽政权、钦察汗国等政权所统治，哈萨克族先人先后与突厥、契丹、蒙古等民族、部落融合。

　　15世纪初，原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钦察汗国的东部出现了一个分裂政权——乌孜别克汗国。乌孜别克汗国在阿不勒海尔汗统治期间，部分属民因不堪忍受其残酷剥削压迫，于1456年在其首领克烈和加尼别克率领下，东迁到原属察合台汗国东部领地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地区，建立政权，自称哈萨克汗国。16世纪初，哈萨克族基本形成。

　　哈萨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由于长期与汉、维吾尔、蒙古等民族频繁交往，哈萨克族不仅在自己的语言中吸收了这些民族的词汇，而且有不少人兼通这些民族的语言。哈萨克族先人曾信奉过原始宗教，后又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和景教等。大约在喀拉汗王朝（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期间，一些部落开始接受伊斯兰教。15世纪至16世纪，哈萨克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但仍然保持着萨满教残余。哈萨克族在文化习俗等方面既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又有着鲜明的本民族特征。例如，哈萨克族节日中既有伊斯兰教节日，如库尔班节、肉孜节，也保留着该民族的传统节日，如纳吾热孜节等。

　　二、近现代：地缘政治变迁与跨境分布

　　当前，哈萨克族的跨境分布与近代以来的地缘政治变迁，特别是沙俄对中亚地区的侵略息息相关。

　　1.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

　　近代以来，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斯坦所占人口的比例历经起伏。19世纪中叶以后，哈萨克斯坦全境处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1920年，当地建立归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5年改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36年定名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加入前苏联，成为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期间，1916年哈萨克人起义反抗俄罗斯人、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以及1921年至1922年的饥荒，使数十万哈萨克人丧生，哈萨克人口锐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苏维埃政府迁移、斯拉夫人迁入、牧场被开垦为农田、各处建立工厂、许多被怀疑对前苏联不忠诚的族群被强制迁入中亚国家等背景下，哈萨克人口逐渐减少，其他族群人口逐渐增加。1897年，哈萨克族占哈萨克斯坦总人口的81.7%，到1959年就只占30%。上世纪90年代，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哈萨克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有所回升。2015年，在哈萨克斯坦的1740万人口中，哈萨克族占64.7%。

　　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关系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之中，没有出现过有规模的族际冲突，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不稳定因素，如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少数民族从事的行业与主体民族哈萨克族有明显不同，国语哈萨克语与俄语的使用分歧，不同民族的迁出和迁入问题等。

　　2.我国的哈萨克族

　　我国的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及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及与新疆毗邻的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住在原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的哈萨克族，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于1984年6月大部分返回新疆。

　　我国的哈萨克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边疆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6世纪80年代开始，哈萨克汗国在准噶尔人的打击下走向衰弱。1589年起，哈萨克族分成三个部分：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准噶尔人不断向西攻击哈萨克人，使之不断西迁。不久，大、中玉兹受到准噶尔控制，小玉兹则被沙俄统治。1757年，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大、中、小三个玉兹的哈萨克人表示归顺清朝。在清朝政府的安排下，部分哈萨克牧民又陆续东迁到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区。

　　1864年至1883年间，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划界条约，夺走了原属清朝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约54万平方公里领土。条约还规定了所谓“人随地归”的原则。此规定宣布后，受到哈萨克族等边境民族的坚决反对，表示“众民随地划归俄国，虽死不从”。不少部落在其首领带领下迁入划界后的我国境内。1864年，游牧在斋桑湖一带的哈萨克族的12个克烈部，因不堪沙俄的统治和压迫，离开原牧地，移居到阿尔泰山地区。1883年，哈萨克族的黑宰部落共3000余户迁入伊犁和博尔塔拉地区。划界后，又有不少哈萨克族迁入了我国境内。至19世纪中叶，哈萨克族占了伊犁地区居民的多数。他们有丰富的畜牧业生产经验，对祖国边疆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1884年，新疆建省后，伊犁、塔城及蒙古、哈萨克部落隶属于伊犁将军；北部的阿勒泰初属于科布多参赞大臣，后划为勒泰区（1919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哈萨克族人民进入了与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的新时代。1954年11月27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区在伊宁市正式宣告成立。1955年11月，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区改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当前，哈萨克族占新疆总人口的6.88%，占伊犁州人口的21.1%，在新疆特别是伊犁州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3.欧亚各国的哈萨克族

　　俄罗斯的哈萨克族总人口达65.4万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地区。虽然民族属于哈萨克族，但他们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获得了俄罗斯国籍。

　　蒙古的哈萨克族有10.15万人，占蒙古国总人口的3.69%。19世纪，沙俄军队将哈萨克族人驱赶到邻国。1860年左右，一部分中玉兹哈萨克族人进入蒙古国，并在蒙古国西部的巴彦乌列盖省定居。20世纪，蒙古国西部相对与世隔绝，哈萨克族人在巴彦乌列盖省占全省总人口的88.7%。此外，在蒙古国多个城市也有哈萨克族分布。

　　乌兹别克斯坦的哈萨克族有40万人，其中10万人分布于塔什干省。前苏联解体后，大量的哈萨克族人迁回哈萨克斯坦。

　　伊朗的哈萨克人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戈勒斯坦省，1982年时曾有3000名哈萨克族人生活在该省省会戈尔甘，但前苏联解体后，伊朗哈萨克族人口下降，很多人迁回哈萨克斯坦。

　　三、未来：在欧亚地缘政治博弈中举足轻重

　　哈萨克族的跨境分布格局以及冷战后哈萨克民族的自身发展，决定他们在未来中亚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1.哈萨克族聚居区：俄罗斯、西方、中国的“三把钥匙”

　　对俄罗斯而言，哈萨克族聚居区是通向亚洲的钥匙。1725年，沙皇彼得一世临终前明确了未来俄国战略目标，即“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而中亚是沙俄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经之路。彼得一世还敏锐地认识到，哈萨克草原是通向亚洲的咽喉和大门。300年过去了，哈萨克族聚居区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并未改变。

　　对西方而言，哈萨克族聚居区是实现“陆权”和“海权”的钥匙。19世纪，英国意识到陆权的重要性，在东欧、中亚与沙俄展开争夺。对美国乃至西方而言，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族聚居区是一个可通向东西南北的战略要道，是我国到俄罗斯、伊朗、中东北非、欧洲陆路贸易的必经之路，也是俄罗斯和南亚次大陆间的桥梁。通过上述国家和地区，哈萨克族聚居区又是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四大洋在欧亚大陆的枢纽。

　　对我国而言，哈萨克族聚居区是通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大陆桥的钥匙。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2014年5月，中哈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哈联合宣言》。2015年8月，中哈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哈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宣言》，进一步打开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大陆桥的“大门”。

　　2.哈萨克民族：影响力逐步提高

　　一是广泛的国际参与。当前，关系中亚地区安全的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中，都有哈萨克斯坦的参与。哈萨克斯坦奉行以巩固独立和主权为核心的“全方位务实平衡外交”，优先发展同俄罗斯、中国、美国、亚洲的关系，全面拓展同周边邻国、伊斯兰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

　　二是经济快速发展。近几年，哈萨克斯坦采取加强宏观调控、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非资源产业、振兴本国中小企业、积极引进外资等措施，较成功地应对了金融危机冲击，经济重回发展快车道，多项指标在独联体国家中名列前茅。2015年7月27日，哈萨克斯坦加入世贸组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哈萨克族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哈萨克族聚居区畜牧业水平获得很大发展，有相当部分的哈萨克族也经营农业和商业。近年来，伊犁州的第二、第三产业也都有了长足进步。

　　三是民族素质普遍提高。哈萨克斯坦教育基础较好，全国5至24岁的人群受教育率达到85%。近年来，我国哈萨克族文化素质也有了较大提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8.82%。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KDA007）成果】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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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 2016年7月29日　　

　　□ 吴楚克　　张其美

　　撒拉族是我国操突厥语的民族之一，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任务后，撒拉族与土库曼斯坦的联系、交流更加密切，积极稳妥的推进撒拉族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关系，对青海省乃至国家的向西开放战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撒拉族介绍

