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年3月8日（星期二）下午2:00-4:00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第三会议室
题目：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及其相关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
演讲人：乌兰 研究员
主持人：彭丰文
讲座联系人：陈晓伟
联系电话：15110266911
演讲人简介：
乌兰（Borjigijin Ulaan），女，1954年4月生，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族史、蒙古史及北方民族史。师从蒙古史学家亦邻真教授、周清澍教授学习蒙古史，多次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蒙古国立大学进修和访学，进行蒙古语学习、蒙古文献及满族史合作研究。曾多次参加国内外蒙古史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先后在内蒙古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讲授有关蒙古史语文学、《元朝秘史》选读、蒙古文与蒙古历史文献、中国民族史等方面的课程。出版学术专著《〈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元朝秘史〉校勘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与国外学者合作出版《〈蒙古源流〉库伦本拉丁转写》（1990年，堪培拉），出版译著《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合译，2014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讲座内容提要：
本次讲座主要通过对蒙古文历史文献的梳理，探讨蒙古人对“国”及其相关概念的表述及其演变过程和形成原因，指出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及其相关概念的表述方法包含蒙古人传统观念的因素，也存在外来文化影响的因素，在使用的过程中是有发展和变化的。
首先讨论蒙古文历史文献对“国”的称谓问题。自蒙古文历史文献产生以来，关于“国”、“国家”的表述始终存在。从蒙元时期到明末，蒙古人主要以ulus来表示国家之义。作为国、国家来讲，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国家、元朝及其大封国都可以称ulus,北元时期ulus一词同时又表示蒙古政权内大的部落集团tümen即万户。清代，蒙古人基本上还是使用ulus来表示国家之义。称清朝为ing ulus,而不再将ulus一词用于当时蒙古及其大的部落名称中。此外，满语词汇gurun（国）开始不断为蒙古人所使用，逐渐变成了蒙古语中的一个外来语，或单独使用，或与ulus一起构成同义词组ulus gürün（国，国家）使用。
其次讨论蒙古文历史文献中对周边国家的称谓问题。先是梳理了蒙古人对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地理方面的认识。就蒙元时期的情况来说，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代蒙古人已经具备了中间以及东、西、南、北的概念，而对于生存空间极限的认识，概念性的说法似乎主要集中为一种，即从东方日出之地至西方日落之地为止的区域。这样的说法和表述，一方面反映出欧亚大陆的地理特征对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世界认知所产生的作用，估计又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划分左右翼（左右也指东西方）的习惯意识有关联。然而在16世纪以后的蒙古文历史文献中大量出现了tabun öngge dörben qari ulus的说法，此语以往多被汉译为“五色四夷国”。当时蒙古人对自身及周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由自东向西线状观察转到了从东向南、西、北环形观察，东西的概念减弱，四方的概念增强。“五色四夷国”的格局安排估计受到了佛教世界观的影响。
最后介绍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的称谓。古代蒙古人主要是以Kitad一词来指称“中国”的，有时也使用Nanggiyad（囊加歹）或 Nanggiyas（囊加思，南家子）之名。除了这种传统的称呼之外，还有从汉语直译的名称Dotoradu ulus（*内国）和Dumdadu ulus（中国），逐渐以后者为多见。清代，传统的称呼和译自汉语的名称均有使用，而Dumdadu ulus为今天中国境内的蒙古人所沿用，Kitad（ulus）为蒙古国的人们所沿用。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http://iea.cass.cn/content-BA09-20160301031333286716.htm，作者：彭丰文 日期：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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