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微

晓辉过奖了，不敢当！我倒是愿意把文章贴出来作“标靶”，看能不能加密？和 杰文、晓辉讨论了这么久，冷落了其他弟兄，我这就准备去放歌（中国经验）那里，讨论他的“民俗学与中国当代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

西山一窟鬼

第一、户老说，“俺不反对别人弄后现代（干俺何事？），只是提醒大家尽量减少误读和误植。换言之，俺反对中国弄后现代者的“时代”误植以及对西方后现代的误读和误解，”
吕老说，“要在价值立场和工具方法这两个方面真正理解后现代，中国学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不能满足于学得一点皮毛。”
吕、户二老如何那么肯定“他人”对“后现代”的理解是“误读、误植”或者只是“皮毛”？而他们自己的理解则不是？
“  “吕、户二老”之所以还要让“借尸还魂”，理由其实并不复杂，就是缺啥补啥。俺们认为，康德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讨论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现代价值讨论得最清晰、最彻底，所以，俺们不是“想当然地”而是有意识地、自觉地、主动地和理性地想把康德哲学引入民俗学的理论之中，用它来帮助我们思考学科的基础问题和普遍问题。”
既然户老承认是“俺们认为”，那只能是一种“信仰”或者“话语”或者“意识形态”。

西山一窟鬼

第二、户老说：“俺并没有读过梁漱溟等人的“理论架构”，因而俺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其“理论架构”的有无，也没有资格判定它们是否“非常先进””。
我给“淹博”的户老提供如下信息：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集中表述于《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二卷）》“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理论讲演录”“答乡村建设批判”。
尽管梁氏专治哲学，也深受异域理论影响，但我们看看他把人家的理论应用中国实践时，人家有没有我们的生硬与照搬，有没有一丁半点“西崽相（钟敬文语）”？所以，我仍然坚信：如果当今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哲学与社会科学界）有哪位学者自认为会比梁氏更杰出，那他可真是疯了！
户老说，“即便前人能干得不得了，理论架构先进得不行，无论他们是成是败，也并不能推出结论说，后人（请把尚能饭否的“吕、户二老”排除在外（我在前帖中说“廉颇老矣”的话，完全是开玩笑，请户老不要往心里去，您永远年青！！！））就一定不能超过他或者就一定要再失败。至少江山代有才人出，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我要说，因为文革对中国文化的中断，中国很难在“百年之内”出现像梁氏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了，况且现在的学术环境又不那么令人乐观。所以，虽然我上面的判断好像颇悲观，其实已经是十分乐观了。

西山一窟鬼

第三、户老说：“   俺看不明白的地方是：“吕、户二老”主张普世价值不假，但是，主张和肯定一个东西并不等于反对和否定另一个东西，除非这两个东西是对立和矛盾的关系。俺认为，意义和价值可以并行不悖，也可以互有交叉，不一定非此即彼”。
1）俺们从来没有认为讨论了普世价值就不能讨论或者过问意义问题；（同意）
2）对“‘意义’以及‘意义被建构的方式’”问题讨论得最深刻的著作是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也可以说这本书是西方当代意义问题的灵感源；（请注意“最深刻”这个判断！！！）
3）普世价值不能与意义无关。
我想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谓的“意义”与户老所理解的“意义”不同。此处不多说，容另为文。
至于户老所谓“  俺的文章和书也是主张意义和价值并举，此处不赘”。可是，户老别忘了，准确地说，你是主张“价值”第一，“意义”（如果还有其他内容的话）第二。我质疑“普世价值”终极论。
户老又说，“  即便“所有学术界”都在研究意义问题，这就能够成为俺们不应该讨论普世价值而跟随“主流”的理由吗？”
户老真是“猪八戒倒打一钯”啊！
因为当我提醒吕老说，“既然所有学术界（尤其是以融汇百家之长的“文化研究”与“日常生活研究”为代表）都在讨论“意义”以及“意义被建构的方式”，”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提醒吕老不要在当下学术界“流行的”语境中，却“横空出世”去谈康德，换句话说，就是请他不要忽略了学术谱系的连续性，应该把自己的理论建设建立在当下国际民俗学界的知识谱系当中，这样大家才好真正理解他——因为他显然漠视了当下学术语境的问题与主题（意义）而在谈论“普世价值”。不知道户老如何能得出如下这个推论：“  即便“所有学术界”都在研究意义问题，这就能够成为俺们不应该讨论普世价值而跟随“主流”的理由吗？”