　　(一)撒拉族概况简介

　　撒拉语与土库曼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十分接近，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乌古斯语组。撒拉族有自己的文字，公元1世纪左右，据传是撒拉族的原始祖先的匈奴人已经有自己的文字——古代匈奴文。大约5世纪，撒拉族的祖先开始使用突厥文，突厥文是对古代匈奴文的传承和改进。撒拉族的祖先信仰伊斯兰教以后，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版的撒拉文，撒拉族称图尔克撒拉文。据最近的资料显示，撒拉族的祖先至少在200年前使用这种图尔克撒拉文，这种文字至今也被部分宗教人士和民间文化人使用。现在撒拉族人主要使用中国撒拉尔青年联盟推行的TB31版拉丁文。

　　撒拉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生活在我国的青藏高原边缘东部地带，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及与其毗邻的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郸乡和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一些乡村。还有少数散居在青海省西宁市及其它州县，在甘肃省夏河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县、乌鲁木齐市等地也有少量分布。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现撒拉族人口数约为13.06万。

　　(二)民族起源

　　因历代王朝的典籍中缺乏对撒拉族早期历史的记载。所以，关于撒拉族来源的资料主要是流传在该民族的口头传说。

　　撒拉族始祖尕勒莽、阿合莽兄弟二人原居住在中亚撒马尔罕，他俩在伊斯兰教门中很有威望，因而遭到当地统治者的忌恨和迫害。于是，他俩带领同族18人，牵了一峰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一部《古兰经》向东方寻找新的乐土。一行人经天山北路进嘉峪关，旋经肃州、甘州、宁夏、秦州(天水)、伏羌(甘谷)、临羌等地辗转来到今夏河县甘家滩。后来，又有40个同情者跟来，追随他们经天山南路进入青海，沿青海湖南岸到达圆珠沟(贵德县境内)，有12人留了下来，其余28人在甘家滩与尕勒莽等相遇，同行进入循化境内。他们经过长途跋涉，最后决定在循化街子地区定居下来。撒马尔罕人与藏、回、汉、蒙古等族长期杂居融合，繁衍生息，发展成今天的撒拉族。

　　撒拉族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的历史，被许多历史学家的考证所证实。祖圣尕勒莽、阿合莽的坟墓和抄写本《古兰经》仍在街子清真大寺内。一本土耳其文著作《回族源流考》中记载：“原住在撒拉克(今土克曼斯坦境内)的尕勒莽和阿合莽兄弟二人，带领本族一百七十户，离开此地东行至西宁附近定居下来。”从其风俗习惯等来看，也可证明撒拉族是从撒马尔罕迁来的。

　　(三)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撤拉族人民信仰伊斯兰教。清朝前，教内无派别，是单纯的“逊尼派”。清代乾隆年间，河州回族聚居区的“门宦制度”和一些不同教派先后传入撒拉族地区后，撒拉族开始有了教派之分和教派之争。过去撒拉族虽有老教、老新教、新教、新新教之分，但在伊斯兰教基本信仰上并无不同，只是对教义、教律有不同解释或仅礼仪细节稍有差异。封建统治阶级常利用这些不同教派挑起群众间的纠纷以至械斗，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很大灾难。新中国建立后，撤拉族人民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

　　撒拉族主要的节日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三大节日。此外，撒拉族具有民族特色的节日还有：转“拜拉特夜”节，在斋月前第15天夜举行，各家各户邀请阿訇到家诵经。“法蒂玛”节，在斋月的第12天纪念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一般情况下只有成年妇女参加，每7人凑在一起主持一年一度的“法蒂玛”节。“盖德尔”节，在斋月的第27日举行，以一个“孔木散”为单位制作麦仁饭、油香、包子等，请阿訇、满拉到家中念经，准备开斋。

　　二、土库曼族介绍

　　(一)土库曼族概况简介

　　土库曼人使用的土库曼语，与中国的撒拉族同源，分成多种方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1928年前有阿拉伯字母的文字，后改用拉丁字母;从1940年起又改用斯拉夫字母，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统治时期，土库曼语开始改用拉丁字母进行书写。

　　土库曼族是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民族，又称土尔克曼人，信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在乌兹别克、塔吉克、北高加索、阿斯特拉罕地区及许多城市也有分布。另有部分分布在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西亚国家。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族人口大约643.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7%。

　　土库曼人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同一村落的居民有的务农，有的游牧。主要种植小麦、高粱、棉花、瓜类，饲养绵羊、骆驼、牛、马等。农耕技术落后，手工织毯技艺高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经济和文化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二)土库曼族由来

　　居住在今天中亚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土库曼人，是突厥语系的民族之一，在我国古代史料中被称为古思或乌古思，中世纪时活动于西起里海北岸，东至锡尔河中下游流域、北起曼基什拉克原地、南至今伊朗北部的戈尔干河和阿特列克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到中世纪晚期时，土库曼人部落联盟结构松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3世纪以来，土库曼人一直处于蒙古、乌孜别克等异族的统治之下。从16至17世纪，大部分土库曼人分出诸多部落，分为“内撒拉尔”与“外撒拉尔”，内撒拉尔是核心部族，而外撒拉尔是内撒拉尔的势力影响范围内的其它突厥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发展，土库曼人分化为特克、约穆德、撒拉尔三个小部落，这三个部落是现代土库曼民族形成的基石。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许多原居住在土库曼斯坦北部的土库曼部族开始了向南部的大规模迁徙，并引起了中亚地区的一系列政权变动。到19世纪初，所有的土库曼部族才基本定居。南迁后的土库曼诸部与当地土著的中、小部族逐渐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土库曼人的主体。

　　土库曼人把乌古斯汗当作自己的始祖。乌古斯汗有六个儿子，每个儿子又有四个儿子，由乌古斯汗的24个孙子形成了24个土库曼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名称。目前生活在世界上的土库曼人都是乌古斯汗这24个支系的后裔。在土库曼斯坦，大部分土库曼人都是乌古斯汗第五子达克汗的长子撒鲁尔(Salur)的后代。芈一之在《撒拉族政治社会史》中引述的《突厥民族之发展及其移动》里提到：“撒鲁尔有六个儿子，以后繁衍成6 大支，75小支，大者上千帐，小者百余帐。6 个大支中太凯(Teke)一支, 分成13 小支, 其中有阿干罕(Akhal)一支, 阿干罕乃是尕勒莽的父亲。”因此，中国撒拉族在土库曼斯坦也被称为“中国土库曼人”。

　　1991年，土库曼斯坦独立时出版了一本名叫《世界上的土库曼人》的书，其中关于中国撒拉族一节的题目就叫“中国土库曼人”,土库曼斯坦现在每年都召开“世界土库曼人人文协会”，该协会的主席是土库曼斯坦总统，中国撒拉族都会受邀，并派代表参加。

　　三、撒拉族与土库曼族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一)跨境民族之间的同源关系

　　撒拉族与土库曼族之间的历史同源关系

　　撒拉族是我国操突厥语的民族之一，自称“撒鲁尔”，撒鲁尔部落原属西突厥乌古斯部落联盟，11世纪—12世纪时，乌古斯部落大迁徙，一部分融入到土耳其人之中，一部分迁到阿姆河流域，分布在今土库曼斯坦。另一部分分布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13世纪，一部分以尕勒莽氏族为主的撒鲁尔从撒马尔罕迁到今青海省循化境内。并且土库曼族与撒拉族都属乌古斯汗后代，因此，撒拉族是分布在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跨境民族。

　　关于族源问题,土库曼斯坦专家认为撒拉族是从土库曼斯坦西部一个名叫“sarahas”的地区迁徙而来的,途径撒马尔罕,在土库曼斯坦的文献中有记载,口传历史中也有关于尕勒莽部落的内容,至于迁徙的原因,一说与蒙古西征有关,大约在1340-1350年间,也有人说是大约在15-16世纪,后一说显然与我国的文献记载有误差,不能成立。1958年第2期《民族问题译丛》载“俄国和苏联文献中有关东干族起源的问题”一文中,也谈到撒拉族人来源于“sarahas”城,由此可见,苏联学者和现在的土库曼学者持同一说法。

