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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郭立诚眼中的东岳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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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郭立诚眼中的东岳庙

郭立诚眼中的东岳庙[1]


此文发表在《文史知识》2012年第1期



西起阜成门、东至朝阳门长约7.45公里的朝阜大街,是北京旧城内一条极具传统历史文化特色的景观走廊,曾被老舍先生誉为北京最美丽的街道。在这条街道的东端,是一座历史悠久、规制宏阔的庙宇——东岳庙。
东岳庙是道教正一道在我国华北地区的第一大宫观,始建于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由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及其弟子吴全节倡议出资鸠工兴建,初成于至治年间(1321-1323),之后屡经增修和重修。东岳庙由中路正院和东西廊院三部分组成,主体建筑集中在中路正院,它们沿着正院的南北中轴线有序排列,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有琉璃牌坊、庙门(已拆除)、棂星门(现在的庙门)、瞻岱门、岱宗宝殿、育德殿和后罩楼等,其他建筑则对称地分布于两侧。
东岳庙主祀冥界最高主宰东岳大帝,供奉的神灵各色各样。东岳信仰源远流长,根底深厚,深受皇家、官府和广大民众的信奉和支持,兼以这里“神像最多,酬神最易”,故庙一经建成就成为大都重要的信仰活动空间,以其为中心的庙会活动也迅速兴盛起来。天历年间(1328-1330)的《东岳仁圣宫碑记》已有“岁时廷出香币致祭,都人有祈祷,咸得至焉”的记载。熊梦祥《析津志》更记录了元代庙会的节期之长与活动之盛:“(三月)二十八日,乃岳帝王生辰,自二月起,倾城士庶官员、诸色妇人,酧还步拜与烧香者不绝,尤莫盛于是三日。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亦盛会也。”经明迄清,东岳庙会一直兴盛不衰。“每至三月,自十五日起,开庙半月。士女云集,至二十八日为尤盛。”
由于东岳庙和东岳庙会在北京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们很早就受到士人学者的关注,对它进行观察乃至调查并加以记录的人为数不少,元熊梦祥《析津志》,明沈榜《宛署杂记》、刘侗等《帝京景物略》、陆启浤《北京岁华记》,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等书中,多多少少都有相关记述。民国年间善士刘澄圆还对东岳庙的七十六司进行了详细解释,1924年顾颉刚也曾两次造访东岳庙进行调查,并写下《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东岳庙游记》等文。刘厚滋专门对东岳庙的碑刻进行了整理,并于193610月出版了《北平东岳庙碑刻目录》一书。其实,不仅国人,外国人来北京,也会留下关于东岳庙及其庙会的若干记录,其中一些还对东岳庙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文章,出版书籍,如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小柳司气太等,前者撰有《东岳庙》一文,后者撰有《东岳庙志》。1930年至1932年在北京期间,Anne Swann Goodrich夫人也对东岳庙多次进行了观察、调查和访谈,撰成《东岳庙》(The Peking Temple of the Eastern Peak: the Yung-yueh Miao in Peking and its Lore with 20 Plates)一书,对东岳庙的历史、建筑、神灵以及相关香会组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而该书的附录部分还收了Janet RTen Broeck撰写的《1927年的北平东岳庙》(Descriptions of the Tung-yueh Miao in Peking in 1927),着重介绍东岳庙的建筑布局和供奉的诸多神灵。如此多的国内外文人学者都关注着东岳庙或东岳庙会,而有一位叫作郭立诚的民俗学者,也留下了她对东岳庙、东岳庙会的认知和理解。
郭立诚,祖籍天津武清,1915年生于北平,父亲郭琴石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曾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在北平文化界以熟习掌故知名”。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郭立诚早年就阅读了大量书籍。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进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郭立诚以敌军、汉奸横行,不愿进入职场,深居简出,陪伴老父,并搜集《红楼梦》等传统小说中之民俗史料,倏乎八年。抗战胜利后,郭立诚曾应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之聘,赴台北授课。1949年她再次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从此别了热爱的故乡,直到1996年仙逝再也没有回来过。郭立诚一生致力于中国民俗研究,撰写了大量作品,出版了《行神研究》、《中国生育礼俗考》、《中国艺文与民俗》、《小儿语》、《中国民俗史话》、《还魂纸》、《故都忆往》、《中国人的鬼神观:揭开禁忌迷信的神秘面纱》、《人花铜钱鬼花纸钱》、《郭立诚的学术论著:艺术、医学、人文》、《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等多种民俗学著述,对于台湾民俗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说起郭立诚眼中的东岳庙和东岳庙会,还要回到北平的1939年。那时的郭立诚只是一个刚刚踏入民俗学大门只有24岁的年轻女子。这一年春天,她参加了一次针对东岳庙的调查活动。关于这次调查的源起,郭立诚有过如下说明:

东岳庙香火之盛可与北平市郊妙峰山比美,北京大学民俗学会既记录妙峰山实况,写为《妙峰山进香专号》,中法汉学研究所傅芸子先生亦认为东岳庙与妙峰山娘娘庙同为华北民间信仰之殿堂,或不及今调查记录实况,再过数十年民智大开,迷信破除,泛神信仰终必泯灭,将何以窥目明清以来民间信仰情况,于是决定在东岳庙开庙之即,偕立诚等六人亲往探采。

从这段文字看,这次调查得以成行,受到了妙峰山调查的深刻影响。1925年顾颉刚、孙伏园、容肇祖、庄严、容庚等五人对北京西郊妙峰山的联合调查,是中国民俗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这一调查的成果先在《京报副刊》上发表,1928年又结集出版为《妙峰山》,是民俗学会丛书之一种。容肇祖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曾经号召:“自然现在的庙宇一天少似一天了,仅存的遗俗,实地的调查,当然是可宝贵的材料。这册《妙峰山》的出现,自然使许多研究学问的人们高兴,然而只有这一本的出现,当然是我们不满足的。研究民俗的朋友们,别袖着手旁观罢。”在民俗调查已被倡议和践行的时代,同在北京的东岳庙与妙峰山在认识民间信仰方面具有同等价值、却没受到学界同等对待的事实,直接引发了傅芸子、郭立诚等对东岳庙的实地调查。当然,这次调查的成行还与当时知识界对于民间信仰命运的主流看法有关。民俗学者们相信自己的研究对象正在迅速消失,“再过数十年民智大开,迷信破除,泛神信仰终必泯灭”,虽然当下庙宇的重建和旺盛的香火证明了这一判断并不正确,在当时,却着实加重了调查记录的迫切感。
1939年的这次调查活动始于农历三月十五日,终于三月廿八日,几与当年的庙会相始终。这期间,郭立诚“每日晨往暮还,或在廊庑间,目睹香客拜祷,或访问主持与司香火人,询问实况;所见所闻,皆记于小小册中,归而写为《调查日志》,实地工作既毕,又赴国立图书馆参考前人文献,最后始写为定稿”,即《北平东岳庙调查》。《北平东岳庙调查》共分五部分,即“东岳庙摄影”、“前辞”、“东岳庙平面图”、“东岳庙调查”和“附录”(刘澄圆著《东岳庙七十六司考证》),其中“东岳庙调查”是文章的主体,包括“东岳庙的沿革”、“东岳大帝的传说”、“东岳大帝的职能”、“东岳庙七十六司的分析”、“北平民间对于东岳庙的种种信仰”、“东岳庙的香会组织”、“东岳庙的香会活动”、“东岳庙的香会现状”、“东岳庙的神话与传说”等内容。正是这本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撰成的书稿,记录了郭立诚眼中的东岳庙和东岳庙会,也记录了一个青年民俗学者对于民间信仰乃至北平社会的深度思索。
在郭立诚的眼中,兴建于元代、“内祀东岳天齐大帝及所辖七十六司与其他诸神”的东岳庙,首先仍然是北平“民众心目中仰望的圣地”,是重要的信仰活动空间。郭立诚目睹了1939年东岳庙会期间人们如何虔诚地在祈嗣殿里拴娃娃,在月下老人祠中求婚配,在鄷都殿里还盐、还童儿,也由此看到民间对于东岳庙的种种信仰,看到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心愿、在特定的神灵面前操演不同的仪式,以求满足和实现求子、求寿、求婚、祈财、祈官、祈业务繁荣或祈医治疾病等种种内心的欲求和希望。然而郭立诚也注意到,1939年的北平,民权日开而生活日艰,东岳庙会虽然还在,但已在走着它的下坡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曾被《帝京岁时纪胜》的作者津津乐道的“导驾出游观者塞路”的盛大景观已经繁华不再。与此同时,东岳庙会上不同的民间信仰活动也经历着各自的兴和衰。比如长寿司、增延福寿司“两壁上所悬匾额甚多,足证香火之盛”,广嗣殿也是“香火极盛,香客不绝”。文昌梓潼帝君却因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子不复崇奉,只余下各行会信徒”,香火就“衰落多矣”;而在不久之前的清代还“国有专祀”,“士子祈科名、儿童始入学莫不祀之。因而与文化有关的行会如书店、南纸店、印刷业、刻字铺以及说评书者皆祀之为祖师,官司无不崇祀,报赛极繁”。郭立诚以自己数日观察未见一人在文昌殿叩求官禄,证实此处香火的衰落和祈官信仰的淡化。在这里,她显然已经窥见了信仰与社会生活、制度变迁的密切关联。
在郭立诚眼里,东岳庙作为民间信仰活动空间,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经济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庙会期间:“每年夏历三月十五日起开庙半月,至四月初一止,平市民众进香者,报赛者,祈求者,熙熙攘攘,不绝于途,朝阳门内外诸商肆生意顿形繁荣。一年生活之费,因呼为‘庙季儿’焉。”
东岳庙会规模盛大,它的顺利筹办主要依靠民间信仰组织——香会。香会是民间为朝山进香而组织的群众团体,在东岳庙会的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受到了郭立诚的特别关注。郭立诚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东岳庙的香会具有三种不同的性质:一是知同道合的:“不论阶级身份,凡信仰大帝者,即组织为一会,以便共同祭祷者。”二是职业者的组织,即“某机关、某行业同人所组织之香会”。三是地区的组织,乃“某一地区住民所组织之香会”。至于这些香会的起源、成立、组织构成、活动经费来源、活动方式以及不同历史时期香会组织在东岳庙活动的盛与衰等,也被她纳入自己的视界。郭立诚目睹了几个香会在东岳庙会上的积极作为,发现这种民间组织里蕴藏着丰富的可兹宝贵的东西:

从庙里几个“香会”活动,使我了解“香会”组织的完善,大家分工合作,各个成员都认真负责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没有人偷懒,他们都只是对神明奉献,不但没有工资可拿,还要分摊会费,主事的大小“把头儿”(即是台湾所称的炉主)更是任劳任怨,令会中每年成员心服口服,无怪有两三个从清初就创始的老资格香会能够延续两三百年了。看到这个情形,使我觉得这些民间组织似乎比任何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都好。(《中国人的鬼神观·自序》)
尽管如此,郭立诚还是发现了香会在1930年代末期的式微:“庙中现存的香会,已是曙后残星寥寥无几”。因为香会的盛衰实与国力之丰俭、民智之程度、生活之安闲与否均有密切关系,所以式微在郭立诚那里实属必然,她甚至预言再过十年至十数年,诸会必然泯灭星散。
七十六司是北京东岳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和东岳庙里的大算盘、瞻岱门上悬挂的那副令人触目惊心的楹联(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一起诉说着东岳大帝的冥界尊神身份。这七十六司被安置在岱宗宝殿、东西朵殿、东西配殿以及瞻岱门之间连檐通脊的数十间廊庑之中,各有职掌,各有其名。两度调查过东岳庙并撰文的顾颉刚先生曾对它们做过“自然界”、“人事”、“阴司”、“神怪”的类别划分,并据此认为七十六司的设置相当芜杂和混乱:“我们看了,未免要批评他们分类的不周密。……我们以为分类应当立了一个纲领,再事支分缕晰,但他们哪能懂得这个!”(顾颉刚:《东岳庙游记》)但在郭立诚眼里,七十六司的设置既不芜杂,亦不混乱,它们是“以人世政治组织加诸鬼神”的想像中的“冥间政府”,各自分担着司法、监察、行政等方面的职能,协调工作,共同促成因果报应的完成。其中,取人司、催行司、索命司属于警察系列,推勘司、追取罪人照证司、生死勾押推勘司、地狱司属司法系列,“所掌在追捕恶人,搜求见证,审判其罪状”。较量司、都察司、磨勘司、举意司属于监察方面,“所掌在实核罪状轻重,判决当否之责”;其余的属于行政方面,“凡事之善恶经过、纠举、审判后,便由行政方面诸司执行,奖善惩恶,福善祸淫诸事皆掌之,又有数司统治所属曹吏,鬼神之事。”具体又分司文书案卷诸事者、司生死诸事者、总司善恶报应诸事者、司奖善之事者、司惩恶诸事者、统辖属吏者、统治天地鬼神诸司等七种。这样一种看法,较之顾颉刚的理解,当更符合民间信仰的逻辑。
东岳庙素以碑多而闻名,民间甚至流传着“东岳庙的碑刻数也数不清”的说法。这里既有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书丹撰额的镇庙之宝《张公碑》,又有明清多位皇帝的《御制东岳庙碑记》、《敕修东岳庙碑记》等,但更多的是由香会勒石所立的香会碑。郭立诚又是如何看待这些默默无言林立的石碑呢?
