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兼谈民族艺术的研究方法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邓 佑 玲
摘要 对于大多数没有书面文字资料的少数民族审美思想和艺术的研究来说，史前考古学的方法可以通过发掘的实物形态资料提供现实研究的参证。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田野调查法和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法等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传统西方学术话语所忽视的亚、非、美、澳等洲的少数族群和中国传统学术所忽视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研究。倡导平等的人类文化观念、以人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为宗旨，把审美作为人的文化系统、作为文化的人的最高追求来把握。因此，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少数民族美学和少数民族艺术，必定推动其研究终极目标的实现。田野调查既是研究民族美学和艺术人类学应有的基本功，也是把握少数民族审美事项、推动自下而上总结归纳少数民族审美观念及其艺术思想的重要方法和途径。通过民族语言之间的共时和历时的异同比较，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探寻和建立不同民族审美模式、总结艺术规律和艺术类型的门径。
关键词 民族美学 ；民族艺术；研究方法
少数民族审美研究既属于美学的研究范围，也是艺术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但西方古典美学并不关注少数民族等弱势族群的审美活动，中国的美学传统包括主流的美学史和美学理论著述也没能关照诸多少数民族的审美传统和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民族美学研究才开始将研究的视野转向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活动。但民族美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或者是分支学科其发展还不尽如人意。一门学科的发展成熟，除了需要其自身的学科发展传统积淀外，还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需要有属于本门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方法。民族美学作为一门边缘交叉学科发展之不成熟，研究方法的不确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很多，不同的方法功能也不同，收效也各异。这里主要介绍民族美学和民族艺术研究中的考古学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田野调查法、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法等。
1． 考古学的方法
由于少数民族大多没有自己的书面文献资料，如何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初民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审美活动，显然不能依靠文献考证，而通过史前考古的方法。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考古发现的一些实物资料，推测少数民族先民早期的艺术创造活动及其孕育其中的审美观念。通过史前考古中发现的实物，追溯早期中国境内各族群的分布及其文化上的特点，以族群、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的区系分布为材料，考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审美意识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考古学上的族群的分布及其所表现出的区系文化特征与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分布及其文化特征吻合，表明它们在文化发生学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如考古学上巫山人的发现地曾经就是古代巴人的迁居地。考古发现云南元谋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居地。1956年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鸽子洞文化，其遗址就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在云南和贵州这两个多民族分布的省内分别有19处和7处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6处，柳江人就是其中之一。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现了诸多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1956年；1964年；1976年；最近最新的考古材料）。内蒙古地区：新近发现的手形岩画经测定为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新华社呼和浩特1993年1月8日电）。这一发现与科学的年代测定工作将该地区大量出现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个时代的岩画直接联系起来，是古代民族与古人类有所关联的一个生动的形式。
手形岩画分布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东北亚布赖山中的洞穴中。在3个山洞中发现了39个清晰的岩画手印。岩画手印分为红、黑两种，均为阴型手形，是原始人用手掌压于石面，以鸟骨或其他管状物将红色赭石粉向手掌吹喷制成。作画环境、处所、画面保存状况、颜料、数量、形状、排列等都与欧洲同类岩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反映出原始初民艺术创造及其审美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的共同性特征（或类性）。
中石器时代带有过渡的性质，大多将这一时期归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开始出现定居村落。母系氏族社会达到繁荣时期。文明发展的表现：工具制造技术的改进，石器的制造得到改进，由旧石器时代的粗糙的打制时期过渡到磨制石器；由于原始人类在定居的农业生活中，跟土地和植物接触和了解的增多，由于火的大量使用的，由于食物有了剩余，由于有储存剩余食物、搬运东西的工具的需要，人们开始大量的生产制作陶器。陶器的制造和使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一个重大的文明发现，也是出于这一社会发展时期的人类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在采集、狩猎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定居的农业文明。
1978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对昌都市东南约12公里的一个名叫卡若（藏语意为城堡）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卡若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5000-4000年之间），这是西藏地区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卡若遗址考古发现的房屋基址、“擎檐柱”等，至今仍是藏族建筑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卡若文化既有其自身的特征，又与其周边的文化分布有部分的联系，是一个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祖先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文化。