　　撒拉族与土库曼族语言方面的相同之处

　　由于历史上的渊源，撒拉族与土库曼族在语言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撒拉族与土库曼族都属于突厥语系的民族，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因此撒拉语与土库曼语在语音、语法、词汇上有很多相同。

　　关于语言问题,撒拉族远离突厥语文化圈,从时间上来说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从空间上而言,相距几千公里,而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土库曼语由于种种原因受俄语影响很大,独立后,土库曼语为官方语言,俄语为族际交际语,由于长期以来，都以土库曼语和俄语作为交际语,所以，土库曼语中有一大部分外来词借自于俄语。

　　在撒拉族迁徙到青海以后，随着其与周围居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的加强，撒拉语积极吸收了汉语和藏语成分，使部分语音系统发生了变化，还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和藏族的词汇。而分布在新疆的撒拉族则受到周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的影响，使撒拉语也有了少部分的变化。

　　通过对撒拉语与土库曼语在语言、语法、词汇方面某些特征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撒拉族自中亚撒马尔罕东迁到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已700多年，但这两种语言仍然保留着很多同源成分。这些同源成分的比较研究在阐明撒拉族东迁及民族形成等问题中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撒拉族与土库曼族风俗方面的相同之处

　　关于风俗习惯问题,土库曼人与撒拉族在饮食、居住、服饰方面的区别已很大,但也不难看出其共同点。就饮食而言,土库曼人保留了游牧民族席地而坐的习惯,饮食内容上由于土库曼斯坦的食物结构与中国撒拉族的食物结构不同,其制作方法也因地而异。招待客人时，土库曼人用葡萄干、杏干、核桃仁等干果，这与中国撒拉族有共同之处。服饰方面,土库曼男子的民族服装,头戴山羊皮制作的圆形棉帽,身穿长条纹大襟“恰木夹”(长衫),肩头和腋下用5个盘扣,比较宽松肥大,腰系各色腰带,腰带两头绣花,与撒拉族早期服装相似。女子则不论老少均穿套裙,长及脚面,大多为红、绿、蓝色,胸前绣花,绣花部分为黄色,头戴丝织头巾。

　　同时,学者也注意到土库曼人的民间乐器中有一种名叫“扩布尔”(kobur)的小乐器,这种乐器放在嘴里用食指弹拨发音,这种乐器无疑是流传在撒拉族中的“口弦”,这一乐器的相同性也证明了撒拉族与土库曼人曾拥有相同的音乐和乐器。在居住方面,土库曼族与撒拉族也有相同之处,房前大多栽有葡萄树,房里都铺有地毯,墙上有挂毯。另外，土库曼人见到客人不问事由，先倒茶递水的热情好客与撒拉族人并无二致。

　　通过族源、语言、风俗等方面的撒拉族与土库曼族相同之处的比较，可以认为撒拉族与土库曼族是跨境民族。

　　(二)撒拉族与土库曼族之间的互动与关系

　　土库曼斯坦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1991年12月27日，中国承认土库曼斯坦独立。1992年1月6日，土库曼斯坦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在各领域中的合作不断加强。2006年4月，尼亚佐夫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2007年7月，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联合声明。2013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阿什哈巴德，开始对土库曼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各国民族之间的互动与关系

　　土库曼斯坦与中国之间的互动不仅局限在国家领导层面，还有我国撒拉族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互动，比如土库曼斯坦会邀请中国撒拉族代表团去土库曼斯坦参加国际文化遗产会议、大型文化节、地毯节等重要的活动并进行文化交流、学术活动，一同探讨关于族源等问题。土库曼斯坦大使也会来我国青海的撒拉族聚居地循化县访问，慰问远在中国的同源同胞们。

　　而在年轻人之中也有着各类的活动，例如土库曼斯坦组织的在我国的留学生与循化的撒拉族学生之间的交流活动、青海循化撒拉族与新疆撒拉族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活动、中国各地撒拉族同胞们之间的交流活动。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更是给人们带来了方便，现在的交友平台在各地撒拉族之间、撒拉族与远在他国的土库曼族之间有着重要的作用，就算不能面对面进行交流，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各地人们就文化、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交流与互相学习。

　　近年来，撒拉族与土库曼斯坦的联系日益加强，尤其是国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任务后，双方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积极稳妥地推进撒拉族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青海省乃至国家的向西开放战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DA007)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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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6-05-13 ]

　　□ 吴楚克 雷韵

　　京族是一个分跨中越两国而居的跨境民族。在越南，作为主体民族的京族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方面都处于较高的地位。在我国，作为少数民族的京族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已成为我国“最富裕的少数民族之一”。基于同根同源的优势，两国的京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联系往来一直很密切，为中越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京族的历史与人口、民族文化

　　1.历史与人口分布。京族是以百越后裔的壮侗语系民族之雒越为主体，加入南岛语系民族之占人、南亚语系民族之高棉人及汉藏语系民族之汉人而重新融合而成的民族。在越南，京族又被称为“越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是狭义上的越南人。截至2013年，越南境内京族有约7830万人，占越南总人口的87%。我国境内的京族祖先是16世纪初开始陆续从越南北部的涂山等地迁徙而来的，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下属的东兴市江平镇的“京族三岛”——巫头岛、山心岛、万尾岛，至今约有500年的历史。195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该民族正式定名为“京族”，有“心向北京”之意。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我国京族人口总计2.82万人。

　　2.民族语言与文字。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京族文化更接近于东亚而非东南亚文化。越南京族所使用的语言即为越南语，而我国京族所使用的京语也与越南语基本相同。如今我国的京族也通用广州方言(又称粤语)与汉语，大多数人能使用汉字。

　　3.民族信仰与习俗。京族过去一般多信奉佛教、道教，少数人信奉天主教。我国的京族逢年过节都要进行祭神活动。春节期间全村都要以猪、鸡、鱼为供品祭拜诸神，回家后要拜祖先。正月十五为小年，届时也要备猪、鸡、鱼拜祖。煮猪肉拜祖还是京族女子出嫁时的一种习俗。过去在京族民间，每逢新网下海，或海产品欠收，都要置办各种祭品，到海边进行祭拜，祈祷保佑下海的人平安归来，渔业丰收。哈节是京族特有的传统节日，以祭祀祖神、祈求出海平安、安居乐业为内容。

　　4.民族艺术。独弦琴是京族特有的民族乐器，音色优雅动听。京族的歌唱艺术也颇有特色，用京语演唱的京歌有着比较复杂的格律。京族的民歌内容也十分丰富，受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有不少歌曲内容都与大海相关。

　　二、中越京族的联系

　　1.政治联系。在京族迁入我国的500年里，中越关系经历了许多次分分合合。中越京族之间的关系也往往随着时代的大潮时而亲近，时而疏离。

　　2.经济联系。迁入我国的京族依旧以滨海渔业为生，并与越南的京族保持着经济联系。1989年中越边境贸易恢复以后，中越两国的京族因语言和传统文化的认同产生了信任感，这为京族人提供了大量商机，京族人在中越中小额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京族的经济发展开始由单一化的海洋捕捞、边境贸易向多元化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旅游服务、海水养殖、海产品加工等成为当地的新兴产业。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与发展，中越两国贸易关税大幅下降，越南的土特产大量流入我国，丰富了我国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京族人也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3.文化联系。中越京族庆祝哈节时会相互往来。据统计，2009年越南万柱岛的京族人来东兴市万尾岛万尾村参与哈节的人数多达200人，2010年的万尾京族哈节也有100多名越南代表参加。随着交通的发展及边境居民出境政策的便利，中越京族基于共同的哈节文化，相互往来更加密切。近年来，随着中越贸易的日益紧密，在我国京族地区还掀起了一阵“越南语热”。仅拥有11万人口的东兴市就有10余所越南语培训机构，一些京族学校也开设了越南语课。

