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皮革与营造认可：台湾皮革制造业的人类学考察
来源：中国学术 2000年第1期
史国良(台湾中央研究院)
过去的四十年里，台湾从一潭死水的经济状态发展成强大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从1952年到1995年，平均年增长8.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6美元上升为12，439美元。然而台湾最大的“奇迹”是快速的工业化并没有伴随着象欧洲、北美、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的以工会为基础的对立的劳工关系。这种明显的特殊现象带来了一些问题。台湾工人是否产生了阶级认同?工人怎样看待台湾的劳工关系?台湾的制造商和政府采用了什么方法来避免工人的不安定?我在1996—98年对台湾皮革制造业的田野调查中研究了这些问题。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劳工关系时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是完全对立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情况下工人会联合为一个阶级反对剥削。马克思对“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 for-itself)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认为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阶级意识。自在阶级是一个按其成员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划分而来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无论个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是联合起来的阶级的成员。一旦工人意识到他们是一个与其他阶级有着对立利益的统一阶级，自为阶级就形成了。马克思认为这时候阶级斗争就会产生，要求由工人直接控制生产资料(马克思 1982)。
马克思最早尝试把阶级分析纳入文化和历史的架构中。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他描述了法国的小农如何因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小生产者而缺乏自身认同或没有组织成一个阶级(马克思 1963)。一脉相承，社会历史学家E•
•汤普森(1965)考察了英格兰工人阶级产生阶级意识的特定历史条件。他认为，作为历史的产物，阶级并不是一个“事物”(thing)而是“事件”(happening)(汤普森 1978:295)。
在特定的文化文本中分析阶级意识，人类学家已经做得不错了。举例来说，伊萨•西福济(Issa Shivji，1976)揭示出坦桑尼亚的阶级形成建立在双重基础之上：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民族认同。他认为阶级不仅仅是抽象的分类，而且是采取集体行动的人们所组成的群体。不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认同形式，如民族认同，可能会优先于，并且妨碍统一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仍可用来探索阻碍台湾阶级意识产生的因素。
与西福济观点类似，一些学者认为性别认同优先于阶级认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研究台湾大型工厂的人类学家注意到未婚女工的广泛使用。他们认为，使用临时女工，强迫她们婚后辞职，阻碍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阿里戈[Arrigo]，1980; 戴蒙德[Diamond]，1979; 盖茨[Gates]，1979; 孔[Kung]，1994[1983])。但是，台湾社会学家熊秉纯(1996)发现许多年轻时在大型工厂工作的女性在婚后转向小型和中型工厂求职。她发现即使在小公司里，已婚女工也确实已经意识到自身利益与老板利益相对立。
台湾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寻求着限制阶级意识的结构性因素，认为小型分包合同公司处于支配地位阻碍了阶级意识的产生。台湾社会学家谢国雄(1992)认为“黑手变头家”(闽南话，意思是体力劳动者变成了老板)的思想阻碍着小工厂的工人产生阶级意识，每个人都相信他(她)有可能开办一家独立的工厂(谢国雄，1992)。而希尔•盖茨(Hill Gates)则认为小生产者应被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他们获得了微薄的利润，但是他们自己承担了很多产品的营业费用，而且没有获取工厂工人的津贴(盖茨，1987：61)。