从卡若遗址的出土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陶器，如罐、盆、钵等日常生活用的陶器及其功能可以看出，卡若先民的早期艺术实践活动及其审美观念的灌注。如那件双体兽形罐，线条圆浑，古朴生动，以兽形塑罐，在罐与兽形之间一物双得，形成复杂多维的造型，独具匠心，蕴涵了丰富多样的功能价值。既是实用的，也可能含有宗教的寓意，也是美的。同理，我们通过其他考古遗物的分析，也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少数民族先民的审美观念孕育及其在实践活动中的生动体现。
如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可以了解鸟图腾、习水便舟，干栏式建筑、种植水稻等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与稍候活跃在该地区的百越文化母题有着内在的联系，如蛇、鸟图腾、断发纹身、巢居、干栏式建筑、习水便舟、水稻农业等。百越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有典型性的审美文化事象有两点：一是大量的陶器的生产及其纹饰；二是各类装饰物的出现与制作的精细化审美趋向。
再从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甘肃临洮县是马家窑遗址的典型代表。在考古学上马家窑文化属于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四川等地，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距今约5000年，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文化特征分为三个类型：马家窑型、半山型、马厂型。马家窑文化的先民，根据有关材料的分析，估计是古代戎、羌游牧族系的祖先。理由有以下几点：半山期和马厂期中发现的人骨，经过鉴定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甘肃和青海一代地方发现的陶塑人头像或作为陶器附饰的人像，面部特征都接近蒙古人种；这些陶人像看起来都是披发的。据历史文献记载，古代的戎羌族系人群是有披发习俗的。如在《礼记.王制》篇中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南方曰蛮，雕题交耻，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马家窑文化遗址典型的文化特征：彩陶器发达、数量多，形制完备，器形完整，纹饰丰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其文化符号功能所展示的寓意是否就是现在地羌族系民族锅桩舞的原型呢？作为随葬品之彩陶盆的精神指向出了祭祀是否还有美的观念孕育其中呢？彩陶盆上5人一组三组成环的圆圈连臂舞蹈、若干几何纹饰与写实的组舞相映成趣，使得该盆在造型特征上具有虚实相生，既有实用性，又具有审美、宗教等多重文化精神上的所指。彩陶盆中的圆圈舞蹈，表现的是一种跟火有关的舞蹈，在藏缅和氐羌族系的文化中，至今仍生动地保留着一种以火为中心的、集体连臂踏歌，且歌且舞的锅庄舞。[1]
无论是石器工具，还是彩陶器物，都反映了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初期的一些特点：超功利的艺术表现大多与实际的生活相关联，是艺术形式和实际生活内容的高度的统一。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内容和形式的追求达到高度的统一。为艺术形式的独立发展和审美意识脱离宗教意识、实用生活目的、伦理意识而独立出来奠定了实践基础。考古学的方法，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方法，对于缺少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审美观念和艺术实践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方法与途径。
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文化学和民族学是从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过程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形式方面考察整个民族审美活动的两种理论思维方式。文化学研究的主题应是不包括所有人的文化，人的价值和意义。人类由宗教文化、科学文化、而达审美文化，并产生比较完整形态的美学学科。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审美的需要是的最高、最后的需求。审美意识不仅是哲学思维的最高层面，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少数民族在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中，培育和发展着其独特的审美心理，其审美活动和审美创造，体现了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对人生自由精神的终极追求。特别是在激烈竞争的现代商业社会，当我们看到人与物、人与自然相背离、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功利、都市的人们生活像机器一样生活在所谓的文明社会中而感到人性的异化与分裂的时候，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少数民族反而朴素、单纯、诗意地生活在经济尚不是很发达的民族地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研究少数民族的审美心理、艺术实践活动，是帮助我们回归人的生命价值的一个路径。研究少数民族美学也需要时刻以人类文化的视角、以人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为宗旨，把审美作为人的文化系统、作为文化的人的最高追求来把握。因此，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少数民族美学定会促进其时刻反观其研究的对象，同时也必定推动其研究终极目标的实现。
三、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既是研究艺术人类学应有的基本功，也是把握少数民族审美事象、自下而上总结归纳少数民族审美观念及其艺术实践活动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如上所述，中国少数民族虽然各有自己的语言，但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书面的文献记载，大量丰富的、生动地、鲜活的审美文化事象和艺术思想就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要感受、体验、了解、获取这些鲜活的少数民族审美材料，惟一的路径就是直接深入民族地区，深入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甚至跟他们同吃同住，作为其中的一员感受、体察、参与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心理及其审美实践活动。田野调查不仅要求研究者深入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中，更要求研究者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和手段充分的挖掘、整理少数民族的审美实践成果，记录民族的神话传说、留存少数民族原生态的音乐、舞蹈，拍摄少数民族艺人及其他成员的日常生活活动，他们的人生仪礼、宗教信仰、节日活动等等。通过田野作业我们可以获取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对于现阶段的少数民族美学和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来说，在田野作业中挖掘整整理丰富的少数民族艺术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少数民族的艺术思想和艺术理论尤为重要。