　　4.社会生活联系。中越京族之间通婚由来已久。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边境出现了不少越南妇女跨越国境嫁到我国边境的现象，中越边境居民通婚数量逐年上升。有调查资料显示，“京族三岛”的跨国婚姻在1989至1998年达到高峰期，共出现了104对跨国婚姻，占此时间段“京族三岛”婚姻总数的20%左右。他们的通婚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由过境后自由恋爱并结婚;第二种是由媒人或熟人介绍过境而成婚;第三种则是被人贩子拐卖过境成婚。前两种通婚方式所结成的婚姻较为稳定，第三种婚姻中，越南一方有可能因生活挫折或利益驱使等原因逃离，造成很多不良后果。

　　三、京族的跨境问题及治理对策

　　1.国家认同问题。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京族存在着一定的国家认同不明确或国家认同摇摆不决的问题，以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先后主次问题。我国京族所聚居的地区地处大陆最南边，虽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但人口较少，且生产方式单一。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一系列惠及少数民族的政策，使得京族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自觉将民族认同融入国家认同之中，并注重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2.经济发展与稳定问题。一是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近年来，中越间政治的不稳定，尤其是南海问题所造成的不稳定，使得中越跨国贸易频繁受挫。京族人聚居在中越边境，是中越中小额贸易的参与者，在经济动荡时他们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二是存在非法经济活动，包括走私贸易、非法跨国婚姻贸易等。我国京族所聚居的东兴市与越南的芒街市仅一河之隔，枯水期河面最窄处不足十米宽，客观上为不法分子提供了走私的便利条件。加之京族人在语言上具有互通的优势，部分京族人便成为了跨国走私活动的参与者。在打击跨国贸易的问题上，中越两国应携手应对，加强沟通，严厉打击非法贸易。三是传统生计方式被打破。改革开放以来，“孔雀东南飞”现象在中西部地区屡见不鲜，京族聚居的地区也不例外。现在的京族人也能熟练使用粤语，由于语言的相通和地缘的接近，许多京族年轻人会选择前往广东打工。从事传统海洋渔业的京族人越来越少，京族聚居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后劲不足。同时，部分年轻人还会在外工作后定居，或将子女带到外地上学，也造成了京族聚居地区的“空心化”现象。

　　3.传统特色文化的流失。在社会转型、市场化大潮的席卷之下，京族也面临着传统文化流失的严峻问题。不但是我国的京族，越南的京族文化也难以在全球化浪潮侵蚀下独善其身。面对共同文化流失的问题，中越两国应该携手合作，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对传承人的培养，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结合现在的文化资源市场化，塑造京族的“海洋文化”品牌;其次，利用现代媒体技术推广京族文化;再次，让学校承担起一部分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

　　4.非法跨国婚姻问题。一是没有法律保障。中越跨国婚姻中“夫妻”只是共同生活、同居生子后形成的事实婚姻属于非法婚姻，给中越边境地区的人口管理、社会救济、民政救助、医疗等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二是影响其子女的成长。由于没有户口，非法跨国婚姻家庭的孩子很难进入公立学校学习。此外，由于越南女子的多重身份，在遇到一些困难时往往选择抛弃中国的家庭而返回越南，破碎的家庭势必会影响孩子的成长。三是一些人往往通过跨国婚姻，以走亲访友为名非法出入境、非法打工和非法同居，甚至在两国之间从事走私、贩毒、拐卖妇女等非法活动，严重影响了两国边境的社会治安与经济贸易。要处理好非法跨国婚姻的问题，需要中越双方联动，具体说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跨国婚姻的管理“有法可依”;第二，合理调整中越边境居民通婚的条件限制，设立相关管理机构;第三，加大扶贫力度，加快兴边富民的进程;第四，加强法律宣传，增强群众法律意识等。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KDA007)成果】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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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6-05-22]

　　□ 吴楚克 黄小芬

　　我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同宗同源，毗邻而居。在我国，壮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等南部省份;在越南，岱族、侬族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高平、谅山等地区。壮族在我国、岱族和侬族在越南，都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推动中越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历史与分布

　　1.我国壮族的历史与分布。我国壮族自称“布多”，意为土人，有“布扁”、“布侬”、“布衣”、“布曼”等多个支系。壮族由古代百越民族发展而来。早在周代，壮族先民就以“瓯邓”、“桂国”、“损子”、“产里”、“九菌”等名载于古籍。秦汉以至隋唐，以“西瓯”、“骆越”、“乌浒”、“俚”、“僚”等名见称。宋代，壮族又被称为“僮”或“撞”。明代，又称壮族为“俍”。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调查识别，壮族统一称为“僮族”。1965年10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在遵照本民族意愿的基础上，“僮族”改称“壮族”。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壮族总人口为1692.6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27%。居住在广西的壮族达1444.85万人，占全国壮族总人口的85.36%。在广西境内，壮族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来宾、河池、崇左、百色等地。云南有121.5万壮族居住，主要分布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曲靖市等地。此外，广东的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湖南的江华瑶族自治县、贵州的从江县等地也有壮族分布。随着全国人口流动日渐频繁，壮族目前已逐渐分布至全国各地。

　　2.越南岱族、侬族的历史与分布。在国外，壮族主要分布在越南境内，称为岱族、侬族。越南岱族、侬族与广西壮族均由百越民族发展而来。公元4世纪，岱族先民从广东、广西一路南迁，直到越南北部，成为越南第一大少数民族。越南侬族原属我国广西壮族布侬支系，唐宋之后，由于饥荒、战争等原因，陆续迁入越南。越南侬族又分为多个支系：崇善侬，祖籍在广西崇善县(今崇左市);雷侬，祖籍在广西大新县下雷镇;万承侬，祖籍在广西万承州(今广西大新县龙门乡);州侬，祖籍在广西龙州县。越南侬族用支系名称来表达族群记忆，记录迁移历史。

　　由于越南的岱族、侬族语言相通，文化相近，因此常被统称为岱侬族。越南政府区分岱族和侬族的标准是：岱族迁入历史较早，而侬族迁入较晚。根据2003年越南民委统计，岱族人口为159.77万人，侬族为91.44万人，主要聚居在中越交界的高平、宣光、谅山、北太、河江、老街等地的丘陵、平坝上，在越南其他省、市也均有分布。

　　二、文化异同

　　我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均是稻作民族，赖“那”(意为“稻田”)而生，依“那”而存。受稻作生产方式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均具有深刻的“那”文化烙印。壮族与岱族、侬族虽然语言相通、文化习俗相近，但由于分别处在不同国家，各自受到周围其他民族的影响，双方文化也存在一些差异。

　　1.服饰方面。壮族服饰以黑色或蓝色为主。壮族崇尚黑色，其主要原因有三：壮族长期在田间劳作，黑色衣服易于清洗，且具有防蚊功能;壮族认为黑色可以逢凶化吉，视其为吉祥颜色;壮族认为黑色能够体现壮族稳重、内敛、谦逊而不事张扬的性格。在越南，岱族、侬族也喜欢用蓝靛染成的蓝色或者黑色服饰，款式与我国广西的壮族相同。不同的是，我国的壮族一年四季戴头巾，而越南的岱族、侬族习惯戴斗笠。

　　2.饮食方面。壮族饮食清淡，以粥、米粉为主食。壮族最有特色的主食便是五色糯米饭。每到农历三月初三，壮族便用枫叶、紫番藤、黄花草、红蓝汁浸泡优质糯米，合而蒸之，香气四溢。五种颜色既代表五谷也代表五行，五色糯米饭表达了壮族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越南岱族、侬族的饮食也很清淡，也以粥、米粉为主食，在“三月三”也食用五色糯米饭。不同的是，我国靠近汉族地区的壮族饮食习惯逐渐受到汉族的影响，口味偏咸偏辣;而越南的岱族、侬族受到越南京族饮食文化的影响，在吃饭或者吃米粉时喜欢滴上柠檬汁和鱼露等调料。