台湾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台湾工人确实具有阶级认同，即使这种认同还并未导致反对资本主义。吴乃德发现77%的工人认同自己属于工人阶级，这一数字表明台湾工人的阶级意识并不比西方工人差(吴乃德，1996：88)。台湾工人的阶级认同处于较高层面，而反资本家的态度处于较低层面，所以，吴乃德得出结论，台湾的阶级认同是一种“空幻的认同”，对现实中的政治对立几乎并不施加影响(吴乃德，1996：101)。王振寰还认为台湾工人意识到他们自己属于一个统一的阶级，但并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王振寰，1993：214)。这种现象需要解释。
直到1987年台湾解禁，台湾工人是否具有阶级意识都是一个未决的问题。解禁之前，所有的独立劳工组织都是非法的，煽动罢工要判死刑(见阿里戈，1985)，在阅读有关台湾劳工关系的研究时，这些限制都应铭记在心。这篇文章中，我首先着眼于当代台湾阶级意识的证据。然后考察了劳工关系中政府的作用，指出缓和的劳工关系主要是国民党的政策引导的结果。继而，我将注意力转向工厂层面的劳工关系，台湾工业家的各种各样“营造认可”的方式(布拉瓦 [Burawoy]，1979，1985)。作为总结，我讲到皮革制造工人自己怎样看待劳工关系。开篇讲述了我在台湾看到的有关阶级意识的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即国际劳动节时工人的示威运动。
一、阶级意识的证据
除了台湾学者吴乃德和王振寰的社会学研究外，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台湾工人确实意识到他们是一个联合起来的阶级。我在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观察到阶级意识的主要表达方式是工人的大规模示威运动以及在工作场所的“日常抵抗形式”。
(一) 大规模的示威运动
台湾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最明显表现是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劳工示威运动，我在台湾调查期间看到过几次。举例来说，1997年5月1日，我去台北参加全岛性的工人示威运动。示威者聚集在台北火车站，电信局工会和石油工会的成员举着黄旗子，因此，从很远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些示威者。所有参与者，无论是以个人身份还是群体成员身份，都要签到以便组织者能估计出到场的人数。来自几个工会的组织者向所有的示威者分发了黑色的印有监狱图案的衬衫，要求他们穿上，作为反对台湾劳工弱势地位的可视标志物。
台北火车站聚集了大约一千人之后，示威便开始了。不同群体的工人安静而又秩序井然地走出火车站。示威的明星，85位当时正因试图在桃园激烈抗议而受审的纺织女工走在最前面。游行队伍绕过新光三越百货商店，经过新近改名的二•二八纪念公园，最终到达终点，台湾“总统府”。
我们刚到“总统府”就被防暴警察和士兵包围了，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抗议者。工会领袖发表演讲，其中一个群体上演了一出戏剧。演的是法庭戏，法官和行刑者都穿着传统的中式服装。他们在审判一名工人，这出戏吸引人们注意审判是如何舞弊的，因为资本家有金钱和权力从而能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控制司法体制。但是，突然间工人接管过法庭，处死了法官。戏就这样结束了，人们唱起了工人阶级的圣歌《国际歌》。
戏剧之后，更多的工会领袖发表演讲并强调政治变革的迫切要求。最主要的要求是设立一个由工会领导的政府劳工法庭以调解劳资纠纷。他们向李登辉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并要求一名政府代表出面接受。在显然没有人愿意出面接受请愿书的情况下，一些工人开始鼓动袭取“总统府”。保安警察包围了示威者，举起了防护物，警棍拿在手里，就象是要准备打仗。紧张的十五分钟过后，一名政府官员终于由警察护卫着从“总统府”走了出来，接受了请愿书。他作了几分钟的发言，指出政府将听取工人的意见。保安警察退开，人群分散了。
台湾劳工运动规模小，但从1987年解禁后一直在扩大。示威运动中的意象体系，包括发给示威者的印有监狱图案的制服以及通过舞台法庭传达劳工和资本家完全对立的戏剧，都清楚地表明一些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集体利益是与工厂主相对立的。事件中政府力量的大规模戒备状态同样揭示出政府认为工人是潜在的对立力量。工会一年组织几次这样的示威运动来表达对劳工关系的不满。
随着台湾工人开始习惯于他们的新型民主，这些示威运动越来越受欢迎。据估计，1998年五一劳动节的示威运动有20，000多人参加，比1997年多20倍，是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劳工抗议。然而，在台湾，五一劳动节的示威运动并不是工人抵抗的唯一形式。
