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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新华

“年”是中国人最喜庆隆重的传统节日。过去不管是城市和乡村，过年贴年画是人们普遍流行的风俗。在上了些年岁的乡村老人的情感记忆里，缺少了五颜六色的年画，这年便失去了许多“年”的韵味，因此，总要买上几张灶神、财神、门神之类木版印的年画贴在家里，壮大些“年”的气象。而陶醉在电视、网络、音响、3G手机里过年的青年人，则把那些拙朴的年画看做是老人们怀旧带来的古风，欣然接受了下来。总之，古老的年画虽然被现代人逐渐淡忘，但并没有完全走出人们的视野。年画的历史，年画所寄托的民族情感，依然是过年常被人们说起的话题。
我国年画的产生，与古代人们在门户上画门神驱邪避鬼的习俗有关，而这习俗又起源于一则古老的传说。据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记载：“沧海之中，有杜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害恶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东汉人蔡邕写的《独断》里记载说：“正月一日，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可见在汉代人那里在门户上画门神辟邪驱鬼的习俗已普遍流行。尽管汉代人流传着在门户上画门神的习俗，但可能只有在大的宫殿衙署或达官贵人的门上才会有绘制的门神像，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家家找到画工为自己画门神的，上面写着神荼、郁垒的名字或简单绘刻着其形象的“桃符”便成为汉代普通老百姓过年贴挂在门上的辟邪物。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早在唐代就已成熟的雕版印刷书籍插图的技术，被宋代印书作坊的艺人们运用到了神像画和喜庆吉祥画的复制印刷上，这使得神像画和喜庆吉祥画在民间广泛普及变为了可能。北宋灭亡后南渡的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中回忆北宋京都汴梁的风俗时说：“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南宋人周密在《前武陵旧事》中道：“都下自十月以来，朝天门内外，竞售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狻猊、虎头及金彩镂花春帖、幡胜之类，为市甚胜。”可见在两宋的都城，过年前都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版印年画市场，所卖的年画内容也已很丰富。
木版印刷年画，速度快、成本低，画价不会太贵，两京附近的一般人家都会买得起、买得到。因此，可能南北宋两京地区过年时，平民百姓人家大都贴起了这类木版年画。其后，年画印刷作坊由开封、杭州两都城不断向外扩展，使年节贴门神、灶马和喜庆吉祥画的民间习俗进一步发展普及。过年贴年画逐渐成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一种年俗。元代民间版印年画仍持续发展，但发展规模不大。明代中叶以后，年画产地在全国各地开始大量涌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四川绵竹以及山东的潍县杨家埠，成为全国最著名的五大民间年画产地。明末至清代后期，这些年画产地相继进入了它们的鼎盛繁荣期。全国众多年画产地所生产的数以亿计的版印年画，走进了各地城乡的家家户户。
腊月二十三是过去民间“辞灶”的日子，从这天开始便算进了年门。民间传说，这天是居家小神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功过的日子，“辞灶”便是送灶王爷起程。民间认为灶王爷上天言事，要到年三十以后才回来。多数地方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升天后，要接着在旧灶王爷的位置贴上一张新请的灶王爷像，谓之换新衣，意思是已为灶王爷准备好了回来时穿的新衣裳——这便是过去民间进了年门贴起的第一张年画。
其他年画的贴挂时间是一年的最后一天 —— 年除日，贴年画、春联、过门笺等成为烘托节日气氛的装饰物品。民间贴年画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一般是由外面靠街的大门往里贴，据说这样能使钱财往家门里流，所以要贴的第一种年画就是靠街大门上的“武门神”。
“福字灯”是贴在影壁上的正菱形年画。经典的作品有《吉庆有余》、《连生贵子》等。屋门与屋内分别贴上“文门神”与“财神”。之后依次贴挂其他地方的年画：老年人住的房门上要贴《榴开百子》、《金玉满堂》，房间里要贴《寿星》；炕头四周贴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四季花鸟等内容。另外，民居农舍各处都将贴上相应内容的年画，诸如神像画门神、灶神，意味着有了神灵的保护，避除了邪恶力量的侵害；财神爷和金玉满堂，便意味着财源富足，生活有余；贴上麒麟送子、榴开百子便意味着人丁兴旺，子孙满堂。五颜六色的年画装点烘托，立刻进入了一种祥和、喜庆的新年氛围。贴年画也成为人们过年时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新年节日气氛的装点。
物有新旧，事有古今，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大多数接受了现代科学观念教育的人们那里，不再把安定、富足的生活追求愿望寄托于神灵；现代印刷技术制造的精致装饰图片变得异常丰富多彩；电影、电视、电脑等现代传媒给人们带来的动态图像，前所未有地满足着人们的视觉需求……在现代思想观念和生活环境中，传统年画已经有了时代的新意。
传统年画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我们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化见证。对待年节中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传统年画，我们有责任将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遗产，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同时，我们还应该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对其艺术价值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将它流行时形成的艺术特色转化为一种民族性的绘画风格，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从而产生经济价值，促进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如成立于1985年的武强年画博物馆近年来走进校园、扎根民艺，不断探索今后传承、发展的新路径。在传统的门神、神祃、经史故事、戏曲故事、仕女娃娃基础上出现了诸多贴近百姓生活的新年画，被誉为“庄稼年画”，武强年画产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变搭台为既搭台、又唱戏；变保护为主为保护、开发并重，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元素，提高文化产品的生命力；变以我为主为借力发展，积极开拓思路，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开发。”
山东潍坊杨家埠的木版年画和高密的扑灰年画，也已在当地文化部门的保护扶持下，发展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产业。其产品不但作为旅游纪念品得到了广大游客的喜爱，还被许多旅游公司作为民族特色艺术品，远销到了国外，给当地政府和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作为艺术产品走向市场的民间年画，也许会像一棵老树发出的新芽，重新吸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审视目光。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