西山一窟鬼

第四，户老说，“不懂康德，就不懂现代西方哲学。”
         又说“俺仍然不能明白的是，既然窟鬼先生认为康德已经属于过去时了（我说过样的话吗？），现在的康德早就是被后现代踩在脚下的“死鬼”了。”
户老实在是严重地误解了我的本意，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说，他主要生活在19世纪，而20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如户老所言）基本上是从他哪里出发的，那么，20世纪的哲学家们到底贡献了什么，在什么意义“发展”或者“背弃”了康德，如果户老承认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因为不懂康德从面不懂现代西方哲学”的民俗学的学生们提醒户、吕二老：因为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你们不能抛开20世纪的哲学家们只谈康德。
我的观点仅此一句，户老如何推论出“恁许多”我本没有想说的观点呢？

西山一窟鬼

第五、户老说，
“俺不知道这段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吕、户二老”有“元理论”，而“大部分民俗学家并不专门从事‘元理论’的研究”也有‘元理论’，所以呢？这些“元理论”都是平等的、等值的？还是“吕、户二老”的“元理论”没有资格、无甚高明也不能批评别的“元理论”？”
可是我的原话是：
“应该说，吕、户二老是在“元理论”以及相应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工作的。与他们俩不一样，大多数民俗学家并不专门从事“元理论”的研究。但是，不能因此就判断大部分民俗学家没有“元理论”，尽管某结[些]民俗学家对自己的“元理论”没有自觉的认识。”
人人都有“元理论”。信仰“普世价值”的民俗学家与不信仰“普世价值”的民俗学家的确是平等的。信仰“普世价值”的民俗学家的确没的特权去对不信仰“普世价值”的民俗学家的工作肆意褒贬，不能因为主张“普世价值”或者信仰“康德”就自以为是“最”高明，最……，最……。

西山一窟鬼

第六，户老又说，
“俺想不明白的是：窟鬼先生一方面似乎并没有否认“吕、户二老”“为大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我并不以为然，我说过这样的话吗？），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俺们是“话语霸权”（“最……”的确是话语霸权，无论如何都是）。何以谈论已然成为“遗老”的康德哲学就成了“话语霸权”，而谈论后现代的主流话语反而就不是“话语霸权”？两个遗老谈论已经被后现代“弃之如敝屣”的康德就成了挥舞“康德的理论大棒”，为什么眼下流行的“尼采与福柯的话语体系”就不是“大棒”呢？具有怀疑精神和反思精神的中国后现代为什么不反思一下自己呢？”
上面的话，我臆测非户老清醒时所言，不需要争辩。

西山一窟鬼

第七，户老又说，“窟鬼先生一登坛就把“吕、户二老”封为“真正是中国民俗学界的‘在世佛’。所谓‘在世佛’，乃是自我觉悟而不舍众生、住世度人者也。”可是一旦俺们提出主张后，窟鬼先生就断然拒绝，而且反问道：“关键的问题是，民俗学家需不需要像吕、户二位一样，专门从事‘元理论’的研究工作，然后站在‘元理论’的云端对着应用‘一般理论’的民俗实践者指手划脚？”。俺搞不清楚究竟该把窟鬼先生前后矛盾的哪个说法当真……”
记得《射鵰英雄传》里，有一个“南帝”，他收了一个徒弟，好像是“裘千仞”吧，这个“裘千仞”简单是个疯子，他一方面甘心做南帝的徒弟，一方面又在魔心大发的时候，打伤了自己的师傅。
他到底是把南帝当成“师傅”呢还是把他当成“敌人”？
成佛作祖的“南帝”知道，读者们也知道。看来就“户老”不知道喽。