(二) 工人抵抗事件
台湾工厂主所经历的最直接的阶级斗争形式是斯科特(Scott，1985)所说的“日常抵抗形式”。一种常见的抵抗形式是说老板闲话(熊秉纯，1996:139)，并批评他们的商业操作。在这样的谈论中，工人们通过有关劳动过程的知识和对于经营决策的批评性评估以表明自己的力量。举例来说，一名工人向我抱怨，老板在昂贵的进口设备方面投资过多，因此缺少资金来购买生牛皮。结果是，他只有依赖来自规模大一些的工厂的转包合同。这些定单并不那么可靠，所以皮革制造厂在长时间的萧条期没活干，旺季时工人又得超时工作。工人并不把这种状况看作是压迫劳工的制度，而是将其解释为愚蠢的经营决策，这么说可以表明他们自己的知识并暗示他们在皮革制造方面比老板懂的要多。
有时工人采取直接的抵抗形式。如果他们对工作条件不满，他们会故意消极怠工或者出一些错误。制革的复杂程序使皮革制造厂很容易遭到破坏。就象一个头家娘(闽南话，老板娘的意思)所说：
如果工人不高兴，他们就会破坏劳动程序，在制革过程的某个环节使用过多或过少的化学制剂，破坏皮革。因此我必须努力使他们高兴。
相比之下，有组织的抵抗并不常见，但仍占相当比例。1986年12月，桃园联互纺织厂的老板将生产转往中国大陆并关闭了台湾的工厂，却没有付给工人法律所保障的解雇金。作为抗议，八十五名女工冒着生命危险在铁轨上示威，扰乱铁路正常工作达一个多小时。象这样的例子显示出台湾工人被逼无奈时的抵抗能力。解禁之后，劳资纠纷越来越多。1994年有2，061起劳资纠纷，其中2，021起最终是由官方劳工机构解决的(行政院劳工委员会，1995:129)。
已有的证据似乎表明台湾工人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阶级认同，但到目前为止，这种阶级认同还没有导致大量的对抗性的劳工政治问题。斗争的矛头往往指向特定的公司，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探寻其原因，首先要考察政府的作用，其次是台湾老板怎样在工厂里营造认可(manufacture consent)。
二、专制政府下的劳工关系
为在亚洲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国民党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阶级斗争。一项最基本、最成功的政策是“给耕者土地”的改革(戈尔德 [Gold]，1986)。土地改革对工业化有一个重要的影响，许多农村人用新获得的土地建造小型制造工厂。分给这么多人土地还延缓了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形成的必要前提条件。那些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的小私有者就象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民，他们因为政府的安抚措施而没有形成阶级意识(马克思 1963)。
一旦非直接措施不够有效，国民党政府就会直接介入劳工关系。二•二八事件③之后，国民党彻底清除了自治工会。对劳工实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这样可以防止社会主义生根。就“胡萝卜”而言，官方站在市政当局的立场，规定工资、保险以及津贴，这些有时会使劳工受益(王振寰，1993)。官方成立了政府控制的工会并为工人设立地方福利机构，包括有运动设施的工人娱乐中心、集会场所和宿舍。这些福利机构表明了政府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以及通过制造出家长政治的表面现象来安抚工人，但是这同样也使阶级认同制度化了。
但是，这种阶级认同没有导致阶级冲突，因为国民党政府积极地挥舞着大棒压制自治劳工组织。每一个大工厂都有一个由国民党骨干控制的工会，而且经常直接和经营者暗中串通。在执行禁严令期间，独立工会是非法组织，并且不允许罢工。煽动罢工可能会被判死刑(许极燉，1996:513)。秘密的保安警察在工厂里工作，防止劳工冲突并且除掉潜在的劳工组织者。因而，可以理解工人惧怕采取直接的集体行动以反抗虐待或者恶劣的条件(王振寰，1993)。使用警力，甚或是恐吓来防止劳工闹事反映出国民党执政早期台湾可能存在着强烈的工人阶级意识和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如果不是这样，国民党就不会意识到有必要压制工会以及在工厂中设置保密的安全机构。
近年来，最亲劳工的政府行为是1984年劳动基准法的实行。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福利以及最低劳工标准，所有这些都是以保护工人为目的的。但是这项法令引起了工人和资本家同样的不满。资本家不满是因为劳动基准法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30%(李， 1995:105)。公司对劳动基准法作出的回应是生产自动化，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移向岛外，雇佣外籍劳工以及把生产转包给小工厂。实际上，这项法令在小型工厂和转包合同工厂里通常被忽视，尤其是有关超时工作和假期的规定。