　　3.居所方面。壮族习惯居住在干栏式建筑里。在壮族聚居的地区，干栏式建筑具有多种功能：一是防止野兽袭击。壮族大多居住山区，干栏建筑构造有助于预防野兽侵扰。二是预防疾病。壮族聚居的地区春冬季节潮湿寒冷，夏秋季节炎热多雨，人们容易患上风湿、瘴等疾病。干栏建筑通风、采光、照明功能良好，可以有效预防这类疾病;三是节省土地。壮族聚居的地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出于对耕地的保护，他们选择在地势平缓的山脚建干栏建筑。越南的岱族、侬族与我国的壮族在居住方式上相同。由于当地珍贵树种较多，他们对木材的使用也十分讲究，即通常选择在雨水少的冬天砍伐，由于木材经过浸泡防虫技术处理，所以他们所建的干栏建筑结实、耐用。

　　4.婚姻家庭方面。壮族实行“一夫一妻”制，以歌择偶。壮族婚姻缔结过程繁杂，主要有问名、合八字、定亲、结婚等程序。婚姻形式主要有不落夫家、招赘婚、寡妇再嫁等，过去还实行同姓不婚。在上述几种婚姻形式中，不落夫家婚占主导地位，即女性结婚后要在娘家住一段时间。期间，每逢农忙时节、节日、红白喜事，夫家便派人去接新娘，新娘在婆家居住几天后又返回娘家，直至怀孕生子才落夫家。越南的岱族、侬族在婚姻缔结过程要行“六礼”，如问名、纳吉、纳征等。与我国的壮族一样，越南的岱族、侬族也实行同姓不婚和不落夫家婚，也以小家庭为主。不同的是，在越南的岱族、侬族聚居地区，孩子少的家庭中还允许“一夫多妻”存在。

　　5.娱乐方面。壮族出口成歌，以歌代言，通过山歌的形式表达情感。壮族称山歌为“比”、“欢”等。“宁可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歌”表达了壮族人民对山歌的喜爱。山歌不仅是壮族重要的精神食粮，也是壮族青年男女的媒人。越南的岱族、侬族也喜爱唱山歌，他们把山歌称为“诗”或“伦”。每年阳春三月，广西边境的的龙州县、凭祥市都会组织中越山歌比赛，我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一起放开歌喉，展示才华。龙州一带的壮族还有着边唱歌、边弹天琴的习俗。越南的岱族、侬族也擅长天琴表演，但是表演形式与我国的壮族略有不同：龙州壮族天琴表演以女子坐着弹唱为主，脚上摇铃;越南岱族、侬族的天琴表演通常由女子站着弹唱，同时有男女对歌和有男子伴舞。

　　6.宗教方面。我国的壮族和越南的岱族、侬族有着许多共同的信仰。例如，他们都喜欢弹着天琴唱天，便源自于他们对天的信仰;在过去水利设施不完善的条件下，壮族、岱族、侬族主要靠天吃饭，因此对雷神、青蛙等产生了崇拜;花婆神也为他们共同信仰，壮族认为，人是否生育与花婆是否送花有关，白花代表男婴，红花代表女婴，岱族、侬族也认为，孩子由花婆神赐予，金花代表男孩，银花代表女孩，当人们没有生育时，要举行求花仪式。此外，我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在信仰方面也有不同之处：壮族除了信仰原始宗教以外，受道教的影响较大;而岱族、侬族虽然也信仰道教，但受佛教的影响更加深刻。

　　三、壮族与岱族、侬族的关系问题及走向

　　1.问题方面，跨国务工和跨国婚姻的管理问题亟待解决。当前，我国广西的壮族聚居地区以种植甘蔗为主，由于当地大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糖厂面临着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于是，当地人便通过朋友、亲戚关系，雇佣与自己语言相通的越南岱族、侬族前来务工。同时，越南的其他民族也跟随着岱族、侬族来到广西务工。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越南劳工借着来广西务工的机会，辗转到我国其他城市务工，或与我国人口通婚，形成跨国婚姻。此外，也存在壮族通过岱族、侬族的亲戚、朋友到越南务工或娶嫁的现象。跨国务工与跨国婚姻带来了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此类问题若解决不好，将会影响到壮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甚至影响到中越两国关系发展。笔者认为，对于跨国务工问题“宜疏不宜堵”，应采取有效的处理方式，例如，“谁雇佣、谁负责”，派出所、边防、村委备案，信息共享，村民签责任状，劳务结束后负责送劳工安全出境等。

　　2.走向方面，双方的交流更加频繁，各自的国家意识也不断增强。尽管存在跨国劳工、跨国婚姻等问题，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我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将更加广泛、深入。经济上，凭祥保税区的建成、中越自驾游项目的启动、中越跨境电商的合作等，使我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文化上，由于习俗相近，我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在医药文化、山歌文化、天琴文化、稻作文化、中越跨国合作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更加广泛。

　　与此同时，由于中越南海争端等问题的存在，以及两国开展爱国教育的深入、对国家观念的强化，我国的壮族和越南的岱族、侬族各自的国家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在我国，壮族是一个包容的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吸收汉族、瑶族等民族文化，并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从古至今，壮族的爱国情感都很浓厚。尽管我国的壮族将同宗同源的越南岱族、侬族称为“贝侬”，即“兄弟姐妹”或者“亲戚”，但在他们心里，国家意识要大于民族意识。居住在中越边境上的壮族，家家户户悬挂中国国旗，表达着他们的爱国情感。而越南政府也通过民族优惠政策等方式，不断强化岱族、侬族的国家意识。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KDA007)成果】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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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6-05-29 ]

　　□ 吴楚克 朱美姝

　　发源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傈僳族，是一个跨居中国、缅甸和泰国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傈僳族由于各种原因不断迁徙，在这一过程中，该民族的凝聚力也不断增强。

　　一、傈僳族的分布情况

　　1.我国傈僳族的人口与分布。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2010年我国傈僳族人口约有70.3万。傈僳族最早生活在四川、云南交界的金沙江流域一带，后来逐步迁到滇西怒江地区的宝山和腾冲平原定居。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傈僳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泸水县和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其他的傈僳族散布在云南省的丽江、保山、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市和自治州以及四川省的西昌市、盐边县等地。

　　2.傈僳族在境外的分布情况。在缅甸，傈僳族人口约有45万，大约于19世纪中叶由我国迁入，一开始分布在缅甸东部掸邦的孟密镇和缅甸中部偏北的曼德勒省抹谷镇。现在缅甸的傈僳族分为南群花傈僳、北群白傈僳，南群花傈僳聚居于抹谷镇，北群白傈僳聚居在缅甸西北部的实皆省和东北部的克钦邦，其余傈僳族人则散居于掸邦各地。在泰国，傈僳族人口大约有5.5万，于19世纪末到1930年经由金三角进入泰国，现主要聚居于泰国北部的夜丰颂府、清莱府、清迈府等地的深山老林中，被称为六大主要“山地族群”之一。此外，国外还有一部分傈僳族是以难民的身份存在着。因缅甸军队和其他民族武装集团的迫害，逃到泰国或马来西亚、印度等地沦为难民的傈僳族目前约有数千人，其中约有五百人已经取得了联合国难民证，并被转介安置到欧洲各国、美国各州、澳洲、新西兰等地。

　　二、傈僳族的文化特点

　　1.氏族与图腾文化。傈僳族部落由58个不同的氏族组成，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图腾，其姓氏也与图腾有关，如以植物为图腾的紫柚氏、木氏，以作物为图腾的荞氏、谷氏、麻氏，以动物为图腾的蜂氏、鱼氏等。这些图腾来源于原始时期的狩猎采集生活，并成为了团结氏族的纽带。随着时间推移，一部分傈僳族的姓和图腾已经分开，不少氏族的傈僳族采用了汉姓。

　　2.语言文字。傈僳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支，分为几个方言区，还划分了儿童学语和普通交流语。傈僳族的文字情况相对复杂，主要有4种类型：一是滇东北的框格式拼音文字，也称“伯格里老苗文”;二是中缅边境傈僳族基督教会使用的变体罗马字，也称“老傈僳文”;三是由云南省维西僳僳族自治县的傈僳族农民汪忍波创制的音节文字;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国科学院专家以拉丁字母形式创制的“新傈僳文”。