西山一窟鬼

第八，吕老说，
“时间不是元理论的发生条件，却是一般理论的应用条件”
“我不认为，尼采、福柯提供了元理论，尽管他们的确想提供元理论，彻底推翻传统的形而上学，（但他们其实）只是产生于误用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而导致的“元理论的自我幻觉”。
对于康德所谓“本体的人”的概念以及“自由的主体”的理论，后现代思想家们普遍地提出了质疑。这也是我上帖中质疑吕、户二老的根本的理论出发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吕、户二老区别开来了。吕、户二老对于康德理论的引述，说到底，基本上是一种“信仰”；对于“信仰”问题，我只能说“信仰自由”。我的信仰是：“人”“自由的主体”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建构起来的“话语”。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坚持“作为信念和知识形态的‘人’的观念”的二分法。我完同意吕老后现代思想的相关理解。

西山一窟鬼

第九、吕老说，
“但是，没有什么被信仰为必然应该如此，上帝和人都是或然如此地建构出来的话语，这主流话语就一定是对的么？”
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样的观点“一定是对的”，只是想相对化“康德”的那个“最……”的观点的惟一性与至高无上性。

西山一窟鬼

第十、吕老说，
“时间不是元理论的发生条件，却是一般理论的应用条件”
“……以此，尼采、福柯并不因为其“时间上在后”就一定正确，而康德也并不因为其“时间上在前”就一定错误（以此，我们并不是一定要认同时间上在后的理论才是正确的选择），杰文把某种理论在时间中出现的先后关系代替了逻辑上的先后关系，然后暗示“后起”的理论比“先在”的理论更正确（“‘哲学界的死鬼’至少要比康德、赫尔德年轻的多得多，离我们要相对晚近一些”），这样反过来说，杰文关于“先在”的理论不一定“最……”的说法，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杰文也就因此而暴露了，他的方法不是纯粹理论的思想方法（于是“关公战秦琼”才成为了一个问题。
请吕老仔细重读我的原文，哪句话可以推出——“杰文把某种理论在时间中出现的先后关系代替了逻辑上的先后关系，然后暗示“后起”的理论比“先在”的理论更正确”——这样的判断来？岂不是冤枉我？哈哈哈，在您的眼里，我的历史哲学观念就是如此“单纯”吗？
吕老又说，“于是，当杰文“凭借着‘学科谱系’给[吕、户]二位的思想定位的”时候，杰文的“谱系”不是理论的谱系，而是时间的谱系，就毋庸置疑了。”
我写出上面的话的时候，其实只是想提醒吕老，因为尼采与福柯等（“死鬼”是我的一个戏谑的说法，并无别的意思，恰当他们的确是死人了。）的确相比康德要晚近一些；而国际民俗学又深受这些哲学家的影响。因此，如果吕老要把康德介绍进民俗学界，绕不过的两个问题是：一、在元理论的层面上，康德与他之后的哲学家在观点上的关系；二、国际民俗学家们如何在取舍与应用他们的。
我从来没有厚此（后现代诸公）薄彼（康德）的意思，相反，吕、户二老留给我（也许不只是我一个人吧）的印象是在“厚此（康）薄彼（后现代诸公）”。
于是乎才会有我的问题：“基于我贫乏的哲学（逻辑学）知识，我不能不提出一个‘非哲学’的问题【既然承认，从时间的角度出发，不是一种理论的提问方式，为什么还非要这样提问呢？——吕微补注】：