1987年解禁是台湾劳工关系的最重要的分水岭。自治工会和罢工合法化，使自治工人运动的出现成为可能。但是，至少在当时，台湾的制造商还保留着仅从自己利益出发从事生产的历史惰性。自治工会新近才合法化，而且其联合也一直发展缓慢。由于政府对劳工采取了家长政治的姿态，以劳动基准法和官方发起的劳工服务中心为例证，调节了工人的抱怨，从而弱化了工人对工会的需求，即使法律提供给他们的空间变大了。就象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民那样，台湾工人一直在很大程度上接受着政府的安抚。但是，从工厂层面来看，也同样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来营造认可并保持生产没有冲突地正常进行。
三、在工厂营造认可(Manufacturing Consent)
台湾的制造商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手段在工厂里营造认可。包括使用文化意识形态，吸收新员工来防止阶级意识的形成，以及公然购买认可。
(一)生产的文化政治
工厂主营造认可的一种方式是使用文化意识形态。就象这篇论文最后一部分中我所阐述的那样，这种意识形态是从下面争取而来的。最近日本(贝尼耶 [Bernier]，1988;孔多[Kondo]，1990)和韩国(贾内里[Janelli]，1993;蒂尔[Teal]，1995)的人类学研究表明通过文化主题在公司的意识形态中营造认可是东亚公司常见的策略，而且这些文化意识形态是遭到工人质疑的。
在台湾，劳工关系的一种常见的文化主题是“感情”。成功的工厂主熟练地使用“感情”来处理劳工关系，培养雇员的善意并发展和他们的私人关系(熊秉纯，1996:133)。老板通过必要时给予工人私人帮助来介入自己雇员的个人生活 。对于象结婚和葬礼这样的花费大的家庭事件，他们给予经济支助。许多男工甚至等着他们的老板为自己偶尔去嫖妓付帐。
从长期来看，培养雇员的善意会获得回报。因为这样会使工人觉得欠了老板一笔感情债，会坚定他们留在公司并超时工作的信念。一些工人喜欢渗透着 “感情”的雇佣关系。对工人的一项调查中，我发现68名工人中有12人(21%)喜欢在家族公司里工作。那些回答者都是年龄较大的女性，她们喜欢家族公司是因为这些公司更善于培养“感情”。
“感情”也被经营者当作一种政治工具。访问中，我问及工厂主他们的工厂是否存在工会制。我发现没有一家工厂工会化了，尽管一些规模大一些的皮革制造厂有福利机构，组织社会活动并在必要时给工人提供帮助。一些老板说他们不需要工会是因为他们和工人保持着良好的“感情”，在劳工关系方面并不需要帮助。有些人认为“感情”是台湾特色，这使他们可以避免象西方那样的对立的、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关系。
对东方式的台湾“感情”和以工会为基础的西方方式之间存在文化鸿沟的观点，我表示怀疑。1994年台湾有3，706个工会，占整个劳动力的 36%。生产部门有983个工会，共计398，000名成员，占劳动力的16%(行政院劳工委员会，1995:65)。相比之下，在美国，仅仅有10%的私人企业劳动力以及全部劳动力的14.5%加入了工会。而且西方的资本家也有类似的观点。我访问加拿大一位皮革加工商时，他说他们已经和自己的雇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不需要工会。所以，不管存在于何处，“感情”显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用来证明工厂里没有工会是合理的。“感情”的艺术或者是保持长期的个人联系，在任何地方都是经营和管理劳工的有效方式。然而，应该澄清这种观点的政治含义，尤其是在用来控制劳工并为没有工会找借口的时候。另外，“感情” 本身显然不足以控制劳工。如果文化意识形态足以防止劳工闹事，国民党政府就不需要采取上文所说的那些反劳工措施了。台湾资本家清楚地意识到文化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并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营造认可。就象选择合适的皮革对皮革制造来说很关键，吸收新的合适的工人对于营造认可来说也非常重要。
(二)吸收新员工策略：寻找温顺的劳动力
寻找劳工是台湾皮革制造商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年龄大一些的皮革制造商抱怨台湾人变得懒了而且不乐意干辛苦的工作了。仅仅在一代以前，工作机会很少，人们愿意干任何工作，即使是皮革制造厂里费力的工作。但是，现在劳工很少，工厂找工人有一定难度。一位皮革制造商说：
台湾人不想做皮革制造。现在，台湾人喜欢穿着考究，在办公室工作。但是，皮革制造有臭味，有难度，而且是重活。最重要的是，确实很难闻。皮革就象人的皮肤，有血管、血和脂肪。它会感染上寄生虫，会招来昆虫，而且会发霉。皮革制造是个重体力活，因为湿牛皮很重。它是一项非常费力的工作。