四、 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由于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分布的广阔性、历史文化的多样性、艺术实践和审美思想的丰富性等原因，要探寻各民族的审美观念、艺术发展规律及其相对稳定的审美模式，可以参考语言学中的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比较研究方法。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产生于19世纪。即在获得丰富的方言、民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或方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演变规律。其出发点是：凡是有共同历史来源的语言或方言，在语音、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方面总是多少保存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并通过语音对应规律表现出来。其任务是通过不同语言或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规律的比较，确定亲属语言或方言中有共同来源的成分，重建它们在某个历史阶段上的原始形式，以便说明亲属语言或方言的历史发展规律。其代表人物有丹麦学者R.K.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1782-1832）、德国学者雅克布.格里姆（Jacob Grimm,1785-1863）、德国学者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和奥古斯特.施莱歇(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等。洪堡特周游列国，精通好几过的语言，在其《人类语言结构的多样性》一书中，阐述了民族语言与民族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同时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东西。语言的不同引起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揭示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讲不同语言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具有不同的思维体系。洪堡特的这种观点对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萨丕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关于语言模式和文化模式的重要思想。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通过不同语言或方言比较以确定不同民族或民族支系语言或方言的共同来源的方法以及施莱歇建立的语言谱系树分类方法，不仅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学的研究影响深远，对于我国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杜亚雄在民族音乐学中直接根据语言学的谱系分类法将我国的民族音乐分为五大体系，民族舞蹈研究中藏免语色块、澳泰语色块、突厥语色块、汉语色块等几大民族舞蹈色块的划分等等无不直接参照了我国民族语言学研究中的历史比较和谱系分类的方法。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按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谱系分类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五大语系。不同语系之间的民族不仅在语言上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语系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在与语言上具有较多共同性。我们是否能从中寻找到建立民族审美模式的线索呢？虽然不能在民族语言谱系和民族审美模式之间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通过民族语言之间的共时和历时的异同比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探寻和建立不同民族审美模式的门径。
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上，特别注重对于没有书面文献记录的原著民、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美学和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也能从中找到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标。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应注重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历时的比较，即对于原始民族和现当代民族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包括具体的艺术实践活动及其活动成果）的比较，以探寻总结人类审美观念和艺术实践发展的规律。二是共时的比较，即对于不同民族之间审美观念和艺术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比较。大而言之，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比较，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比较，跟国外民族的比较，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比较等等。在实际的比较研究工作中，既有宏观的民族审美观念、审美心理、审美模式、艺术风格的比较，也有微观层面的比较。如比较不同民族对于宇宙自然、人类自身、色彩、节奏、声音、线条、结构等的不同感知方式、观察方式、体验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观念态度和行为趋向等等。
对于交叉学科民族美学以及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我们主张方法的多样性。考古学的、文化学的、语言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等多学科整合的方法。各种方法都有其适用的一面，如心理学的方法可以使民族美学的研究的得以深入到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具体问题上；神话---原型理论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民族审美意识的原始发生状况。符号学的方法有助于从民族艺术的符号形式中发现民族审美创造的文化隐喻。民族美学及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应该是基于其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特点，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也是多向度的、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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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云驹：《青海大通舞蹈彩盆新识》，《舞蹈艺术》，1993年第4期。
引自中国艺术人类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