西山一窟鬼

第十一，吕老说，
    “但是，尽管我们坚持，元理论的非时间性（康德是基于非时间的人性而不是基于时间中的“西方”而给出的元理论），但我们仍然要承认，一般理论是元理论是在时间中的建构性应用结果，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后现代哲学和民俗学的一般理论，基于并且应该用于怎样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的文化-生活语境条件（后现代的一般理论在怎样的时间性条件下出现并应用于怎样的时间性条件？）。但在这方面，杰文反而不考虑了。”
    我不认为，“后现代哲学和民俗学的一般理论”这一判断，事实上，正如康德相信“普世价值”是元理论一样，后现代哲学家们悬置“悬置了实体对象”也是元理论。

西山一窟鬼

第十二，吕老说，
“比较中国和西方的现代性进程，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恐怕凡有清明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正是基于这个时间差，我们才选择了古典的康德、黑格尔，而不是后现代诸公的一般理论（元理论在特定时间中的应用）。”中国的现实需要优先考虑关于自由主体的自由权利的古典理想在“时间差”中的应用，而盲目照搬后现代思想而不顾中国与西方现代性进程的时间差，将重演丙中所描述的“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用应用于特定时间中的西方一般理论规定与之有时间差的中国现实的经验用法，即违背理论认识基本原则的经验用法）。……
吕老上面的话，充分说明了他选择“康德”的是一种“经过个人判断”的主观的选择，是一种“话语”。后现代的“元理论”“一般理论”则提供了另一种“话语”；而且，后现代“话语”保持“将临”与反对“僵化”的态度，后对一切“最……”的话语的霸权性。

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吕老问，
“尼采、福柯等人创造了什么元理论（元理论一定能够普遍适用，即具有客观性、必然性，而尼采、福柯对主观建构的意识现象的经验事实——权力话语的描述，无法普遍地解释所有的意识现象）？
“尼采、福柯他们企图通过混淆康德的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把作为本体的上帝和人放到现象世界之中）而给人以创造了元理论的印象，但他们根本动摇不了康德的“应该”的本体世界、价值世界的元理论，因为后者完全是一个客观地建构的“人应该如何存在”的纯粹理念世界，这个纯粹理念、理想的世界之“应该”的必然性，是后现代诸公（如杰文）也无法否认的。
    我认为，“信仰”与“不信仰”本体世界、价值世界是具有同等地位的。因此都是“元理论”。

西山一窟鬼

第十四，吕老说，
    后现代思想正以古典理想为前提，没有古典理想何来后现代思想？也就是说，后现代最终没有能够毁灭、毁掉康德关于本体和现象二分的元理论，自由主体“作为信念”（而不是作为“知识形态”）依然屹立着。
    因此，仅仅还原到后现代的一般理论（对主观意识的还原），不是理论上彻底性的表现。
我对“元理论”的界定与吕老不同。详见前述。因此反对吕老所谓：“后现代诸公没有提供元理论（普遍价值），而只是提供了基于经验事实的一般理论”这一判断。
总之，正如户老总结的那样，
“窟鬼先生与俺们达成的共识是都不反对民俗学用哲学“垫底”，而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哲学和谁的哲学——“尼采、福柯，还是康德？””
对于吕、户二老乐观地坚持“普世价值”，积极地投入创造生活的行为，我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是，我（个人的信仰与选择，并不排斥与反对吕、户二老的选择，还相信并乐见其他N种信仰与选择）却向来悲观并坚持认为“主体是漂泊无依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虽然康德提供了“普世价值”的观念，但是，在我看来，那只是众多知识与信念中的一种，是某些主体的一种“话语”与“神话（罗兰•巴特意义上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地被“应用的”的知识或信条，而不是永恒的“元理论”。我的“元理论”是，一切都是“建构的”，一切都在“建构当中”。借用路易斯•阿尔都塞的一句话作结：
There is no practice except by and in an ideology.
There is no ideology except by the subject and for subjects.
Louis Althusser, from ‘Ideology and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71[originally published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