　　3.竹文化。傈僳族聚居地区生长的竹子品类繁多，竹文化渗透到了傈僳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其日常生产生活，还是其神话传说、宗教信仰，都有明显的竹文化痕迹。例如，在居住形式上，傈僳族称“干栏式竹木建筑”为“‘千脚落地’的竹楼”，房屋的围墙和地板用竹篾编成;在服饰上，傈僳族男子喜欢脚穿竹麻草鞋，腰间佩戴竹弹弓，妇女则喜欢在腰间系“竹铃”;在器物上，竹器制作是傈僳族人的传统手工艺，其中以口弦筒、葫芦笙、笛子等竹乐器最有代表性;在精神文化上，傈僳族有竹崇拜、竹占卜、竹禁忌等。

　　4.服饰。傈僳族服饰以色彩繁多出名，被形容为“一寸布料一寸彩”。近代以来，傈僳族的服饰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缝制方式由过去的手工改为现在的机器，设计图案也由复杂精美变得单一精简。不同国家的傈僳族在服饰用料和风格上有所不同，如泰国北部的傈僳族使用棉料，而我国和缅甸的傈僳族惯用粗麻;缅甸各个地区的傈僳服饰形态各异，泰国傈僳族的典型服饰是宽松的束腰外衣，我国傈僳族服饰的风格特点则体现在类似旗袍的带钩斜领上。

　　5.节庆与习俗。傈僳族最看重的是年节，也称阔什节。每逢这一节日，他们都要做籼米粑、糯米粑和酿水酒。我国云南怒江地区的傈僳族还要给耕牛喂食盐，以表示尊敬耕牛的劳动。年节的第一天，全家聚餐，并同饮同心酒。傈僳族还会在正月举行“春浴节”，过节地点在怒江的登埂、马掌河等温泉，人们前来沐浴、净身、除病。农历二月，为了纪念傈僳族的民族英雄，云南怒江的傈僳族还会过“刀竿节”。

　　6.宗教。由于与各地的信仰系统相混杂，傈僳族的宗教实践是多元化的。上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我国德宏、怒江等地以及缅甸后，一部分傈僳族改信基督教。在泰国传统村落，村庄的最高处是“守护神的圣地”，人们用供物抚慰着护卫他们的神灵。在每个房子后面，都安放一个祭祀祖先的祭坛。傈僳人除了相信“造物主”外，还相信“万物有灵”。在泰国大部分傈僳族聚居的乡村，人们还信奉萨满教，病人一般都比较依赖萨满巫师。

　　三、傈僳族的跨境分析

　　1.迁徙历史与凝聚力的形成。明代以前，傈僳族先民居住于丽江地区。到了明代，当地的木氏土司与吐蕃的战争波及傈僳族，迫使该民族整体迁徙到澜沧江流域。清代，傈僳族备受欺压，不得不向西迁徙到怒江流域。深受战争牵连和民族压迫的傈僳族，在几次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稳定的共同体，并塑造了一个民族英雄——括木必帕，用来维系我国怒江、缅甸、泰国的傈僳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与此同时，维系傈僳族凝聚力的，还有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与宗教。在经济生活上，由于缺少与外界的接触，直到明代，傈僳人都不得不沿袭传统的游猎采集生产方式。清代以后，傈僳人出现“生熟”分化：生傈僳老于深山，熟傈僳已发展出刀耕火种的农业经济。民国时期，商品交换的发展加强了怒江傈僳族与中缅未定界地区傈僳族的联系。到缅甸以后，傈僳族显示出很强的经济适应能力，这与民族内部的团结互助密不可分。对经济资源的寻找导致了傈僳族的长期迁徙流动，但客观上傈僳族内部的凝聚力与交流互动有所加强。在社会组织与宗教上，傈僳族的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建立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之上。与氏族组织相对应的，是原始宗教信仰，傈僳族的世俗生活与原始宗教几乎融为一体，原始宗教中的禁忌、祭祀仪式以及社会伦理规范逐渐形成傈僳人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进而培养了共同的认同心理。

　　2.中缅傈僳族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英建立的精神纽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政府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客观上强化了傈僳族的民族意识，一批傈僳族精英超越地方局限，站在整个傈僳族的层面上，极力推动着中缅傈僳族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往来，在我国怒江地区的傈僳族与缅甸的傈僳族之间形成了重要的精神纽带。二是平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平民层面，中缅傈僳族形成了稳定的经济共同体。缅甸傈僳族地处自然资源极为丰腴之地，他们借助族缘、亲缘、地缘关系，把经济圈扩大到我国，将中缅两国的傈僳族紧密地联系起来。如缅甸曼德勒省的抹谷镇兴起了红蓝宝石业，当地为数众多的傈僳族以此为生，玉石大部分通过我国的傈僳族销往内地;一些生活在缅甸密支那的傈僳族通过其在我国云南福贡县的亲戚关系，常年往返福贡县与密支那之间，进行漆油、大铝锅、玉石等商品的交易活动。

　　3.泰国傈僳族的跨境问题。在泰国，傈僳族受当地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一是居住在山地的傈僳族和居住在平原的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不相同，彼此之间有着不好的刻板印象。二是生计战略上，为了弥补稻米种植不足带来的缺陷，一些傈僳族村落开展了鸦片种植，使得泰国北部傈僳族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三是在泰国北部的傈僳族中间出现了对迁移与国境的新认识，并开始对其跨越国境的同胞进行辨别。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KDA007)成果】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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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 2016年4月15日

□ 吴楚克 代高峰

　　朝鲜族又称韩民族、朝族、高丽族等，是东亚主要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是朝鲜和韩国的主体民族，其他主要居住在我国、俄罗斯远东地区、其他原属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朝鲜半岛的朝鲜人陆续迁入我国、定居东北地区，逐渐成为我国跨境民族之一。

　　一、朝鲜族人口分布

　　1.朝鲜族在我国的人口及分布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朝鲜半岛的朝鲜人陆续大规模迁入我国，成为我国朝鲜族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国内主要流向山东、上海、北京、天津等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及韩国企业聚集区，国外主要去往韩国和日本等国。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国的朝鲜族人口为183.09万人，在56个民族中居第14位，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共160.75万人，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88%。其中，吉林省的朝鲜族最多，达104.02万人，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57%。我国的朝鲜族自治地方有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2. 朝鲜族的世界人口及分布

　　朝鲜族在世界上主要分布于东北亚区域，尤其是朝鲜半岛。朝鲜和韩国以“三八线”为界分居半岛南北，两国均为单一民族国家，主体民族都是朝鲜族，韩国人自称“大韩民族”或“韩民族”，朝鲜人自称“朝鲜民族”。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段，国土面积为10.03万平方公里，约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45%。据韩国2013年人口统计显示，韩国共有5133万人。受限于韩国平原少的地貌特点，韩国人口分布非常不均衡，首都首尔及其周边地区居住了49.4% 的韩国人口。韩国人在国外也有大量分布，且分布广泛。据韩国政府统计，目前居外韩国人已超过700万人，我国居多，达257万人；美国次之，为209万人；日本和欧盟分别有89万人和61万人。

　　朝鲜位于朝鲜半岛北段，国土面积为12.28万平方公里，约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55%。据1996年统计数据，朝鲜人口为2211.4万，其中有华侨6000余人。

　　此外，在中亚五国生活着约35万朝鲜族，他们自称高丽人，是由前苏联从1937年开始由远东强制迁移而来，主要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约23万人）和哈萨克斯坦（约10万人）。

　　二、朝鲜族的语言文字及文化

　　1.朝鲜族的语言文字

　　朝鲜族有本民族语言和文字。朝鲜语归属尚有争论，一般认为属阿尔泰语系。1446年，韩国出现了最早的表音文字——训民正音，由李氏朝鲜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主持创造，称为谚文。现行朝文字母共有40个，其中辅音字母19个、元音字母21个。随着国家的区隔和时间推移，朝鲜语也发生了分化，标准韩国语以首尔发音为基础，属中部方言；标准朝鲜语以平壤发音为基础，属西部方言。两国语言文字的差异还表现在语法、外来语及部分单词的用法上。朝鲜族语言文字在韩国被称为韩语和韩文。