这种工作不仅脏、难闻，而且费力费神，还会引起潜在的健康问题。举例来说，我访问过的一个皮革制造商尽管没有直接接触皮革，却还是染上了真菌引起的肺部感染。而生产工人一天8小时直接接触皮革和化学制剂。生产旺季时，他们得超时工作，经常直至深夜。皮革制造商指出大多数新工人仅仅工作几个月就辞职了，还有的工作几小时就离开了。
因此，皮革制造厂采取吸收新员工的策略来寻找温顺的、愿意干皮革制造这种费力工作的劳动力。策略中最主要的是吸收新的农村劳工、年龄大的劳工、女工以及外籍劳工。皮革制造商认为具有这些特征的工人，比其他工人更顺从。另外，他们彼此相差很多，这可能妨碍了导致劳工对抗的阶级意识的产生。
1、农村劳工
出于几方面原因，几乎所有的皮革制造厂都建在远郊。首先，皮革制造厂需要一大块土地。因此皮革制造商愿意把工厂建在地价低的农村。其次，因为皮革制造厂污染严重，需要远离人口聚居区，在人口聚居区，邻里很可能会抱怨而且政府也更容易执行环境规范。第三个原因是劳动力的提供。许多皮革制造商说选址农村是因为更容易找到工人。一些人说农村人更勤劳，因为他们习惯了农业重活。失业可能性较大也使农村工人更温顺。一个猪皮制造厂的合伙人把生产从高雄市迁往农村的云林县，说：
高雄工人更难控制，因为有许多工厂，如果他们不高兴就可以换个工作。这里的工人不离开，因为他们选择不多，只有回家务农或者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做。
2、年龄大一些、未受教育的劳工
另一个常见的策略是雇佣年龄大一些的工人，从事制革过程中的非技能性工种。问及劳工的年龄，皮革制造商经常用“老”来概括他们的台湾工人。事实上，许多人雇佣“欧巴桑”(闽南话的老太太)来干鞣皮革。一位制造商估计皮革制造厂三分之二的工人都超过了四十岁。参观皮革制造厂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举例来说，在我短暂工作过的一个皮革制造厂里，只有我的脸上没有长满皱纹。皮革制造商将之归结于年轻人的懒惰。就象其中一个人所说的：
台湾的繁荣是因为闽南人和客家人很勤劳，工作很努力，但是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性都很懒。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雇佣很多年龄大的妇女，因为她们很勤劳。
考虑到多数皮革制造工人的年龄，就不会对他们文化程度低感到吃惊了。胜利皮革制造厂④是一个公开登记的大厂，有两千多名工人，该厂在自己的年度报表中提供了有关工人文化程度的详细数据。所有的皮革制造商都认为自己的劳工文化程度低，所以，我认为这家工厂可以代表皮革制造工业的整体情况。下表列出了他们的工人的文化程度：
表一 工人的文化程度，胜利皮革制造厂，1996
皮革制造厂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外籍劳工。在我所研究的一家皮革制造厂里，18名菲律宾工人中有11人有学士学位，还有一人甚至读完了文学硕士。但是，他们的境况和台湾工人相差很远。因为外籍劳工来自穷国，他们来台湾工作一两年的积蓄就能抵上在母国几年的工资。许多人都很年轻，雄心勃勃而且文化程度高。他们愿意干一两年的体力活，而且往往打算回国后自己投资经营。
但是，文化程度高的台湾人经常可以在管理或服务部门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在台湾人中，从事皮革制造工作的就是那些文化水平低的人和年龄大的人。这些工人相对来说容易控制，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别的就业选择。另外，年龄大的工人工作往往只是为了贴补家用。在台湾，经常能见到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的老人做一些报酬低的体力活，象捡垃圾或是在工厂做工。他们用自己相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庭预算，以减轻年轻家庭成员的一部分经济负担。这些年龄大一些的工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固定成员，而是把自己看作暂时工作以帮助家庭的不可缺少的个体。人们往往觉得他们值得同情。一名提供消息的人评论到，“那些工厂的‘欧巴桑’的儿子都不孝顺。他们的儿子都是囚犯和赌徒，不赡养他们年迈的母亲。”
3、女工
皮革制造商认为女性比男性温顺，因此雇佣很多女性。我所研究的六十八家皮革制造厂雇佣了2508名男性和1756名女性，按性别和民族可作下表的区分：
表二 皮革制造工人的性别，1996-97
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皮革制造业不完全是一个男性职业。劳动力中男性占多数，那也主要是因为这一行业雇佣了大量的外国男性。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台湾劳动力的性别组成，在皮革制造业中，台湾的男性和女性数量基本相同。但是，男性和女性的报酬却不一样。女性月薪大约15，000新台币(476美元)，男性月薪大约25，000新台币(794美元)。皮革制造厂厂主对女性薪水低所作的解释是：女性的工作是干鞣皮革，要简单一些。
