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翔]以扩展个案法书写“公共民族志”
2013年08月30日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30日第495期 作者：闻翔
【核心提示】布洛维将以扩展个案法为方法论基础、以“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向导的民族志研究称为“公共民族志”。布洛维本人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其实正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以扩展个案法书写公共民族志的学术旅程。
《扩展个案法：四个国家、四个十年、四场大转型以及一项理论传统》(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Four Countries, Four Decades, Four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One Theoretical Tradition)是著名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会会长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200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该书的问世源于人类学家华康德的提议。在华康德看来，学界存在一个“民族志的伯克利学派”，作为其领军人物之一的布洛维所提倡的扩展个案法正是该学派民族志研究的核心特点。虽然感谢华康德的美意，但布洛维本人并不热衷于“伯克利学派”的提法，在他看来，伯克利社会学的精神气质就是反学派的(anti-school)，伯克利内部的学术取向十分多元化，他所倡导的扩展个案法仅是其中一种进路，并且这一进路早已不限于伯克利内部，而是在学界得到广泛运用或讨论。
所谓扩展个案法，是由英国社会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首创，在布洛维手中得以发扬光大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布洛维那里，扩展个案法之“扩展”，体现在四个层面：从单纯的观察者向参与者拓展;向跨越时空的观察拓展;从微观过程向宏观力量的拓展;理论的拓展。每一拓展都包括了一种对话：参与者与观察者的对话、田野中绵延不断的事件之间的对话、微观与宏观的对话以及理论之间的对话。
扩展个案法最核心的特点，可以用此书导言的标题来概括，即“将理论带进田野”。布洛维强烈反对那种认为民族志学者可以不带任何“前见”或社会理论的预设进入田野的看法。他称之为一种“幼稚的经验主义”，且指出其往往与一种“同样幼稚的实证主义”相伴而行，后者假设社会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被客观知识的生产者所占据，知识的对象则生活于另一个与它相隔绝的部分中。但是，正如布洛维所言，“不存在一堵不可穿越的墙将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与我们的科学实验室分隔开来。”
布洛维是当今社会学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关于扩展个案法的经典论文，也曾经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近十年来的个案研究作品产生过重要影响。而该书则是到目前为止，作者关于扩展个案法最全面也最系统的论述。
但是，如果仅仅将该书看作一本单纯的方法论著作的话，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虽然该书讲的是扩展个案法，但却是紧紧结合布洛维在其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所从事过的几项代表性经验研究来谈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书也是布洛维一生学术事业的总结，是一部饶有趣味的学术自传。
众所周知，布洛维是一位著名的工厂民族志学者，他曾经分别在赞比亚、美国芝加哥、匈牙利以及苏联等地的工厂或矿山进行过民族志的田野研究。其中，1960年代对独立之后赞比亚铜矿的本土化研究开启了布洛维作为“学术工人”的职业生涯;1970年代在芝加哥南部郊区某工厂对于“赶工游戏”和“内部国家”的体验则使布洛维发展出“生产的政治”理论，将意识形态的元素重新带回工厂内部，从而为马克思传统下的劳动过程研究开辟了新篇;1980年代至1990年代，布洛维又前往东欧和苏联，探访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急剧变迁的工厂世界，这些研究更是使得他跻身于西方社会学界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有数的几位大家的行列。布洛维以上各个时期的研究都各有专著出版，而在该书中，布洛维则试图在回顾与融合以上工厂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阐明如何使用“扩展个案法”，从微观的工厂内部理解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大转型”，这些“大转型”既包括了赞比亚的去殖民化，也包括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兴起与解体，以及美国向组织化资本主义的重构等等。
正是在如何理解“大转型”这个层面上，布洛维在该书中倡导一种“公共民族志”(public ethnography)的写作。早在2000年，布洛维在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时的致辞中就第一次提出了“公共社会学”的概念。在布洛维看来，扩展个案法的民族志研究，通过将微观过程与宏观过程相连接，提供了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的一门公共社会学的基础。因此，布洛维说，“民族志虽然并不一定是公共社会学，但通过介入苦难和支配、等级制与不平等，民族志唤起我们对于一个超越它们的世界的担当，因此必然带来公共社会学的幽灵。” 在这个意义上，布洛维将以扩展个案法为方法论基础、以“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向导的民族志研究称为“公共民族志”。布洛维本人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其实正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以扩展个案法书写公共民族志的学术旅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