　　朝鲜族语言文字与汉字关系密切。朝鲜族在19世纪前以汉字为书写工具。韩国、朝鲜独立建国后，一致采取了去汉字化政策——韩国在1948年颁布《韩文专用法案》，禁止公开使用汉字；朝鲜也于1949年全面废除汉字。然而韩国政府2005年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并且提出了《推动汉字并用方案》。

　　2.朝鲜族的饮食文化及宗教信仰

　　朝鲜族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以酱汤文化和泡菜文化等闻名。朝鲜族精于水稻种植，日常主食为大米。我国东北的朝鲜族不畏严寒和艰难，开创了在高纬度地区种植水稻的先河。

　　朝鲜族没有全民统一宗教，曾有多种宗教信仰。目前，对朝鲜族影响较大的宗教有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朝鲜半岛的佛教是公元4世纪由我国传入的，目前韩国佛教徒占其总人口的37%，朝鲜的佛教徒只有其人口的1.7%。基督教对韩国影响较大，自公元19世纪末传入后，发展迅猛，目前韩国新教教徒已超过1000万人。此外，我国的朝鲜族信仰基督教也较为普遍。

　　三、朝鲜族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朝鲜拥核挑战东北亚地区和平

　　朝鲜将拥有和发展核武器作为捍卫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独立的首要条件，作为抵抗美国军事压力和争取国际地位的核心力量。朝鲜第二代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在位期间，曾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朝鲜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执政后，继续发展核武器，并于2013年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2016年1月6日，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针对朝鲜的举动，联合国安理会于2016年3月2日通过了20年来最严厉的制裁——第2270号决议，针对朝鲜核、导计划规定了一系列制裁措施。朝鲜则针锋相对——2016年3月4号，金正恩称朝鲜已实现核弹头小型化、标准化和系列化。此外，金正恩还表示，朝鲜将进行核弹头爆炸试验以及能够装载核弹头的各类弹道火箭发射试验，预示着朝鲜将进行第五次核试验。

　　朝鲜拥核将带来一系列影响：

　　首先，东北亚地区遭受核污染的风险加大。朝鲜半岛地域狭小，人口密度大，故而核试验地点选择了远离平壤的朝鲜东北部咸镜北道丰溪里，但其距离我国边境仅100多公里。朝鲜虽不断加大核试验力度，但其核技术和核维护能力仍存疑，若核试验失败或核武维护不力，东北亚地区将面临核污染风险。

　　其次，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缓解难度空前。朝鲜拥有核打击能力后，其在外交方面势必会更自信甚至冒进。目前，其与韩美针锋相对，双方战术误判的可能也在加大。

　　最后，我国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周边环境。我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陆上邻国14个、海上邻国6个），同时也是核邻国最多的国家（目前已有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3国）。朝鲜拥核自重，无疑会刺激有意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届时我国将面对更多的核邻国，战略安全环境更加恶劣。

　　2.朝鲜非法越界问题产生多方影响

　　前苏联解体后，朝鲜经济发展的屏障突然崩塌。1994年7月，金日成病逝。1995年至1997年，朝鲜又遭受严重的水灾和旱灾，朝鲜经济由此急剧滑坡，粮食减产严重，民众生活困难加剧。从1995年起，一些朝鲜人非法越境进入我国谋求生路，成为最初的非法越界者。随着朝鲜经济持续低迷，非法越界者不断增多，从我国延边州蔓延到东北三省。进入21世纪，随着非法越界者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力量的介入，非法越界者已不仅仅是中朝两国间的问题，而逐渐演变成国际问题，对我国造成了多重影响：

　　首先，影响我国边境安全。随着朝鲜国内局势的恶化，粮荒严重，一些朝鲜人越境盗窃、抢劫我国居民的粮食和财物，杀人案件也频发，给边境居民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困扰，加之朝鲜毒品又通过走私大量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使1334公里长的中朝边境线上的边境治安和边境安全面临巨大压力。

　　其次，影响中朝、中韩关系发展。非法越界问题产生之初，我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和两国的传统友谊，对非法越界者进行救济，友好和平地与朝鲜处理非法越界问题。但是近年来，非法越界者犯罪案件频发，我国对非法越界者开始依法抓捕和遣返。同时，韩国深度介入朝鲜非法越界者问题，积极接纳非法越界者，使该问题演变为影响中朝韩三国关系发展的一个焦点。

　　再次，使我国面临较大国际压力。韩、美、日等国近些年的积极介入，使朝鲜非法越界者问题已演变为复杂的国际问题。朝鲜非法越界者有组织地冲闯外国驻中国使领馆的事件多发，使欧美等国借人权问题向我国施压；韩、美、日、英和蒙古等国的一些国会议员还成立了阻止我国抓捕和遣返朝鲜非法越界者的“国际议员联盟”。我国对朝鲜非法越界者的依法遣返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和阻力。

　　3.韩国人口发展面临系列挑战

　　首先，人口增长缓滞。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政府推行鼓励生育政策，1955至1963年产生了婴儿潮，人口增长率一跃达3%。1960年，韩国人口已达2500万，面对人口暴涨和经济不景气，韩国政府于1961年实行节制生育政策。从1966年的三胎政策，到1973年的二胎政策，直至19世纪80年代的一胎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速。1988年，韩国人口年增长率降至1%，并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0.84%下降到2010年的0.46%。韩国人口增长缓滞也可以从其总生育率得到印证。据世界统计，2006至2013年间，韩国的总生育率保持在1.1至1.3之间，长期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57）和世界平均水平（2.6）。

　　其次，人口老龄化加剧。进入21世纪，韩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1%，跃至2000年的7%和2015年的13.1%，已接近联合国“老龄社会”指标（14%），人口老龄化速度居经合组织成员之首。韩国统计厅曾悲观预测，到2060年，韩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老龄化国家。

　　再次，民族单一性逐渐被打破。为解决人口增速缓慢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韩国政府放宽入籍限制并鼓励跨国婚姻，使居留韩国的外国人逐渐增多。据统计，2014年居留韩国的外国人口达157万，2004年则为71.8万，十年翻了一番。跨国婚姻在韩国已较普遍，目前入韩国籍的跨国婚姻家庭已达26万个，同时养育着约15万混血儿。

　　总之，韩国人口的持续低生育率和加速老龄化的双重叠加，势必导致劳动力减少和社会负担加重，经济发展下行趋势明显，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而随着入籍外国人的增多和跨国婚姻的增长，韩国朝鲜族的单一性将面临挑战，从而使韩国面临少数族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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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　2016年4月8日

　　□ 吴楚克 马瑞雪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随着该战略构想的提出，作为我国“西大门”的西北边疆地区，成为我国与古丝绸之路上的中亚等国家展开多边外交，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窗口和纽带。而由跨居于西北边疆省份与周边各国的跨境民族所引发的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西北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更直接影响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同构建。本文以柯尔克孜族为例，在地缘政治的角度下解读新疆跨境民族的历史渊源、发展异同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跨国分布的柯尔克孜族

　　柯尔克孜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其族源可追溯至汉代。其先民史称“鬲昆”、“坚昆”、“契骨”、“纥骨”、“黠戛斯”、“辖戛斯”、“吉利吉思”、“乞儿吉思”、“布鲁特”、“纥里迄斯”、“纥迄斯”、“黠戛司”等，原居漠北的叶尼塞河上游流域。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柯尔克孜族逐渐向西迁徙，进入中亚地区、天山山区和帕米尔高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柯尔克孜分别臣属于匈奴、突厥、回鹘、蒙古等民族。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天山一带的柯尔克孜族归入到清政府的统一政权之下。清代称柯尔克孜族为“布鲁特”，委任该民族的首领对其进行统治，并允许其在原地自由放牧，不征土地税，不强迫群众改变其原有风俗习惯，并减少三分之一的贸易税率。这使得柯尔克孜族社会在清代前期比较安定，经济得以发展。