皮革制造商认为女工比男工温顺，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前面提到的桃园的女抗议者就是明证。比性别更重要的事实是大多数皮革制造女工都是欧巴桑。这些女性并不把自己看作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成员，而仅仅认为自己是尽自己所能贴补家庭预算的个体。
4、雇佣外籍劳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许多台湾公司都已经迁往岛外以解决工资高和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因此，1990年政府开始允许雇佣外国劳动力，从而使生产工作留在台湾。政府对雇佣外籍劳工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有一定规模以上的公司和一定行业的公司允许雇佣外籍劳工。皮革制造业是指定的行业之一，而且多数皮革制造厂也达到了所要求的规模。
现在台湾的皮革制造厂，在组织劳工方面，民族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超过18%的劳动力是外国人。外籍劳工中人数最多的是泰国人。 1996-97年，我所研究的68家皮革制造厂总共雇佣了648名泰国人，93名菲律宾人，39名印度尼西亚人，两名印度技术人员，还至少有一名从中国大陆偷渡来的福建人。
在工资支出上，外籍劳工并不能为皮革制造厂节约很多。台湾政府担心公司会歧视本地工人，因此对外籍劳工制订并执行着一定的工资指标。皮革制造厂里熟练工人的月薪要达到15，800新台币(502美元)至23，700新台币(752美元)，非技能性工人要13，300新台币(422美元)至 19，900新台币(632美元)(陈，1995:28)。我发现外籍劳工月薪大约是18，000新台币(571美元)。对于外籍劳工，皮革制造厂得管吃、住和保险，所以一名外籍劳工一个月大约需要花掉皮革制造厂25，000新台币(794美元)。这样，雇佣外籍劳工就比本地工人略微贵一些。
比工资重要的是外籍劳工很温顺，不太可能抗议。因为外籍劳工在台湾只签两三年的合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赚钱，然后回家。这样，他们乐意超时工作，台湾人则经常不愿意接受。旺季时，皮革制造厂上夜班，多数皮革制造商让台湾工人回家而留下外籍劳工通宵工作。一位皮革制造商说：
从元旦开始，我们就一直加班加点，因为放假时间长，我们的生产有些积压。而外国的定单纷至沓来。台湾工人只工作到午夜，而外籍劳工则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尽管外籍劳工对这样的工作条件很反感，他们却经常忍受超时工作和辛苦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合同是短期的而且工资比他们的国家高得多。另外，他们也不能随意毁约到别的工厂去。与之相反，如果被压迫得太狠，台湾工人则很可能辞职去别的工厂。
皮革制造厂努力地寻找着温顺的劳动力。他们雇佣大量的农村人以及年龄大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他们近乎一半的台湾雇员是年龄大一些的妇女，而且多数皮革制造厂也雇佣外籍劳工。这种特殊的工人组成本身就可能足以延缓台湾统一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年轻的外国男性和年长的台湾女性来皮革制造厂工作，出于完全不同的利益驱动，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来讨论共同的劳工问题。除非台湾工会可以更好地组织这些分散的工人群体，否则就不可能有联合起来的抗议。
(三)购买认可：工资和津贴
台湾工厂主通过文化意识形态和吸收新的具有不同需要和身份的各个不同群体的工人来营造认可。但是，认可并不仅仅是营造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是可以在劳工市场上买到的。经过“工资-劳动协商”，资本家通过付给工人工资和津贴说服他们从事生产(谢国雄，1997:13)。只有采取原教旨主义信徒姿态，认为所有的劳资关系在定义上都具有剥削性时，才能说台湾工人是受剥削的。1965年到1975年，台湾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5.19%，而实际工资水平增长5.91%。1976年到1986年，劳动生产率年增长5.27%，而实际工资水平增长5.3%。在那二十年期间，台湾的实际工资水平增长 150%，这种增长是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李，1995:98-99)。劳工组织者告诉我，工资这么高使工会无法重整旗鼓。工会则转而关注工作条件和类似退休金那样的问题。
除了工资，工人还会得到许多其他的津贴。老板经常将津贴植入家长政治的意识形态中以培养和工人之间的“感情”。多数皮革制造厂为工人结婚、葬礼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人生大事提供经济资助。许多工厂组织社会活动，象去当地景区旅游、运动或是唱卡拉OK。在大型的皮革制造厂里，这些福利都是通过工厂的福利机构进行的，许多老板把这些机构看作是工会的替代物。
