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鬯言】科学与诗意——博厄斯的早期北美印第安土著影像
2015年03月26日10:19 品图专栏 作者：杨云鬯
新浪专栏 品图 杨云鬯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亦作法兰兹·鲍亚士)是每个学习人类学的人都知道的“大人物”。这名德裔美国民族学、人类学家被誉为美国的“人类学之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相对论”。这个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以及价值体系，西方人在对异文化进行研究时，需要摒弃自身高高在上的姿态，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客观地看待非西方文化。大概有朋友会问：“这难道不是常识吗？”还真不是。我们身处于自己熟悉的一套文化模式当中，鲜有与“他者”打交道的机会。但是很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扛着单反，揣着相机，跋山涉水，来到一个“少数民族”村寨里。我们拍老人、拍小孩、拍男人、拍女人、拍民俗……(还会留下旅游纪念照)下意识中，那些在镜头里闪过的人和物，难道不是我们“作品”中的“对象”而已？看着照片，我们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叫什么，而拍摄的动机，往往都是“新奇”、“有趣”。
现在能做到真正的文化相对主义都很有难度，更遑论在博厄斯活跃的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了。当时的西方社会学主流思想是借鉴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学者们把西方白人看做是人类进化的最高等形态，认为非西方人都是野蛮未开化的，因此他们有权力也有义务对他们进行“研究”和“开发”。受此影响，德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反犹倾向日益强烈。1887年，德国犹太人博厄斯受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邀请，成为了一名实习编辑，离开他曾工作过的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前往纽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到纽约了。1886年，28岁的博厄斯从纽约出发，前往英属哥伦比亚，对当地的夸夸嘉夸族(Kwakwaka’wakw)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而这一将耗费他40余年精力的研究，早在1885年他还在为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工作时便已然萌芽。当时，年轻的博厄斯在帮助博物馆整理一批收集于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土著的藏品。这批藏品由冒险家Johan Adrian Jacobsen带回柏林。与他一同到达柏林的，甚至还包括了一个由9名英属哥伦比亚的努克萨尔科人(Nuxalk)组成的戏班子。他们在西方公众面前表演雕刻面具、唱歌跳舞，为学者留下土著语言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也身着当地的庆典服饰和欧洲服饰在照相机前留影……这一切的一切，让博厄斯大感兴趣。特别是努克萨尔科人所跳的“食人舞”。这一舞蹈源自夸夸嘉夸族的“食人仪式” ，他们戴着夸夸嘉夸族的Hamat’sa面具，为眼前的德国人展示着这一遭到殖民者强烈抵制的禁忌习俗。
在博厄斯的研究里，摄影始终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及记录工具。1886年，他第一次踏上英属哥伦比亚的土地时，便随身携带了Jacobsen团队在此前的考察期间的绘画及照片作为参考。他还把为土著拍摄的照片给土著自己观看，并观察记录土著的反应，这是照片诱导法(Photo-Elicitation)在社会研究中最早的运用之一。1888年，博厄斯在英属哥伦比亚结识了当地向导乔治·亨特(George Hunt)，后者从此成为了他亲密的合作伙伴。亨特替博厄斯拍摄了近百张照片，包括一些在当时明显带有“科学研究”倾向的人体测量学标准照。1890年代早期，博厄斯多次前往英属哥伦比亚，在亨特的帮助下与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部落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这一系列统称为莫里斯·K·约瑟普探险(Morris K. Jesup Expedition)的活动以后，博厄斯在研究夸夸嘉夸族等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学者当中已颇有声望。这使得他在1893年时被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民族学与考古学部门负责人，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普特曼(Putnam)选为第一助手，全力负责向观众以真人秀的形式展示“食人舞”的相关习俗。
对于许多观众而言，这种真人秀也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猎奇罢了。但博厄斯却为其注入了严肃的科学性，并对其寄予很大的教育学期望。他所设计的场景和选用的仪式物件指向了一种完整、复杂的文化模式。他希望，这种表现形式可以表达出他对于非西方文化的整体看法：每一种文化均有自身的价值。文化本身是有活力的，是变化的，并且在其历史意义上可以相互汲取。与此同时，只有在当地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某些特定的形式才能被理解。
1894年，他首次在冬季前往英属哥伦比亚进行调查，得以近距离观察“冬季赠礼节”，特别是与“食人舞”相关的风俗。这一次，他雇佣了当地的专业摄影师哈斯廷斯(O.C. Hastings)进行影像记录，获得了珍贵的影像资料。然而，由于事实上，当地已经在法律上禁止了“冬季赠礼节”这一被西方人认为“野蛮”、“异教”的风俗，这些照片中并没有出现与“食人”行为相关的痕迹。在1895年，博厄斯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终于付诸展示。在参考了1893年的蜡像展示和1894年在调查中所拍摄的照片后，他全权监督并指导了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博物馆(U.S. National Museum)的另一场真人秀展示，甚至亲自示范、设计印第安土著的仪式动作。然而，1896年时，博厄斯放弃了这一展示方式。他悲叹道，无论真人秀如何逼真，也只是和摄影一样，是一种静态的再现方式。它意图表达自然，而其本身却并非自然。
与他同期的学者们一样，博厄斯相信摄影术作为一种相对客观的新技术，具有用作科学研究的价值。基于他的学术理念，也有学者称，博厄斯团队所拍摄的人体测量学照片与那些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论倾向的学者们的拍摄有着本质区别(Anne Maxwell, 2012)。博厄斯作为美国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开山祖师”，也率先把摄影作为科学研究手段引入了人类学之中。在博厄斯晚年，他甚至依然在探索动态影像(即电影)对于人类学研究的裨益，为视觉人类学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