　　柯尔克孜族从近代以来开始跨国而居，这与沙俄在亚洲腹地的侵略扩张密不可分。19世纪50年代，俄罗斯人扩张到中亚后，利用武装占领、军事移民、挑拨离间等方式，将伊塞克湖、塔拉斯河、楚河等地的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划归俄国。随着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81年到1884年《伊犁条约》及其5个边界子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根据“人随地归”的原则，柯尔克孜族的大量牧地和人口被沙俄侵占。在划界时，沙俄一再违约，侵占了我国的大片领土，并且为其以后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埋下伏笔。这样，大部分柯尔克孜族的牧地和人口被沙俄所占，清朝所辖的柯尔克孜族不过千余家，分布于乌什、喀什噶尔北部山区以及帕米尔一带，我国新疆南部以柯尔克孜族为主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西北部1170公里的边界线基本形成。分布在西部天山1170公里长边境线上的同一民族被一分而二——分布在我国境内的称为“柯尔克孜”，分布在中亚等国的同源民族则称为“吉尔吉斯”，是同一民族的不同音译。

　　二、不同的发展道路

　　柯尔克孜族成为跨境民族后，由于分属不同的国家管辖，同一民族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出现差异。

　　(一)经济生活

　　柯尔克孜族和吉尔吉斯族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的。分布在我国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在新中国成立前以游牧业、畜牧业为主，封建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保留着氏族部落组织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柯尔克孜族的游牧宗法封建制度也随之被废除。如今，柯尔克孜族除少数人从事农业或兼营农业外，多以经营畜牧业为主。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柯尔克孜族聚居地区已建立起钢铁、煤炭、采矿、发电、石油、伐木、农机、食品加工等工矿企业，当地的机关、厂、矿、企事业吸收了大量柯尔克孜族职工，党和政府还利用各种途径大力培养柯尔克孜干部，大力发展当地文化教育事业。

　　以吉尔吉斯族为主体的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虽拥有重要战略地位、但在经济发展方面却贫穷落后的内陆小国。该国的农业人口众多，工业发展不足，外来投资利用严重不足。贫困向来是吉尔吉斯斯坦历届政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当前，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主要靠美、俄等国的财政援助维持生计，仍有半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尤其是以农耕业、畜牧业为主的南部。

　　究其贫困原因，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地处山区内陆，国土面积90%以上是山地，且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平地、可耕地少，农业不发达，使得其在发展自身经济方面先天不足。在资源和能源方面，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或土库曼斯坦等其他中亚国家那样拥有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如果仅靠其传统畜牧业的话，很难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除以上所说的先天不足外，吉尔吉斯斯坦当前的经济困境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劳务输出曾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该国很多青年人在俄罗斯的大城市靠打工赚取外汇，再将外汇寄回本国，这成为吉尔吉斯斯坦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俄罗斯经济不景气，许多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打工者只能选择回国，重新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

　　(二)文化生活

　　我国绝大部分柯尔克孜族使用的柯尔克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我国柯尔克孜族的主要节日有伊斯兰教传统节日肉孜节、古尔邦节，民族传统节日诺鲁孜节、阿克托伊节等。最受柯尔克孜族重视的人生礼仪有诞生礼、摇篮礼、满月礼、割礼、丧葬和婚礼。柯尔克孜族的信仰最初是自然崇拜，后来信仰萨满教，还信仰“乌玛伊”女神，信奉祖先和天神，直到清代才改信伊斯兰教，属于伊斯兰教中正统的逊尼派。柯尔克孜族除绝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外，塔城地区的额敏县有很少一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跟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一样，礼拜寺是柯尔克族教徒活动的主要场所，并且礼拜寺多数建在城市。悠久的历史和牧业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柯尔克孜族豪放爽朗的性格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歌、诗歌、音乐。柯尔克孜族最著名的史诗是《玛纳斯》，有22余万行，是一部传记性的英雄史诗，为世界著名的民族史诗、我国三大民族史诗之一，被认为是柯尔克孜族重要的标记和象征。

　　吉尔吉斯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是中亚地区的第六大民族。全世界大约有450万吉尔吉斯人，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有380万，约占全世界吉尔吉斯人的90%以上。还有几十万吉尔吉斯人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阿富汗和土耳其等国家。宗教信仰方面，由于天山地区的吉尔吉斯人生活在中亚北部草原区和南部农耕区之间，其中，北部游牧区受传统宗教习俗的影响较大，南部农业区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更大。俄国统治者对北部游牧区的吉尔吉斯人的宗教政策是管理、控制的政策，使伊斯兰教在该民族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对南部农耕区则采取“不干涉、不理会”政策。随着伊斯兰教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广泛传播，伊斯兰教在吉尔吉斯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的萨满教也逐渐融入到伊斯兰教之中，成为人们生活习俗的一部分。在教育方面，沙俄政府占领中亚后，开始在中亚地区建学校、开办教育。其中，俄式普通学校主要建在北部游牧区，用俄语和当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其他类型的学校有寄宿学校等。通过俄式教育，俄罗斯文化开始在中亚地区传播，给当地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在十月革命前，吉尔吉斯族中只有0.6%的人识字。从1920开始，苏维埃政府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扫盲运动。上世纪30年代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1938年年底，吉尔吉斯人的识字率已达70%。

　　三、面临的挑战

　　(一)三种势力的相互影响

　　吉尔吉斯族人数多、影响大。前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获得独立，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吉尔吉斯斯坦的宗教极端势力与恐怖活动、跨国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尤其是1999年以来，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这“三股势力”沆瀣一气，在吉尔吉斯坦南部奥什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三股势力”利用中亚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宗教传统浓厚、经济发展落后、居民生活困难、国家管理不善等弱点，使中亚处于他们的威胁之下。尤其是近几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恐怖袭击事件频频发生。

　　中吉边境的吉尔吉斯斯坦一方由于国小民贫，边境线漫长，其防御力量较为薄弱，两国之间通道极多。而我国新疆南部地区是通往吉尔吉斯的陆路口岸，是国家最重要的西大门，柯尔克孜族在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极易受到“三股势力”的威胁以及跨国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的影响。加之前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的独立，也使得我国新疆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受到极大鼓舞，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给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跨境犯罪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奥什地区是国际贩毒集团贩卖毒品的重要通道。由于毒品和武器走私是当地恐怖主义、极端分子的重要财政来源，所以尽管各国加大了打击力度，仍然是屡禁不止。近年来，毒贩们利用我国新疆与中亚地区数千公里长的边界线及陆路、航空口岸进行贩毒，而民族分裂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则开始利用中亚这条道路向我国新疆地区偷运武器弹药、输送反动宣传品等非法物资。这不仅威胁着中亚各国的安全，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我国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三)主体民族内部的地方主义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的地方主义表现为南北矛盾。吉尔吉斯斯坦南北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这种矛盾的起源首先可以追溯到生产方式的差异——自浩罕汗国开始，就形成了南方以农业为主、北方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格局。这种格局使得北方的楚河谷地成为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发达地区。南方的费尔干纳盆地在自然条件、经济生活方式和政治气候等方面不同于北方地区。从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看，南方不仅落后于北方，改革速度也远慢于北方，南北差距正在增长，当代吉尔吉斯斯坦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是北方城市比什凯克。文化和信仰方面，南方的吉尔吉斯人历史上与定居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保持密切关系，与北方游牧的吉尔吉斯人相比，他们不但放牧，还经营农业。同时，南方的吉尔吉斯人伊斯兰化的程度远远高于北方的吉尔吉斯人，他们主张与相毗邻的穆斯林国家发展关系，同伊斯兰世界站在一起，与其实现经济文化一体化。而在以比什凯克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俄罗斯人相对较多，因此北方的吉尔吉斯人受俄罗斯文化影响较深，主张发展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传统关系，活跃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联系。2000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将南部的奥什市确立为第二首都，此举对于缓和南北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方之间的对立情绪又趋明显。现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来自北方楚河州，因此其反对势力多源于南方。

　　四、结语

　　我国新疆的跨境民族居住地与国外同源民族的居住地直接毗邻，彼此之间的影响最直接、也最迅速。因此，新疆跨境民族问题及其影响将在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既要看到新疆跨境民族在一定条件下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其对边疆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跨境民族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发挥好其作为友谊桥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双边或多边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以及地区的和平。因此，国家应从国际环境、宗教氛围、民族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协调各方力量，促进柯尔克孜族的和谐发展，维护边疆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