春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皮革制造厂都要发奖金，常常是一个月的工资。尽管老板们通常将此看作是与生产挂钩的分红的一种形式，工人们则认为这是一种风俗，还经常和别的工厂工人的奖金相比较，比其他工厂给的少的老板则会被认为小气。
工人与朋友和家人比津贴的高低，加之劳工流动性很强，因而公司为得到和留住工人就必须以津贴为竞争基础。一位皮革制造商说：
在台湾的公司里，如果津贴较高，雇员就会介绍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来工作。只有津贴较高时，雇员才会对公司有信心。继而他们想让朋友和家人也来工作。以前，经介绍而来的人太多，我们都顾不过来。现在津贴不象以前那么高了，除了一些相对简单的活外，我们的雇员也很少介绍人来了。
过去的三十年里，工人已经能在越来越大的经济蛋糕上宣布自己占有更大的部分了。工人们获得了合理的工资和津贴，失业率极低。1985年到1994年，失业率保持在1%到3%，与加拿大和西欧相比，这是很令人羡慕的比率(行政院劳工委员会，1995:594)。 大量的工作机会意味着工人对工作条件不满意的时候，可以换工作而不是加入工会或诉诸集体行动。这使得台湾劳工流动比率高(李，1995:108)。这样的经济中，资本家需要通过竞争来得到工人，而劳工则是一个卖方市场。但是，工人们频繁地更换工作表明台湾的劳工关系总的来说并不让人满意。
四、工人在劳工关系上的选择
工人对台湾的劳工关系表示怀疑。在一个大型皮革制造厂，我对劳工关系进行了一次小型调查，调查是由公司的生产经理实施的。我调查了46名工人，包括29名台湾工人和17名菲律宾工人，问他们是否赞成以下有关儒家劳工关系、劳动基准法、工会以及工厂福利机构的陈述。
(一) 台湾工厂主遵循儒家思想并以此自觉维护工人利益
对这一问题，我发现几乎没有人支持劳工关系中的儒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家长政治可以维护工人的利益。46名回答者中有16人赞同这一陈述，13人不赞同，17人未表态。和条件相当的菲律宾工人相比，台湾工人不赞同儒家论题的可能性更大，因为9名台湾工人和4名菲律宾工人对该问题做了否定回答。有趣的是，赞同这一儒家论题的9名台湾工人都是年龄大一些的女性。
(二) 劳动基准法足以维护工人利益
我同样发现很少有人支持劳动基准法。46名回答者中只有17人赞同这一陈述，10人不赞同，19人未表态。11名台湾工人认为该项法令足以维护自身利益，8人认为不够，10人未表态。
(三) 为了更好地维护工人利益，台湾应该加强工会力量
工会得到了工人的广泛支持。46名回答者中有28人(超过半数)赞同台湾应该加强工会力量，只有4人不赞同，14人未表态。台湾工人几乎表现出完全一致，因为21名工人支持工会，仅1人反对。
(四) 工厂的福利机构足以维护工人利益
工人对资本家用以替代工会的工厂福利机构表现出讥讽。46名回答者中只有8人认为福利机构可以维护工人利益，15人认为不能，23人未表态。对福利机构更了解的台湾工人中，13人认为仅有这样的机构是不够的，只有1人认为福利机构可以维护工人利益。
遗憾的是，我只能在一家皮革制造厂进行该项调查。这项调查以皮革制造厂生产经理的随意取样为基础，而不是通过科学的随机抽样，这就降低了其科学性。而且，调查由生产经理来实施可能会胁迫一些工人，并导致大量回答者不表态。然而，在一年的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之后，我认为可以得出结论：台湾工人支持工会，并认为儒家意识形态、劳动基准法以及福利机构都不足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私下谈话中，我发现工人对这样的法令及机构普遍不满。工人们列举了许多违反劳动基准法的情况，尤其是关于专制以及超时工作。工人认为福利机构很没用，主要是因为这些机构很少讨论有关工作条件的实际问题。我关于儒家意识形态的问题，工人和皮革制造厂厂主都觉得好笑。皮革制造厂厂主自己说台湾资本家以可能的最低工资最大程度地驱动工人，一切都是为了高而再高的利润。当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皮革制造厂是有良好工作条件的典范。
五、结论
从这项调查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首先，台湾有着强烈的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我研究中收集的民族学的数据支持台湾社会学家吴乃德和王振寰的观点，他们认为台湾工人具有强烈的阶级认同。阶级认同的最明显的民族学证据是公开的大规模的示威以及工作场所的日常抵抗形式。政府和资本家采取的安抚或控制工人的强有力措施也表明台湾精英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认为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力量，对生产或公共安全有着负面影响。