在郭立诚眼中,这些石碑首先是十分重要的史料来源,她说:“北平东岳庙创建于元延祐间,完成于天顺元年,明清以来屡经修建,虽诸书所载不详,而庙中碑石甚多,可为佐证”,于是她利用多种碑刻资料,再辅以《帝京景物略》、《香祖笔记》、《顺天府志》中的相关记载,依年代顺序大致勾勒了东岳庙在元、明、清三代的修建史。在“本庙香会史的检讨”中,郭立诚同样综合运用碑刻资料和典籍记载来寻求东岳庙的香会源起时间,她甚至利用碑刻资料析分出明清两朝的香会年表。其次,这些石碑是信仰活动的产物,因而可以通过碑刻数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与寡来判断信仰活动的盛与衰。她根据立碑时间,对东岳庙正院天齐殿前东西碑林中的石碑进行统计,作成数据表,并借以勾勒了东岳庙信仰活动的变迁史,甚至对变迁原因也做了初步探讨。
总之,在郭立诚眼里,东岳庙是有着众多神灵的庙宇,也是北平民众信仰生活的舞台,更是自己观察、厘清、理解民间信仰、民间组织历史和现状的地方,庙里的建筑、庙里的碑刻、庙里的神祇、庙里的道士、庙里的信众、庙里的香会、庙的神话传说,等等,这一切都值得关注,都充满了值得探讨的学术魅力。前文笔者所及,只是撷取了郭立诚对东岳庙及其庙会的部分印象,多是她之前的学者较少述及或者颇见其独到深刻的地方。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的改变,东岳庙在郭立诚的眼里又具备了新的意义,后来她曾不止一次坦言:“(它)不但使我细心的写出了两部我初次研究民俗的小书,也使我找到了个人此后研究的方向。”东岳庙,已经成为她获得研究民俗动力的重要源地。郭立诚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时,诸物多抛,却将《北平东岳庙调查》手稿携带身边,后来又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这次东岳庙调查。东岳庙里,有着郭立诚的足迹,也凝聚着她的思考和记忆,而在那些客居台湾梦想回大陆的日子里,东岳庙更寄托着她浓得化不开的故园情思。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郭立诚一定不会想到,数十年间风云变幻,东岳庙经历了几多沉浮。如今这里成立了北京民俗博物馆,还是中国民俗学会的办公所在地。七十六司的神灵偶像虽在,她所调查的三月庙会却已荡然无存。70多年前郭立诚眼中的东岳庙和东岳庙会已经永远定格为历史……

[1] 该论文为2011年度北京学研究基地课题“清代民国时期北京岁时民俗文献的辑录与研究”(BJXJD-KT2011-A08)的系列成果之一。感谢李汉东先生为笔者提供郭立诚女士生前的照片和《毕生从事民俗研究的民国才女郭立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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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斯文,不禁让人想起刘禹锡的诗句:
人世几回伤心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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