第二个结论是台湾已经“营造”出劳工人类学家米歇尔•布拉瓦所说的那种相对缓和的劳工关系。认可的营造发生在政府和工厂两个层面;并且“挖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至少是减少了阶级冲突。台湾未解禁时，专制政府禁止自治劳工组织，甚至对组织罢工的个人也要判死刑。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禁令解除，台湾的权力平衡发生变更。劳动基准法的实施与解禁几乎在同时，这当然不是巧合。亲劳工法令的通过安抚了工人，与此同时，工人们也有了示威和组织自己的工会的权利。因此，这可以看作是营造认可的另一种暴力色彩较弱的方式。但是，在工厂里，劳动基准法经常被忽视，资本家借助其他的方式在生产时营造认可。
这带来了第三个结论。政府使工会组织合法化后不久，就给予资本家另外一种营造认可的工具——引进外籍劳工。过去十年中，雇佣外籍劳工可能是台湾资本家避免阶级冲突的最有效的方式。工厂里工人的混合，年龄大的台湾女性和年轻的外国男性在同一个厂房工作，降低了集体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即使同一工厂里的工人之间都不可能很好地交流;更不用说树立集体认同感了。这样，政府和资本之间相互勾结使工人阶级自身发生分化。伊萨•西福济指出民族认同和其他形式的认同会超越阶级认同，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他的观点需要修正，必须认识到认同是营造出来的。台湾资本家故意把不同群体的工人混合在一起以避免劳工冲突。选择工人之于营造认可的重要性就象选择皮革之于皮革制造的重要性一样。
第四，政府和资本用以营造认可的尝试并不都是有效的。工人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可以在很多层面上与营造认可做斗争。他们通过持续示威以及公开声明自己的要求来反对政府的安抚措施。在生产层面，他们通过更多的非正式的抵抗策略与营造认可做斗争。另外，调查研究表明工人并不相信在工厂里儒家文化或福利机构可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对劳动基准法，工人略有信心，46名工人中有17人认为这项法令足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多数工人更倾向于强大的工会组织。那些敢回答我问题的工人几乎一致拥护工会。可以合理推测：拒绝回答那一问题的大量工人是支持工会的，他们只是担心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会惹怒经理。因此，台湾的工人阶级是有希望组织起来的。
第五，必须认识到台湾资本家已经会从工人那里购买认可了。繁荣、失业率低以及劳工流动性强都会“挖空”台湾的阶级认同。由于过去三十年里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地提高。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几乎不可能引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另外，失业率低、劳动力短缺的时候，工人个体通过换地方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要比组织集体行动容易一些。因此，台湾健康的经济削弱了台湾的劳工组织，对工人个体而言，劳工组织显得有些不必要。
但是，经济状况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经济下滑，资本和劳工都会措手不及。如果不得不承受潜在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压力，如果公司不得不解雇工人或彻底被淘汰出局，首先遭受痛苦的就是工人。如果失业率上升，台湾工人很可能首先责怪外籍劳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因此，台湾的新工会组织将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第一，他们必须继续组织工人并告知他们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他们必须很好地服务于工人以获取他们的信任;还必须让工人认清资本营造认可的各种措施。第二，他们必须有效地处理好外籍劳工问题，或是树立起台湾工人和外籍劳工共同的认同感;或是有效地游说议员以终止引进劳工的制度。任何一种策略都可能遭到台湾资本家的反对。但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台湾工人有效地组织起来，和世界上的工人阶级兄弟一起，一定能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并把世界引向更人道的未来。
(杨沛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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